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五年(1520年1月20日─1521年2月6日)7月，費爾南•安德拉德返回葡國，受到國王接見。國王多次向他們詢問中國的情況，而費爾南•安德拉德的回答對葡王1520年的“印度敕令”產生影響，葡王決定對往返中國的航行實行國王壟斷，並將往返船隊保持的季節性接觸變為建立持久的關係，使葡國與東方的貿易成為日常的生意。為了使“印度敕令”產生實效，必須保證三個目標：將馬六甲置於葡萄牙統治之下，加強其作為東南亞香料和藥品貿易重要中心的作用；在蘇門答臘北部建立一個葡萄牙軍事勢力範圍，並在該地區主要的胡椒港口帕塞姆(Pacem)興建一座炮台和商站；在中國南方沿海建立商站和炮台。奧利維拉：《葡中接觸五百年》第3章，第29—30頁。

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本年，廣東按察司僉事顧應祥代管海道事，因與來廣葡萄牙船隊交往，得以識佛郎機銃，稱：銃乃船上帶上者。銃有管，長四五尺，其腹稍大，開一面，以小銃裝鐵彈子放入銃腹內。藥發，則子從管出，甚迅。每一大銃用小銃四五筒，以便舒放。其船內兩旁各置大銃四五筒，在艙內暗放，敵船不敢近，故得橫行海上。彼時正值海寇猖獗，遣兵追捕，備倭盧都司命通事取一銃送予應用。其外又用來裹一鐵箍三四道束之。詢之曰：恐彈發時銃管或裂故也。翌至校場試之，遠可兩百步，在百步內能損物，遠亦無力。其火藥與中國藥不同，都司曾抄其方，不知廣中尚存否。予謂此銃用於海舶甚利，以之守城亦可，若臨陣，不如神槍火炮之便矣。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雜論》3。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5月，又一批葡萄牙船來到東涌港。這批葡船為中國式帆船，一共5艘，一艘屬於暹羅國王，一艘屬於北大年國王，其他分別屬於彿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歐維士(Jorge Álvares)及努諾•曼努埃爾(Nuno Manuel)。因船上的貨物尚未脫手，故希望進入廣州貿易。當時廣州大使已得到葡使在京受到世宗冷遇及要驅逐他們回國的消息，故以假口信哄騙葡商們上岸，並帶至南頭，然後抓捕。因為是分開來的，今天一艘，明天一艘，最後無一倖免。在南頭，廣東官府將船長、水手長、領航員及商人斬首，船上貨物大部份以海盜贓物充公，還有一部份則被布政使和按察使汪鋐及南頭備倭等官員瓜分。5艘船則分別分給了占城人、馬來人和暹羅人。巴爾托羅梅烏•蘇亞雷斯(Bartoloméu Soares)、 洛博•哥依斯(Lopo de Góis)及梅爾古良(Mergulhão)神父等20餘人被斬首，其中還有幾位暹羅人，其罪名就是夾帶葡人來華，另外被俘的葡人則被投進廣州的監獄。為了防止布政使及按察使汪鋐等官員侵吞葡人財物的消息外泄，他們下令不得放走一個葡萄牙人，並決定殺人滅口，杜絕後患。梅爾古良神父應是迄今文獻所載明代第一個進入中國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卡爾沃：《廣州葡囚信》，第84—85、102頁。

正德十一年(1516年2月3日─1517年1月21日)葡印總督羅博•阿爾伯加瑞亞派遣第三位使節杜阿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出使暹羅，並與暹羅簽訂了第一個葡暹條約，即允許葡萄牙人在暹羅居住，並可在阿瑜陀耶京、那撒琳(Tenasserim)、墨規(Morqui)、北大年及六坤(Nakon Sri Tammarat)等地經商。吳迪(W. A. R. Wood)：《暹羅史》上冊，第128頁。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本年，廣東按察司副使兼巡視海道汪鋐因指揮東涌戰役，對葡萄牙人之蜈蚣船及佛郎機銃頗有認識，稱：“其船用夾板長十長，闊三長，兩旁架櫓四十餘支，周圍置銃三十四管。船底尖，兩面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撐架，櫓多人眾。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蜈蚣船。其銃管用銅鑄造，大者一千餘斤，中者五百餘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管，以鐵為之。銃彈內用鐵，外用鉛，大者八斤。其火藥製法與中國異。其銃一舉放遠，可去百餘丈，木石犯之皆碎。”是葡人用的一種戰船，自明嘉靖四年(1525年)開始仿製使用。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卷1《訓典志》引汪鋐奏章為“置銃三、四管”。黃訓：《名臣經濟錄》卷43《兵部職方》下；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9《佛郎機》。關於蜈蚣船，可參閱普塔克(Roderich Ptak)：《蜈蚣船與葡萄牙人》，載《文化雜誌》第49期，2003年。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5月22日，葡萄牙使團離開北京，船長夫人的僕人彿蘭西斯科•佈道亞(Francisco de Budoya)死於途中。卡爾沃：《廣州葡囚信》，第79、90頁。

正德十一年(1516年2月3日─1517年1月21日)本年，駐紮在亞洲的葡萄牙人達4000人。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 Livro Ⅳ, Cap Ⅳ, p. 6.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6月20日，杜阿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船長乘坐一艘武裝精良的中國式帆船，由另一艘馬六甲人的帆船陪同到達東涌港。《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2章，第151頁。

正德十四年(1519年1月31日─1520年1月19日)4月，費爾南•安德拉德的弟弟西蒙•安德拉德(Simão de Andrade)獲得國王唐•曼努埃爾的批准，開始中國之行。從滿刺加與他同行的有3艘中國式帆船，他們的船長分別是若爾熱•博特略(Jorge Botelho)、阿爾瓦羅•富澤羅(Álvaro Fuseiro)、歐維士(Jorge Alvares)及彿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8月，西蒙•安德拉德船隊抵達中國，在東涌停泊，就地貿易。西蒙•安德拉德是一位脾氣急躁易怒，而且缺乏機智的人。他的任務原本是接葡國使臣回國。到中國後，得知大使尚未啟程進京，還滯留在廣州，十分憤怒。於是他未經允許擅自修築工事，建起炮台、堡壘、哨所，並將大炮置於要害處，以防海盜。他不允許暹羅、柬埔寨、北大年及其他地方的船隻在此銷售貨物，甚至在廣州城掠買華人子女。他的所作所為引起當地譁然，並對托梅•皮雷斯的出使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月山叢談》載葡萄牙人：“其人好食小兒，雲在其國惟國王得食之，臣僚以下不能得也。至是潛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錢百文，遠近患之。”《殊域周諮錄》亦載：“佛郎機，其人將食小兒。潛出買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予金錢百。廣之惡少掠小兒趨之，所食無算。居二三年，兒被掠益眾。”甚至葡文資料亦有類似記錄：佛郎機人在東涌築起一石牆瓦頂的堡壘，裏面存有大量武器，他們偷moços(少年)，然後炙食之。食小兒當為傳聞之訛，但掠買兒童卻是事實。霍與瑕稱：“番夷市易將畢，每於沿海大掠童男童女而去。遊魚洲人時亦拐略賣之。”西蒙•安德拉德掠買小兒之事對中國人認識來華葡萄牙人的真實情況產生了惡劣的影響。林希元亦稱：“佛朗機雖無盜賊劫掠之行，其收買子女不為無罪。”《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44—151頁。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6《外志》3《番夷》。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9《佛郎機》。《廣州葡囚信》原為偷狗，金國平查閱同時代文獻均為偷moços(少年)。謄寫者以為偷狗合理一些，故改之。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161—162頁注釋27。 霍與瑕：《勉齋集》卷12《上潘大巡廣州事宜》。 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與翁見愚別駕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