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南村人。翻譯家、文化名人。 若茗學生時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數國從事反帝救國運動；在荷蘭、比利時，他擔任反帝大同盟書記。 在巴黎，若茗參加編輯出版《救國時報》，宣傳反帝救國。1938年，他與妻子張悟真回國。若茗通曉八種語言，長期在中共機關、報刊，從事外事、新聞、翻譯等工作。 若茗先後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委會委員；1939年，在延安擔任《新中華報》總編輯，兼任中央出版委員會委員、《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國組組長、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外事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涼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第一次編務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調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楊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張映吾、若茗、王楫、楊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若茗歷任武漢外事處處長及黨組書記、華東分局外事委員會副主席、廣東外事處處長，廣東省外事辦副主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共寶安縣委書記。[1] 1952年7月25日，“關閘事件”發生當天，中共進行“閉關”，切斷內地糧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資的運送，一時間，澳門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亂。當時，澳督史伯泰感覺到事態的嚴重，趕忙叫經濟局長羅保給與中共有聯繫的南光公司打電話。誰知，對方答覆說，公司負責人都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聯繫。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廳裡來回踱步，羅保在他身邊陪著，整個客廳被一股壓抑的氣氛所籠罩。突然，澳督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的人聯繫一下，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當天深夜，羅保找到澳門商會有關負責人馬萬祺，將澳督的意思告訴他，希望他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的辦法。馬萬祺於當夜打電話到廣州，向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報告澳葡當局的態度。 隨後，饒彰風將澳葡當局的意思告訴葉劍英，葉劍英隨即召開會議商討，由於中國與葡萄牙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葡當局直接接觸，所以最後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與澳門方面談判。黃曹二人於當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達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從石岐奔赴拱北關閘。同時，澳葡代表與何賢、馬萬祺也通過關閘準備開始事件後中葡雙方的第一次談判。經過15次談判，8月23日，澳葡當局向中國方面遞交了道歉書，承認錯誤，並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挑釁，澳葡方從原警戒線後撤50米，向我方賠償人民幣443720300元（舊幣）。至此，拖了一個月的關閘事件，終於得到和平解決。[3] 1959年6月，深圳水庫工程指揮部正式成立，原廣東省外辦主任、當時下放到寶安縣任縣委書記的若茗擔任總指揮，寶安縣統戰部部長兼深圳鎮委書記馬志民任第一副總指揮。當時26歲的林輝煌負責水庫的技術，擔任寶安縣水電局副局長。[4] 1960年1月3日，蘇聯海洋生物學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寶安縣參觀海水養殖場等地，時任縣委書記若茗、縣長吉鳳亭在鐵路貴賓室接見了他們。[5] 1960年11月15日，寶安縣政府代表若茗與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簽署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次年，深圳水庫的水輸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毛澤東選集》編譯組工作；1962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殘。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編譯局辦公室內去世，年僅57歲。 1979年後，中共中央為曹若茗平反昭雪，並召開追悼會。[1] 曹若茗與張悟真生育兒子曹依吾、曹立吾。 張悟真（1901-1997）是湖南瀏陽人，畫家；1925年，畢業於長沙衡粹女校圖畫科；1925-1932年在印尼華僑學校任美術教員；1932-1936年，她留學法國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期間參加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和反帝大同盟；與曹若茗結婚。 1936年冬，張悟真參加巴黎《中國救國時報》工作；1938年回國任《新華日報》美術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1950-1954年，在漢口、廣州從事外事工作；1954年調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先後擔任副秘書長、對外聯絡部副主任；1965年被評為全國婦女模範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頁。 [2]陳家鸚、周立軍：《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載《人民政協報》，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發關閘血戰澳葡賠款四億元》，載“大洋新聞＂網，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飽經水荒苦寶安紓解燃眉急》，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寶安地方史大事記》，載“深圳市寶安檔案館＂網，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張悟真》，載“讀秀＂網，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民國九年 (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月26日，葡駐廣州總領事阿馬德烏．司路華照會廣州軍政府外交部次長伍朝樞，提議粵澳雙方派員舉行劃界會議，會商解決澳門界址問題。並由司路華出面，宣佈澳門總督決定暫停青洲工程。

曹善業，字子基，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長子。1[與“曹有＂條重覆者建議刪除]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善業、何穗田及港紳陳賡虞資助來到澳門，在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積極支持。曹有作為鏡湖醫院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擔保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1] 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1]他和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連旺，字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聯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他的崇高醫德。[2] 1896年，父親逝世後，曹善業接管家業。1890年1月，他將父親創辦的繅絲廠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時，他與何連旺、宋子衡、盧九、陳恆等創辦其祥絲廠，1898年3月，其祥絲廠關閉。曹善業以時寶堂司理人的身份，出價3010元買下其祥絲廠的鋪底、上蓋、機器、家俬等。 曹善業在經商之餘，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活動，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董事；1894年任公鈔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鈔局書吏；1902年任業鈔公會正會員；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員等職。 曹善業秉承其父之風，對澳葡政府多有貢獻，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許。 曹善業擁有眾多的物業：水坑尾街兩間、白馬行街兩間、天神巷兩間、大炮台街兩間、高尾街一間、十八間（街名）兩間、草堆街四間、爐石塘兩間、趙家巷一間、桔仔街兩間、連興街一間、興隆街一間、連勝街四間、柚果里一間、由義巷34間、下環街六間、黑侄巷三間等。1908年2月，曹善業因欠銀一案，上述物業被按察司按時價估銀43150元。 後來文史學者發現，當時曹善業名下的物業有兩處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草堆街80號”是孫中山當年在澳門創辦的“中西藥局”的舊址，另外一處“由義巷”被確認為當時興中會澳門的通信聯絡點。 1905年，曹善業被推舉為鏡湖小學校長，該校是晚清時期最有影響的華人學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門業主曹善根、曹善麟（兩人均為曹善業弟弟），控告曹善業欠銀，將他名下物業於是日估價出投招買，包括水坑尾街、白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義巷等物業80餘處，總共約值銀50200元。[4] 1924年，曹善業去世，年僅59歲。 曹善業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師、社會活動家；是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校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參與創辦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1922年與歐海倫醫生合作創辦贊育醫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華人社區推動種痘運動。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他又發起組織創辦民生書院，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5] 2[有關內容與“曹善謙＂條重覆，建議刪除]008年初，在珠海鳳凰山公路隧道附近，發現了曹子基（善業）夫婦墓。曹子基墓碑身寫著“皇清誥授資政大夫顯考諱善業號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資政大夫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銜。在墓葬遺址發現一塊“聖旨”碑，屬於曹子基夫婦墓的“奉天誥命”碑，碑額為“聖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業第十五子曹思泉（軍）四個兒女一行，專程從廣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館，對珠海文保工作者對其先輩曹子基夫婦墓的發現和搶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謝。[6] 曹思泉於2013年1月3日逝世，終年96歲。[7]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澳門曹家》，載“族譜錄紀念網＂，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5]《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門商人，曾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曹子基後人珠海尋根》，載“珠海視窗＂網，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傳世》，載“族譜錄紀念網＂，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28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護法宣言》，第二次護法運動爆發，並派其子孫科為特派員，在澳門鵝眉街10號設立辦事處，繼續策動護法鬥爭，號召在粵海陸軍起義響應，驅逐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該辦事處的主要工作是籌款，購買軍火，聯絡同志。鵝眉街10號是一幢3層的葡式洋樓，是孫中山的老友弗蘭西斯科．飛南第的物業，他無償借給孫中山使用作為中國國民黨澳門辦事處。1923年，孫科離澳，此宅歸還飛南第。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1月10日，新工務公共工程司司長奧古斯托．地厘古 (Adriano Augusto Trigo)工程師抵澳履新。他為澳門城市飲用水的勘測、汲取、儲存及供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崔樂其，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2] 父親崔諾枝是澳門紳士，富甲一方，樂於參與慈善活動；擔任澳門鏡湖醫院總協理、同善堂主席及澳門商會總協理。20世紀30年代日寇侵華時，他聯同多名澳門商界人士籌款，大力支持東北抗日義軍活動。[3]現今，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崔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崔老先生的敬意。 樂其葡文了得，擔任澳門特首何厚鏵之父何賢的葡文秘書。抗戰時期，他和何賢一起經營黃金生意。當時，何賢任職於澳門大豐銀行，與商人鍾子光及澳門經濟局長羅保，獲得合資經營黃金買賣的專營權。之後，樂其開設誠興金行，在誠興金行的基礎上，他創辦澳門誠興銀行，從事多元化銀行業務。1989年，誠興銀行被何鴻燊持有的澳娛公司收購。 1952年7月，澳門與內地發生“關閘事件”，葡國駐澳門士兵與中國解放軍在邊境地帶發生衝突。當時，澳督羅必信就通過樂其，聯絡何賢與中方商談。8月23日，澳門葡政府正式派代表向中方前山邊防局書面道歉，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8月25日，中方恢復前山拱北與澳門的陸地交通，中葡雙方的緊張關係解除。樂其和何賢等人在“關閘事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4] 樂其和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並稱為“澳門三旗”。2002年，他和崔德祺、馬萬祺分別榮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金蓮花和大蓮花勳章，一時傳為佳話。 1982年5月20日，樂其時任澳門市政廳主席，與葡國里斯本市政廳主席Nuno Krus Abecassis在里斯本簽署締結姐妹市議定書。根據該協定，兩地開展一系列文化、社會、教育、資訊及旅遊方面的交流活動，如舉辦展覽、交換文件及接待受訓的市政技術人員。一直以來，他熱心澳門公益事務，擔任澳門政府諮詢會委員，誠興銀行股東大會主席，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兼任澳門多所中文學校校董；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及澳門紅十字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另外，他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 2000年6月，樂其當選為第六十五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後因他年事已高，轉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較少出現在公眾面前。 樂其十分關心家鄉南海發展情況，積極捐資支援家鄉公益事業；2005年1月，獲佛山市人民政府頒授“佛山市榮譽市民”稱號。[3] 2006年，樂其去世，終年84歲。 [1]《崔樂其》，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0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zh/%E5%B4%94%E6%A8%82%E5%85%B6。 [2]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 [3]莊海源：《母親出身澳門望族》，載《香港文匯報》，2005年7月1日。 [4]《52年澳門“關閘事件”：中葡雙方炮戰近一周》，載“中華網＂，2012年9月16日，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20529/17225485_1.html。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23日，少校施利華 (Henrique Monteiro da Correia Silva)就任澳門總督。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鄭卓，原名鄭卓軒，香山三鄉橋頭（今屬中山市三鄉鎮橋頭村）人。興中會會員、孫中山侍衛。 孫中山為他改名鄭卓，人稱德叔，早年參加三合會。1897年，鄭在香港加入興中會。在澳門草堆街孫中山創辦的中西藥局當搬運工。後來孫中山到廣州行醫，藥局交與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為革命黨人常集會之所。 鄭一方面做運貨，一方面擔任交通傳訊。鄭與孫昌是好朋友，常得機會與孫中山見面，孫中山見鄭身體好、功夫好，通曉英文、法文，又會開汽車和輪船，就留在身邊做侍衛，後鄭當上侍從武官。在廣西鎮南關起義時，鄭擔任司令部副官，負責掌管糧食。孫中山派鄭向馬君武學製炸藥。1913年，他隨孫中山南下，巡視南方各省督辦鐵路，後隨孫中山赴美國三藩市、西雅圖、洛杉磯和加拿大溫哥華、法國巴黎、日本等地。1918年，鄭擔任廣三鐵路機務段長，一年多後，回到孫中山身邊當侍從武官。1923年8月，鄭被委任為大本營鞏固軍副官長；1925年1月被委任為廣東兵工廠管理委員會委員，1926年任財政部總務處緝私課課長，1931年任中山縣公安局局長，後任岐關車路公司副經理等職。後來，鄭定居澳門。[2] 1982年6月，應江門政協之邀，鄭撰寫《孫中山先生在江門軼事》一文。1908年，鄭、盧怡若等五人護衛孫中山，都帶有手槍和炸彈。孫中山喬裝為郎中，化名姓徐。時值農曆正月十五，茶庵寺進香人多，孫中山等推遲到正月十七日到達茶庵寺，在一間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佈下哨崗。剛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發現山下來了一隊清兵。一向很鎮定的孫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進行，難道走漏了消息？當時鄭等採取緊急措施，陳少白、劉義、黃順護衛孫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帶路，走上茶庵寺後山茂林深竹中一條小路，繞到海邊去。在那裡有小船可以過渡，必要時從水路撤退。盧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鄭裝作茶庵寺的“後生”，下山探聽消息。鄭趕到山腰，發現數十個清兵護擁著幾頂轎正上山。轎子裡坐的都是女眷。鄭根據從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經驗，清兵出動圍捕黨人，決不會帶女眷。鄭立即將消息飛報回去。事後，據茶庵寺的和尚向進香的女眷和清兵打聽，才知這是一場誤會。原來當時江門商業發達，與香港有火船往來，成為水陸交通要道，所以有一營清朝陸軍駐守。營長當時叫“管帶”。另外，在江門堵頭山有個炮台，炮台台長是外省人，與陸軍營管帶、兩家女眷都有往來，這兩位“官太太”聽說茶庵寺香火很旺，決定前來參神，認為正月十五人多，選定正月十七才來。因茶庵寺在山區，她們的丈夫恐怕有“山賊”，多派護兵保護。 孫中山、陳少白、劉義、黃順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陳宜禧派他的侄子陳忠堂到茶庵寺來迎接孫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鄭在澳門舉行102歲壽宴會；後與女兒一家同住。 1988年，鄭在石岐蘇華贊醫院逝世，終年104歲。[1] [1]中山市外事僑務局、中山市港澳事務局：《中山市華僑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頁。 [2]《鄭卓》，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門政協：《江門文史資料》（第8輯），江門：江門政協，1982，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