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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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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南村人。翻譯家、文化名人。 若茗學生時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數國從事反帝救國運動;在荷蘭、比利時,他擔任反帝大同盟書記。 在巴黎,若茗參加編輯出版《救國時報》,宣傳反帝救國。1938年,他與妻子張悟真回國。若茗通曉八種語言,長期在中共機關、報刊,從事外事、新聞、翻譯等工作。 若茗先後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委會委員;1939年,在延安擔任《新中華報》總編輯,兼任中央出版委員會委員、《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國組組長、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外事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涼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第一次編務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調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楊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張映吾、若茗、王楫、楊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若茗歷任武漢外事處處長及黨組書記、華東分局外事委員會副主席、廣東外事處處長,廣東省外事辦副主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共寶安縣委書記。[1] 1952年7月25日,“關閘事件”發生當天,中共進行“閉關”,切斷內地糧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資的運送,一時間,澳門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亂。當時,澳督史伯泰感覺到事態的嚴重,趕忙叫經濟局長羅保給與中共有聯繫的南光公司打電話。誰知,對方答覆說,公司負責人都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聯繫。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廳裡來回踱步,羅保在他身邊陪著,整個客廳被一股壓抑的氣氛所籠罩。突然,澳督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的人聯繫一下,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當天深夜,羅保找到澳門商會有關負責人馬萬祺,將澳督的意思告訴他,希望他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的辦法。馬萬祺於當夜打電話到廣州,向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報告澳葡當局的態度。 隨後,饒彰風將澳葡當局的意思告訴葉劍英,葉劍英隨即召開會議商討,由於中國與葡萄牙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葡當局直接接觸,所以最後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與澳門方面談判。黃曹二人於當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達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從石岐奔赴拱北關閘。同時,澳葡代表與何賢、馬萬祺也通過關閘準備開始事件後中葡雙方的第一次談判。經過15次談判,8月23日,澳葡當局向中國方面遞交了道歉書,承認錯誤,並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挑釁,澳葡方從原警戒線後撤50米,向我方賠償人民幣443720300元(舊幣)。至此,拖了一個月的關閘事件,終於得到和平解決。[3] 1959年6月,深圳水庫工程指揮部正式成立,原廣東省外辦主任、當時下放到寶安縣任縣委書記的若茗擔任總指揮,寶安縣統戰部部長兼深圳鎮委書記馬志民任第一副總指揮。當時26歲的林輝煌負責水庫的技術,擔任寶安縣水電局副局長。[4] 1960年1月3日,蘇聯海洋生物學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寶安縣參觀海水養殖場等地,時任縣委書記若茗、縣長吉鳳亭在鐵路貴賓室接見了他們。[5] 1960年11月15日,寶安縣政府代表若茗與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簽署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次年,深圳水庫的水輸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毛澤東選集》編譯組工作;1962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殘。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編譯局辦公室內去世,年僅57歲。 1979年後,中共中央為曹若茗平反昭雪,並召開追悼會。[1] 曹若茗與張悟真生育兒子曹依吾、曹立吾。 張悟真(1901-1997)是湖南瀏陽人,畫家;1925年,畢業於長沙衡粹女校圖畫科;1925-1932年在印尼華僑學校任美術教員;1932-1936年,她留學法國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期間參加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和反帝大同盟;與曹若茗結婚。 1936年冬,張悟真參加巴黎《中國救國時報》工作;1938年回國任《新華日報》美術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1950-1954年,在漢口、廣州從事外事工作;1954年調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先後擔任副秘書長、對外聯絡部副主任;1965年被評為全國婦女模範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頁。 [2]陳家鸚、周立軍:《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載《人民政協報》,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發關閘血戰澳葡賠款四億元》,載“大洋新聞"網,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飽經水荒苦寶安紓解燃眉急》,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寶安地方史大事記》,載“深圳市寶安檔案館"網,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張悟真》,載“讀秀"網,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曹若茗,1910-1967
陳洵,字述叔、一作術叔,號海綃,新會潮連(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道)人。詞學大師。 陳少有才思,善為倚聲,性情孤傲;喜愛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詞;遊歷江西、河南十餘年,無所遇。陳回到廣東,為梁鼎芬賞識。1911年,梁鼎芬在廣州南園抗風軒重開“後南園詩壇”,陳參加會議,認識黃節,談詩唱和,交情深厚。 梁鼎芬每揚譽為“陳詞黃詩”,陳和黃節並稱於時。陳窮老郡居十多年,授徒為業。後來,黃節將陳的《海綃詞》推薦給朱祖謀。朱祖謀非常欣賞陳,刻入《滄海遺音集》,他的詞名大振。 晚年時候,得到朱祖謀的引薦,陳受聘為中山大學詞學教授。抗戰期間,陳避居香港,轉到澳門,之後在廣州大學任教。 陳的詞運意淵微,遣詞紆徐,寄興在從容不迫處,“運典能曲”,非以襞積為工,而感時傷亂,不掩其憂。朱祖謀稱其“善用逆筆,故處處見騰踏之勢”、“神骨俱靜,此真能火傳夢窗者”。況周頤譽為“並世兩雄,無與抗手”。吳清庠則以之與張爾田並稱,謂“南有海綃,北有遁庵”。 陳著有《海綃詞》兩卷、《海綃說詞》一卷,另有遺詞一卷,未刊。 1942年,陳去世,終年72歲。[1] 現錄陳洵的詩一首: 《漁家傲》[2](澳門送秋,攜穀兒登新園。作於1938年晚秋,詩人避居澳門。) 夢裡關河憑訊雁,社餘日日催歸燕;遲節晚花猶喜健,霜客倩、錦屏鴛枕新裝遍。 把酒西風誰與勸?登臨客恨逢多難。此度送秋情不淺,秋去遠、傷心行路休回面。[3] [1]王飆:《陳洵》,載“讀秀"網,2012年11月29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61021&d=14B49A1EB360444A1964B45D47BC043F。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56頁。 [3]其中沉痛莫名的心情,盡在下闋中滲出,風格悲涼委惋,在民國詞中並不多見。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澳門因葡萄牙宣佈不參戰,獲得一時太平,因此許多著名詩人、名流和藝術家皆視澳門為逃避戰亂的好地方,有關的作品很多。
陳洵,1870-1942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陳樹人,1884-1948
陳霞子,字全昌,號夏聲,筆名蝦子,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港澳知名報人。 霞子少年時代當學徒,後投身報界。[1]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霞子停辦《七十二行商報》後來到澳門,加入當時《大眾報》主理副刊版,並在報上撰寫有名的通俗小說。他撰寫最有名的偵探小說《偵緝膽》和新派武打小說《芝加哥殺人王》等,膾灸人口,成為最暢銷的讀物。 霞子在《大眾報》工作四年。[2]1944年8月15日,澳門《市民日報》創刊,這是市民報業公司(民營股份制)主辦的一份報紙,原為週刊,出版後不久改為日報,霞子和何曼公、徐佩之、余寄萍、李鏗、潘豪等成為創辦人。該報最初出版時內容以副刊、娛樂消息為主,沒有新聞版;之後改為一般性日報。何曼公任社長;1955年嚴慶騏接任社長。60年代初該報每日出對開一張至一張半,主要有澳門新聞及少量中國新聞、國際新聞、狗經、連載小說等。該報近年以議論政府施政的言論增多,社長何曼公,督印人飛歷奇,總編輯龔文,總經理朱耀德,社址在澳門營地大街45號三樓。[3] 抗戰勝利後,霞子返回廣州。1956年,霞子在香港創辦《晶報》,後任社長兼總編輯。他一生獻身於新聞事業,對國家對社會貢獻很大。他幾乎視報紙為生命,每天必去某個固定的茶樓,泡上一壺茶,一坐就是兩小時,貌似養神,實際上是為了觀聽周圍茶客的閒聊,從中瞭解香港中下層市民的心理、政治觀點和熱點話題,並懂得如何去應對,如何把話說到市民百姓的心坎裡。[1] 霞子歷任廣州《民生報》、《群聲報》、《誠報》、《越華報》編輯、香港《南強報》、《成報》編輯、澳門《大眾報》、《市民日報》編輯。[1][4] “文革”期間,霞子的一套做法被否定,他身心受創。打倒“四人幫”後,在香港工作的廖承志等領導挽留下,他一直努力為《晶報》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天。[1] 1979年,霞子去世,終年74歲。 著名報人李子誦在廣州工作時,結交了不少新聞界朋友,其中包括《晶報》社長陳霞子等,他與陳霞子社長的交情最深。《晶報》開辦時,李子誦覺得陳霞子是最適當人選。《晶報》已結束了幾十年,但陳霞子的社論,至今仍為人樂道。他的名字其實是筆名轉過來的。當年,陳霞子用“蝦子”作為筆名,李子誦覺得這個筆名不大好聽,建議他改為霞子。之後,霞子變成了正名陳霞子。[5] [1]陳昌風:《香港報業縱橫》,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第43-45頁。 [2]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167頁。 [3]《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60頁。 [4]《百歲老人一生愛國》,載《文匯報》,2012年12月31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5/22/NS1205220003.htm。 [5]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22頁。
陳霞子,1905-1979
朱希祖,字逖先,綽號“朱鬍子”、“吾要”,浙江省海鹽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家。[1] 先世繫出吳郡,後一遷歙縣,再遷婺源。希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貧,父親在鄉下教書,父親去世時,正教他學習《左傳》,他才十四五歲。從此,希祖不翻《左傳》。父親病重時,他還割過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歷史。回國後,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並擔任歷史系主任,成為近代中國大學文科中有歷史系以來的首任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希祖治學領域廣泛,從先秦至近代,無不通曉,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他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獨立學科,創建中國第一個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中國史學會”;參與制定的歷史檔案整理三步法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他參與規劃史館制度;撰文論述國史體例問題;重視對歷史遺跡的調查,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實地調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後,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覺得要研究日本人的歷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華的歷史,他認為日本人一直有侵華野心。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這個課,別人不理解,沒多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前,日本人想花重金買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絕。 希祖是章太炎的學生,是魯迅等人的師兄。章太炎對希祖的評價是“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專家,喜歡收集方志,捐出《石匱書》、《啓楨遺詩選》、《十願齋集》、《流寇志》等珍貴史料。他做學問功夫下得很深,愛書成癡。他節衣縮食,不買田不買地,只買書。他的日記上有他的書帳。有人算過,有時他竟花一半的收入買書。他也賒帳,他也嫌書貴買不起。一個大年三十下午,家裡來了一大批要書帳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帶著全家一起去逛書店。 希祖夫婦生育六個子女。長子朱偰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次女朱倓對南明史頗有研究,寫過《班昭》;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女中英傑”,建立廣州首個婦女聯合會,是著名史學家羅香林的夫人。朱侃、朱僑、朱倞三個兒子學了物理、化學、經貿等,都與文史無關。長女朱倩學問非常好,15歲時因肺結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終年65歲。[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下簡稱《收回澳門意見書》)中說:“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佈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朱希祖共列舉了十二個方面,分別論說:一,葡人割據澳門史略。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概略。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概略。四至八,廢約(收回澳門理由)。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的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十二,國人應群起請願,速向葡方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果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據1915年統計,葡萄牙在澳門防兵488名,其中華人佔164名。 朱希祖說,國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會打中國,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剛經過國內革命,像中國一樣,也是一團亂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贏。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與中國相隔萬里,如遠涉重洋來打中國,顯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敗無疑。其次,葡萄牙遠道而來,中間沒有中轉站,沒有歇腳的地方,所以無喘息之機。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況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國,葡萄牙就會顧此失彼。第四,葡萄牙佔領澳門,從商業上來說本不發達,又沒有修鐵路,所以葡萄牙從澳門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澳門丟了,對葡萄牙也沒甚麼損失,還不如還給中國。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門後,中國仍然准許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還可以從中國賺取很多利潤,有了好處,它就犯不著報復了,所以葡萄牙不會興兵報復。第六,如果說要報復,那麼葡萄牙首先會報復印度、東南亞各地。因為幾百年來,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丟了不少領地。但是也沒聽說葡萄牙興兵報復,奪回舊有屬地。可見葡萄牙不會報復中國。所以,國人盡可放心大膽果斷行動,宜勿過慮。如果開打,“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3] 朱希祖著有《海鹽文獻源流》、《明海鹽小瀛洲詩社考》、主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文獻。[1] 現錄朱希祖的詩一首: 《登澳門西望洋山》[4] 驅車西望洋,攬勝造其巔。 煙螺如美人,俯窺雙鏡圓。 左顧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當面起,樓閣縹緲連。 直疑海市幻,還恐蜃氣纏。 蓬萊不可即,此地勝登仙。 惜哉淪異域,使我意綿綿。 [1]陳蘇:《朱希祖後人:一門兒女各專家》,載《嘉興日報》,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簡介》,載“中華文史網",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1期。 [4]《魂牽夢縈澳門行之二》,載《聯合時報》,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朱希祖,1879-1944
記者、作家。字小配,別號禺山世次郎,筆名黃帝嫡裔。廣東番禺塘司(今屬廣州)人。早年赴南洋謀生。1901年加入南洋中和堂,傾向革命。次年冬至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1903年撰文批駁康有為的保皇主張,並協助鄭貫公創辦《世界公益報》、《廣東報》及《有所謂報》。1905年參與設立澳門優天影粵劇團,倡導粵劇改革,採用廣州話演唱,而不用官話;在澳門南洋演出,影響尤大。同年在香港加入同盟會。1907年獨辦《少年報》,提倡民族主義。1911年廣東獨立後,任廣東民團總局局長。1913年春被粵督陳炯明誣陷侵吞軍餉罪,逮捕入獄。陳離職後,繼任都督胡漢民依原議執行,遂被冤殺。生平勤於著述,小說創作蜚聲晚清文壇,曾被時人譽為“晚清奇才”。著有《洪秀全演義》、《廿載繁華夢》、《宦海升沉錄》等,風行一時。
黃世仲,1873-1913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字蘋庵,一號任肩。廣東順德人。1902年被聘為香港《中國日報》副刊主筆,宣傳革命。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冬赴日本留學,曾與盧信等人在東京創辦《大江月報》。1909年回國,常為香港《中國時報》和廣州《平民日報》撰文。1911年武昌起義後,被聘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稽勳局審議員。二次革命失敗後,棄職回鄉,不問政事。曾主持上海精武體育會。1930年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1938年曾組織民團抵抗日軍攻佔廣州。失敗後避居澳門,創辦獨特的手抄本抗日救亡愛國文藝雜誌—─《淹留》半月刊。每期出版數量甚少。為居港教育家蔡元培甚為讚賞,每期購幾份,以示支持。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1942年從澳門遷居廣東曲江,又曾創刊《予心》。1943年4月在韶關病故。
廖平子,1880-1943
馮印雪,名祖祺,號乙庵,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詩人、教育家、書畫家。馮秋雪弟弟。 1919年,印雪與兄長馮秋雪、大嫂趙連城在澳門創辦佩文學校。1924年,他與兄嫂、劉君卉、黃沛功、梁彥明、周佩賢等創立“雪社”,致力詩詞創作。他以吟詠為樂,黃節居住澳門時,頗為賞識他。[1]印雪又能書畫,與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為摯友,後稱為弟子。高劍父在佛山創立春睡畫院,他擔任秘書。 1956年,印雪擔任《澳門美術研究會》(今澳門美協)副理事長;歷任澳門嶺南、粵華、培正等中學教師,擔任越南河內中華學校校長。 印雪深入研究隸書《石門頌》,一生與隸書《石門頌》結下了不解之緣。《石門頌》是東漢建和二年(148)鐫刻在陝西褒城縣褒斜道石門崖壁上的摩崖石刻,四言一韻的文辭為漢中太守王升所撰,嘉賞故司隸校尉楊孟文開鑿石門棧道之功績。《石門頌》誕生的時代,漢隸進入成熟期,成為當時高古奇縱書風的代表。楊守敬評價“其行筆真如野鶴閒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可見,《石門頌》開創了奔放飄逸的書風,對後世影響尤其深遠,歷來深受書法家喜愛和推崇。 印雪臨摹《石門頌》非常成功。他勇於臨摹和創新,用筆以圓筆為主,以籀篆筆法圓起圓收,略加波磔,使線條圓渾舒展,又有自然生動的起伏變化。筆劃粗細較為均勻,行筆沒有刻意的頓挫,藏鋒起筆無明顯的“蠶頭”,收筆含蓄亦少有裝飾性的“雁尾”。他逆筆藏鋒,中鋒行筆,同時折筆處時而筆斷意連,時而提筆暗轉,直中含曲,勁健而不僵硬,臨摹用筆豐富。臨寫《石門頌》需要紮實的書法功底,因它具有濃厚的寫意風格,無論用筆、結字,還是章法都無明顯的規律可循。清人張祖翼跋《石門頌》拓本云“三百年來司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 在大量臨摹《石門頌》的基礎上,1933年,印雪創作《石門頌集聯》。他從臨摹到創作,書法的藝術特性比其他藝術依賴“臨摹”入門和修習的途徑,同時更加注重“創作”蛻化和昇華的境界。從臨摹到創作存在著某種超越因果關係的轉換性奧秘,這是人類悟性的飛躍。作為詩人的印雪,深厚的文化修養是他從臨摹到創作飛躍的基礎。 對於印雪創作《石門頌集聯》的成就,國民黨元老、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題識“漢隸於剛健中饒秀逸氣,以石門頌為最,今觀馮君印雪此作,直窺堂奧,集聯尤雅馴,可喜!”而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的評價更高“印雪弟習漢隸有年,前歲赴越南從事教育事業,不通(問)者將歲,今見其集石門頌碑字聯冊,功力較前邁進,知其隸法必有得於心也。以石門頌碑字無多,而竟能集至五十聯,且聯話皆可喜者,益足貴矣!” 1964年,印雪去世,終年71歲。 2002年,馮印雪的後人將他的書畫遺作和其他文物捐贈給澳門博物館珍藏。這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其中15件書畫作品9月在澳門博物館舉辦的“館藏書畫展”上亮相,彌足珍貴。 馮印雪隸書藝術的傑出成就,不僅在於繼承漢隸的精髓,而且在於他創造了體現時代價值,啟示後人的智慧、理念和精神。馮印雪的隸書作品,無論臨摹或是創作,都反映他師承、取捨和創造的能力。[2] 馮印雪著有《印雪詩鈔》。 現錄馮印雪的詩一首: 《晚雨初歇同秋雪大兄步至駟馬涌荷塘》[1][3] 雨餘芒屨橫塘去[4],各有情懷向晚晴。風引鳥聲娛寂寞,日斜人影伴伶仃。 石渠汩汩成孤響[5],荷葉田田未了青。[6]滿地烽煙生事歇,不堪笳吹上江城。[7]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81-282頁。 [2]徐新:《詩人馮印雪與隸書〈石門頌〉》,載“澳門藝術網",2010年4月28日,http://www.macauart.net/Comment/ContentC.asp?cid=185&id=404。 [3]駟馬涌荷塘: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紀事內容》:“駟馬涌在哪裡呢?問過不少生長澳門的人都不得要領,他們只說從前有—個碼頭是這樣叫的。偶然在十月初五街沙欄仔附近發現一個古老的街牌,寫著‘泗街’三個字,我知道在清代這裡是北灣的末段,未填海之前可泊船艇,那該是泗碼頭舊址了。地處河邊,填海後低窪的地方可利用作荷塘,地名應是泗涌。泗兩字太偏僻,馮印雪作詩時順手用上同音而文雅的‘駟馬’……駟馬涌就在這裡。” [4]芒屨:草鞋。屨,鞋子。漢以後稱履。 [5]汩汩:水急流貌。《淮南子‧原道》:“源流泉滂,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 [6]田田:葉浮水上貌。《古辭‧江南可採蓮》:“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7]這首詩約作於1921年。
馮印雪,1893-1964
郭鏡秋,又名郭海倫(Helena Kuo),生於澳門。作家、翻譯家。 兄弟姐妹八個,鏡秋排行第四。父親沒有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良好的家庭環境、澳門的國際環境和藝術氛圍,使她對文學產生強烈的興趣。少年時代,她在澳門一所葡萄牙天主教教會學校學習葡萄牙語和天主教教義;在家裡,她的私人教師教她學習漢語、英語、數學、會計、速記和打字。之後,她入讀廣東嶺南大學附屬的一所教會中學,嶺南大學當時為貴族學校。她在上海大學註冊時,一方面要熟習上海方言,另一方面攻讀工業化學、中國文學及歐洲文學等課程。日寇佔領東北三省後,她積極參加宣傳抗日活動,並參加紅十字協會工作。 1932年,日寇在上海向市民開槍,父親將鏡秋叫回家裡。為了能夠在祖國淪陷時盡一分力,她毅然放棄大學學業,在《中國時報》找到一份工作,用英文和中文發表文章,作為抗戰的武器。不久,她成為《中國晚報》婦女專欄編輯。 鏡秋偶然認識一位對中國滿懷感激並希望有所回報的美國商人,他為她提供旅行費用,使她能夠周遊歐美。在倫敦,她在BBC廣播電台作了三分鐘的中國新年祝詞,並因此而獲得邀請在《倫敦每日郵報》負責一個欄目。這次機遇,使她寫成一書《桃路》(Peach Path, 1940),這是一部非小說類作品,是以一位女性主義者的目光觀察中國過去現在的婦女狀況以及有關中國文化的文章彙編,在法國南部城市旺斯(Vence)脫稿。當歐洲處於戰爭邊緣之際,她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寫了一封信,表達想訪問美國的願望。羅斯福夫人親自為她簽證,並邀請她以個人身份來訪白宮。 1939年在紐約,鏡秋與羅斯福的夫人交談了半個小時,這次不同尋常的會面,使她能在多家報紙和雜誌,包括《新聞週刊》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報刊登她的照片和文章,在廣播電台裡出現,並與林語堂、胡適等人接觸,還收到賽珍珠的親筆信件;她還與好萊塢一些名人會晤。 1942年,鏡秋的自傳《我走了不少路》(I’ve Come aong Way)問世,描述自己從澳門的家庭、經過多種學業教育,最終來到歐洲和美國的經歷。兩年後,她出版小說《西去重慶》(Westward to Chungking),並同時印行《中國巨人》(Giants of China)。《中國巨人》向美國年青人介紹中國11位著名的歷史人物,從黃帝直到蔣夫人宋美齡。隨後她又轉向翻譯工作,譯成著名作家老舍的兩部作品《老李》(1948)和《鼓書藝人》(1952)。她還編輯漢英字典,為雜誌寫文章,在《美國之音》主持節目。[1] 抗戰勝利後,老舍出訪美國,花瓶也跟著他到了美國。在公寓裡,又是在花下,老舍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的創作。在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他把花瓶鄭重地贈給了鏡秋女士。[2] 老舍的《鼓書藝人》於1948年第二季度開始創作,當年年底完成。由鏡秋翻譯成英文,後在美國紐約出版。鏡秋回憶說,《鼓書藝人》的翻譯過程是,老舍當時每寫完一章,就把手稿交給她,由她逐章翻譯。翻譯完成後,連同老舍的中文手稿和鏡秋的英譯手稿,一併交給紐約出版社,1952年正式出版。[3] 1956年,鏡秋與美籍華裔畫家董金漫(Dong King man)結婚,兩人安家於紐約城。鏡秋服從丈夫事業的需要,經常隨同丈夫到各地巡迴展出;1980年,為他寫了一本書《董金漫的水彩畫》。偶爾,她也寫文章談到中國的烹調和風箏。 鏡秋的小說《西去重慶》,題寫獻給“我自己勇敢的家庭”。故事從1937年寫起,幾代同堂的李家財源興旺,生活安定。主人公之一李天民憑窗眺望,志得意滿。他年已60,在蘇州經營一家商店;他24歲的長子大學畢業後成為工程師,兩個女兒都在大學裡讀書。而日寇的入侵打破這個家庭的平和,並面臨著奮起抗日還是淪為漢奸的抉擇。李天民曾為了不使日本人從中牟利,而退掉了自己的貨物。他的長子則被遣往美國學習飛行技術,並成為蔣介石所欣賞的一名戰士;他的幼女遭到了三個日本兵的強姦,被丈夫的人解救後,兩人並肩戰鬥在抗日前線。他的長女和同學們一起參加醫療救護工作,但後成為李天民一個寡廉鮮恥的外甥的玩偶;當丈夫死去後,她終於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成為傳統婚姻制度的犧牲品,於是開始反抗命運的捉弄;儘管遭受母親等人(恪守婦女舊道德的代表人物)的反對,但她能夠保持自己個性和選擇。 鏡秋在這本小說中刻畫了幾個在美國人物,最重要的是山姆•哈坡,他服役於美國軍隊,來到中國幫助打擊外國侵略者;他是一位忠誠的朋友,曾買了一輛轎車幫助李家逃避兵災;後又把福特牌卡車改裝為一輛救護車,為前線戰士服務。還有一對虔誠而寬容的傳教士溫特博士及其夫人,傳教的同時積極進行醫務護理工作,並在基督教和孔子思想間達成共識。經受戰爭浩劫所帶來的磨折,一家人又重新聚在一起,李天民仍舊樂觀堅強。 在這部近三百頁的小說中,鏡秋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下描繪了中國人在美國以及美國人在中國的遭遇;並注意到美國文化具有多種文化相互融合的特點;而通過與一位美籍華人的交往,他也發現華人在那裡還是遭受歧視的。通過描寫山姆等美國士兵、溫特夫婦這樣的傳教士在中國與李天民等人接觸,表現美國人對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之欽佩。 鏡秋的文筆樸素自然,對話較為豐富,不像林太乙等作家文采粲然。她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寫實性較強,對人物心理的描寫較簡單。這與她自傳《我走了不少路》裡面的寫作風格是一脈相承的。她見多識廣,閱歷豐富,而又坦誠無欺,文如其人。在自傳裡,除早年的成長和求學的過程外,她也披露自己的一樁不成功的婚姻,這在《西去重慶》中李天民的兩個女兒身上有所影射。在上海大學,她與一位愛國者墜入情網,愛國者到歐洲去攻讀研究生。回國後找了一個稱心的工作才與她結婚。之後,鏡秋成為一個繁忙的家庭主婦,照看丈夫年邁的母親、沒有工作的弟弟和弟妹及他們的孩子。後來,她的丈夫被逮捕差點被處決,愛國熱情一落千丈,成為一名酒鬼和虐待狂。當得知他在歐洲期間還曾與另一女子關係曖昧時,鏡秋痛下決心,解除婚約離開中國。 鏡秋的小說創作只此一部作品,但她寫了大量的文章介紹中國的政治、文化等狀況,她憑藉自己的影響,使這些介紹在美國產生了較大作用。而且她具有自覺的自省意識,即發現自己作為一名跨文化的作者所面臨的困境。她試圖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寫,作為一名熟練掌握英語的人(而不是異於美國人的中國人來寫)。[1] [1]宋偉傑:《中國‧文學‧美國:美國小說戲劇中的中國形象》,廣州:花城出版社,2003,第338-341頁。 [2]新禾:《老舍的故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第163頁。 [3]《試議跨國的文學研究:林英敏的〈兩個世界之間〉代寫本科畢業論文(9)》,載“碩博線上論文網",2013年12月12日,http://www.jhlyzz.cn/yuyanwenxue/968178_9.html。 [4]舒乙:《我的父親老舍》,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第96頁。
郭鏡秋,1911-
何曼公,祖籍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澳門《市民日報》創辦人、知名小說家。 曼公早年學成後,進入教育界工作,先後在澳門崇實、公教等學校執教,作育英才。20世紀40年代,他投身於澳門報業,在《新聲報》、《民生報》等主持編務及寫作;又師從名師學習象牙雕刻,造詣頗高,參加公開展覽,備受識者讚賞,可惜傳世作品不多。 1944年8月15日,曼公和徐佩之、余寄萍、陳霞子、李鏗、潘豪等創辦《市民日報》並出任督印,成為澳門報壇第一位華人督印;總編輯由陳霞子出任。時值中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澳門政治環境惡劣,敵偽勢力囂張。《市民日報》立場堅定,屢與敵偽報人抗爭。抗戰勝利後,澳門新聞界發生很大變化,漢奸報紙《西南日報》、《民報》停刊,《市民日報》、《復興日報》、《世界時報》、《大眾報》、《華僑報》等繼續出刊或創辦。1945年8月,澳門報界部分代表人士發起成立新聞記者公會,並租用新馬路捷聲藥房二樓作為會址。1946年組成理事會,許國潮、黃浩然、曼公為常務理事;陳少偉、鄭掌環、雷學欽、雷渭靈、陳大白、衛漢光等為理事。[2] 曼公是澳門知名小說家,他的創作豐富了澳門小說內容。[3]1952年,澳門紅極一時的電台諧劇廣播前輩梁送風加入澳門綠邨電台主持諧劇節目,他一人扮演多角(男、女、老、幼)九種不同聲調。每週播出六次,每次30分鐘,深受廣大聽眾歡迎。梁送風在直播室講述諧劇時,曼公必定扭開收音機一邊聽講諧劇,一邊把劇情執筆記錄。翌日刊印在《市民日報》副刊上,使報紙銷路大增。[4] 1961年4月,曼公與黎心齋和司徒奇、羅叔重、鄧芬、鄧子玉、黃蘊玉、黃浩明、楊善深、趙是旦、崔德祺、陸振中、胡劍庵、林近、羅竹坪、周公理、張湛之等畫家,舉辦“頤園雅集同人作品展”。[5] 1950年代起,曼公應邀協助何賢創辦崇義學校,擔任崇義學校校長,無暇兼顧社長一職,改由嚴慶騏接任《市民日報》社長。1983年嚴慶騏退休,再由曼公擔任社長,當時他年事已高,由總編輯龔文代理社長。1991年,曼公退休,龔文正式擔任社長。[6] 曼公宣告退休後,前往香港與子女團聚。2010年2月20日上午6時9分,他因腎臟衰竭,在香港九龍法國醫院溘然長逝,享年101歲。[1] 何曼公的元配妻子周少娟,早年因病去世。何曼公夫婦生育一子三女,內外孫及曾孫多個。[1] [1]《市民日報創辦人何曼公辭世》,載《澳門日報》,2010年2月23日。 [2]《澳門新聞記者公會》,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3263547.htm。 [3]崔明芬、石興:《簡明中國現代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277頁。 [4]梁送風:《早期諧劇》,載“梁送風播音網頁",2012年12月21日,http://radiostory.leongsongfong.com/early.htm。 [5]上海書畫出版社:《嶺南畫派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第285頁。 [6]《市民日報》,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21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6%B0%91%E6%97%A5%E6%8A%A5。
何曼公,1909-2010
黃恩彤,原名黃丕範,字綺江,號石琴,別號南雪,山東寧陽(今寧陽縣蔣集添福莊)人。廣東巡撫。 恩彤幼時聰穎,五歲時讀家塾,11歲入童科,15歲縣試第一,得選補邑生,歲科試皆名列前茅,以優等選為廩生;清道光二年(1822)中舉;道光六年(1826)榮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潛心鑽研律例,先後充任提牢、熱河理刑司員等,隨刑部大臣往江蘇、安徽、浙江等地辦案,升任刑部郎中。 道光十九年(1839),恩彤出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次年,擔任廣西鄉試正考官;不久任江南鹽法道道員,監督官鹽銷售;道光二十二年(1842)調任江蘇按察使。 鴉片戰爭開始後,恩彤參與辦理對外交涉,力主妥協。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他隨耆英、伊里布與英國侵略軍談判議和事宜,8月29日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當時有一個英兵調戲中國婦女,遭到群眾痛打。恩彤得知後,“亟登舟往謝。以翌日枷鎖軍犯數名充毆者詣夷船謝罪”。為防備南京市民鬧事,通令城內實行保甲法,並出告示宣稱“夷人為乞撫而來,非求戰也。”清廷以議和有功,授恩彤二品職銜。 南京締約後,恩彤又隨耆英、伊里布赴廣東,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先後任廣東按察使、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升任廣東巡撫。期間,英國侵略者提出進入廣州城的無理要求,氣焰囂張。廣東人民掀起了規模浩大的反入城鬥爭。對此,恩彤認為廣東人民“結隊橫行,驕悍難削”、“粵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內也。”極力反對愛國人民武裝反侵略的鬥爭。道光二十六年(1846),英人再次提出進入廣州城的要求。 恩彤與耆英聯銜發佈告示,禁止人民阻撓英人入城,引起廣州人民強烈義憤。數千民眾衝進知府衙門,火燒知府劉潯朝珠公服。恩彤遭輿論斥責,被人參劾。不久,他監臨文武鄉試,因為一位逾八旬的武生請把總職銜上疏,遭道光帝嚴旨訓斥,經吏部嚴議降三級調用,由兩廣總督耆英差遣,不久以同知起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人又欲進入廣州城,並向耆英提出諸多侵略條款,以武力相要脅。當時耆英已任協辦大學士,欲擺脫困境,與恩彤等密謀對策。恩彤進言:“英人要約多款,若不盡許之,恐難拒其入城之請,不如盡許其他條款,惟進城之事則緩兩年,期間,公早召內閣,可置身事外。”耆英採納恩彤的建議,答應英國侵略者租地、建房等多項要求,並允許英人兩年後入廣州城。此事洩露後,輿論譁然,廣州街頭出現大量揭帖,痛斥耆英和恩彤等人“抑民奉外”的罪行。 此次事件後,恩彤以親老遵例歸養,返回寧陽。清咸豐元年(1851),他總纂《寧陽縣志》,將所作部分詩文收入志中,並收入他的考證文章《成城辯》、《寧陽龔邱兩故城之說》、《汶陽說》等。咸豐三年(1853),他撰成《兩漢史斷》六卷;咸豐七年(1857),他將其《三國志》讀書劄記匯為十卷。咸豐八年(1858)五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台,美、俄居間調停。咸豐帝派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辦理議和交涉。惠親王綿愉等人聯銜保奏耆英參與其事。恩彤受命赴津協辦,等他抵達天津,《天津條約》已定,之後他回歸故里。 咸豐九年(1859),恩彤主持編纂《滋陽縣志》,三月完成。在修志過程中,他節冗理亂,補缺潤瘠,使該志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使新志增色不少。咸豐十年(1860)九月,捻軍大舉進入魯南地區。恩彤在添福莊舉辦團練,並親自籌劃建築塢堡,堅壁清野,倡率連村築堡,人共為守,以對抗捻軍。捻軍由添福莊一帶經過數十次,都未能接近該堡。朝廷以恩彤“剿捻有功”,以三品封典。 同年,恩彤著成《知止堂文集》。文集中詩文大都平實自然,不事雕琢,從中可看出其宦海行蹤和心態活動。書中收錄耆英祝壽所作七律四首,對耆英推崇備至,亦自矜辦外交之功。清光緒元年(1875),他手錄70歲後所作詩文書稿為一卷,取劉禹錫“莫道桑榆晚,徽霞尚滿天”詩意,名之曰《餘霞集》。當時他居鄉25年,飽經人世滄桑、戰爭離亂。長期生活在民間,他對人民生活疾苦和胥吏貪酷多有瞭解。《餘霞集》中所收《采料謠》、《催租隸》、《南村有老民》、《兩生》等詩文,都為關心民瘼之作。次年,他上書大憲,撰文《代闔邑紳士稟請詳免秸料》,力圖減輕鄉梓百姓負擔。《餘霞集》還收錄《答尹仙橋水部論英吉利》、《友人論弗蘭西》等,提出“以夷制夷”的見解。 恩彤居鄉期間,關心農事,著有《蠶桑錄要》五卷、《去騰必效錄》二卷、《河幹贅語》七卷,對農業生產頗有裨益。光緒五年(1879),他再任總纂,重修《寧陽縣志》。光緒八年(1882),重逢鄉舉,清廷賜予鹿鳴宴,賞還二品頂戴。 光緒九年(1883),恩彤在鄉里去世,終年82歲。 黃恩彤一生著書甚豐,所編文集及雜著百餘卷數百萬言。主要著作還有《名宦傳》二卷、《離騷分段約說》一卷、《餘霞詩》一卷、《秋聲詞》一卷、《飛鴻集文》四卷、《撫遠紀略》一卷、《憩亭詩稿》一卷、《使粵詩草》一卷、《忘餘詩草》一卷、《飛鴻集詩》四卷、《大清律例按語根源》104卷、《稀齡追憶錄》四卷、續一卷。[1] 現存黃恩彤的澳門媽閣廟石刻。道光二十四年(1844),黃恩彤與潘仕成等參加中美《望廈條約》簽訂談判後,同遊媽閣廟後所作。 “倉山峨峨,碧海迴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 道光甲辰五月,偕潘德佘方伯仕成,趙怡山侍御長齡,銅竹樵司馬□來遊媽閣,書此以志。寧陽黃恩彤”[2] [1]王志民:《山東重要歷史人物》(第四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65-67頁。 [2]蔣維錟、劉福鑄:《媽祖文獻史料彙編》(第一輯詩詞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第185-186頁。
黃恩彤,1801-1883
黃蘊玉,又名黃偉俠、黃衫客。澳門資深報人、畫家、作家。[1] 30年代,蘊玉活躍於澳門文壇,成為常見報端的小說家。1940年,他和司徒奇、鄭春霆、余達生、羅竹坪等在澳門發起成立“潔社”。[2]1966年4月,他和司徒奇、羅叔重、黎心齋、林近、黃浩明、余君慧、崔德祺、關萬里等人在澳門舉辦“頤園書畫會雅集書畫展”,參展畫家30餘人。[3]蘊玉長期從事新聞和美術教育工作。 1949年春節過後,張大千應澳門殷商蔡克庭的邀請來澳門做客。蔡克庭家住澳門郵政總局後面大堂街18號,俗稱蔡家大屋。張大千偕同妻兒住在蔡家大屋樓下右前客房裡。畫室佈置在大客廳中,兩張八仙桌拼成一個大畫案,揮毫潑墨。 張大千在澳門一位好友是攝影家盧勢東,他在仁慈堂對面利斯大廈樓下開美苑攝影室,當時是一間頗有規模的照相館,離蔡家大屋只有一箭之遙,張大千經常從羅結地巷沿著斜路走到美苑攝影室與盧勢東談天說地,研討美術與攝影關係。 蘊玉與盧勢東交情甚篤,在美苑攝影室結識了張大千,並把澳門畫人容漱石、馬少如、招名山等介紹給張大千認識。張大千對澳門本地的畫家十分熱情,非常隨和,經常邀請澳門畫家到蔡家大屋觀他作畫,大家切磋畫藝,交流心得,受益匪淺。張大千專門請盧勢東為蘊玉、梁少殷、馬少如、招名山、容漱石等在蔡家大屋前合影留念。 這張照片被蘊玉精心珍藏36年後,拿到報社給徐新看,徐新如獲至寶,建議蘊玉寫一篇回憶錄,配上這張照片在1985年6月23日《華僑報》學術版上用“黃衫客”的筆名發表,當時蘊玉年事已高,左眼已失明,影響寫作,回憶錄寫得較簡單,加上當時報紙尚未使用電腦製版技術,照片製版後印刷效果灰暗,深感遺憾。 1994年,蘊玉去世,終年90歲。[1] [1]徐新:《張大千在澳門的藝術活動》,2012年12月28日,http://www.icm.gov.mo/exhibition/daqian/ActivityC.asp。 [2]上海書畫出版社:《嶺南畫派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第16頁。 [3]上海書畫出版社:《嶺南畫派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第286頁。
黃蘊玉,1904-1994
黎暢九,名騷,字暢九,號蒿庵,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詩人、收藏家。 黎暢九擔任上海《申報》編輯,1941年任三水縣府記室,以詩詞名於時。[1] 黎暢九經常從舊書店購得善本,撰有幾十首《導書絕句》詩,以抒買書欣喜之情,“為韻儲材淵若海,便宜獺祭潤枯腸。若吟索句循櫥檢,幾個無家愛此忙”。“百姓家飛王謝燕,更看天祿散琳琅。區寰不出人得失,轉覺東坡語重長。”[2]他著有《蒿庵詩稿》、《澳門新語》;編纂《黎二樵年譜》、《獨漉堂詩選》等文獻。[3] 1969年,黎暢九去世,終年64歲。[1] 1963年,廣州市文化局、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辦,在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舉辦“歷代石灣藝術陶器展覽”,展出1500多件歷代石灣藝術陶器,由九個收藏單位和30多位鑑藏家千方百計逐步收集起來的。九個收藏單位是廣州中山大學借展86件、廣州博物館借展15件、廣東省博物館借展35件、廣州美術學院借展25件等;借展的廣州收藏家有:美協廣東分會秘書長黃篤維42件、高豐58件、中山大學教授商承祚四件、黎暢九20件等。[4] 現錄黎暢九的詩兩首: 《松山望月當頭》(作於1940年)[3] 尋常一樣抹天清,未覺當頭是獨醒。明物高懸寧徹骨,與人正視轉忘形。 新驅異響調繁木,久假寒芒掠眾星。放眼漸迷愁不晝,振衣直欲感伶俜。 《賀黃朵頤新婚》[1][5] 南宣村畔憶苔岑[6],玉樹今朝祝彩陰。[7]三世交遊原不易[8],十年江海各為深。 能完此日癡聾事[9],稍慰人間父母心。六義時宜詩尚頌[10],綺筵丹荔副蟬吟。[11] [1]陳奮:《三水歷代詩詞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第314頁。 [2]《李雲谷廣州文化專業街話舊》,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0年3月20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09/12/161879_4778722.shtml。 [3]《詩說濠江》,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21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htm。 [4]羅雨林:《珍藏豐富的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載“荔灣文史"網,2013年2月22日,http://www.lw.gov.cn/lwzx_index/wszl/lwws4/201201/t20120119_146975.htm。 [5]黃朵頤:祝蕖長孫,耀棨之子。 [6]南宣村:即今南村崗,屬三水市六和鎮。苔岑,意味相投者,典出晉‧郭璞《贈溫嶠》。 [7]玉樹:喻容美才優者。彩陰,彩樹成蔭,喻早得貴子。 [8]三世:祝蕖、耀棨、朵頤祖孫三代。 [9]癡聾事:完娶之事。癡聾,即“不癡不聾”,指裝聾作啞。 [10]六義:《詩‧大序》謂詩有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 [11]綺筵:美盛之筵。副,佐也。荔熟蟬鳴,故謂。
黎暢九,1905-1969
字蘋庵,一號任肩。廣東順德人。1902年被聘為香港《中國日報》副刊主筆,宣傳革命。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冬赴日本留學,曾與盧信等人在東京創辦《大江月報》。1909年回國,常為香港《中國時報》和廣州《平民日報》撰文。1911年武昌起義後,被聘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稽勳局審議員。二次革命失敗後,棄職回鄉,不問政事。曾主持上海精武體育會。1930年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1938年曾組織民團抵抗日軍攻佔廣州。失敗後避居澳門,創辦獨特的手抄本抗日救亡愛國文藝雜誌—─《淹留》半月刊。每期出版數量甚少。為居港教育家蔡元培甚為讚賞,每期購幾份,以示支持。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1942年從澳門遷居廣東曲江,又曾創刊《予心》。1943年4月在韶關病故。
廖平子,1880-1943
廣東南海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記者、編輯,1985年後曾任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局長,廣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1992年10月來澳,任新華社澳門分社宣傳文體部部長。廣州市第八屆政協常委。1996年調任廣州市文聯主席,同年9月因故身亡。著有傳記文學集《飛花之路──曹靖華訪問記》(合著)、散文集《山水清音》和《足跡的幻化》。
鍾子碩,1943-1996
名達權,號平庸。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讀於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與容閎為同學。1847年在該學堂美籍教員布朗的帶領和香港《德臣西報》的資助下,赴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學習,為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報》社學經營管理、翻譯和印刷業務。後任倫敦布道會印刷廠總管。1869年被推為東華醫院倡建總理之一。次年,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1871年與王韜一起開辦中華印務總局。後在清廷駐美使館充任翻譯官。1874年參與創辦《循環日報》。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華人陪審員,也曾出任香港定例局及潔淨局非官守議員。
黃勝,1830-
記者、作家。字小配,別號禺山世次郎,筆名黃帝嫡裔。廣東番禺塘司(今屬廣州)人。早年赴南洋謀生。1901年加入南洋中和堂,傾向革命。次年冬至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1903年撰文批駁康有為的保皇主張,並協助鄭貫公創辦《世界公益報》、《廣東報》及《有所謂報》。1905年參與設立澳門優天影粵劇團,倡導粵劇改革,採用廣州話演唱,而不用官話;在澳門南洋演出,影響尤大。同年在香港加入同盟會。1907年獨辦《少年報》,提倡民族主義。1911年廣東獨立後,任廣東民團總局局長。1913年春被粵督陳炯明誣陷侵吞軍餉罪,逮捕入獄。陳離職後,繼任都督胡漢民依原議執行,遂被冤殺。生平勤於著述,小說創作蜚聲晚清文壇,曾被時人譽為“晚清奇才”。著有《洪秀全演義》、《廿載繁華夢》、《宦海升沉錄》等,風行一時。
黃世仲,1873-1913
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曹聚仁,1900-1972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陳樹人,1884-1948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南村人。翻譯家、文化名人。 若茗學生時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數國從事反帝救國運動;在荷蘭、比利時,他擔任反帝大同盟書記。 在巴黎,若茗參加編輯出版《救國時報》,宣傳反帝救國。1938年,他與妻子張悟真回國。若茗通曉八種語言,長期在中共機關、報刊,從事外事、新聞、翻譯等工作。 若茗先後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委會委員;1939年,在延安擔任《新中華報》總編輯,兼任中央出版委員會委員、《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國組組長、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外事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涼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第一次編務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調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楊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張映吾、若茗、王楫、楊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若茗歷任武漢外事處處長及黨組書記、華東分局外事委員會副主席、廣東外事處處長,廣東省外事辦副主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共寶安縣委書記。[1] 1952年7月25日,“關閘事件”發生當天,中共進行“閉關”,切斷內地糧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資的運送,一時間,澳門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亂。當時,澳督史伯泰感覺到事態的嚴重,趕忙叫經濟局長羅保給與中共有聯繫的南光公司打電話。誰知,對方答覆說,公司負責人都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聯繫。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廳裡來回踱步,羅保在他身邊陪著,整個客廳被一股壓抑的氣氛所籠罩。突然,澳督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的人聯繫一下,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當天深夜,羅保找到澳門商會有關負責人馬萬祺,將澳督的意思告訴他,希望他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的辦法。馬萬祺於當夜打電話到廣州,向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報告澳葡當局的態度。 隨後,饒彰風將澳葡當局的意思告訴葉劍英,葉劍英隨即召開會議商討,由於中國與葡萄牙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葡當局直接接觸,所以最後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與澳門方面談判。黃曹二人於當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達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從石岐奔赴拱北關閘。同時,澳葡代表與何賢、馬萬祺也通過關閘準備開始事件後中葡雙方的第一次談判。經過15次談判,8月23日,澳葡當局向中國方面遞交了道歉書,承認錯誤,並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挑釁,澳葡方從原警戒線後撤50米,向我方賠償人民幣443720300元(舊幣)。至此,拖了一個月的關閘事件,終於得到和平解決。[3] 1959年6月,深圳水庫工程指揮部正式成立,原廣東省外辦主任、當時下放到寶安縣任縣委書記的若茗擔任總指揮,寶安縣統戰部部長兼深圳鎮委書記馬志民任第一副總指揮。當時26歲的林輝煌負責水庫的技術,擔任寶安縣水電局副局長。[4] 1960年1月3日,蘇聯海洋生物學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寶安縣參觀海水養殖場等地,時任縣委書記若茗、縣長吉鳳亭在鐵路貴賓室接見了他們。[5] 1960年11月15日,寶安縣政府代表若茗與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簽署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次年,深圳水庫的水輸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毛澤東選集》編譯組工作;1962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殘。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編譯局辦公室內去世,年僅57歲。 1979年後,中共中央為曹若茗平反昭雪,並召開追悼會。[1] 曹若茗與張悟真生育兒子曹依吾、曹立吾。 張悟真(1901-1997)是湖南瀏陽人,畫家;1925年,畢業於長沙衡粹女校圖畫科;1925-1932年在印尼華僑學校任美術教員;1932-1936年,她留學法國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期間參加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和反帝大同盟;與曹若茗結婚。 1936年冬,張悟真參加巴黎《中國救國時報》工作;1938年回國任《新華日報》美術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1950-1954年,在漢口、廣州從事外事工作;1954年調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先後擔任副秘書長、對外聯絡部副主任;1965年被評為全國婦女模範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頁。 [2]陳家鸚、周立軍:《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載《人民政協報》,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發關閘血戰澳葡賠款四億元》,載“大洋新聞"網,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飽經水荒苦寶安紓解燃眉急》,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寶安地方史大事記》,載“深圳市寶安檔案館"網,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張悟真》,載“讀秀"網,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曹若茗,1910-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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