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7月20日，澳門政府按職業、婚姻狀況、年齡及國籍等標準在澳門區及離島進行人口普查。據統計，澳門共計人口83093人，其中澳門半島現有59689名陸地居民，17283名水上居民，從1910年人口普查起，人口有所增長；而離島共有281名陸地居民，5840名水上居民，從1910年人口普查起，人口有所下降。

民國七年 (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6月4日，下午3時，澳門國課衙門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期限自1918年6月5日起至7月31日止，不定底價，每一暗票必須將存在西洋銀行5000押票銀之收據呈出。至7月10日，國課衙門又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為期，即自1918年7月16日起至1921年7月15日止，投價以12萬元為底，實際投得價為168000元。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29日，澳門政府設立專案調查153600兩鴉片的下落。這批鴉片先由澳門鴉片專營公司出售給王福周，後由“安爾額斯特”(Amherst)號輪船運往智利。不過，輪船後因出現故障返回香港修理時，發現船上已無任何鴉片。

往時，本澳每屆夏季都有一個“時間遊戲”，就是將時鐘撥快一個小時，名曰“夏令時間”，原因是夏季日長夜短，每天早上五時許已天亮，為了爭取陽光，提早工作。但是，由於時間撥快，各行業作息均要調整時間配合，人們習慣了標準時間生活，初時不易適應，往往失時誤事。當時報章輿論也曾經批評這種時制作用不大，影響人們生活，也令出生時間混亂。到冬季時，又將時間撥慢一小時，回復標準時間(所謂“冬令時間”)，人們又得重新適應調整，一年兩次調撥時間，居民嘖有怨言。夏令時間是一九零八年由英國建築師威廉韋勒提議，目的是節約燈光與燃料，盡量利用陽光，可是，這建議當時未被採納。至一九二五年，英國才訂立永久性法例，規定每年由四月十五日以後第一個周日起實施“夏令時間”，至同年十月十五日後第一個周日恢復標準時間。葡國、內地和港澳等地，也曾相繼採用這個“夏時制”。澳門是在一九五五年開始實行，至一九七九年取消。其中一九七三年間，因燃油危機，節省燃油，港澳冬行夏令時間，影響居民正常生活。香港採用夏時制比澳門為早，由一九四一年已開始，實施不久，因日軍佔港，停止使用；至一九五一年，港府又宣佈恢復夏時制，至一九七九年間才撤銷。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8月1日，澳門政府再招人承充鴉片專營，限期3年，每年繳納稅餉為395萬元。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2月，葡萄牙政府核准澳門鴉片煙公司所請，同意每年減少餉項834500元，每年繳納餉項為5841500元。

民國九年 (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2月14至26日，澳門政府“鬥蟋蟀專利經營權”由華商葉漢投得。葉漢，廣東新會人，1904年生，此時年僅16歲，即已獲鬥蟋蟀之賭權。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澳門本年貿易總額為13296263兩。

二零零一年五月間，本澳在鵝隻樣本中發現禽流感病毒後，恐防家禽出現交叉感染而使病毒異變，影響人體健康，於是採取預防措施，立即展開殺雞行動，並禁止進口和飼養雞隻逾月。這段期間，居民沒有新鮮雞食用，只好用凍雞或冰鮮雞充場。雞成為新聞主角，除這個事件外，讀者可還記得一九八三年間發生的“打針雞”趣聞？那時盛傳吃了“打針雞”可能會致癌的消息，影響雞隻銷量，成為居民茶餘飯後的談資。據知，一般由雞花飼養成肉雞上市，約需五個月。但是，由於市場需求及好價，有些農場採用“打針”法，為雞隻注射含有雌性賀爾蒙藥劑，可以“催谷”雞隻迅速肥大，而且外形美觀。藥物在雞頸上注射，初時頸部會突起小粒，約四十天時間化解，但雞場往往將不足此日子的“打針雞”拿到市場應市。然而，這種雞食味不及一般飼養的雞隻。後來由香港傳來吃“打針雞”可能會致癌的消息，一般預防是不吃“打針雞”的頭和頸部，因此在筵席上，雞頭、雞頸幾乎變成毒物，無人敢下箸；而且男士又聽聞吃後會變成性無能，這還了得，對“打針雞”更是怕怕。“打針雞”會致癌之說，當時還未有確切證明，但居民早已“聞癌色變”，“寧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引以為戒；而且，不少國家已立例禁止打針“催谷”雞隻肥大辦法。雖然本澳還未訂有關禁令，“打針雞”如常供應，不過銷量已受到影響，流行一時後，很快就銷聲匿跡。這場“打針雞”風波過後，人們又逐漸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