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8月16日，海道副使俞安性奉两广总督张鸣冈及广东巡按周应期之命下澳，率大批军队和船只从两侧将澳城团团包围，清查倭奴，查出倭奴98名，将之驱逐回国，并在澳门议事会内立《海道遵奉两院谕蓄倭石碑》称：倭性狡鸷，向不通贡，轻入内地者必诛。朝廷法制甚严，乃澳夷歹意蓄之为奴，养虎为遗患者。将道奉受事，凭借两台，制驭巡澳，察夷遣散倭奴凡九十八人还围贼。尔等市夷，遂得相安乐土。此后市船，不得夹带。澳诸夷亦不许再蓄幼倭。违者，倭与夷俱登时擒，两院定以军法处置。王章有赫，共期祗乘者。皇明万历四十一年，岁次癸卯七月​​朔。钦差整饬广州兵巡事务巡视海道兼市舶广东布政使司右侍郎按察司命。[1]同时，俞安性又给澳门所有葡人官员下达一道手谕： 本海道知悉葡人不遵守天朝王法，多有违禁，故应船队压境，驱逐出澳。本海道一直严密监视尔等外人，知尔等已居澳60年。目前我暂不为难你们，也不会增兵。你们应洁身自好。若这样做，我将视你们为天朝子民。若你们不改邪归正，大吏将拿我是问。为此，我将下列各章发至香山县令，由其通知尔等。香山县令说：“尔等自做决定。若尔等愿意离开此地返回故园，蠲免尔等两年税收，然后携带妻、子返回；若不愿离去，应安分守己，从事贸易，唯海道之命是从。你们应具签保证书，切实声明严守海道之命。一式二或三份，呈交澳官。海道命令共计五款，你们应列举充分理由，好生回答。澳城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居民及通事接令：两天内需向我对此五款说明原委，便我向海道汇报。若你们不愿遵守海道之命，拒绝出具保证，本官令澳官暗中查实此事禀报。你们明访是那些奸人教唆葡人违法，禀告本官立刻将其逮问、正法。 

一、禁蓄养倭奴。尔等为西方人，既有黑人为奴，为何仍旧蓄养倭奴。因此倭奴来者日众。朝廷法制森严，人见人诛。尔等蓄之为奴，不啻养虎在室。本官巡澳，遇见倭奴多人，急令驱逐，凡九十几人。令下勒石禁倭。倭奴去，尔等市夷，遂得相安乐土。恐日后仍招倭奴来澳，故此后市船驶日，不得夹带来澳。在澳诸夷亦不许再蓄老幼倭奴。违者论斩。 

二、禁买当地男女。尔等购得华人后，将其发辫剃光，著以葡式服装，关入牢狱，后如同货物般起运出售。被贩卖人数之多无以列举，以致百姓抱怨说本官对此不闻不问。本官已下令将所有中国各地的尔等仆人遣返并严禁收留。本官已将此禀告两院。两院令下各水师不得收留此类仆人。望尔等勿再收买唐人子女。若尔等见到有人在澳拐卖人口，澳城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诸神甫请查访购买之人并将其扭送澳官。若不愿当场送官，可将购者姓名登记造册，待葡萄牙人到广州交易时将其逮捕，直至供出买卖伙人为止。 

三、禁兵船骗饷。据言系军舰，但本官得知葡萄牙人再次光顾此澳时，从来照章纳税，向无麻烦，和平交易。现却借口荷兰人一事谎话连天，狡诈多变。有言荷兰人在途中打劫，故大船为商船而大帆船则为军舰。因此骗术，税额亏缺甚大，为官员惹来重重麻烦。因缺税之故，官员向中国国王的子民摊派苛捐杂税，以凑齐原额。京廷大吏有言将尔等驱逐出澳，两都十三省偌大中国何需尔等二万税金。或许此亏缺非尔等恶意为之，乃中国奸人从中挑唆指使，故今后，不论大船、小船必须入港停靠，照章纳税。勿将军舰之故伎重演，否则本官定遣师船将人货共焚。 

四、禁接买私货。若有偷运至澳者，请将其执送澳官。这样，本官将把尔等视为良民。尔等可至广州进货。其地物美价廉。纵容者与购买者一并治罪。税饷锐减原因所在。无收买者，便无私贩至澳者。 

五、禁擅自兴作。因本澳临近宫廷[2]，故禁尔等在此居留。尔等获准居住，本应建造矮小草屋，未想到尔等竟然起造高楼大厦。既然落成，本官不予以追究。但为何建造大三巴如此宽宏高大之所，尚建砲台，安放大砲？此为何谋？均在禁之列，为何违反王法？凡起造者，今后不依法予以追究，但勿得再有新建。遇有坏烂，只许修缮。外来商人，若无妻室，不得在此居留，起居限于来船之上。若惟本官之命是从，本官令澳官据实禀报大宪。敢有违者，严惩不怠。华官亵职者与业主一并究惩。 

收到上述指示后，澳门葡人在地方兵头塞隆·库尼亚（João Serrão da Cunha）的召集下，在议事会集议对策，寻找一“熟悉华情”的人给海道回话。众人一致推举劳伦索·卡瓦略（Lourenço Carvalho）挑此重担，因为他在华经商多年，擅于同华人打交道。于是，他以万分恭敬的言词答复海道各问。 

我等，香山县属本澳众委离多恭听执行大人之命，我等集议会商后，分章逐一回复大人的问题，以便我等得以安生，造福众人。我等实系商人，在本澳居住六十余年，有妻室、子孙，与当地人无异。我等向来遵守王法、服从官宪，安居乐业。今获大人垂怜巡澳，视察我等生活、买卖，不胜荣幸。我等系此澳老居民，从未有违反王法、官令之举。我等葡人知恩不尽，上有上苍，下有华官。念我等无辜无知，开恩将王命谕知我等并为我等指点迷津。大人为我们在御前担保，此大恩大德何时能报？既然大人作保，我等必知恩知报，惟大人之命是从。无论何时何地，我等绝无违反大人成命之举。大人札谕香山县令，知县大人又传谕澳官将此事宜宣谕我等集议。为此，兵头、王室大法官、全体委离多、神甫、通事及所有居民拜首上苍，集思广益，逐一回答大人所问。大人此举效劳国王、造福我等，令我等新老居民一境得生。唯上苍知我等感激之情。 

一、关于我等蓄养倭奴一事，我等齐声回禀大人如下：谢天谢地，六十多年来我等被视若中国子民，遂得以安居乐业、成家立室、养育子孙。我等从未有违王法之举。从前，一名叫Charempum Litauqiem（林道干）的海盗与该省的官员及国王作对。他犯上作乱，准备夺取广州。于是，中国官员招我等前去与他们并肩作战。我们出银两、人手、船只与军火。敌众我寡，但我等毫无畏惧，奋不顾身杀敌，将其全歼并俘获九艘船只。我等将船上俘获之物如数上缴官员。后王室大法官获一冠帽、通事获一银牌奖赏。因此，我等颇受敬重，加上我们的功劳，向来将我们视为良民。我等丰功伟绩在官员处有稽可查。若我等声誉不如以前话，非我等过错。应归罪于潜逃之黑奴，他们偷去我等金银，穿着华服，口操官话，与本地人无异。本地商人与其为伍，前往日本各地。从广州、肇庆、浪白（Liampo）、梧州将上等货物贩运至此。我等从他们手中购买，然后纳税。若无货物可买，如何缴纳王税？海澄、漳州等沿海各地打造大船。是这些船只远航日本，将货物，甚至船只卖给日人。从中国前往日本的船只只有四五艘返回，其余滞留东瀛。少数人随船返回，多数人在当地成家立业。本朝三十六年十一月，三条日本人（其中半数为福建人）船只来澳。他们半夜入港，因此我等葡萄牙人无从知晓。我等欲知来系何人，见到他们一副恶相，我等准备将其逮问。他们杀伤了王室大法官并杀死他手下数人。他们手执武器，横冲直撞。我等招之即来，灭乱匪三十余人，其余逃去。翌年，我等大船前往日本长崎港。被我等歼灭的日本人的一群坏蛋亲戚从其他各港乘船赶来，杀死了我等百余人，巡航首领亦未幸免。我等大船被焚，损失银两巨万。此乃对我等在此对他们采取之行动报复。我等与日本人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水火不相容。我们岂能与他们为伍？从那时起至今，我等从来惧怕广海、北津、电白、大屿山、海南的师船。这些师船收纳我们的仆人，将他们作为士兵留用。正是这些潜逃的仆人招引日人，为他们向导。我等亦害怕他们闹事，然后嫁祸于我等。为此我等曾提出禀呈并提供真实情报。在情报中，我等描绘了这些船只的形状。因此，所有官员见到我等确有诚意，遂批准了我等禀呈。后经总督、巡抚核准。现在欲在广东全省张贴告示，下令执行我等在禀呈中各请。此外，大人临澳，要我们遵守您的指示，我等牢记在心。此处九十多日人非我等带来。我等定将其驱逐出境。留下之人均有妻室、儿孙或系下人。所留之人，我等保证安分守己，合法经商。我等船只保证不夹带日本人，亦不准日人在此居留。为避免麻烦，我等绝不夹带一人至此，葡萄牙人亦不与日人为伍。但我们不能保证他们不与本地人一道来访，因为他们的到来与我等无干。见其前来，大人可明察暗访，派师船将其逮捕、正法。大人可下令禁止中国任何省份华人驶日、夹带日人来华或搭载日人。此来，日人绝迹于中国王土，我们大家可安居乐业。 

二、大人命令我等勿向华人父母购买子女。我等新旧商人有妻室儿女。许久以来，我等素知中国王法。我等在此扎根的商人从无购买唐人子女之举。我等保证绝不购买一个华人。从印度新来乍到的商人不懂本地的风俗习惯及王法，居留本地的奸人，见到他们是新人，将唐人子女卖给他们，欺骗他们。此等事情，兵头及王室大法官如何一一知晓？况且从印度新来的商人即便犯有过失，亦值得原谅，因为他们不知王法。我等这些本地居民严守大人之命、王法。在此问题上，我等一向遵纪守法。因此，凡我等发现购买唐人子女者已将其扭送澳官，然后交香山县令惩办。此事有案可稽。大人巡澳时，亦告诫我等不得购买人口。本地老商人无不知法守法，而且我等已要求新商人亦恪守大人之命。从今以后，我等新旧商人共同执行大人之命，绝不购买一个华人。大人可下令监视海陆各口，防止奸人拐带至澳。只要见到拐卖者，我等定将其送官治罪。在我等执行大人一切命令的同时，我等亦有一合情合理之要求，恳请大人为我等在香山及邻近各县城镇张贴告示，将一切逃匿的我等大小仆人送归本澳。如此才能公平执法。 

三、大人禁止军舰来此。若来，亦不得以军舰之名入港，因为打着军舰的旗号可以逃避中国国王的税收。我等禀答如下：我们前来之初，大小船只无不入港，照章丈抽，人人纳税，从无偷漏铜板一枚。十年以来，荷兰人抢劫我等船只，掠夺货物，焚船杀人，令我等蒙受惨重损失，我等乃幸存者。官员及师船有目共睹。十一年前，大船装满货物即可出发。华商对荷兰人的所作所为十分清楚。商人的大船无法来此，葡萄牙人个个囊中羞涩，官员无税可收。众商联名要求我们的总督派军舰为大船护航。我等葡萄牙商人恳求各位大人倾听我等的理由，垂怜我辈。落到这般地步的我辈，岂敢偷漏中国国王之税收？去年，我等日盼夜望大船来此，以解救我等于危难并缴纳王税。不幸的是，大船遇难，只有军舰到来。军舰来时空空，我们何以纳税？大人明察秋毫，所以我等现将​​此事禀告大人。若我等噤若寒蝉，老爷如何得知？本年前些时候，大人欲将军舰按大船丈抽，我们哪里去找银子付税？于是本地居民纷纷出走而我等又落逃税恶名。我等不幸之至，倾家荡产亦要将军舰之事讨个清白！所以澳门居民，无论新旧老少，我等已上书呼吁停派军舰，所有货船一定入港，我等保证付税，绝不违反大人之命。我等亦恳求大人派官员来收税。税官应按旧制丈抽，勿加常税。大人若能开恩，我等生生死死不忘大人。 

四、大人禁止我等接买私货。我辈葡萄牙人合法买卖。一切货物公开买卖；货款清楚，价格统一。我等去广州可选购所需货物，为何收买私货？走私者实为大人子民，他们与师船、兵舰串通一气，偷运货物。此事与我等有何牵涉？大人应禁止军舰及华人偷运来澳，购买者何罪之有？我等何知正货私货之分。况且并不因系私货，我等可廉价购之。此责，大人应咎之军舰、华商，他们实系偷税漏税者。希望大人为我等提供充足所需品，如食品及修船所需木料。船只从事外来贸易，故缴纳关税。这些船只常因船具缺乏而停航。此为，希望大人允许大量输入生活必需品，造福本地，且可照章纳税。这样，方可杜绝偷漏，国王岁入有仰，我等亦可摆脱责任。如次公允执法，双方可相安无事。若大人对我辈之言有所狐疑，可着令水陆两军对此类船只严加盘查，我等亦协助拿获偷税漏税之货物，并将货船一并送交澳官。以我们家乡的规矩，偷税漏税货物充归王室。 

五、禁擅自兴作。我等商人初抵此地，仅起草寮茅舍。台风袭来，东倒西歪。我等心情悲痛，无以抵御雨打寒袭。夏日，棚寮常在火灾中化为灰烬，为此我等损失惨重。不仅货物常遭焚毁，丧命者亦不乏其人。为此，我等向官宪提出请求，恳求允许我等建立瓦屋。自我辈立足此地​​以来，从来对大人唯命是从。十年以来，荷兰贼劫杀我们。对此中国师船多有目击，但从未助我等一臂之力，因为他们无大吏的许可，只能袖手旁观。赤手空拳的我辈，如何能抵御这些强盗？这些盗匪的​​船只轻快如飞，倏尔而逝。行至大肆劫掠，我等束手无策。若那时我等仍静候大吏批准，批准下来，我等岂不早巳丧命刀枪之下。我等万般无奈，坚闭城门，在妈阁角修建砲台，随时准备保护我辈生命及船只。我等的行动亦为保卫中国国王的疆土。至于三巴寺一事，此乃本地所有基督徒居民前往祈祷之处，侍奉上帝。每逢礼拜天，信男信女前去作弥撒，聆听神父布道教诲。至于为何三巴寺择其地而建之，普天之下，万物唯有上帝高，天堂之​​内，亦以上帝为高。寺中均系神甫，无一歹徒。建寺并不为过，因为世界各地常有祈祷之处​​。若官员怀疑内有违背其意愿之事或在禁之事，香山县令及大人来澳时，尽可入内随便仔细搜查。我等居留之地不过是几处山丘，四面皆海。既无平川又无菜园可种粮栽菜，一切倚仗大人开恩送来。我等生活在此地，为无依无靠之人，岂敢有非分之心？从今以后，我等唯大人之命是从。我等在此居住已久，房屋陈旧，时有倒塌。恳请大人下令供给我等木料、瓦片、蠔壳石灰进行修缮，以储存我等已完税之货物。从今以后，绝不擅自兴作、不收留外来之人。若有人违禁兴建，官员可将其拆毁。 

听完这些按照他们的习惯及格式陈述的理由后，华人非常满意，因为他们是通达之人，为官者尤其通情达理。于是将军舰及大兵退去，澳门葡人摆脱了这场压力。 [2]随后，广东政府对海道副使俞安性给澳门葡人下达的手谕《海道禁约》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删去了不许未婚商人登岸居留澳门的内容，其余均照去年条约款项，用中、葡文同时颁布。《海道禁约》略曰： 

澳彝骄悍不法，议者有谓必尽驱逐以清疆宇者，有谓移出浪白外洋，不容盘踞内地者。本道念诸彝生齿蕃衍，不忍其累累若丧家之狗，当于巡澳日申以国威，随皆弭耳向化。因摘其犯顺五款，行香山县遵谕约束，免其驱徙，详奉两广部院张、巡按御史周，五欵准勒石立碑，永为遵守。今附载如左： 

一、禁蓄养倭奴。凡新旧彝商，敢有仍前蓄养倭奴、顺搭洋船贸易者，许当年历事之人前报严拿，处以军法。不举一并重治。 

二、禁买人口。凡新旧彝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占恡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 

三、禁兵船骗饷。凡帆船到澳，许即进港听候丈抽。如有抛泊大调环、马骝洲等处外洋，即系奸刁，定将本船人货焚戮。 

四、禁接买私货。凡彝趂贸货物，俱赴货城公卖输饷。如有奸徒潜运到澳与彝，执送提调司报导，将所获之货尽行给赏首报者，船器没官。敢有违禁接买，一并究治。 

五、禁擅自兴作。凡澳中彝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坏烂，准照旧式修葺，此后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兴一土一木，丁行拆毁焚烧，仍加重罪。 [3] 

《海道禁约》的制定与颁布，虽然是以极为苛严的法制对澳门葡人进行严格的管束，即以明朝政权的强大力量逼葡人就范，居澳葡人亦不得不表示屈从。但是，从另一意义而言，又给葡萄牙人居留澳门颁布了第一份合法 居留的国家宪章。其意义十分重大。

[1]此碑现不存，转引自林子升：《16—18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第7章，第56页，澳门基金会，1998年。

[2]原文如此，照录。

[3]António Bocarro, Década 13 da Historia da India, Vol.2, pp.724—737, 转引自金国平： 《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7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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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