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克大，字子來，直隸大名（今河北省大名縣）人。首任粵海關監督、澳門海關開創者。 父親成基命是明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兄長成克鞏是清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學士、戶部尚書。清順治十七年（1660），克大考中舉人，性格激烈齟齬，不合於時。 克大幼時喪父，以母親在而不仕，居家奉母20餘年。母親去世後，克大獲授內閣中書，遷戶部廣西司主事，擢戶部貴州司員外郎。當時黔粵軍務興，度支數倍他司，克大練達精密，處之裕如。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克大創設粵海關，奉命擔任監督（當時海關設滿、漢監督各一員）。克大經過家鄉時，受兄長成克鞏的告誡“勿厭清貧”。廣東香山（澳門），舊為西人所居，名為鬼卒，俗尚火攻。聽聞克大到來，其酋長率隊來迎，刀劍森列，儼若勁敵。克大宣聖上恩威，無不懾服。 康熙二十七年（1688），克大正式在澳門設置海關機構，名曰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下設大馬頭、關閘、娘媽閣、南灣等四個稅館，具體負責徵收關稅事宜。任職期間，他不納賄賂，開清廉之氣；處事公允，有大國之風。有位商人激怒鬼卒，奔訴求救。鬼卒追趕至門，氣勢洶洶。 克大神色自若，手檄通譯，召集酋長，曉之以理，事情得到解決。克大完成差事後，復任戶部江西司郎中；升任貴州鎮遠知府。鎮遠時值兵患後，民憊財殫，苗人雜處。克大招集流亡，興辦學校，查禁奸宄，約束屬下，政績卓然。郡人為屏山遺愛碑紀其事。 後來，因成克鞏去世，克大乞求回鄉。他好為詩歌，兼善顏真卿書法；著有《春秋精義》、《歷遊詩》行世。克大去世時，62歲。 成克大是首任粵海關監督，同時是澳門海關的開創者，任職期間，不僅能妥善處理內外糾紛以維持國體，而且樹立海關官員清貧廉潔的典範。 成克大著有《歷遊詩》、《春秋精義》等文獻。 現錄成克大的詩兩首： 《仲冬赴澳》（二選一）[1] 炎方霜雪少，海氣夜寒生。飄搖舟一葉，遊子衣裳輕。 饑渴莫我問，骨肉萬里情。泠泠晚潮水，凄清欸乃聲。 獨憐宵征客，憔悴百愁並。顧影無儔匹，仰盼悲參橫。 《濠鏡澳即事》 編竹張飛蓋，肩輿類短牀。兜羅衣尚錦，篤耨珮含香。 茉莉蒸花露，檳榔當酒漿。倭絲襟底貯，但嗅不須嘗。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62頁。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23日，少校施利華 (Henrique Monteiro da Correia Silva)就任澳門總督。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崔樂其，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2] 父親崔諾枝是澳門紳士，富甲一方，樂於參與慈善活動；擔任澳門鏡湖醫院總協理、同善堂主席及澳門商會總協理。20世紀30年代日寇侵華時，他聯同多名澳門商界人士籌款，大力支持東北抗日義軍活動。[3]現今，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崔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崔老先生的敬意。 樂其葡文了得，擔任澳門特首何厚鏵之父何賢的葡文秘書。抗戰時期，他和何賢一起經營黃金生意。當時，何賢任職於澳門大豐銀行，與商人鍾子光及澳門經濟局長羅保，獲得合資經營黃金買賣的專營權。之後，樂其開設誠興金行，在誠興金行的基礎上，他創辦澳門誠興銀行，從事多元化銀行業務。1989年，誠興銀行被何鴻燊持有的澳娛公司收購。 1952年7月，澳門與內地發生“關閘事件”，葡國駐澳門士兵與中國解放軍在邊境地帶發生衝突。當時，澳督羅必信就通過樂其，聯絡何賢與中方商談。8月23日，澳門葡政府正式派代表向中方前山邊防局書面道歉，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8月25日，中方恢復前山拱北與澳門的陸地交通，中葡雙方的緊張關係解除。樂其和何賢等人在“關閘事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4] 樂其和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並稱為“澳門三旗”。2002年，他和崔德祺、馬萬祺分別榮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金蓮花和大蓮花勳章，一時傳為佳話。 1982年5月20日，樂其時任澳門市政廳主席，與葡國里斯本市政廳主席Nuno Krus Abecassis在里斯本簽署締結姐妹市議定書。根據該協定，兩地開展一系列文化、社會、教育、資訊及旅遊方面的交流活動，如舉辦展覽、交換文件及接待受訓的市政技術人員。一直以來，他熱心澳門公益事務，擔任澳門政府諮詢會委員，誠興銀行股東大會主席，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兼任澳門多所中文學校校董；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及澳門紅十字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另外，他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 2000年6月，樂其當選為第六十五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後因他年事已高，轉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較少出現在公眾面前。 樂其十分關心家鄉南海發展情況，積極捐資支援家鄉公益事業；2005年1月，獲佛山市人民政府頒授“佛山市榮譽市民”稱號。[3] 2006年，樂其去世，終年84歲。 [1]《崔樂其》，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0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zh/%E5%B4%94%E6%A8%82%E5%85%B6。 [2]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 [3]莊海源：《母親出身澳門望族》，載《香港文匯報》，2005年7月1日。 [4]《52年澳門“關閘事件”：中葡雙方炮戰近一周》，載“中華網＂，2012年9月16日，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20529/17225485_1.html。

曹善業，字子基，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長子。1[與“曹有＂條重覆者建議刪除]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善業、何穗田及港紳陳賡虞資助來到澳門，在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積極支持。曹有作為鏡湖醫院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擔保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1] 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1]他和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連旺，字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聯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他的崇高醫德。[2] 1896年，父親逝世後，曹善業接管家業。1890年1月，他將父親創辦的繅絲廠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時，他與何連旺、宋子衡、盧九、陳恆等創辦其祥絲廠，1898年3月，其祥絲廠關閉。曹善業以時寶堂司理人的身份，出價3010元買下其祥絲廠的鋪底、上蓋、機器、家俬等。 曹善業在經商之餘，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活動，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董事；1894年任公鈔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鈔局書吏；1902年任業鈔公會正會員；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員等職。 曹善業秉承其父之風，對澳葡政府多有貢獻，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許。 曹善業擁有眾多的物業：水坑尾街兩間、白馬行街兩間、天神巷兩間、大炮台街兩間、高尾街一間、十八間（街名）兩間、草堆街四間、爐石塘兩間、趙家巷一間、桔仔街兩間、連興街一間、興隆街一間、連勝街四間、柚果里一間、由義巷34間、下環街六間、黑侄巷三間等。1908年2月，曹善業因欠銀一案，上述物業被按察司按時價估銀43150元。 後來文史學者發現，當時曹善業名下的物業有兩處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草堆街80號”是孫中山當年在澳門創辦的“中西藥局”的舊址，另外一處“由義巷”被確認為當時興中會澳門的通信聯絡點。 1905年，曹善業被推舉為鏡湖小學校長，該校是晚清時期最有影響的華人學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門業主曹善根、曹善麟（兩人均為曹善業弟弟），控告曹善業欠銀，將他名下物業於是日估價出投招買，包括水坑尾街、白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義巷等物業80餘處，總共約值銀50200元。[4] 1924年，曹善業去世，年僅59歲。 曹善業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師、社會活動家；是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校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參與創辦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1922年與歐海倫醫生合作創辦贊育醫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華人社區推動種痘運動。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他又發起組織創辦民生書院，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5] 2[有關內容與“曹善謙＂條重覆，建議刪除]008年初，在珠海鳳凰山公路隧道附近，發現了曹子基（善業）夫婦墓。曹子基墓碑身寫著“皇清誥授資政大夫顯考諱善業號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資政大夫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銜。在墓葬遺址發現一塊“聖旨”碑，屬於曹子基夫婦墓的“奉天誥命”碑，碑額為“聖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業第十五子曹思泉（軍）四個兒女一行，專程從廣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館，對珠海文保工作者對其先輩曹子基夫婦墓的發現和搶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謝。[6] 曹思泉於2013年1月3日逝世，終年96歲。[7]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澳門曹家》，載“族譜錄紀念網＂，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5]《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門商人，曾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曹子基後人珠海尋根》，載“珠海視窗＂網，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傳世》，載“族譜錄紀念網＂，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鄭卓，原名鄭卓軒，香山三鄉橋頭（今屬中山市三鄉鎮橋頭村）人。興中會會員、孫中山侍衛。 孫中山為他改名鄭卓，人稱德叔，早年參加三合會。1897年，鄭在香港加入興中會。在澳門草堆街孫中山創辦的中西藥局當搬運工。後來孫中山到廣州行醫，藥局交與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為革命黨人常集會之所。 鄭一方面做運貨，一方面擔任交通傳訊。鄭與孫昌是好朋友，常得機會與孫中山見面，孫中山見鄭身體好、功夫好，通曉英文、法文，又會開汽車和輪船，就留在身邊做侍衛，後鄭當上侍從武官。在廣西鎮南關起義時，鄭擔任司令部副官，負責掌管糧食。孫中山派鄭向馬君武學製炸藥。1913年，他隨孫中山南下，巡視南方各省督辦鐵路，後隨孫中山赴美國三藩市、西雅圖、洛杉磯和加拿大溫哥華、法國巴黎、日本等地。1918年，鄭擔任廣三鐵路機務段長，一年多後，回到孫中山身邊當侍從武官。1923年8月，鄭被委任為大本營鞏固軍副官長；1925年1月被委任為廣東兵工廠管理委員會委員，1926年任財政部總務處緝私課課長，1931年任中山縣公安局局長，後任岐關車路公司副經理等職。後來，鄭定居澳門。[2] 1982年6月，應江門政協之邀，鄭撰寫《孫中山先生在江門軼事》一文。1908年，鄭、盧怡若等五人護衛孫中山，都帶有手槍和炸彈。孫中山喬裝為郎中，化名姓徐。時值農曆正月十五，茶庵寺進香人多，孫中山等推遲到正月十七日到達茶庵寺，在一間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佈下哨崗。剛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發現山下來了一隊清兵。一向很鎮定的孫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進行，難道走漏了消息？當時鄭等採取緊急措施，陳少白、劉義、黃順護衛孫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帶路，走上茶庵寺後山茂林深竹中一條小路，繞到海邊去。在那裡有小船可以過渡，必要時從水路撤退。盧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鄭裝作茶庵寺的“後生”，下山探聽消息。鄭趕到山腰，發現數十個清兵護擁著幾頂轎正上山。轎子裡坐的都是女眷。鄭根據從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經驗，清兵出動圍捕黨人，決不會帶女眷。鄭立即將消息飛報回去。事後，據茶庵寺的和尚向進香的女眷和清兵打聽，才知這是一場誤會。原來當時江門商業發達，與香港有火船往來，成為水陸交通要道，所以有一營清朝陸軍駐守。營長當時叫“管帶”。另外，在江門堵頭山有個炮台，炮台台長是外省人，與陸軍營管帶、兩家女眷都有往來，這兩位“官太太”聽說茶庵寺香火很旺，決定前來參神，認為正月十五人多，選定正月十七才來。因茶庵寺在山區，她們的丈夫恐怕有“山賊”，多派護兵保護。 孫中山、陳少白、劉義、黃順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陳宜禧派他的侄子陳忠堂到茶庵寺來迎接孫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鄭在澳門舉行102歲壽宴會；後與女兒一家同住。 1988年，鄭在石岐蘇華贊醫院逝世，終年104歲。[1] [1]中山市外事僑務局、中山市港澳事務局：《中山市華僑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頁。 [2]《鄭卓》，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門政協：《江門文史資料》（第8輯），江門：江門政協，1982，第1-3頁。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