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崔樂其，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2] 父親崔諾枝是澳門紳士，富甲一方，樂於參與慈善活動；擔任澳門鏡湖醫院總協理、同善堂主席及澳門商會總協理。20世紀30年代日寇侵華時，他聯同多名澳門商界人士籌款，大力支持東北抗日義軍活動。[3]現今，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崔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崔老先生的敬意。 樂其葡文了得，擔任澳門特首何厚鏵之父何賢的葡文秘書。抗戰時期，他和何賢一起經營黃金生意。當時，何賢任職於澳門大豐銀行，與商人鍾子光及澳門經濟局長羅保，獲得合資經營黃金買賣的專營權。之後，樂其開設誠興金行，在誠興金行的基礎上，他創辦澳門誠興銀行，從事多元化銀行業務。1989年，誠興銀行被何鴻燊持有的澳娛公司收購。 1952年7月，澳門與內地發生“關閘事件”，葡國駐澳門士兵與中國解放軍在邊境地帶發生衝突。當時，澳督羅必信就通過樂其，聯絡何賢與中方商談。8月23日，澳門葡政府正式派代表向中方前山邊防局書面道歉，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8月25日，中方恢復前山拱北與澳門的陸地交通，中葡雙方的緊張關係解除。樂其和何賢等人在“關閘事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4] 樂其和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並稱為“澳門三旗”。2002年，他和崔德祺、馬萬祺分別榮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金蓮花和大蓮花勳章，一時傳為佳話。 1982年5月20日，樂其時任澳門市政廳主席，與葡國里斯本市政廳主席Nuno Krus Abecassis在里斯本簽署締結姐妹市議定書。根據該協定，兩地開展一系列文化、社會、教育、資訊及旅遊方面的交流活動，如舉辦展覽、交換文件及接待受訓的市政技術人員。一直以來，他熱心澳門公益事務，擔任澳門政府諮詢會委員，誠興銀行股東大會主席，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兼任澳門多所中文學校校董；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及澳門紅十字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另外，他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 2000年6月，樂其當選為第六十五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後因他年事已高，轉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較少出現在公眾面前。 樂其十分關心家鄉南海發展情況，積極捐資支援家鄉公益事業；2005年1月，獲佛山市人民政府頒授“佛山市榮譽市民”稱號。[3] 2006年，樂其去世，終年84歲。 [1]《崔樂其》，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0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zh/%E5%B4%94%E6%A8%82%E5%85%B6。 [2]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 [3]莊海源：《母親出身澳門望族》，載《香港文匯報》，2005年7月1日。 [4]《52年澳門“關閘事件”：中葡雙方炮戰近一周》，載“中華網＂，2012年9月16日，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20529/17225485_1.html。

崔諾枝，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大慈善家和政界領袖、同善堂主席。崔樂其之父。諾枝小時學習中文六年，進入澳門三巴仔聖若瑟書院學習葡文，不久輟學。跟從父親學習洋服、木匠等手工業；後受僱於巴士度律師事務所。他15歲時，在葡國船艦工作，六年後擔任澳督府庶務員，前往里斯本任職五年。他回到澳門後，升任澳督府庶務處長。[1]1923年，諾枝等發起組織“華童教育會”，發動熱心教友捐獻，在望德堂區興建校舍，開辦“公教學校”，同年在澳葡政府註冊立案，並取得教授葡文津貼。[2]諾枝任職30年，1925年獲准退休，每月領取退休金。歷任同善堂值理、副主席、主席，中華總商會值理、副會長、會長及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現今，在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他的敬意。[1]澳門同善堂成立於1892年秋，倡建者共408人，皆為熱心公益的社會賢達﹑港澳海外紳商和華僑。成立初期的堂址位於議事亭前地12號，與孫中山的“孫醫館”毗連。20多年後，因政府徵址興建郵政局而被拆去，遂在現址爐石塘重建堂址，1924年落成沿用至今。[3]諾枝富甲一方。20世紀30年代，他發起籌款資援抗日活動。1938年廣州淪陷和1941年日寇侵佔香港後，受難同胞紛紛來到澳門避難。1942-1944年，澳門處於最艱難時期，數以萬計的難民聚集在澳門，人口從抗戰初的十多萬人增到三四十萬。日寇不時對澳門實行經濟封鎖，斷絕糧食供應。當時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事。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積極開展施粥濟貧活動，每日施粥一千多份，最高紀錄達16000多份，不少人因此保全了性命。[1]諾枝時任同善堂總理，不顧自己70多歲高齡，親自為難民施粥。抗戰後期，同善堂每日施粥兩次。另外，諾枝派發衣服、棉被，為難民禦寒。同時，同善堂聘請醫生，早晚開診，施藥贈醫。[4]諾枝熱心公益，經常發動社會人士捐資公益事業，自己帶頭捐款，獲得澳門政府頒授勳章。1945年，諾枝在澳門病逝，終年83歲。[5]長女崔瑞深積極投入愛國救亡的浪潮，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宣傳部的勸銷股主任。[6]女婿（最小女兒崔瑞愛丈夫）許聲泉投入抗日戰鬥中。許聲泉曾服役國民政府裝甲部隊，參加抗日戰爭，戰後在韶關和澳門海關工作兩年；1948年生育一子許仕仁，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7]兒子崔樂其是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勳章、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8]現存崔諾枝大屋在澳門瘋堂斜巷7號，1918年興建，後來成為公教學校校址，目前大屋成為大瘋堂藝舍的展覽場地，是整個望德堂文化創意產業區的一部分。[9][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93頁。[2]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3]虞山：《救急扶貧雙甲子》，載《澳門雜誌》，2013年10月1日，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458。[4]《崔諾枝：贈醫施食》，載“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網，2008年5月22日，http://www.cncasw.org/gypt/gyxm/gycsj/xd/200710/t20071023_2042.htm。[5]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6]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7]林鋒：《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亡片段》，載《紅廣角》，1999年第6期，第6-7頁。[8]《香港最新政務司長（接替曾蔭權）背景》，載“深圳搜孤焦點＂網，2010年10月1日，http://sz.focus.cn/msgview/1787/30754058.htm。[9]《崔諾枝大屋》，載“澳門街道網＂，2013年10月6日，http://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0ac2a544-9188-4625-b0e6-402080367488。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15日，清末著名維新派人物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病逝。1923年遷葬香山之前山。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晚號羅浮待鶴山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七日生於廣東香山縣雍陌墟。鄭觀應自幼經常出入澳門，既接觸到了現代西方文明，也認識到澳門諸多的社會問題，最終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撰寫、70年代結集出版的宣傳維新思想的名著《救時揭要》中，即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等揭露澳門積弊的篇章。鄭觀應中年起在澳門居家置業。光緒十一年(1885)因賠保楊桂軒虧欠太古洋行鉅款而被拘禁於香港，後回到澳門，直至 1892年冬赴上海重入招商局，在澳門共度過8年的隱居生涯，並於1894年完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維新思想體系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其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維新變法運動興起之際，此書甫發行，即得到強烈反響，並刊印20多種版本，可說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對後世也具有深遠的影響。鄭觀應由此也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

巨商、慈善家。盧九長子，名鴻翔，號廉若。生於廣東新會鄉間。17歲補新會縣弟子員，在鄉中創組義學，倡辦普仁堂，後遷居澳門，繼承父業。也承投澳門山票、舖票，經營煙賭，且是南洋煙草公司大股東，寶亨銀行兩大老闆之一。清末，盧廉若與同人籌資，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1913年澳門商會成立後，被選為主席，1913、1919、1921及1923年被推舉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盧廉若支持孫中山革命，曾於1912、1913年二次接待孫中山訪澳，下榻盧園春草堂。盧廉若一生獲清廷誥授資政大夫、花翎一品頂戴、浙江補用通稟貢生，1913年獲葡國三等嘉章，1925年4月13日獲葡國政府基督一等勳章。1927年病逝於澳門。

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陳芳次子。與孫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奧蘭尼學校讀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代其父管理畜牧場。繼自辦華人英語學校，任校長兼教員。1890年隨父返國，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門的業務。1892年秋，孫中山大學畢業後來澳門行醫濟世，陳席儒聯同盧九、何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介紹並頌揚孫中山醫術高明，支持孫中山在澳門行醫。1900年，陳席儒與弟弟陳賡虞一起，資助港幣100萬元給孫中山，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由孫中山重建的廣東革命政府財政空虛，陳席儒慷慨解囊，資助27萬元。其父去世後接手港澳商務，任香港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總經理、香港中日銀行董事。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被委任為廣東省省長。一度隨陳炯明出走。後在澳門從事古董生意。

生於葡萄牙。1939年起定居澳門。在澳門中學畢業，並服兵役。1943-1976年在澳門擔任公職，1966-1974年任澳門市政廳廳長及諮詢會官委委員；1976-1980年出任諮詢會間選委員。澳門電力公司行政委員會創會人及首屆主席。曾任澳門消費者委員會主席及在公職推行使用中文委員會主席、法律翻譯辦公室顧問及律師高等委員會成員、澳門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成員、澳門大學校董會成員、澳門司法委員會成員及澳門基金會信託委員會成員、澳門扶輪社社長、促進學會主席、仁慈堂值理會主席、葡萄牙紅十字會澳門辦事處負責人及澳門俱樂部大會主席等工作；1987年起為澳門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1976年任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秘書長，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基金會委員。早年在澳門地區參與籌辦土生葡人的聚會，是第二屆土生社群聚會籌委會主席，1980-1984年出任第一屆立法會直選議員。1996年成為第六屆立法會官委議員。特區成立後委任為法官委員會委員。曾獲多項榮譽勳章和榮銜，包括葡萄牙殷皇子紳士勳章、葡萄牙公職軍官勳章、澳門政府頒授體育英勇勳章及體育功績勳章、葡萄牙紅十字會榮譽勳章。2003年4月因交通事故喪生。

中國近代思想家、實業家、經濟學家。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鶴山人，生於廣東香山雍陌鄉。少年時在澳門讀書，17歲到上海學商。此後20年左右，先後當過英商寶順洋行、太古洋行買辦，32歲任英商太古行輪船公司總理兼營棧房。後來受李鴻章委辦上海電報局，創辦機器織布局、造紙局等。39歲時由太古洋行轉入官督商辦的上海招商局為幫辦，並到南洋考察。他在1862年撰寫的《救時揭要》和1874年撰寫的《易言》中，除了宣傳他的改良思想外，還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等揭露澳門時弊的篇章。從1886～1891年，洋務官僚利用織布局的虧欠對他進行迫害，從此賦閑居於澳門。現位於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10號的“鄭家大屋”，乃是鄭觀應協助父親興建的祖屋。當時，他貧病交加，杞憂忠憤，兩不能禁，抱着“勿為外人所侮”的願望，著成了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並把孫中山的《農功》等文章收入該書。這部以富強救國為主題的煌煌巨著在當時振聾發聵，風行全國，對維新變法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書於1894年完成。1906年，他因回家守制而長期留居澳門，在這一期間，他發表了很多關於鼓吹君主立憲的言論，並於1907年編輯、整理了他的文集《盛世危言後編》。其故居鄭家大屋是澳門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歷史建築群12個古建之一。

商人。廣東南海人。早年助父經商，1910年為岑春煊所設新軍籌集軍需品，後又承攬陳炯明陸軍軍需品的供應，成為暴發戶。1915年起，在廣州開辦煙賭業，1920年陳炯明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時禁止煙賭，遂逃至香港，入葡萄牙籍。1925年後，先後在宋子文、陳濟棠支持下，大辦煙賭業，以所得利潤開辦企業。1936年因參與陳濟棠、李宗仁等人倒蔣（介石）活動，避居香港。1938年在澳門經營木柴生意，並投資興建國際酒店。1939年秋在香港病卒。

古桂芬，原名古金漢，字漢松，號蒼雪，原籍香山縣神前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神前村），生於秘魯利馬京城一個華僑商人家庭。農學家。 父親古益壽自幼家貧，克勤克儉，從麵包鋪工人到店主、麵粉批發商，最後成為房地產富商，在利馬京城西北擁有大農莊，並在利馬市內擁有一條街。 桂芬五歲時，奉父命隨母親凌氏回國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在家鄉書塾接受啟蒙，後來全家遷往澳門定居；11歲時隨兄長古金旋、古金祥入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學校；高中時轉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讀書，兩年完成高中課程，18歲時畢業。 桂芬讀書時，正值辛亥革命。他雖年幼，逐漸覺醒並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與同學馮秋雪、馮印雪串連培基小學同學成立非儒會，致力思想解放，從事實際救國活動。桂芬被會員推選為幹部，全校高小優秀同學一致參加。桂芬密切地聯繫幹部與會員，經常交流愛國思想，保持正義信念。 1911年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失敗，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桂芬和馮秋雪、趙連城等愛國學生毅然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參與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 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由孫中山委派謝英伯領導，在澳門創辦公開的濠鏡閱讀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和掩護秘密的會員組織革命活動。桂芬加入時14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會會員稱為“小朋友”。他參加革命後，敢於對組織負責，滿腔熱情投入革命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南北各省紛紛響應，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佈獨立。澳門同盟會分批開赴香山前山、灣仔接管各級地方政權宣傳，需要孫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書，作為接收工作指南。當時該書不能公開印刷，同盟會決定由組織內有文化少年會員突擊手抄。桂芬平日愛好吟詩填詞，練出一手流暢的書法，他接受任務後，只用三天時間，突擊完成《革命方略》手抄書兩本，同志們無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會後改為國民黨，當時黨人爭權奪利，國民黨逐漸變成腐敗無能組織。桂芬和馮秋雪等創辦“雪堂詩社”，出版詩社月刊，抨擊黨人腐化墮落、貪污舞弊。他出版詩集，發揚正氣，以正人心。後來，桂芬追隨老同盟會員劉思復加入心社，揭露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與醜惡制度，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倡無種界、無國界進入大同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桂芬青年時期形成剛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於污泥而不染”。 桂芬19歲時，考入嶺南大學，先在農科預科班就讀兩年，系統地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語；1918年升入大學農科本科班攻讀農學各科；1922年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士學位。同時，桂芬與同學楊桂瓊女士結婚。楊桂瓊父親楊德初與孫眉一起加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興中會，從事商業，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 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桂芬決心以農業科學作為服務祖國的終生職業。他既受父親早年經營秘魯農莊種植甘蔗的影響，又受家鄉農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決心學好農業科學，改善農民生活。他接受當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所說的中國人必須自辦農業大學的引導，學習西方農業科學，藉以改良中國落後的農業技術。桂芬特意著重鑽研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等有關科目，自學成才，為日後更好服務祖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作出貢獻。 大學畢業後，桂芬前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碩士學位課程。桂芬具有充實專業基礎，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學業，可以空出較多時間在加州和檀島進行實習。 楊桂瓊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在檀島交遊甚廣，島上華僑多經營甘蔗園，與夏威夷糖業公司都有業務來往。桂芬藉此機會，通過楊家友人介紹進入該公司實習，他很快掌握要領，駕輕就熟地工作，為公司解決生產上實際問題，不久被聘為技師。經夏威夷大學學位評審委員會考核後，發出證書給加州大學農業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機會，他考察各糖廠機械化生產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實他的糖業建設本領。 在加州農場實習，桂芬主要解決他對經濟作物果品生產與果品農產品加工的感性知識問題，長期勞碌奔波於國內外農場實習，養成艱苦奮鬥的高尚情操風格，表現出富有恆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農科碩士學位後，回到父親遺下的秘魯莊園，與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經營農莊。 古氏農莊，內稱古益壽農莊，外稱發隆公司農場，位於秘魯利馬西北百家米省，擁有土地1500多畝。當時主要生產甘蔗、糧食、蔬果和六畜。桂芬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自己擔任農場主任，全面負責農場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他首先規劃農場的改建和擴建，組織工人與農機進場開墾荒地500畝，擴大果品種植、畜牧飼養和農產品加工用地。轉變原有單一甘蔗生產為多種經營，為開辦果園、牧場、農產品加工廠創造條件。第二步工作是種植秘魯木瓜、石榴、番荔枝等傳統優良果品，引進檀島鳳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呂宋芒果，越南山竹、人蔘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種。 1925年5月，桂芬開始為鍾榮光前期考察秘魯做好準備，首先是會見秘魯華僑總會（秘魯通惠總局）領導，遞交嶺南大學致總局的公函。說明嶺南大學經孫中山大元帥府批准可在校內原農學系擴大建立農學院，故校方委託鍾榮光出國往南北美洲向華僑籌款興辦嶺南農業大學（後改為農學院），及順道考察美國與秘魯農業，望旅秘華僑社團給予協助。 旅秘華僑與華人一直熱心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和興辦實業，秘魯通惠總局出面與華僑各社團聯絡，為組織歡迎鍾榮光來秘魯籌劃款項與考察，專門成立辦事機構。桂芬以嶺南大學代表身份參加籌組辦事處和開展歡迎工作。鍾榮光監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籌得美金五萬餘元。 桂芬陪同鍾榮光考察利馬郊區農業，參觀在秘魯古印加帝國時遺下的傳統農業地帶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鍾榮光在農莊住下，接受古家招待並在夜間興致勃勃地聽取桂芬詳細彙報農莊的經營管理。鍾榮光獨具慧眼，經考察秘魯農業和視察古氏農莊後，他斷言：秘魯農業條件與中國廣東自然條件類同。他對桂芬說，既然在秘魯經營農業，目前正擴建農場，不妨將在中國所學的知識、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和秘魯古印加的優良農業傳統三者結合起來，創辦農場。鍾榮光深入淺出提出運用三國不同的農科技術於中國農業技術建設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啟發。之後，桂芬滿懷信心地辦好古氏莊園，積累為祖國未來農業技術應用的經驗和智慧。 1922-1927年，經過桂芬三年改革擴建，發隆公司農場業務蒸蒸日上，經濟長足發展。 1927年底，鍾榮光辭去南京政府僑委工作職務，回到廣州重任嶺南大學校長。目的是辦好農學院及擴大校務，準備條件成熟時，把孫逸仙醫學院合併改為嶺南大學附屬孫逸仙醫學院。當時，鍾榮光考慮召回嶺南大學前農學系的畢業學生回校工作，因此經華人校董會研究，決定聘桂芬回校當農學院農學系講師。 1928年春，桂芬回國時，路經檀香山，上岸探望楊氏親人外，詳細考察夏威夷罐頭生產。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後，轉澳門抵達廣州，下學期開始在嶺南大學工作，擔任農學院農藝系助教，兼任廣東省建設廳技正；1929年任嶺南大學附中農業高中部主任；1930年廣東省設立農業局，桂芬被聘為該局技正；1931年升任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嶺南大學農藝系主任、嶺南大學校部農場主任、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主任及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林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主任。[1] 為了報效鄉梓，桂芬在中山縣會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設立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業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現今珠海那洲農場就是當年桂芬的農業試驗場。會同和那洲農場到處瓜果繁茂，奇花異果，仍保留當年農業試驗場興盛時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廣東省農林局改組，嶺南大學校友馮銳擔任局長。 1932年，桂芬向原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財政廳長林雲陔介紹說，該校教授馮銳對蔗糖業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著，馮銳向林雲陔提出一份發展廣東蔗糖業的意見書，意見書上認為廣東省的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於發展蔗糖事業，同時廣東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礎，每年運銷華北各地的土糖數量很大，如改種高產的渣華（爪哇）蔗種，改用新式機器製糖，就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而且投資少，利潤多，見效快。 林雲陔十分贊同，不久委任馮銳為廣東省農林局長，主辦其事。桂芬擔任該局技正兼農藝主任。在林雲陔和馮銳的努力下，只用兩年時間，全省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榨量達1500噸以上的製糖廠七個，並附設有酒精廠。 當時太古洋行買辦、會同村人莫應溎看見了商機，引進國外一流的製糖機器。桂芬利用他們家族在秘魯的製糖產業優勢，把中美洲先進的製糖技術引進珠海。三人深謀遠略和天時地利的條件造就聲名大振的珠海製糖業，同時為民族資本的發展史留下光輝的一筆。[2] 1933年，桂芬提升為嶺南大學農藝系副教授，仍任農藝系主任；1934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代院長；1935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37年提升為農藝園藝學教授仍兼任農學院長、校農場主任；1938年以嶺南大學農學院任務繁重為由，申請辭去農林局副局長一職，經批准後，他專志農科教育事業，為國家培育農科人才。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復課，桂芬三次往返香港與韶關，不辭勞苦地為內遷農學院回國開辦而奔波。遷校期間，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勞累過度在曲江病逝，年僅43歲。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會河西醫院去世後，鍾榮光為紀念桂芬而題詞，公正評價其一生： 生為農學，死為農學；既忠於校，尤忠於國；效基督之犧牲，難苦仍樂；甫大一家當今大時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覺。 古桂芬為祖國農業教育，為祖國農業生產建設，勞苦功高，言行堪為世範。教育部決定通令褒揚。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偕夫人吳菊芳女士親自到曲江循道會醫院向古桂芬遺體告別，褒揚他為祖國農科教育所作的貢獻。[1] [1]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珠海文史》（第15輯），珠海：珠海政協，2005，第164-170頁。 [2]《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投身革命農業報國》，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何連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一代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連旺以每年繳納1541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合同規定，經營人限開館16間為止，如開不足16間，也要納足16間之數。 1886至1887年，連旺與盧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繳1250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三人經有現銀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會銀庫，並有物業值銀20000元交出與公物會作按擔保。規定限開16間。此次承充生意，原為盧九、林西合作，競投完畢，連旺才申請加入。該合同期滿後，三人繼續合作經營1887至1888年澳門番攤生意，每年繳納1341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1888至1889年，三人繼續合作生意，每年繳納為125000元。攤館限額還是16間。 連旺參與闈姓的經營，採取與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門闈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另外，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連旺及其兄長何連勝等何氏族人，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連旺以每年繳1090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由父親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連旺以每年繳853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自己交銀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連旺將1882年開設的繅絲廠申請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年8月，在群隊地瑞隆棧炮竹廠外建一分廠，開設炮竹廠分廠，專門生產炮竹紙。約1892年，他與盧九、劉炳堂、陳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廟直街開辦“如心益記”茶樓，並經營茶葉加工與貿易生意。 1884年6月，連旺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獲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2]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連旺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重視連旺在澳門的作用和影響，以“捐款賑災”表彰他。 1888年，父親去世後，連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連續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糞”標書，從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專營澳門糞業超過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籌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連旺成為主要成員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組建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連旺任副會長，何連勝成為董事之一。1894年，連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參與商業管理工作。[1] 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在澳門開業行醫，他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做醫生；多次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之邀，治癒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名流、維新派人士劉楨麟、連旺等人熱情歡迎。連旺與康有為相見恨晚。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報》創刊，一炮打響。《知新報》創刊號登載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系列維新奏書，加上梁啟超的評論文章。《知新報》實際工作由連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何樹齡、徐勤等。起初為每月五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連旺把《知新報》分送至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地；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市場，當時海內外代理發行點近40個。[4] 連旺與康有為一起制訂龐大的移民計劃。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擔憂中國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亡國滅種，產生移民的想法。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康有為計劃將中國向外國移民。在康有為指導下，連旺制訂詳細的移民計劃，並具體安排招工和僱船運輸事宜。1897年11月突發的中德膠州灣事件及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迫使康有為放棄“移民巴西的計劃”。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在內的“六君子”慘遭殺害，康有為輾轉逃至加拿大，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赴東洋。當時連旺冒著危險，接待梁啟超父親及妻兒，把康有為父親接到澳門加以保護。為保護維新人士，《知新報》從9月的第68冊後，重要論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筆名，並多錄譯者。報紙用“本館經理人葡國伯爵非難地”的名義出版，還在“本館經理人謹啟”中聲明：與舊人無關。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變為保皇派。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澳門設立分會，連旺任分會會長。1900年，慈禧謊稱光緒病重，欲立皇子廢除光緒。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為首，聯合1231位文人和紳商反對。慈禧對經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經元善由鄭觀應安排擺脫緝捕，輾轉逃到澳門。滿清官員赴澳門緝拿時，連旺多方設法，耗費重金，全力營救。後在中外輿論的壓力下，澳葡當局給予經元善政治避難。連旺熟悉國際公法，出錢出力，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義感。在何東、連旺等港澳人士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活動，擴大聲勢，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2]同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保皇黨侵吞華僑捐款的內幕暴露。之後，連旺與保皇黨疏遠。1901年《知新報》停刊。1898年，連旺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1898年5月，連旺與張壽波、劉禎麟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連旺擔任董事。此舉與其鴉片煙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馳。連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連旺家族擁有大量物業，成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大業主之一。[1]他表現卓著，成為一代傑出的華商領袖，對澳門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熱心華人公益事業；1931年去世，終年76歲。 為紀念何連旺，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3] 何連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雲章，1895年2月13日《鏡海叢報》報導何雲章新進秀才，榮歸故里的盛大場面：“有以紅箋一封惠到本局者，啟而視之，係澳紳何仲殷穗田為其第三子前歲科考新進之秀才雲章，榮歸順德縣原籍，行渴祖禮，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連排盛筵，藉宴嘉賓。族黨何性，為順德巨族，子姓繁眾，科名亦盛，一堂慶會，樂何如哉？”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頁。

柯正平，又名柯平，廣東省海豐縣人。澳門富商、社會活動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於一個小商家庭，1927年，在廣東省海豐縣參加工農革命軍；1929年在香港從事愛國進步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香港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當時東江縱隊提供後勤服務。 1934年，正平到澳門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創辦南光公司，為解放海南島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作出重要的貢獻。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澳門共產黨組織機構的創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領導和主要參與澳門同胞“光復回歸祖國運動”，1947年“澳葡和中國漁船事件”、“澳葡打死單車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頒佈工會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門各界為粵省災民賑災捐款運動”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門的最高負責人，成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是分治後的中共澳門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紀30年代始，他參與澳門歷史上社會政治的一切大事件，並且都身處在關鍵位置。從營救失陷在港澳的數十位中國文化精英，到組建澳門抗日救亡隊伍，組建東江縱隊港澳支隊，他都是組織者和主要幹部。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正平策動澳門社團在澳門升起了五星紅旗。 1951年，正平發起澳門各界，開展慶祝“十一”國慶活動。 1953年“澳葡驅逐國民黨勢力出澳門”，就是正平運籌帷幄的結果。1955年澳葡企圖藉“澳門開埠四百年紀念活動”宣佈澳門改稱“葡國澳門省”，他領導澳人舉行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使澳葡的陰謀不能得逞。1963年，他參與決策“中澳邊界劃定談判”。1966年，他實際領導了澳門爆發著名的“一‧二三”運動。1967年澳葡向中共無條件妥協後，全賴於他主導澳門的善後穩定工作。 正平參與推動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1975年1月葡國與台灣國民黨政權斷交；年底撤走駐澳門軍隊，解散葡國駐澳陸軍和海軍司令部。1976年葡國公佈《澳門組織章程》，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1977年，葡國開始與北京進行建交談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70-80年代所有有關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參與推動。1984年開始中葡談判澳門回歸問題；1986年中葡正式談判，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團名單中，第一名團員就是正平。 經過三輪談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兩國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正平在場見證這個歷史時刻；1988年開始起草《澳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頒佈《澳門基本法》，期間，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遠超那些法律專家、草委。 在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中，正平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制訂和宣傳工作。在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期間，為籌建特區、實現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他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門回歸後，正平努力推動“一國兩制”的實踐，堅決反對“台獨”，關心祖國經濟建設，支持特區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極為重要的位置見證了澳門回歸。[1] 建國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後主持創辦南通銀行、澳門中國旅行社，它們和南光公司成為澳門最早的三家中資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響著澳門經濟發展。 南通銀行開辦初期，不過是一家小銀號，行址僅數十平方米，職工20餘人，只能經營存款、匯款和小額貸款等銀行業務，運作中困難很多。正平作為董事長，多方奔走呼籲，終於換來澳門同胞的理解，紛紛以到南通銀行儲蓄的實際行動來支持愛國銀行開辦。1987年，南通銀行全行職工670人，分行15家，總資產100多億元。 為適應澳門主權回歸的需要，澳門南通銀行全部資產無償轉讓給中國銀行，並於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門南通銀行改名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中葡兩國簽訂聯合聲明，1995年，澳門政府通過法律授權中國銀行可發行澳門鈔票地位。 正平積極為內地的經濟發展“牽線搭橋”；為推動廣東基礎建設發展，1981年，他多次與廣東省長劉田夫同志磋商，決定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合作，參與投資興建廣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橋；為此成立澳門聯合發展公司，向廣東方面投資港幣1.5億元，他被推舉為董事長；1984年11月，四座大橋全部竣工，令全長137.6公里的廣珠公路暢通無阻，不僅促進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繁榮與騰飛，同時在全國創立“集資建橋、過橋收費、以橋養橋”的範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1984年春節，鄧小平同志視察廣東，在中山溫泉賓館聽取他和有關人士彙報澳門工作；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再次接見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廣東廳，江澤民總書記與他親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榮獲澳門特區政府授予大蓮花榮譽勳章。 正平被選為全國人大第四至九屆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柯正歷任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南通銀行董事長、澳門中國旅行社董事長、新華社香港分社顧問、南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新華社澳門分社顧問等職。在澳門回歸歷程中，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澳門工作60多年，生平猶如一部澳門近代史書，人稱“澳門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門逝世，享年94歲。 近百位前任和現任的國家領導人發唁電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婦生育兩子兩女，但他創造的財富、地位並沒有代代相傳。女兒柯瓊說，父親從小對孩子特別嚴厲，我和妹妹從來都沒有甚麼特權，父親配有車，小時遇到颳風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親不肯，呵斥說這是國家配給的車，是用來開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義務兵，大哥也只是在農村當幹部，都沒受到特別照顧。她自己畢業後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後辭職出來。[2] [1]《不能忘記澳門的柯氏二兄弟——柯麟與柯正平》（轉“人民網＂），載“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網，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彥君：《柯正平：心系祖國造福澳門的“地下澳督”》，載《晶報》，2010年5月18日。

霍英東，原名霍官泰，原籍廣東番禺南沙（今屬廣州市南沙區），生於香港四大原住民系中疍家人。港澳企業家、傑出社會活動家。[1] 英東是艇戶出身，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祖父霍達潮擁有帆船來往港澳間運輸貨物，父親霍耀容繼承祖業。1930年一次風災中，兩個哥哥翻艇溺亡，之後父親患癌病逝。母親帶著英東及一姐一妹上岸生活，在香港灣仔石水渠街居住。英東小時入讀帆船同業義學，後轉往敦梅小學，1936年考入皇仁書院讀中學，為圖報國，取名“英東”，意思是英武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香港淪陷期間，英東被迫停學並從事苦力工作謀生，後來家裡湊足資本，在灣仔鵝頸橋開辦“有如雜貨鋪”，以買賣各種物資獲利。 50年代，韓戰爆發，英美根據聯合國決議，對中國實施禁運。而從日本、台灣及至東南亞的包圍圈中，香港和澳門成為最後的缺口。香港當局嚴格執行“全面禁運”的要求。當時香港報紙經常看到英國海軍“開槍追擊走私船隻”的報導。香港政府據聯合國決議，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運。中國聯絡在港商人抗美援朝，擁有完整船隊的英東為中國打韓戰提供支援。他收購戰爭和醫藥物資後，每晚親自指揮船隊運貨前往中國大陸，獲得暴利。 之後三年時間裡，英東不僅承擔在港澳及內地運輸軍用物資的主要任務，而且組織精密的偵察隊伍，監控香港當局緝私艇的動向。他的船隊每天半夜都從英國海軍的軍艦旁悄悄繞過，駛向公海，為了擺脫當局的監視，他甚至一天之內換了三個不同的地點，作為整個運輸系統的“指揮部”。英東提供大量戰略物資給中共黨組織，幫助中共抗美援朝，惹來英美政府的不滿，因此，他一直受到殖民地香港政府的非難。 1962年，英東與何鴻燊、何添、關明及鍾明輝等人合組九龍置業公司開始在尖沙咀興建星光行（當時稱九龍商業大廈），但星光行落成招租時，當時美國駐港領事將星光行列入“黑名單”，明確宣佈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買賣美國貨。星光行租戶向當時由英資大東電報局控制的香港電話公司申請電話線時，遭到刁難，指“星光行的租戶申請電話線可能遙遙無期”，結果大部分租戶連按金都不要就走了。最後，英東等人在星光行承租無人問津的情況中，被迫將星光行出售給置地公司。 60年代末，香港政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號四個貨櫃碼頭項目，英東自己獨力投得最大的一號碼頭，但港府卻無理要求他，擔保每年至少要有20萬個貨櫃在碼頭停泊，而當時全港的貨櫃箱總數都沒有20萬個，英東找到船王董浩雲（香港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父親）商量後，認為沒有把握，最後只好放棄。一號碼頭最後由英資太古集團的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承辦。 1953年，英東創辦霍興業堂置業有限公司；又設立信置業有限公司及有榮有限公司，在灣仔及銅鑼灣一帶發展住宅樓宇，包括蟾宮大廈、香港大廈、海誠大廈等。他首創樓花做法，買家可在大廈未落成前預先訂購，當時一度引起市民猜疑，但此做法使樓市活躍起來，地產商紛紛效法。因此，他獲利巨大，身家暴漲。 1961年10月，英東與何鴻燊、葉德利及葉漢合組財團，以316.7萬元在澳門奪得賭牌，並在1962年元旦開設首間賭場新花園娛樂場，同年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娛）正式註冊。1970年，英東和何鴻燊、葉德利等建立東方蒙地卡羅王國——澳門葡京酒店。英東同時成為澳娛最大股東，多年來雄霸澳門賭業。澳娛股權分佈，外界所知不多，英東承認公司股份非常複雜。他憶述澳娛成立時，股東包括何鴻燊、葉漢、新馬師曾、葉德利等人，但他直指澳娛帳目無人說得清，過去存在分紅不均的情況。澳娛每年淨賺十多億元，佔三分一股權的英東卻只分得一億。2001年，澳娛另一名股東何婉琪傳出欠債事件，及後更因何婉琪欲將旗下澳娛股權轉到兒子麥舜銘名下，引發她與兄長何鴻燊就澳娛派息政策展開罵戰和法律訴訟。 在股東內訌之際，2002年4月1日，英東宣佈把他在澳娛的27.7%股權全數捐贈同年6月28日成立的澳門霍英東基金會，另外再捐贈2000萬元澳門幣注入其中，估計基金管理資產60至100億元。當時只有何鴻燊表示有意收購他手上的股份，雙方未能就價錢問題達成共識。英東指自己“40年沒看過賭場盤數，20年沒去過澳門”，創辦澳娛只想行善而非牟利。 英東在放棄股權時，對何鴻燊的批評引起外界猜測兩人不和。英東在基金會成立時發表演說，批評何鴻燊好勝：“1962年向他借40萬元，爭奪澳門賭權。”他又翻舊帳指1967年遭英美政府封殺時，尖沙咀星光行被斷水、斷電及斷電話線，結果何鴻燊把原本值30億元的大樓，以3000萬元“賤售”。後來何鴻燊說“幾十年朋友，他開玩笑，講講故事而已，我晚晚都唔輸得（不可以輸）”。 1965年，英東牽頭成立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並被推舉為首任會長；1967年5月“六七”暴動前夕離港逃難，12月暴亂平息後返港；之後開始淡出地產業。 70年代石油危機後，英東在香港經營東方石油公司，銷售在中國出產的石油產品。1981年董浩雲去世，東方海外交給董建華打理；1985年，東方海外瀕臨破產。1986年，英東注資近9.4億，使董家度過難關。 1977年，英東成立的香港霍英東基金有限公司，一直以捐獻與非牟利投資形式在香港策劃多個項目；1986年成立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獎勵國內對教育、科研、社會科學等領域有貢獻的學生和教師；澳門霍英東基金會致力於推動澳門教育、醫療、體育、文化及公共事業。1983年2月6日，英東的白天鵝賓館正式在廣州開業，成為改革“樣板”，開業之初引起轟動。鄧小平三度到訪白天鵝。英東提出自行設計、施工及管理，當年投資額5000萬美元，由他的維昌發展有限公司與廣東省旅遊局簽訂協定，以中外合作的方式，經營期為15年，1997年將協議延至2003年。[1] 1980年8月25日，英東當選為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89年“六四”事件後第三天，他與另外19名港澳人士發表聯合公開聲明，譴責北京屠城並哀悼死難者。1993年3月27日，他在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首位躋身於中國國家領導人之列的香港人。1996年和2000年，他兩度旗幟鮮明地支持董建華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卸任後，他淡出政壇。 晚年時候，英東致力開發珠江西岸的南沙港工程。他愛好踢足球，參與各項體育事務。 1986年，英東獲授中山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94年獲授美國春田大學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1995年獲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名譽博士學位和國際奧會奧林匹克銀質勳章；1997年7月獲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大紫荊勳章。1965-1984年，他擔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1981年起，任國際足球聯合會執委、世界羽毛球聯合會名譽主席、世界象棋聯合會主席、亞洲足球聯合會副會長、香港足球總會會長、永遠名譽會長；1984-1988年、1990-1994年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後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2] 2006年7月21日，英東的癌症第二次復發，病情一度危殆，靠儀器維持生命。中央派出專機及醫療組來港，接他到北京301醫院接受治療。其病情為國家機密，而且霍家人對其病情三緘其口，外界一直知道甚少。 2006年10月28日19時30分，英東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終年83歲。 10月31日，其子霍震霆護送霍英東遺體回香港。11月7日，霍英東以國家領導人的最高規格舉殯，成為香港第二位榮受“國葬”儀式的人。遺體安葬在柴灣歌連臣角道香港佛教聯合會的柴灣佛教墳場。[1] 10月29日下午5時許，新華社發表訃告，稱霍英東是“傑出的社會活動家，著名的愛國人士，香港知名實業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2] 香港中文大學於2006年12月7日舉行第63屆學位頒授典禮，向霍英東追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而他生前表示願意接受榮譽學位。2007年2月25日，霍英東獲選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2006年度人物”榮譽稱號。 霍英東結婚時按輩分取名好釗，妻子呂燕妮，妾馮堅妮、林淑端，共生育十子三女。其子孫都在英國接受教育。呂燕妮，生三子三女：霍震霆、霍震寰、霍震宇，霍麗萍、霍麗娜、霍麗勵。其中霍震霆為港協暨香港奧委會會長，次子霍震寰為香港中華總商會主席，幼子霍震宇主力打理南沙業務。 馮堅妮是霍英東的初戀情人，經常陪他出席公開活動，生育三子：霍文芳、霍文斌、霍文遜。1977年8月，霍母病逝，霍英東在報上的訃聞印有馮堅妮及其子的名字，正式承認馮堅妮的身份。霍文芳的前妻是新馬師曾妻子洪金梅的十一妹洪國華。 林淑端生育四子：霍顯旋、霍顯光、霍顯強、霍顯楊；但她為人低調，較少曝光，喜愛粵曲，是紅線女的歌迷。 2012年6月28日，澳門大潭山郊野公園霍英東銅像揭幕，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等主持揭幕禮。霍英東銅像位於澳門大潭山郊野公園“霍公亭”內，由青銅鑄造，高0.7米，基座高1.3米。澳門民政總署管委會代主席羅永德致辭時，讚揚霍英東先生是一位傑出的實業家，一生熱心公益，支援國家和澳門的文化教育、醫療和體育事業，建樹良多，是愛國愛澳人士的典範。霍英東對澳門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對澳門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澳門霍英東基金會”、“鏡湖醫院霍英東博士專科醫療大樓”、“澳門大學霍英東書院”、“霍英東博士大馬路”等。[3] [1]柯煥德主編：《商海的富豪》（《百科世界知識叢書》第四輯16），廣州：廣州出版社，2004，第39-48頁。 [2]《霍英東先生生平》，載“新華網＂，2008年6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07/content_5302141.htm。 [3]《霍英東》，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8月30日，http://zh.wikipedia.org/zh-cn/%E9%9C%8D%E8%8B%B1%E6%9D%B1。

曹有（[1830]-1896）漁農工商（晚清澳門華商、中國官員、工業）、社會（慈善公益）、宗族（華人宗族）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巨商、慈善家。盧九長子，名鴻翔，號廉若。生於廣東新會鄉間。17歲補新會縣弟子員，在鄉中創組義學，倡辦普仁堂，後遷居澳門，繼承父業。也承投澳門山票、舖票，經營煙賭，且是南洋煙草公司大股東，寶亨銀行兩大老闆之一。清末，盧廉若與同人籌資，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1913年澳門商會成立後，被選為主席，1913、1919、1921及1923年被推舉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盧廉若支持孫中山革命，曾於1912、1913年二次接待孫中山訪澳，下榻盧園春草堂。盧廉若一生獲清廷誥授資政大夫、花翎一品頂戴、浙江補用通稟貢生，1913年獲葡國三等嘉章，1925年4月13日獲葡國政府基督一等勳章。1927年病逝於澳門。

朱梅官，原名朱作寧，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早期著名華商。 清乾隆年間，朱梅官來到澳門開店經營絲茶貿易，逐漸致富，由監生捐官為納州同職銜，時人稱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門開辦商行，同時經營銀號，成為澳門當時著名的華商之一。他與澳葡判事官眉額帶嚦關係密切。眉額帶嚦是當時澳門的重要葡商，擔任澳葡判事官一職16年，與英國的大鴉片商比爾勾結，大規模地經營鴉片貿易。 在巨額利益的驅使下，朱梅官成為清嘉慶年間澳門主要的華人鴉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葉兌換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參，除貨抵外，安多利還應找回梅官番銀3480元。安多利擬於1814年9月底回國，所乘之船停泊於香山縣外海。朱梅官等人趕至逼索欠銀。適逢有葡萄牙船駛到，安多利當向船長借銀。該船長回答無銀，僅有鴉片。結果，朱梅官等應允收下鴉片120筒（每筒約二斤七兩）。因鴉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擔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經過，乘機把鴉片轉賣給一夥不相識的人，得銀3840元。 海盜張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鴉片貿易實情。在緝獲若干鴉片走私船後，通過審訊，他獲悉澳門有個鴉片窩子。福建方面就把情報移送廣東當局。1815年春，兩廣總督據此查拿涉案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縣官員乘機敲詐，透出口風：若交八萬銀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額太大，鴉片商拒絕。於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廣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後，他們被迫供認販賣鴉片的事實。[2] 朱梅官獲罪充軍後，致函眉額帶嚦借錢，照例贖罪。 朱梅官等人後被革去職銜，在犯事地方各枷號一個月後，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賣鴉片銀兩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為清政府禁煙政策變化的一個契機。 澳門華商走私鴉片，無不與澳葡有關，清政府對澳葡採取了較為嚴厲的管制措施。之後到澳門貨船，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准貿易。若多船皆帶有鴉片，也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都不准貿易，立即逐回本國。[1] 現今，澳門新馬路爐石塘街口，1918年開闢新馬路之前，有一條小巷弄名曰“賦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極愛梅花，在家中花園植梅百株，為當時澳門華商津津樂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後，香山縣丞將他的大宅拍賣所得款項入庫。“賦梅里”不復有梅花，但巷里名稱仍存留至今。[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3-44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豐居士：《盧氏娛園慘遭商家摧殘》，載《新報》，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王作芝，澳門工商業者、會寧同鄉會主席。 王作芝在澳門開辦炮竹廠。[1] 抗戰期間，除帶頭捐資捐物外，王作芝以會寧同鄉會主席身份，發動會寧籍的同胞參加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和捐資捐物。在他帶動下，澳門會寧籍同胞70%以上捐了錢物。從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門同胞舉行百多次募捐活動。 孔令淦和王伯琰來到澳門找到歐新、王作芝商量。當時歐新在澳門岐關公司工作，發動在澳門的同鄉青年參加服務團和支援服務團。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發動，在香港澳門兩地黨組織的支持下，有十多人報名參加服務團，還捐集到一批衣物、藥品和活動費用。[2] [1]《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頁。 [2]中共四會縣委黨史辦公室：《四會黨史資料選輯》，中共四會縣委黨史辦公室，1989，第15-16頁。

富商、慈善家。又名傅德蔭，原名德用，字廣源，號偉生，廣東南海西樵碧雲村人。幼時家境貧寒，19歲到香港謀生，當雜工及輪船機械學徒，後在廣西從事貿易。1935年，與霍芝庭在廣州設立裕興公司，並在深圳開設又生公司，經營賭業。由於交通方便，賭客大量湧入深圳，澳門、廣州等地賭場漸趨冷落。1937年，國民政府取締深圳賭場，他與高可寧投得澳門賭場經營權，在中央酒店創辦泰興總公司，經營澳門賭業20餘年，成為港澳叱吒一時的大富豪。長期在港澳兩地經商，在香港創設德記船務貿易有限公司、廣興置業有限公司、大華置地有限公司、大華影業有限公司，業務範圍涉及娛樂、船務、建築、地產、影業、貿易等，聯號分佈港澳兩地。積極贊助社會慈善事業，抗戰時期，廣州、香港先後淪陷，大批難民湧入澳門，他慷慨解囊，救濟貧困，頗獲良譽。曾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及同善堂名譽顧問。戰後父子先後被匪徒綁架，贖金甚巨，轟動港澳。1960年11月在香港病逝。

崔諾枝，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大慈善家和政界領袖、同善堂主席。崔樂其之父。諾枝小時學習中文六年，進入澳門三巴仔聖若瑟書院學習葡文，不久輟學。跟從父親學習洋服、木匠等手工業；後受僱於巴士度律師事務所。他15歲時，在葡國船艦工作，六年後擔任澳督府庶務員，前往里斯本任職五年。他回到澳門後，升任澳督府庶務處長。[1]1923年，諾枝等發起組織“華童教育會”，發動熱心教友捐獻，在望德堂區興建校舍，開辦“公教學校”，同年在澳葡政府註冊立案，並取得教授葡文津貼。[2]諾枝任職30年，1925年獲准退休，每月領取退休金。歷任同善堂值理、副主席、主席，中華總商會值理、副會長、會長及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現今，在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他的敬意。[1]澳門同善堂成立於1892年秋，倡建者共408人，皆為熱心公益的社會賢達﹑港澳海外紳商和華僑。成立初期的堂址位於議事亭前地12號，與孫中山的“孫醫館”毗連。20多年後，因政府徵址興建郵政局而被拆去，遂在現址爐石塘重建堂址，1924年落成沿用至今。[3]諾枝富甲一方。20世紀30年代，他發起籌款資援抗日活動。1938年廣州淪陷和1941年日寇侵佔香港後，受難同胞紛紛來到澳門避難。1942-1944年，澳門處於最艱難時期，數以萬計的難民聚集在澳門，人口從抗戰初的十多萬人增到三四十萬。日寇不時對澳門實行經濟封鎖，斷絕糧食供應。當時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事。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積極開展施粥濟貧活動，每日施粥一千多份，最高紀錄達16000多份，不少人因此保全了性命。[1]諾枝時任同善堂總理，不顧自己70多歲高齡，親自為難民施粥。抗戰後期，同善堂每日施粥兩次。另外，諾枝派發衣服、棉被，為難民禦寒。同時，同善堂聘請醫生，早晚開診，施藥贈醫。[4]諾枝熱心公益，經常發動社會人士捐資公益事業，自己帶頭捐款，獲得澳門政府頒授勳章。1945年，諾枝在澳門病逝，終年83歲。[5]長女崔瑞深積極投入愛國救亡的浪潮，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宣傳部的勸銷股主任。[6]女婿（最小女兒崔瑞愛丈夫）許聲泉投入抗日戰鬥中。許聲泉曾服役國民政府裝甲部隊，參加抗日戰爭，戰後在韶關和澳門海關工作兩年；1948年生育一子許仕仁，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7]兒子崔樂其是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勳章、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8]現存崔諾枝大屋在澳門瘋堂斜巷7號，1918年興建，後來成為公教學校校址，目前大屋成為大瘋堂藝舍的展覽場地，是整個望德堂文化創意產業區的一部分。[9][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93頁。[2]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3]虞山：《救急扶貧雙甲子》，載《澳門雜誌》，2013年10月1日，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458。[4]《崔諾枝：贈醫施食》，載“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網，2008年5月22日，http://www.cncasw.org/gypt/gyxm/gycsj/xd/200710/t20071023_2042.htm。[5]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6]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7]林鋒：《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亡片段》，載《紅廣角》，1999年第6期，第6-7頁。[8]《香港最新政務司長（接替曾蔭權）背景》，載“深圳搜孤焦點＂網，2010年10月1日，http://sz.focus.cn/msgview/1787/30754058.htm。[9]《崔諾枝大屋》，載“澳門街道網＂，2013年10月6日，http://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0ac2a544-9188-4625-b0e6-402080367488。

陳卓禧，又名陳焯熹，原籍番禺縣（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港澳實業家。陳紹文四子。 1920年，澳門全新織造廠創建，廠址在沙崗渡船街。前身是澳門仁安泰染布房，該染布房由廣東番禺鍾村陳占威、陳占安兄弟開設。早在清末年間，陳氏兄弟在番禺沙灣利用人家染坊的廢水上街代人染舊衣物而發家，後在番禺市橋開設同安染布店；1910年又在澳門開辦仁安泰染布房，經營曬染大成藍土布及薯茛布等業務。後來，陳占安之子陳慕周、陳覺民、陳紹文三人經營，由長子陳慕周主理。後來，陳紹文四子陳卓禧到新加坡南洋一帶考察，發現海外華僑流行穿針織汗衫產品，認為經營針織業大有前途。[1] 1929年[2]，在仁安泰染布房的基礎上，陳卓禧創辦澳門全新織造廠，並擔任廠長，出產半胸、文化、背心等汗衫品種。當時針織業正在中國興起，針織內衣柔軟、涼爽、吸汗，穿著舒適，頗受歡迎，非常暢銷。 後來省港澳三地的全新織造廠都採用英國進口高級紗支棉生產中、高檔的汗衫產品，廣銷省、港、澳、加（新加坡）等地。隨著業務不斷發展，名牌產品相繼出現，當時有100支線紗的“303”牌，84支至90支線紗的“宮燈”和“555”牌，80支單竹紗的“505”牌，尤其是“555”牌產品，行銷海外，享有盛名。之後，創製80支的“孖七”牌，以紀念“蘆溝橋事變”。陳卓禧並從香港總廠捐獻十字救護車一部，支援祖國抗戰。 當年一般工人月薪僅15元，但一件“555”的線衫要十元，穿得起的非富則貴。全新織造廠全盛時期，全港設有300多個代理商，幾乎每間大型百貨公司及洋服店都有出售，每日銷售量超過100打，除在九龍塘尾道獨佔一排唐樓“上廠下鋪”外，在澳門、廣州及新加坡都設有門巿，盛極一時。 為了獲取產品銷往英屬地免稅的特惠，1925年在香港塘尾道開設全新分廠。因經營業務需要，總廠改設在香港。1931年，由總廠陳仲紀等人在廣州龍津路開設經銷分行辦事處，1932年籌辦廣州全新織造廠，由陳伯朋負責管理。解放前盈虧統由香港總廠結算。廣州解放後，由總廠劃出港幣192500元，作為廣州全新織造廠獨立經營的資金，1951年9月開始獨立建帳，獨立經營。[2] 50年代，十七八歲的吳志明加入香港全新織造廠做“行街後生”。70年代末，陳氏家族要求他接手經營，為保持傳統品牌，自信可以創一番成績，吳志明答允，並進行大事改革，主力發展出口業務，加上當時歐美的“功夫熱”，生意漸有起色。 陳卓禧的妻子曾枝西是澳門婦女運動領袖，社會活動家；積極參與和贊助開辦澳門《大眾報》、《朝陽日報》，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組織成立“澳門民主婦聯籌備委員會”；積極開辦“婦女免費識字班”，為澳門同胞愛國運動作出貢獻。[3] [1]梁秀、梁愛瓊：《廣州全新針織廠的社會主義改造》，載《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東卷‧廣州分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第666-679頁。 [2]張慧怡：《港產老牌線衫掙扎求存》，載《東方日報》，2012年1月6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511/00176_050.html。 [3]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536頁。

陳聲始，澳門全新織造廠東主。 抗戰期間，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歷次籌募活動中，不但得到當時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前身）、婦女慰勞會、中華教育會等各大社團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及社會名流積極贊助，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殷商高可寧、崔諾枝、畢侶儉、李際唐等，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著名廠商、全新織造廠東主陳聲始、楊惠馨夫婦，殷商徐偉卿夫人張瑞英，畢侶儉夫人莫翰聲（婦女慰勞會主席），岐關公司總經理鄭芷湘，愛國商人畢漪迢等都是熱心支持者。[1] 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第三隊領隊楊惠馨女士，除擔任工作外，她用大洋五元受旗一面，出錢出力。另外，全新織造廠受旗一面，給西紙15元。 陳聲始的六個兒子各受旗一枝共西紙六元，愛國熱誠，令人振奮。又有右文書局報效布旗，全新織造廠報效製工。統計三天所得，達1600餘元，積極為抗日救國活動貢獻力量。[2] 陳聲始、楊惠馨夫婦不但自己熱心捐輸救國，而且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數捐獻出來，給抗日團體購買藥品等。[3] 30年代初，陳聲始的家人曾枝西（陳卓禧夫人）組織具有相當規模的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應陳天心之邀，曾枝西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澳門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4] 2011年，陳聲始家人捐獻澳門幣100000元給澳門同善堂。[5]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8-19頁。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28頁。 [3]《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頁。 [4]《曾枝西》，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8月27日，http://www.hudong.com/wiki/曾枝西。 [5]《捐款善長芳名（201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載“澳門同善堂＂網，2012年8月30日，http://www.tst.org.mo/news-donors-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