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業餘畫家。又譯作普斯帕。普氏家族世代在印度做官。業餘隨錢納利習畫，擅長水彩畫，模仿喬治‧錢納利的筆法幾乎達到了亂真的地步。曾到澳門和廣州經商，同時亦畫了不少風景畫。1838年在澳門畫的《聖玫瑰堂》水彩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創作的《澳門媽閣廟》頗有東方情趣。

名達權，號平庸。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讀於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與容閎為同學。1847年在該學堂美籍教員布朗的帶領和香港《德臣西報》的資助下，赴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學習，為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報》社學經營管理、翻譯和印刷業務。後任倫敦布道會印刷廠總管。1869年被推為東華醫院倡建總理之一。次年，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1871年與王韜一起開辦中華印務總局。後在清廷駐美使館充任翻譯官。1874年參與創辦《循環日報》。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華人陪審員，也曾出任香港定例局及潔淨局非官守議員。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7月19日，澳門土生葡人富商雅努阿里奧·阿爾梅達（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在加爾各答的朋友家去世。阿爾梅達是澳門土生葡人阿爾梅達家族的創始人。1759年9月19日生於里斯本，約17歲時開始赴東方從事商業貿易，很快便成為澳門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是“聖米格爾（S.Miguel）”號和“路戈尼亞”號兩艘船的船主，並參與組建著名的澳門儲金局，任第一任總裁。他在澳門靠內港司打口（下環街2號）有一幢宮殿式的大宅，被人稱為“新花園”。他極其富有，據傳，他家雇有100名印度兵為其看家護院，刮颱風時，甚至讓人用裝有硬幣的麻袋堵塞家門，以防水浸，每個袋子裝有100枚錢幣。阿爾梅達1806年6月25日被封為基督騎士，1815年1月3日被封為王室貴族，1815年6月15日被封為聖若澤（S.José de Porto Alegre）男爵，現在的三層樓上街葡文名Rua do Barão，意為“男爵街”，即為紀念他而命名的；另外打鐵斜巷葡文名為“Calçada da Januário”，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19世紀初，該家族已經衰落，1825年其主要物業“男爵宮（新花園）”被賣給卡內羅家族。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p.89—90; Manuel Teixeira，Toponimia de Macau，Vol.2，pp.334—335.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2月19日，澳門土生葡人富商、政壇名人若阿金·巴羅斯在澳門大堂區逝世。巴羅斯1753年生於里斯本縣。先在澳門經商，為第二十號額船“聖安東尼—盧濟塔尼亞（Santo António Lusitania）”號商船船主，主要航行於果阿與澳門之間，曾擔任澳門仁慈堂主席，1801年任葡屬印度領地的兵頭。1809年任澳門議事會市政議員，他還先後於1799、1807、1809、1810、1815、1818及1821年七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其子小若阿金·巴羅斯（José Joaquim de Barros Jr.）1841年11月4日在大堂區去世時，為澳門仁慈堂留下了一大筆遺產。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Vol.1, p.451；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pp.201—202.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1月14日，澳門土生富商安東尼奧·巴萊托（António Lourenço Barreto）在澳門風順堂逝世。安東尼奧是澳門土生巴萊托家族的第三代，從他這一代起巴萊托家族開始定居澳門。安東尼奧1778年4月22日生於孟買，後赴澳經商，與其弟巴爾托洛梅烏·巴萊托（Bartolomeu Barreto）同為澳門保險行負責人。由於他在1823年保守派複辟中表現的忠誠和熱情，1825年被授予騎士勳章，1832年當選為議事會商務監理。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1, p.406.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本年，澳門土生富商安東尼奧·埃薩在澳門花王堂區逝世。安東尼奧·埃薩是澳門土生埃薩家族的第一代。1770年3月21日生於里斯本，1790年到澳門，即為澳門重要的商業人物，是18世紀90年代活躍在海上貿易的商人，他於1802年及1812年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1023.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8月9日，美國珀金斯洋行代表托馬斯·福布斯（Thomas Forbes）乘自己的遊艇從廣州去澳門，在回程中，遇颱風淹死，同船遇難的還有旗昌洋行書記員蒙遜。威廉·亨特：《廣州番鬼錄》，第88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8日，澳門土生富商皮奧·馬葵士在澳門逝世。皮奧是澳門土生馬葵士家族的第二代，為多明戈斯·馬葵士的次子。1783年5月6日生於澳門大堂區。他是“壯麗（Magnífico）”號商船的船東，先後於1816年、1819年及1820年三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曾多次代表議事會赴巴西見葡萄牙國王。馬葵士家族極其富有，其住宅在風順堂區，與聖若瑟修院相對。在他的財產清單中，其住宅當時估價為1萬澳門元。他的財產還有許多珍貴的紋章、名畫及聖器等，其中還包括7名奴隸，2名為卡菲爾（Cafre）人，5名為帝汶人。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563.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7月1日，一艘美國小船“華盛頓夫人（Lady Washington）”號停泊澳門海面，該船是居住在廣州的美國人豪厄爾（Howell）的財產，現載有少量香料由巴達維亞駛回。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97頁。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英國商人達衛森（W. S. Davidson）來到澳門，為了不被東印度公司趕出中國，他申請加入了葡萄牙國籍。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27頁。

清嘉慶四年（1799年2月5日─1800年1月24日）18世紀90年代澳門主要的土生富商有若阿金‧利馬（Joaquim Rodrigues Lima)家族、門德斯，阿拉烏茹(José Mendes Araújo)家族、雅努阿里奧‧阿美達（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家族、伊納爵‧拉帕 (Inácio Gonçalves Lapa)家族、公薩維斯‧佩雷拉(Manuel António José Gonçalves Pereira)家族、奧利維拉‧馬托斯(Antó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家族、擺華（Francisco José de Paiva）家族及安東尼奧‧埃薩 (António de Eça)家族。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p. 150—162.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2月10日，活躍在粵澳兩地的亞美尼亞巨商馬休斯•約翰尼斯在廣州病逝。他的遺囑的執行，在澳門引起極大的關注。因為涉及幾十萬西班牙銀元。根據遺囑，馬休斯贈給澳門主教5000元，用以分發給各教堂及神職人員；又捐其10歲孩子的教父馬努埃爾•巴羅斯（Manuel Vicente Rosa de Barros）5000元，給孩子的保姆埃萊納•格雷亞斯（Elena Gracias）200元，給僕人哈龍（Haron）400元，留下1000元由仁慈堂佈施給澳門的窮人。剩下的財產分為五個部分：將第一部分留給其妹妹的女兒瑪麗亞•比古姆（Maria Begum），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財產投資一樁有保障的生意，賺錢用來維持他這位侄女的生活。第二部分財產用來安撫他本人的靈魂。它將交付一家有名望的公司用來進行可靠的投資，其利潤分成 四份分別交給耶路撒冷、阿拉拉特（Ararat）、俄羅斯及尤爾法城（Julpha）的亞美尼亞教堂。剩下的三部分即財產的3/5留給他兒子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投資所用，但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遺產由他的生意夥伴佩古斯 •亞當（Pegus Adam）、約翰尼斯的母親沃塔尼斯（Vertannis）及馬休斯的兄弟拉紮羅•約翰尼斯（Lazaro Johannes）共同管理。他的遺產中有12張債務單據，分別為亞美尼亞、英國、瑞典、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總值為112500元。他留下的內港附近的豪宅價值6000元，馬休斯生前的財產遠比澳門的年度財政預算要大得多，許多澳門政府部門都要依賴於他的資金，以致掌握這座城市命脈的人們不允許他轉移走他的財產，以防這座城市的財政崩潰。他的兄弟拉紮羅繼續留在澳門來照看未完成的生意， 當然也試圖積累起自己的財富。馬休斯的家族對澳門與廣州有巨大的影響。在1802年，拉紮羅和他的家族移居到了加爾各答。其子小拉紮羅•約翰尼斯（Lázaro Johannes Jr.），出生在澳門，由兩位中國籍天主教徒撫養大，並教他中文。施其樂、范岱克：《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載《文化雜誌》第55期，2005年；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文稱馬休斯逝世於1794年12月24日。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p. 122—13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23, p. 237; 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3月7日，澳門著名土生葡人富商甘博亞（中文名夜呣）在本日之前去世。甘博亞作為澳門土生甘博亞家族第二代，1754年8月26日生於里斯本。1775年來到澳門，主要經營棉花及鴉片貿易，據統計從1784年至 其去世前的13年時間，甘博亞獲發19次船照出海貿易，成為18世紀後期澳門最重要的商人及船主。1793年和1795年兩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1795年11月1日被選為仁慈堂會員。甘博亞去世後，澳門將奧斯定堂前地附近的一條街命名為“甘博亞街（Rua do Gambõa）”，華人則稱之為夜呣街。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 224.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2月25日，澳門土生富商弗洛瑞安諾·蘭熱爾（Floriano António Rangel）在澳門大堂區逝世。弗洛瑞安諾是澳門土生蘭熱爾（Rangel）家族中的第四代。1778年10月25日生。很早就承繼父業，在澳門從事海上貿易，數年中駕駛各類船隻航行於澳門、孟買（Bombaim）、孟加拉國、馬德拉斯（Madrasta）及果阿等港口之間，積累了不少財富。1809年以“尤利塞斯（Ulisses）”號商船商務負責人身份赴巴西，受到攝政王的接待；1810年7月19日被頒授基督騎士勳章。多次出任澳門議事會議員，1825年任澳門初級法官，1829年被選為仁慈堂主席及聖母玫瑰教友會主席，1831年任議事會理事官。1837年任花王堂區和大堂區調解法官，為蘭熱爾氏家族中最有作為者。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3, p.10.

吳梅一，香山三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人。岐關公司創辦人之一。 1928年，鄭芷湘、鄭禮卿、黃昌恆及吳梅一發起成立岐關公司。岐關公司原名是岐關築路行車公司，後簡稱為岐關車路（岐關東路從石岐至拱北關閘）公司。除他們發起外，還有一百多人參加創辦，大多數是當時的軍政界及工商界人士，省級縣級都有。該公司總辦事處原設在石岐，澳門只稱作代辦處，因為它是在國內註冊的。 該公司的集資辦法有兩種，一是投資認股，每股毫銀伍元，另一種是築路收購土地作股，即公路經過的土地，以地價作股。因為當時土地按價太低，曾經有過抗拒收購的事故，但因該公司財雄勢大，抗拒是沒有作用的，結果還是不得不把股票收下。 解放初期，1950年人民政府認為岐關公司是官僚資本，實行接管，收歸國有，該公司絕大部分財產在澳門。最後通過該公司廣大職工把在澳門的全部財產接運過來。接管後該公司改為廣中公司，因當時公司逐步伸展到廣州，而在澳門仍然保留用岐關車路公司名稱。[1] [1]林子英：《岐關公司史略》，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33-134頁。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潘柏泉(又作潘伯荃，占元票廠)、李旭軒(謙源炮竹行)、蔡文軒、張玉波(全益山貨行)、合吉甫(寶衡銀業行)、鄭逸舟(鴻安洋貨行)、黃叔平(源泰昌永義堂)、潘祺初(三井燕梳行)、杜雲軒(行安泰南北行)、虞舜琴(仁興押)、黃昌榮(廣生源藥材行)、劉振晃(祥發號)。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盧榮傑，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生於香港。澳門精武會副主席。 盧榮傑入讀聖士提反學校，後赴上海留學，權衡時局，決心棄學經商，就在上海經營出入口生意。1932年，盧榮傑被澳葡政府委任為西洋專賣局華經理，被鏡湖醫院聘為董事，澳門精武會公推為副主席。[1] 1933年，日本郵船公司聘盧榮傑為香港華經理。他的個人資產50萬美元。[2]盧榮傑熱心社會公益，1935年被選為東華三院總理、1936年被推為東華三院主席。[1]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4頁。 [2]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三十年代南洋華僑領袖調查報告書》（續），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第12頁。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陳茂昆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第七屆總理，盧煊仲為副理。其餘值理7人，為周鳳池、蕭瀛洲、何寶岩、黃豫樵、李鏡荃、梁裕簡、梁鏡波。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盧廉若、余惠民 (瑞泰南北行)、何寶嚴、吳星堂 (正和綢緞行)、周藻昌 (昌記銀業行)、黃尊廷 (遠來欄牲口行)、潘德馨 (永和隆藥行)、張子怡 (錦德盛米店)、黃焯垣 (協昌永義堂)、馬守衡 (廣源故衣行)、陳嶧伯 (雲來茶居行)、陳卓平 (永紹祥洋貨行)。

蔡克庭，香山縣北嶺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北嶺村）人。澳門富商。 克庭在澳門經商，抗戰前在澳門開設“三和公司”，經營汽油、火水等，規模較大，擁有“俄國麵包公司”和“廬山影相館”，經營“花尾大渡”號客輪，往返澳門與三埠（開平）航線，在澳門工商界頗有聲望。他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擔任澳門同善堂董事，對家鄉辦校、興修水利等事業，建樹良多。[1] 1914年，克庭與郭杓、區利仁等澳門一批熱心英文教育的人士發起成立樹學會，成為澳門早期的民間團體。他們設法籌募經費，建立一所初具規模的英文學校，取名為澳門英文學校（簡稱M.E.C），郭杓擔任校長。按照香港學制，設置中一至中五各級，高年級完全用英文講課，學期結束時，參加香港大學堂的初級試和本級試，成為當時澳門研習英文最完備的學校。1921年增設漢文小學部，改稱澳門英文、漢文學校，校址遷往大廟頂街蔡家大屋。後因管理體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漢文部分開辦學，英文部因“樹學會”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戰時期，克庭激於愛國義憤，不顧澳門商務繁忙，接受家鄉民眾的要求，兼任北嶺鄉鄉長，親自帶領自衛隊抗擊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陸後數天，派出一股兵力從拱北東海邊（接連橋處）向拱北一帶登陸，克庭帶領鄉自衛隊在“墳頭拗”及“嶺仔”兩處阻擊，擊斃日軍一人，擊傷一人。而自衛隊員黎日蘇、徐孑盡壯烈犧牲。第二天，澳門報紙報導“北嶺鄉長蔡克庭，指揮自衛隊英勇抗日，阻擊日寇登陸，挫敗日軍銳氣”，大加讚揚。 日寇攻佔拱北後，北嶺鄉大多數鄉民都逃到澳門避難。克庭熱情接待全部鄉民，他將往返澳門與三埠間的“花尾大渡”號停航，泊在澳門筷子基處，安排好各個家庭住宿，單身漢安排在“三和公司”廠房居住。鄉民把“花尾大渡”號客輪稱為“難民船”。克庭自己出資及鄉府政的餘資資助，每月向鄉民發放糧食，並按月發給一些零用錢。經過約八個月，日寇才准許鄉民回鄉種地，鄉民逐漸回鄉。克庭此舉，北嶺鄉民感恩戴德，永記在心。[1] 1942年10月，經澳門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鏡湖醫院慈善會，每年一屆，這屆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劉敘堂。劉敘堂一心想推薦馬萬祺加入值理會，想請馬萬祺替代自己。但馬萬祺一再辭謝，劉敘堂改請克庭加入值理會。從此，克庭為鏡湖醫院發展盡心盡力，作出重要的貢獻。[3] 1945年，抗戰勝利後，克庭從澳門回到北嶺鄉，慶祝抗日勝利。他自己出資在北嶺鄉蔡氏大宗祠，宴請全村鄉親老少，盛況空前。 克庭為北嶺小學出錢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帶動下，鄉民紛紛捐資，他邀請同鄉徐禮儒協助辦好北嶺小學，他自任校長。除聘請良師外，還增添設備、學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長人翁聞名，鄉中喜慶事宜、公益事業，都與他商量，他無不熱心大力支持。[1] 後來，克庭重返澳門經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鑾在重慶結識張大千，兩人成為至交好友。1949年春節過後，克庭邀請張大千從香港前來澳門遊玩。張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門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門郵政總局後面大堂街18號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廈），一住就是三個半月。張大千結識澳門畫家黃蘊玉、容漱石、馬少如、招名山，攝影家盧勢東等文人。當時，張大千在蔡家辟有畫室，經常揮毫潑墨，他對澳門本地畫家十分熱情，不時請他們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畫，一起切磋畫藝，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張大千遍遊澳門名勝古跡，如大三巴牌坊、媽姐閣（媽閣廟）、觀音堂（普濟禪院）等。張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靜，很有規律。他每天早晚兩次去西灣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時到盧家花園觀景。他在蔡家的大廳鋪了一張畫案，有空時就作書繪畫。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張大千求畫。張大千看見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齡，長得亭亭玉立，楚楚動人，擬將畫畫在她身上。之後，蔡小姐做好白綢旗袍，趕緊拿給張大千，克庭興致勃勃地跟來觀賞。張大千將這件新白綢旗袍鋪在畫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筆，在旗袍上面畫開了。不多一會，就畫好了。蔡小姐欣喜地從畫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見雪白的正面上畫上了一朵盛開的紅荷花，還有一兩個含苞欲放的花蕾。整個構圖顯露出荷花嬌艷，荷葉碧綠，十分雅致。蔡小姐將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紅花綠葉襯托下，顯得秀麗可人。克庭誇讚不已。時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將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搖過市，專門到幾家朋友處展示。克庭發現張大千喜歡動物，尤其愛猿。於是請朋友幫忙，出重金托人從泰國買回來兩隻長臂白猿，送給張大千。這兩隻白猿，臂長過膝，行動敏捷，脾氣溫馴，渾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張大千時而在園內對猿寫生，時而逗猿嬉戲，引以為樂；還畫了多幅猿畫，送給克庭，他如獲至寶。[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個兒子在外國成為博士、成為專家，一子在香港經營航務。女兒蔡美靈與香港“李錦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文達結婚，夫婦倆繼承先輩業績，關心桑梓建設事業，捐資創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紀念學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門去世。 現錄蔡克庭題寫的楹聯一首： 《澳門普濟禪院》[6] 智慧無窮，以所空空諸歷劫； 慈悲莫大，將已壽壽彼蒼生。 [1]溫鼎銘：《我所認識的蔡克庭先生》，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1-103頁。 [2]《樹學會》，載“世界名人網＂，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4]《張大千與澳門》，載“中國新聞網＂，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翹：《張大千：飛揚世界》，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頁。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佛緣資訊＂網，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盧廉若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第八屆總理，黃豫樵為副理。其餘值理7人，為：林煥廷、李旭軒、梁裕簡、潘柏泉、潘德馨、鄭子堅、余惠民。

陳炳謙，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生於澳門。富商、慈善家。 炳謙早年隨兄長前往上海打拼，初做絲茶進出口貿易，後在祥茂洋行工作。該洋行經營“祥茂牌”肥皂而出名，被列入“五大洋商洋行”。 經過30多年奮鬥，炳謙成功躋身上海巨富行列，搬進華山路富人區。他是投資房地產最多、置產最廣的房地產大業主，成立申達經租處，經租包括大樓、公寓、倉庫等房屋845幢。 民國初年至20世紀30年代，炳謙擔任廣東旅滬兩大同鄉組織——廣肇公所董事以及粵僑商業聯合會會長，人稱“閘北士紳”，德高望重，名耀上海灘。 炳謙一生行義，結交很多朋友。他擁有中國、葡萄牙雙重國籍，一度遭到公開質疑。 1910年，中國北方災害不斷，來滬災民絡繹不絕。炳謙長期支持閘北和虹口的社會公益事業，設立收養災民的工藝所，開辦初小學，讓災民子女能夠讀書。他投資20萬元，支持閘北商辦水電專案。在反袁期間，他組織參與抵制擠兌銀行活動，維護當時金融穩定。 同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襲擊虹口一帶，市民在惶恐中失去理智，與政府官員發生火拼，使得本來混亂的防疫工作陷入僵局。炳謙在中間調停時，率先提出一個大膽設想——馬上設立一家防疫醫院。與政府幾天交難，他得到主管部門“四天之內建立醫院”的回覆。短短幾天，南洋公司八萬兩，廣永盛號三萬兩，廣發源號二萬兩，陳輔臣1.5萬兩，陳炳謙1.5萬兩，先施公司一萬兩……炳謙讓奇跡發生了，各界商業富豪慷慨解囊，一個符合各項標準的防疫醫院（今為上海傳染病醫院）如期在四天內改建建成。 1919年2月，粵連年頻發水旱災害，災變迭至，出現米荒。此次米荒為數十年所未有現，饑民遍野，慘不忍睹。炳謙決定救災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思考一個萬全之策，大力支援家鄉人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炳謙想到年前成立的粵僑商業聯合會，這是他等廣幫商人在廣肇公所的基礎上發起成立的組織。廣肇公所是一個老牌的民間團體，徐潤在上海創業時成立。 1918年上半年，霍守華、馮少山等廣肇公所新派人物與一眾元老意見不合，廣肇公所陷入分裂狀態。炳謙作為廣肇公所董事，非常讚賞新派人物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他並不希望廣肇公所從此分裂。社會動盪時期，廣幫商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商業團體，來鞏固幾十年來在上海取得的成就。於是，粵僑商業聯合會這個純商業組織應運而生。成立當天，潮州會館、潮州糖雜貨聯合會、雜糧幫慎守堂、進出口幫裕安堂、糖雜貨幫廣安糖、綢布幫守經堂、皮木幫慎安堂、肇慶同鄉會、南海會館、順德會館、三水勇義堂、東莞保安會館等都來慶賀。廣肇公所新舊派人士送來了賀儀，並極力要求炳謙繼續擔任廣肇公所的核心董事。 炳謙說幹就幹，分別給廣肇公所舊派人士黃式如、馮少山、唐紹儀掛了一個電話。第二天，他們分頭行動起來。 1919年，南北軍閥爭個你死我活，各種政治勢力此起彼伏，外國瓜分中國，步步緊逼。在國將不國之際，由政府來組織救災絕對是行不通的。經過簡單討論，炳謙決定單幹，很快組織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民間平調網絡。 今次從蘇皖地區將大量的糧食運回廣東，並非易事。世界大戰剛結束，西洋各國因糧食短缺，搶米風潮不斷，各國買辦已把目光瞄向了長江沿線的產米區域。國內南北軍閥對峙，軍糧短缺，地方軍政府更不會輕易地將糧食這一戰略物資拱手讓人。當時《申報》報導，廣東政府曾向上海總商會發來200張免稅護照，希望江蘇政府能對平調米放行，並進行稅收優惠，但很快江蘇省政府以議會未通過為由，否決這一請求。平調之難，早在意料之中。 3月7日，炳謙在二百餘人參加的粵僑商業聯合會特別會上宣佈，首批超過二萬石（16000袋，每袋140斤）的平調米已採辦完成。他和黃式如通過個人關係辦來“米照”（當時糧食外運，需要辦“護照”），向輪船招商局租定的船隻已駛向蕪湖裝貨，第一批平調米，最快月中可運送到災區。 散會後，炳謙親自向由廣州南洋煙草公司簡照南兄弟、廣東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等發起的糧食救濟委員會，發去一份電報。簡照南、陳廉伯接到電報後馬上會意，很快在當地報紙上，將蘇米即將抵粵的消息公諸於眾。雖然幾十萬饑民仍處於奄奄待斃的慘境，但平調米的消息，卻如一種神奇的力量，穩住了每天都在不斷瘋漲的米價。 首批米運抵廣州不久的一個晚上，粵僑商業聯合會在上海虯江路上海大戲院義演。炳謙率先上台，熱情洋溢地向三千多名鄉紳名流發表演說，稱首批平調米到達廣州後，廣州米價日跌，雖斗米千錢，諸位個個功德無量。演講剛結束，助手立刻走上前去跟他耳語了一番，他的臉立刻沉了下來，但為不掃諸位鄉紳的興致，他帶頭唱了一段粵曲。深夜12點，義演散場。炳謙回到家後難以入睡，助手帶來的消息就是最近一直困擾他的問題：除首批平調米成功運抵廣州外，之後陸續運出平調米，仍被海關扣押著。對此，炳謙其實早有防備。在租用船隻時，他所選船號不是輪船招商局，就是叫得起大名的洋行貨輪，或直接租用掛著洋人國旗的外國輪船。如此大規模往外運糧，不免引起各方的猜疑。尤其是北方軍閥，對廣東商幫支持孫中山革命軍政府，更是懷恨在心。掛著洋旗的商船，看來也走不通了。 宋子文、李宗仁、杜月笙、張謇、蘇葆笙……很快，炳謙想到這些響噹噹的人物，他們或許能幫上忙。不知是給面子這些大人物，還是給錢消災，抑或是北京、上海、廣東各地要求放行平調米的請願活動不斷爆發，給當局施加壓力，後來被阻的平調貨輪，都放行了。之後，每隔一周，廣州到達一船平調米，災情很快得到緩解。為保證平調米公平發放，廣東糧食救濟會派專員對平調米收磅入倉，並派專員收發，成立稽核部。之前成立各種平調公所，全歸糧食救濟會管理。當時，炳謙被選為救濟會名譽總理。他再一次發揮自己的正能量，建議糧食救濟會在每一處發放點，豎起捐款大戶的商號或會旗。一時間，社會好評如潮。那些鄉紳名流心裡舒坦，捐款時出手更大方了。 1919年4月，知名人士徐固卿聯合胡漢民、吳鐵城等發起善後協會，4月20日抵達上海，與滬上粵商翹楚進行商討。胡漢民將在粵地看到的情形悉數道來，辛亥革命以來，多個省軍隊集中在廣東，稅收繁重到了極點，使當地民窮財盡。社會治安更是混亂，盜賊勒索搶砸橫行，運輸不通、商販絕跡；政府官吏還魚肉百姓，許多大商巨賈投奔洋人旗下，或避難港澳等地，民不聊生。當時記者就此問題，請會長炳謙發表看法。炳謙說：以上痛苦比米荒更甚！並贊成善後協會擬定的包括禁賭、治河、裁兵等事宜。隨後，他又表示，即將到來的5月正是廣東青黃不接之時，平調大米將源源不斷運往廣州。 在炳謙等領導下，粵僑商業聯合會堅持不懈，堅持了數月，籌集資金上百萬元，共採辦36萬石蘇皖大米，分14批運抵廣州，最終成功幫助鄉親應對了這次百年不遇的米荒。歷史上民間團體為平災荒，組織多次糧食平調，但此次大規模平調，堪稱空前。 炳謙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粵僑商業聯合會認購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二五庫券達十萬元。 孫中山去世後，炳謙被推舉為赴粵參觀的首批代表，因事未能成行。 1938年7月，炳謙在澳門去世，終年78歲。 宋子文、吳鐵城、杜月笙、馮炳南等寓居澳門名人組成治喪委員會，宋子文題“典型猶在”，李宗仁題“潛德幽光”，杜月笙題“蓬島歸真”，這是對陳炳謙一生行善最好的注腳。[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以傷兵醫院名義，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呼籲各界人士踴躍捐輸。陳炳謙向中國紅十字會捐助一萬銀元，並借一輛大汽車給紅十字會和粵商公立兩醫院，用來救護傷兵。[2] 陳炳謙娶有妻妾六個，生育子女多個。後來，其子女不斷為遺產之事發生糾紛。[3]陳炳謙兩個兒子在上海曾遭到綁架。[3][4] 現存陳炳謙之子長子陳木、次子陳勝的兩間大屋，都在珠海市梅溪村。[5] 1930年，陳炳謙豪宅在上海華山路與烏魯木齊中路交叉處（近華山路）一側，建造一幢保存較完整的中國傳統宮殿式住宅。無論在建築造型，還是色彩運用，其藝術處理水準達到日臻完善的程度。首先屋頂、牆身、台基三部分組合而成的建築形體構圖方式，使中國古建築造型達到了功能、結構、藝術的完美統一。這把具有中國古建築特色的“三段式”構圖的三個要素完全表現出來，屋頂採用重簷清代大式建築中的廡殿大屋頂，微微向上反曲的屋簷，屋頂轉角處的起翹，以及屋面舉折形成的柔美的屋頂曲線，展示出一種穩定、舒展、飄逸的形態。屋面鋪蓋綠色的琉璃瓦，顯得清麗而宏偉。 陳家人一直居住至上海解放前夕，後移居香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房管部門接管陳炳謙豪宅，現作上海華山醫院化驗樓使用。[6] 現錄陳炳謙賀潘飛聲（1858-1934）60歲壽誕的對聯一副：[7] 歲曆大撓一甲子； 詩同故里十先生。 [1]《陳炳謙與史上最大民間平調》，載“中山網＂，2012年3月15日，http://www.zsnews.cn/Culture/2010/09/12/1516356.shtml。 [2]陳麗鳳等：《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64-165頁。 [3]馬學強、張秀莉：《二十世紀前期買辦及其社會生活狀況研究》，載《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 [4]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45頁。 [5]陳素璧：《閘北巨富梅溪義紳尋蹤珠海歷史名人陳炳謙》，載《珠海特區報》，2012年7月15日。 [6]《陳炳謙住宅華山醫院5號樓》，載“新浪地產網＂網，2009年12月28日，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09/06/16/26263.html。 [7]《潘飛聲》，載“搜搜百科＂網，2012年11月18日，http://baike.soso.com/h426391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