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3月8日，下午1時30分，“貢薩維斯．紮爾科” (Gonçalves Zarco)通訊艦在船長美萊勒斯．奎唐 (Manuel Cardoso Quintão Meireles)的指揮下來澳門巡視，旨在向東方海外領地展示“葡萄牙軍事力量的復興” (Renovação de Marinha de Guerra Portuguesa)，也填補了業已殘破的“阿達馬托斯爾”號巡洋艦一年多前返回里斯本所留下的空缺。據悉這是葡萄牙政府元首奧利維拉．薩拉查 (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下令在英國製造的第一艘戰艦。當天，殖民屬地專署海軍 (Marinha Privativa da Colónia)戰艦遠航護衛，“澳門”號炮艦指揮所有戰艦的行動，其後另有五艘拖船，兩艘海事署的摩托艇，第五、六號帆船和兩艘中式帆船，歡迎儀式熱鬧非常，氣勢頗為壯觀。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 (1932—1936)》，載《文化雜誌》第23期1995年。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本年，路環聖方濟各教堂及附屬建築聖方濟各學校建成。先是1903年，嘉諾撒修女在路環創辦一所學校及一所有附屬小教堂的養育院。本年，澳門教區撥款在舊學校及舊教堂的基址上重建教堂與學校。這座教堂建築十分簡單，教堂正面有一座小鐘樓，建築亦無任何藝術特色。但該教堂由於保存有聖方濟各．沙勿略遺骸的右臂上的一塊肱骨而著名。該遺骸置於一銀制聖骨匣中，有大批朝聖者前來祭拜。《澳門的教堂》，第98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26頁；林家駿：《澳門聖堂史略》，載《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16頁稱：“位於官也街的聖方濟各小堂建於1934年，由高若瑟主教祝聖。”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1月，澳門共有18家銀號，分佈在4個不同的街區：即瑞恒、寶衡、寶裕、順德、致祥、恒裕、豐裕、信和、寶豐等銀號在營地街；廣裕銀號在米糙巷；富衡、同德、寶生等銀號在新馬路；恒昌、永亨、益記、三益、和祥等銀號在十月初五日街。寶豐銀號，創建於1896年前，創始人為梁官六。杰佛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4章，第122頁。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2月21日，澳門中華總商會板樟堂前地新址落成啟用。初由同善堂主席崔諾枝倡議遷往火船頭街 (Rua das Lorchas)，因遠離市中心遭到賭王高可寧的反對，後經公議籌資1.6萬元購置這一原屬盧紹基的物業，並改建為三層會所。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Cinema em Macau Ⅲ (1932—1936), in Revista de Cultura, No. 23,1995；李鵬翥：《澳門古今》，第210頁。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2月8日，澳門主教座堂參議會委員、望德堂區本堂神父廖則端先生逝世，葬於西洋墳場。廖神父生於1874年，享年57歲。廖神父熱心大度，一生清廉，生活自甘淡泊，辦事不好大喜功，對貧困者推衣讓食，深得各界人士愛戴。出殯之日，教內教外蒞場追悼者人山人海。廖神父去世後，高若瑟主教任命嚴紹漁神父繼任，並選其為教區參議會委員。林家駿：《澳門第一座華人堂區》，載《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81頁。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本年，澳門本年度公共總收入為5279219士姑度，總支出為5319191士姑度，虧空39972士姑度。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 (1500-2000)：附表》，第280頁。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12月，香港皇家遊艇俱樂部組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划船比賽，其中15艘參賽船泊於澳門，給碼頭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景象。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 (1930—1931)》，載《文化雜誌》第23期1995年。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4月13日，鑒於華視學會彙報多數學校不能切實履行規定，澳門政府頒佈第262號札諭，規定：(1)凡華人私立學校無論系男校或女校，均准兼收男生或女生，但兼收之男生以不過12歲為限；(2)凡華人私立學校違背1914年第300號札諭第7款規定，即1915年第172號札諭修正之條文，兼收過於12歲之男生或女生者，嗣後不准再行繼續濫收。規定自1930年陰曆新年起開始執行。《澳門政府憲報》1933年，第178頁。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10月2日，葡萄牙外交部長馬加良斯‧科雷亞 (Luís António de Magalhães Correia)給葡萄牙駐華公使阿爾曼多‧那華祿下達密令，明確透露了葡萄牙欲維持澳門現狀不變的強烈願望。科雷亞認為，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最主要的一點是中國確認葡萄牙永居澳門，且“葡萄牙政府堅持1887年條約完全有效，只有1928年臨時條約所修改的部分除外”。而1928年簽訂《中葡友好通商條約》時互換的秘密照會“聲明臨時條約只限於下列問題：關稅條款和領事裁判權，在任何情形或藉口下，都不得理解為包括或涉及任何其他問題”。他發出密令時還特別指出，“由於中國欲操縱澳門回歸而發出此秘密指示，具有特殊的意義。未有外交部長的明確同意，您不應以此為據進行任何聯絡或討論。只有澳門總督和英國駐華公使知道此一密令，此外，另無他人知悉。”由此可見，科雷亞極其重視給駐華公使的指示。在指示中，葡國外長回顧了1928年臨時條約簽訂的過程，提醒駐華公使“關於談到一個通商航海的最終條約，考慮到1887年條約確保了我們佔據澳門，中國人為致力談判新約以取代舊約，肯定將煽動澳門主權問題。此一危險，與我們未來可能在華得到的舉足輕重的商業利益是不成比例的，因此，目前並非進行大範圍談判的時機”。而談到澳門主權時，外長的指令是“我們在遠東的主要利益是澳門省以及主要由在上海和香港安家樂業的約為6000澳門子民組成的葡人社群。中國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中，尤為突出的是收復被外國佔領的所有領土。由於我們是擁有這類土地的最弱者，中國人已經並且將繼續視澳門為試金石，以測試我們保護它的決心和評估我們在收復領土問題上可得到其他列強願意提供的支援有多少。需要補充的是，應經有十分危險的先例，如收回漢口、威海衛的英租借，天津的比利時租借，以及法國、俄國以前的租借等”，而“葡萄牙政府在澳門堅決維護的是現狀，果決地消除一切和任何改變現狀的圖謀。必須完全避免由我們提出動議，也不宜讓中國政府知道我們的想法。若不巧他們提出劃界，駐華公使應限於表示將轉達里斯本，並緊急詳盡地向外長匯報”。Instruções para o Exm°. Senhor Armando Navarro, Ministro de Portugal na China, entregues em 2 de Outubro de 1930, AMNE, 3P, A12, Macau, pp. 34—35. 轉引自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208—2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