成克大，字子来，直隶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首任粤海关监督、澳门海关开创者。 父亲成基命是明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兄长成克巩是清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学士、户部尚书。清顺治十七年（1660），克大考中举人，性格激烈龃龉，不合于时。 克大幼时丧父，以母亲在而不仕，居家奉母20余年。母亲去世后，克大获授内阁中书，迁户部广西司主事，擢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当时黔粤军务兴，度支数倍他司，克大练达精密，处之裕如。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克大创设粤海关，奉命担任监督（当时海关设满、汉监督各一员）。克大经过家乡时，受兄长成克巩的告诫“勿厌清贫”。广东香山（澳门），旧为西人所居，名为鬼卒，俗尚火攻。听闻克大到来，其酋长率队来迎，刀剑森列，俨若劲敌。克大宣圣上恩威，无不慑服。 康熙二十七年（1688），克大正式在澳门设置海关机构，名曰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下设大马头、关闸、娘妈阁、南湾等四个税馆，具体负责征收关税事宜。任职期间，他不纳贿赂，开清廉之气；处事公允，有大国之风。有位商人激怒鬼卒，奔诉求救。鬼卒追赶至门，气势汹汹。 克大神色自若，手檄通译，召集酋长，晓之以理，事情得到解决。克大完成差事后，复任户部江西司郎中；升任贵州镇远知府。镇远时值兵患后，民惫财殚，苗人杂处。克大招集流亡，兴办学校，查禁奸宄，约束属下，政绩卓然。郡人为屏山遗爱碑纪其事。 后来，因成克巩去世，克大乞求回乡。他好为诗歌，兼善颜真卿书法；著有《春秋精义》、《历游诗》行世。克大去世时，62岁。 成克大是首任粤海关监督，同时是澳门海关的开创者，任职期间，不仅能妥善处理内外纠纷以维持国体，而且树立海关官员清贫廉洁的典范。 成克大著有《历游诗》、《春秋精义》等文献。 现录成克大的诗两首： 《仲冬赴澳》（二选一）[1] 炎方霜雪少，海气夜寒生。飘摇舟一叶，游子衣裳轻。 饥渴莫我问，骨肉万里情。泠泠晚潮水，凄清欸乃声。 独怜宵征客，憔悴百愁并。顾影无俦匹，仰盼悲参横。 《濠镜澳即事》 编竹张飞盖，肩舆类短牀。兜罗衣尚锦，笃耨珮含香。 茉莉蒸花露，槟榔当酒浆。倭丝襟底贮，但嗅不须尝。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62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曹善允，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香港律师，社会政治家、活动家，绅商。曹有之子。 父亲曹有是澳门富商，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国国籍，1880年，曹有获得葡皇钦赐维索萨庄园圣母无原罪勋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为首位被葡国册封为骑士的华人；获得清廷钦赐二品衔及赏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后，澳门生意由长子曹善业接手打理。曹善业与父亲一样，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不错，官至四品，后因经营不善，官司不断，大部分产业被政府没收。曹家淡出澳门，后人陆续迁往香港发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学习国学。1886年，得到父亲好友兼同乡香港殷富韦宝珊的赞助，他游历英国。同年秋，他考入英格兰切尔滕纳姆学院，修读法律；1890年毕业后，最初在伦敦一所律师楼实习。1896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英格兰及威尔士最高法院认可，成为执业律师。1897年，他选择返港发展，同年7月3日获得香港最高法院认可为执业律师。他自己创办“曹善允律师楼”，独力经营律师业务，成为香港开埠早年少有的华人执业律师。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师的英国律师学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师楼遂易名为“曹善允学洵律师楼”（Messrs. Ts’o & Hodgson），成为当时香港一所著名律师楼。同时，他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启爵士和区德锐意在九龙寨城对开的九龙湾，填海建造类似英式“花园城市”的高尚住宅区，两人以自己的名字创立启德营业有限公司，与何启关系友好的善允应邀加入董事局。该公司董事局全由华人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寿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枢等绅商。 1910年，何启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龙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启德公司成立后，填海计划遭遇重重困难。何启因投资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区德等人接济。1912年起，除代何启缴交办公室租金外，善允义务出资为他雇请一名文员。1914年，何启病逝后，善允和区德等各自出资750港元，办理殓葬何启事宜和接济何家人。之后，善允继续主持填海计划，并成功争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计划，分三期的启德填海计划于1916年正式展开，启德公司完成前两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却无疾而终。 1929-1937年，善允担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并担任洁净局议员、团防局绅、香港大学校董、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成为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办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 1903年，善允出任雅丽氏纪念医院财务董事，先后参与筹办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的产科医院和护士学校，并促成另一所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的创立。1922年，善允和雅丽氏纪念医院的欧海伦医生在西区创建赞育医院，后来转交政府管理，成为香港第一所公立产科医院。因他在雅丽氏纪念医院服务的成绩，香港政府邀请他加入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为华人公共医疗服务的发展出谋献策。[1][2] 1915年，港岛西区爆发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张政府为该区华人接种牛痘，并亲自到社区劝导市民种痘。数月之间，三十多万华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3] 善允积极参与香港公共事务，深知华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出国留学，不但长途跋涉，学费高昂，容易与华人社会脱节，大力提倡在香港兴办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启爵士和善允为首的八位华商，连署上书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学的学校，专门招收华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获得由英国来港的圣公会班纳牧师热心协助。在善允等人呼吁下，香港华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为创校经费，最终促成圣士提反男校（今圣士提反书院）1903年在西营盘创校。圣士提反男校是当时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伦注册的学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辖。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拨地在赤柱兴建新校舍，善允作为校董兼创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获邀在新校动土仪式上致辞。之后，善允和何启进一步提出构思兴办一所兼收男女学童的小学暨幼稚园，获得各界响应。1904年，该校草创于卑利士道，1905年迁到坚道，并交由圣公会营办，1906年正名为圣士提反女校（今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后又开设中学部。1918年，坚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坏，学校被迫暂迁往巴丙顿道，1922年迁往列堤顿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顿道新校舍主楼举行奠基礼，适值访港的皇储威尔士太子爱德华主礼，并由善允和圣公会副主教班纳致以谢辞。1926年，圣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会，善允当选为校董之一。 通过与好友何启的关系，1914年善允被委任为圣保罗男校（今圣保罗书院）校董，同年校舍扩建，校方委任他为筹款委员会秘书。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获邀出任筹款委员会委员。1925年，善允和周寿臣、罗旭和、李右泉及冯平山等绅商倡建一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西式中学，促成官立汉文学校于1926年成立。官立汉文学校是香港首间官立中文学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学。1916年，善允在着手发展启德滨时，有感于九龙城地区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学的机会，积极筹款兴学。1920年，启德公司创办人区德病逝后，留下遗嘱馈赠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龙办学。不久，善允成功游说太古洋行买办莫干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够资金筹办学校。在得到圣保罗男校校长史超域牧师协助下，1926年在启德滨创校，初期租用伍朝枢的物业作为校址。为纪念区德（泽民）和莫干生两人对创校的贡献，学校取名为民生书院；而善允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1939年，民生书院复迁到九龙塘东宝庭道继续办学。[1][2]1920年，香港政府设立教育委员会，为教育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善允被委为成员，一直连任20年。1951年，他以83岁高龄出任香港大学终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终年85岁。 曹善允的妻子陈桂卿于1947年12月11日，因热心公益事业，获港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儿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儿曹慧姬、曹丽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热衷体操和体育运动，入读切尔滕纳姆书院时，代表校方参与足球比赛；晚年时，他热爱麻将、读书，尤其喜欢中国文学。曹善允及儿子曹峻安从1920-1939年、1939-1957年担任后备警队荣誉总监。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辅助警察队总监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载“读秀＂网，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4]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郑卓，原名郑卓轩，香山三乡桥头（今属中山市三乡镇桥头村）人。兴中会会员、孙中山侍卫。 孙中山为他改名郑卓，人称德叔，早年参加三合会。1897年，郑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在澳门草堆街孙中山创办的中西药局当搬运工。后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药局交与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为革命党人常集会之所。 郑一方面做运货，一方面担任交通传讯。郑与孙昌是好朋友，常得机会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见郑身体好、功夫好，通晓英文、法文，又会开汽车和轮船，就留在身边做侍卫，后郑当上侍从武官。在广西镇南关起义时，郑担任司令部副官，负责掌管粮食。孙中山派郑向马君武学制炸药。1913年，他随孙中山南下，巡视南方各省督办铁路，后随孙中山赴美国三藩市、西雅图、洛杉矶和加拿大温哥华、法国巴黎、日本等地。1918年，郑担任广三铁路机务段长，一年多后，回到孙中山身边当侍从武官。1923年8月，郑被委任为大本营巩固军副官长；1925年1月被委任为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财政部总务处缉私课课长，1931年任中山县公安局局长，后任岐关车路公司副经理等职。后来，郑定居澳门。[2] 1982年6月，应江门政协之邀，郑撰写《孙中山先生在江门轶事》一文。1908年，郑、卢怡若等五人护卫孙中山，都带有手枪和炸弹。孙中山乔装为郎中，化名姓徐。时值农历正月十五，茶庵寺进香人多，孙中山等推迟到正月十七日到达茶庵寺，在一间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布下哨岗。刚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发现山下来了一队清兵。一向很镇定的孙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进行，难道走漏了消息？当时郑等采取紧急措施，陈少白、刘义、黄顺护卫孙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带路，走上茶庵寺后山茂林深竹中一条小路，绕到海边去。在那里有小船可以过渡，必要时从水路撤退。卢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郑装作茶庵寺的“后生”，下山探听消息。郑赶到山腰，发现数十个清兵护拥著几顶轿正上山。轿子里坐的都是女眷。郑根据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经验，清兵出动围捕党人，决不会带女眷。郑立即将消息飞报回去。事后，据茶庵寺的和尚向进香的女眷和清兵打听，才知这是一场误会。原来当时江门商业发达，与香港有火船往来，成为水陆交通要道，所以有一营清朝陆军驻守。营长当时叫“管带”。另外，在江门堵头山有个炮台，炮台台长是外省人，与陆军营管带、两家女眷都有往来，这两位“官太太”听说茶庵寺香火很旺，决定前来参神，认为正月十五人多，选定正月十七才来。因茶庵寺在山区，她们的丈夫恐怕有“山贼”，多派护兵保护。 孙中山、陈少白、刘义、黄顺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陈宜禧派他的侄子陈忠堂到茶庵寺来迎接孙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郑在澳门举行102岁寿宴会；后与女儿一家同住。 1988年，郑在石岐苏华赞医院逝世，终年104岁。[1] [1]中山市外事侨务局、中山市港澳事务局：《中山市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页。 [2]《郑卓》，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门政协：《江门文史资料》（第8辑），江门：江门政协，1982，第1-3页。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23日，少校施利华 (Henrique Monteiro da Correia Silva)就任澳门总督。

民国九年 (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月26日，葡驻广州总领事阿马德乌．司路华照会广州军政府外交部次长伍朝枢，提议粤澳双方派员举行划界会议，会商解决澳门界址问题。并由司路华出面，宣布澳门总督决定暂停青洲工程。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17日，澳督巴波沙任职期满，改由副将奥古斯托．山度士署理澳门总督，直至本年8月23日。

陈鹏超，乳名立，字卓平，号遇宗，生于台山县冲萋六村大乎里（今属台山市斗山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者、民国政要、革命诗人、爱国实业家。[1][2] 父亲在新加坡十字街经商，开设陈泗隆号杂货店。鹏超八岁时，随母赴新加坡，后随叔叔回国读书，先后在六村鳖峰书院、广海书院、台城宁阳书院等接受赵宗坛、赵鲁庵等13位塾师的指点。他学文习武，学业不断长进，喜舞双刀；又擅诗词，有儒侠之风。受到赵鲁庵维新思想的影响，他从小树立献身社会、爱国爱乡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参加清政府补行的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高中第35名举人。赴考前，鹏超在友人处看到了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一文，深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气学识所折服，产生追随孙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鹏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务活动中与同盟会员多有接触，思想上倾向于革命。次年，适值孙中山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来到新加坡，鹏超即请同盟会员卢礼明引见，并由卢礼明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鹏超宣誓加入同盟会。 鹏超入会后，四处奔波为革命筹款，多次以陈泗隆号的名义把款汇回国内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将新加坡陈泗隆号与香港公慎隆号合股经营，自己完全摆脱商务，住在澳门荷兰园，专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鹏超以副会长兼秘书的身份，协助林君复，代替谢英伯主持澳门同盟分会活动，并成立“濠镜阅书报社”，作为同盟分会活动的公开场所，宣传反清革命，发展会员，筹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鹏超回台山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逃到香港后，他与李天德等人创办《民生丛报》。他一边任编辑，一边为3月29日的广州起义筹款；期间著有《组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澳门阅报社》等重要诗作。[1] 广州起义失败后，鹏超回到澳门，与林君复、莫纪彭、何振等人几经努力，策动前山清廷新军起义。起义成功后，经过整编，鹏超任参谋，随军开进广州。后来武昌起义成功，广州光复，鹏超所在队伍编成北伐军参加北伐。他不赞成北伐，认为“民国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马事农街”，主张“欲复长江北，先安五岭南”。当北伐军开拨时，他留下来担任省临时议会议员和都督府枢密部参议。 1912年3月，鹏超被胡汉民委派为茂名县知事兼会办高州军务。茂名是高州首县，当时无人主持县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乱。鹏超到任后，召开县议会，筹议地方上兴革事宜；组织法庭，审理民间刑事诉讼案件；筹划高州至水东的公路；禁烟禁赌；复设县城及四乡的警察，维护地方治安；多次带兵督战，剿匪锄奸。从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鹏超辞去茂名知事一职，改任两阳绥靖处督办。当时，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莫测，袁世凯派兵南下，龙济光在广州大肆搜捕，通缉革命党人。鹏超逃亡于港澳与新加坡之间，仍竭力为讨袁驱龙筹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经叶夏声介绍，许崇智主盟，鹏超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起，鹏超在澳门设帐授徒；著有《濠镜讲学》等诗。他成为澳门文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革命诗人，其作品以宣杨革命精神为主题，风格以明快浅白见称。[1]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期间，鹏超受孙中山派遣前往南洋与邓泽如一起，经营军事内围公债，为革命筹饷，历时一个月，得款三万余元。几年逃亡生活中，鹏超耳闻目睹一些政客及军阀中的黑暗，深感悲愤；他力劝孙中山调离陈炯明的意见不被接纳，对革命前途产生疑虑。之后，鹏超立意从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退出，回到故乡致力于地方治安和公益事业。 1918年春，鹏超受家乡绅耆联名之邀，回到六村组建团防公所，抗拒土匪。鹏超仿兵营制招募壮丁120人，编为六村团军，自己担任团务监督。他一方面向海外华侨募款，不断更新六村团军的武器装备和通信设备；另一方面开办军官讲习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陆军速成科的形式进行培训，提高官兵的素质。1924年，他出任台山县下三都筹防局局长，致力于发展地方武装，维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鹏超向六村自治会提出筹建太和医院的倡议和计划，得到赞同。他吸取筹建太和学校失败的教训，立即撰写印发《创建六村太和医院劝捐序》，在海内外华侨、侨眷中广为宣传，大造舆论；同时成立九人组成的筹备机构进行工作，他自任筹款专员，负责全面联系。他一边为筹建医院做准备，一边到香港招股，创办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为之后发展实业打下基础。 1928年元旦，鹏超见筹款时机成熟，乘坐“昃臣总统号”轮船从香港出发，经吴淞口、神户、横滨，渡过太平洋，直抵美国金门，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动。回港后，他又与陈孔森继续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万多元。回乡后，成立太和医院建筑委员会，鹏超任会长。次年择定院址，1931年3月动工，1932年年底揭幕开业。后来，他又发动族人继续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医院更为完善。太和医院占地7000多平方米，园林布局，配套齐全，设备先进，颇具规模，成为台山县南部地区的医疗中心。在农村建成如此规模的医院，成为当时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骄傲。 太和医院建成后，鹏超又一鼓作气，筹建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总行大厦和广州爱群大厦。爱群大厦楼高15层，壮观雄伟，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建筑之冠。它的照片被许多厂家用作商标，之后几十年，它一直作为广州的标志之一。 鹏超造福于民不遗余力。日寇侵华战争，使其实业受到沉重打击。1941年台山县沦陷时，他已64岁，仍参加香港台山商会救济委员会，为了救济台山的灾民，远赴新加坡筹款。 鹏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说。他认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项，且年已花甲，须要抓紧遂此心愿。于是，他回到乡下，一连用了八个月时间，将以前自己写的1000多首诗歌中，重新校删审定，选出280首编成《爱竹斋诗钞初编》，1938年5月自费出版。 鹏超的诗作多是对时局、人生的有感而发，诗风坦直、豪爽。他在事业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时跌伤左足、留下残疾等种种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写诗，用诗记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见所闻，抒发对时局和人生的感慨，缅怀往事，赞颂友情。他从这时期的作品中筛选出332首，编成《爱竹斋诗钞续编》。友人称赞他这时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郁雄劲之气。迥非雕琢藻饰，徒寄兴于风云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将自己撰写的《行年纪要》、《爱竹斋诗钞初编》、《爱竹斋诗钞续编》、《爱竹斋文钞》、《观山纪要》等作品，汇集编成《爱竹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东雅印务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鹏超在香港病逝，终年76岁。[1] 现录陈鹏超的诗一首： 《澳居闲写》[3][4] 国难依然鼎沸时，澳居何日赋归辞。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乱岂无郭子仪。 [1]陈日生：《陈卓平（1877-1953）》，载“江门市五邑图书馆＂网，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郑炜明：《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下）》，载《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第50-55页。 [3]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5页。 [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辛亥革命诗歌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页。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南村人。翻译家、文化名人。 若茗学生时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欧洲数国从事反帝救国运动；在荷兰、比利时，他担任反帝大同盟书记。 在巴黎，若茗参加编辑出版《救国时报》，宣传反帝救国。1938年，他与妻子张悟真回国。若茗通晓八种语言，长期在中共机关、报刊，从事外事、新闻、翻译等工作。 若茗先后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委会委员；1939年，在延安担任《新中华报》总编辑，兼任中央出版委员会委员、《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国组组长、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外事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凉山主持召开《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调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张映吾、若茗、王楫、杨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茗历任武汉外事处处长及党组书记、华东分局外事委员会副主席、广东外事处处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宝安县委书记。[1] 1952年7月25日，“关闸事件”发生当天，中共进行“闭关”，切断内地粮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资的运送，一时间，澳门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当时，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答复说，公司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联系。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厅里来回踱步，罗保在他身边陪着，整个客厅被一股压抑的气氛所笼罩。突然，澳督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当天深夜，罗保找到澳门商会有关负责人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马万祺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澳葡当局的态度。 随后，饶彰风将澳葡当局的意思告诉叶剑英，叶剑英随即召开会议商讨，由于中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葡当局直接接触，所以最后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达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从石岐奔赴拱北关闸。同时，澳葡代表与何贤、马万祺也通过关闸准备开始事件后中葡双方的第一次谈判。经过15次谈判，8月23日，澳葡当局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澳葡方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43720300元（旧币）。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得到和平解决。[3] 1959年6月，深圳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原广东省外办主任、当时下放到宝安县任县委书记的若茗担任总指挥，宝安县统战部部长兼深圳镇委书记马志民任第一副总指挥。当时26岁的林辉煌负责水库的技术，担任宝安县水电局副局长。[4] 1960年1月3日，苏联海洋生物学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宝安县参观海水养殖场等地，时任县委书记若茗、县长吉凤亭在铁路贵宾室接见了他们。[5] 1960年11月15日，宝安县政府代表若茗与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签署了供水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次年，深圳水库的水输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毛泽东选集》编译组工作；1962年，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残。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编译局办公室内去世，年仅57岁。 1979年后，中共中央为曹若茗平反昭雪，并召开追悼会。[1] 曹若茗与张悟真生育儿子曹依吾、曹立吾。 张悟真（1901-1997）是湖南浏阳人，画家；1925年，毕业于长沙衡粹女校图画科；1925-1932年在印尼华侨学校任美术教员；1932-1936年，她留学法国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期间参加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和反帝大同盟；与曹若茗结婚。 1936年冬，张悟真参加巴黎《中国救国时报》工作；1938年回国任《新华日报》美术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从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1950-1954年，在汉口、广州从事外事工作；1954年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对外联络部副主任；1965年被评为全国妇女模范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页。 [2]陈家鹦、周立军：《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载《人民政协报》，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发关闸血战澳葡赔款四亿元》，载“大洋新闻＂网，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饱经水荒苦宝安纾解燃眉急》，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载“深圳市宝安档案馆＂网，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张悟真》，载“读秀＂网，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