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善业，字子基，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有长子。1[与“曹有＂条重复者建议删除]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善业、何穗田及港绅陈赓虞资助来到澳门，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积极支持。曹有作为镜湖医院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担保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1] 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1]他和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连旺，字穗田）等澳门知名人士联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他的崇高医德。[2] 1896年，父亲逝世后，曹善业接管家业。1890年1月，他将父亲创办的缫丝厂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时，他与何连旺、宋子衡、卢九、陈恒等创办其祥丝厂，1898年3月，其祥丝厂关闭。曹善业以时宝堂司理人的身份，出价3010元买下其祥丝厂的铺底、上盖、机器、家俬等。 曹善业在经商之余，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董事；1894年任公钞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钞局书吏；1902年任业钞公会正会员；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员等职。 曹善业秉承其父之风，对澳葡政府多有贡献，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许。 曹善业拥有众多的物业：水坑尾街两间、白马行街两间、天神巷两间、大炮台街两间、高尾街一间、十八间（街名）两间、草堆街四间、炉石塘两间、赵家巷一间、桔仔街两间、连兴街一间、兴隆街一间、连胜街四间、柚果里一间、由义巷34间、下环街六间、黑侄巷三间等。1908年2月，曹善业因欠银一案，上述物业被按察司按时价估银43150元。 后来文史学者发现，当时曹善业名下的物业有两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草堆街80号”是孙中山当年在澳门创办的“中西药局”的旧址，另外一处“由义巷”被确认为当时兴中会澳门的通信联络点。 1905年，曹善业被推举为镜湖小学校长，该校是晚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华人学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门业主曹善根、曹善麟（两人均为曹善业弟弟），控告曹善业欠银，将他名下物业于是日估价出投招买，包括水坑尾街、白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义巷等物业80余处，总共约值银50200元。[4] 1924年，曹善业去世，年仅59岁。 曹善业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师、社会活动家；是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校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参与创办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1922年与欧海伦医生合作创办赞育医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华人社区推动种痘运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他又发起组织创办民生书院，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5] 2[有关内容与“曹善谦＂条重复，建议删除]008年初，在珠海凤凰山公路隧道附近，发现了曹子基（善业）夫妇墓。曹子基墓碑身写着“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显考讳善业号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资政大夫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衔。在墓葬遗址发现一块“圣旨”碑，属于曹子基夫妇墓的“奉天诰命”碑，碑额为“圣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业第十五子曹思泉（军）四个儿女一行，专程从广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馆，对珠海文保工作者对其先辈曹子基夫妇墓的发现和抢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谢。[6] 曹思泉于2013年1月3日逝世，终年96岁。[7]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澳门曹家》，载“族谱录纪念网＂，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5]《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门商人，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曹子基后人珠海寻根》，载“珠海视窗＂网，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传世》，载“族谱录纪念网＂，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曹思晃，祖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著名宗教人士。澳门立法局议员曹善荣第四子、曹有之孙。 思晃先在澳门政府公学学习葡文，1910年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1913年受洗于圣保罗堂；1919年在广州协和神科大学毕业，同年，在伦敦会督被册为会吏。 1922年，思晃被封为牧师，1923年担任澳洲华人教会主任牧师。[1] 1909年，林护、黄茂林、李维桢三位华人及史超域牧师等商议组织堂会，并在香港中环兴建一座礼拜堂。经过两年努力，新堂落成。1928年1月，思晃牧师被聘为主任，并宣布圣公会圣保罗堂为一牧区直辖会督。 1928年，思晃与何玉瑛（1898-？）女士结婚。何玉瑛是香港女子基督教会负责人。从这年起，思晃一直主持该堂教务14年，扩展圣堂，发展教友。 1930年，教友人数大增，何玉瑛倡议筹款50000元扩充圣堂及建筑牧师住宅。1934年得到何会督的帮助，港府再给地2300尺，扩展顺利，圣堂加长40尺，并加建阁楼及牧师住宅。 1940年，思晃前往云南讲学半年。 1941年12月8日，日寇袭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圣堂变为宪兵讲习所，圣堂改在伍廷芳堂聚集，思晃被迫迁居。他被列入宪兵部黑名单，不得不离港赴桂林避难。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0月10日，召开和平感恩大会，思晃和何会督等陆续归来，恢复办理堂务，各项事务渐复常态。 1958年，教区议会通过选举牧区议员新例，思晃召开教友大会，宣布明年施政纲要。这年起圣公会圣保罗堂增设主日早堂祟拜。[2] 1960年5月，思晃退休，由彭牧师接替管理堂务。 思晃历任国联会香港分会董事、反对蓄婢会值理、圣保罗男、女校董事等职，他热心宣道，翻译见长。世界著名演讲家艾迪博士、龚士德博来港布道，他担任翻译，成为香港著名宗教人士。[1]香港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的圣公会思晃学校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思晃夫妇生育儿子曹安邦、曹安民。 曹安邦（Paul On-pong Tso）生于1929年，美国华人生物物理化学家。1949年获广州岭南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5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历任加州理工学院助教（1952-1955）、生物化学教研室研究员（1955-1961）、高级研究员（1961-1962）；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放射系生物物理化学副教授（1962-1967）、教授（1967-1973）、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兼教授（1973-1980）、环境卫生学系环境卫生生物学教授（1980年后）。美国生物物理学会、美国生物化学学会、美国微生物学会、美国细胞生物学会、美国癌研究协会等学术团体会员，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5年应邀访华，进行学术交流；主要著作有《核酸化学的基本原理》二卷（1974年）《哺乳动物遗传器的分子生物学》二卷（1977年）等。妻子黄凤坤。[3] 曹安民（Mark O. M. Tso）是美国Johns Hopkin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眼科及病理学科著名眼科教授。鉴于他对中国眼科学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经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教授签署，报北京大学校长签署，经国家教育部部长签署，作为2009年中国政府友谊奖候选外国专家，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专家局，经友谊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务院批准，决定授予曹安民教授2009年度“友谊奖”。 曹安民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名誉教授、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主任、香港眼科医师学院顾问，前任院长、亚太眼科学会委员，名誉信托人、世界眼科学院第十一讲座教授，世界眼科理事会副主席。 1961-1967年，曹安民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院任外科实习医师和眼科住院医师。完成眼科住院医师培训后，1969年进入美国军队总医院病理学院任眼科医师和病理研究员，完成两年病理学专科培训后兼任美国佐治亚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眼科学临床助理教授，研究副教授。1976-1994年，任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医学院Lions眼科研究院眼科学教授，Ceorgiana Theobald眼科病理室主任，伊利诺州立大学眼耳医院视网膜黄斑病科主任，伊利诺Lions眼库主任。1994-1999年，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系讲座教授、主任、香港大学眼科名誉临床教授、香港眼科学院院长及奠基人。 曹安民从海外筹募赞助基金，2001年建造起一座15000平方米北京大学眼科中心大楼，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于2001年10月开幕，为病人服务，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聘任曹安民教授为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主任。他领导的北京大学眼科中心成为国内重点的眼科中心之一。 曹安民担任国际眼科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经他长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使中华眼科学会2002年加入国际眼科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成为理事会正式成员。 1992年始，曹安民以中美眼科学会的名义出资为中华眼科学会设立金苹果奖和金钥匙奖，每年表彰中国眼科专家在中国眼科学教育及眼科临床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2005年始为中国引进国际眼科医师资格考试，使中国眼科医师与国际先进水准接轨，该考试每年由卫生部国家考试中心举行；他在海外筹措无偿捐赠基金创建中国“防盲治盲扶贫光明工程”，在河南开封、山东临沂启动“防盲治盲光明工程”，为农村贫困农民眼病患者服务。 2007年，经曹安民推荐，国际眼科学会出资赞助在亚洲建立北京大学Eli Lilly糖尿病眼病中心，作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糖尿病眼病防盲治盲工作的样板。[4]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07页。 [2]《我们的历史》，载“圣公会圣保罗堂＂网，2012年11月11日，http://dhk.hkskh.org/stpaul/aboutus.aspx?id=43。 [3]《曹安邦》，载“中华侨乡网＂，2011年10月18日，http://www.chnqxw.com/2011/0510/2960.html。 [4]《曹安民》，载“互动百科＂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baike.com/wiki/%E6%9B%B9%E5%AE%89%E6%B0%91。

陈晚霞，女，原籍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生于澳门。陈永安之女、陈龙孙女、陈芳曾孙女。 父亲陈永安三岁时[3]，跟着爷爷陈芳在梅溪村长大，陈芳对这个长孙非常痛爱，爱护有加，经常给予教诲。后来，陈永安入读日本陆军学校，加入同盟会，担任岐关公路公司第一任董事长。 陈永安先后娶了四房太太，但只有晚霞这一根独苗，加上父亲过继给叔叔陈赓儒，太祖母李杏这一房人，这一代只有她一个了。 晚霞生于澳门医院，在澳门读小学，在广州读中学，在上海沪江大学读大学。小时候，家里人怕晚霞被宠坏，在读小学三年级时就把她送到学校寄宿。在上海读书时，晚霞认识了莫先生，1943年与莫先生结婚，1973年从香港到美国定居；夫妻生育两女一子。 多年来，晚霞一直是协助丈夫打理生意。莫先生于1984年逝世。 1985年，晚霞第一次回到梅溪村，之后几乎每年，她都要回乡一次。每次回来，她都拿着一束鲜花去陈家墓地，把鲜花轻轻放在墓地里，然后在墓地石凳上坐一坐。 岐关公路公司剪彩时，晚霞约十岁，穿一件花的天鹅绒衣服，站在父亲旁边，她身后站的是当时中国交通部官员，再后面站的是港督和澳督。剪彩结束时，她就先走了，走在港督和澳督的前面。父亲当时40多岁，瘦瘦的，模样很英俊。当时岐关公路是全国最好的一条公路，剪彩盛况空前。[1] 1993年，晚霞从美国带回陈芳木雕饰盒，捐赠给珠海市博物馆。该盒是陈芳担任清朝驻夏威夷第一任商董的遗物，花梨木质，长方体，有盖，长26.5厘米，宽11.5厘米，高8厘米，盒四边浮雕人物亭榭，盖面雕刻几株花卉。[4] 2000年9月，晚霞去世，终年83岁。 [1]武廷兰：《美丽的珠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52页。 [2]陈晚霞卒年资料由刘云德教授提供。 [3]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4]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79页。

毕漪汶，女，原籍广州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生于香港。澳门教育家。[2]澳门富商毕侣俭与元配妻子所生的女儿。[3] 漪汶少年时代入读澳门粤华中学，高二后转读培正中学。受粤华中学廖奉基校长的影响，在进步同学介绍下，她参加“群学社读书会”，开始阅读苏联进步小说，对新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她经历日寇侵华的磨难，与同学辗转回到内地求学，1949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同年，她回到澳门，在朋友支持下，接办经济困难的东南学校。东南学校建于1949年，已有60多年历史，发展成为具备从幼稚园至高中完整规模的学校，学校发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漪汶的心血。她竭尽心力为澳门培育良才，深得东南学校教师、家长、校友和学生的爱戴，凝聚成“爱国、爱澳、爱校、爱家”的东南学校精神。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她在东南学校升起了五星红旗，东南学校成为澳门第一批升起五星红旗的教育机构。 1997年，漪汶成立“东南教育促进会”，注册为法人团体，她把用自己名义注册、有近五十年历史的东南学校所有财产交由该会管理。这一义举，获得澳门各界社会的赞扬和钦佩。 为了教育事业，漪汶鞠躬尽瘁，终生不嫁。她不仅对教育事业倾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对澳门整个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1949年开始，她参加澳门中华教育会工作，历任监事、理事长，2004年起担任副会长，为澳门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为澳门繁荣稳定作出杰出的贡献。1982-1994年，她担任中华教育会理事长。期间，她与全体同仁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为教师争取提高其专业地位，为教师争取合理的待遇，为在职教师争取到专业文凭课程；改建教育会大楼，发展会员文体福利工作，关心老年教师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1988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漪汶担任委员，与其他委员一起承担制定颁布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历史使命。1993年1月起草委员会召开的第九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方案。她成为澳门特区区旗设计意念最早的提起人之一。她参加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在后过渡期积极进行宣传和推介基本法活动；历任广东省第六届、七届、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任第二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澳门语言状况关注委员会委员等职。 漪汶热心办学，关心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尤其对澳门慈善事业及内地偏远贫困地区捐资助学。她担任澳门大专基金会会董兼监事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教育顾问、澳门镜湖慈善会名誉董事、中山大学澳门校友会永远会长等职；[1]1988年荣获澳葡政府教育劳绩勋章；2003年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功绩勋章。 2006年，漪汶去世，终年82岁。2007年4月24日，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4] [1]《毕校长回顾》，载“东南学校＂网，2012年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811页。 [3]郑振伟：《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3页。 [4]《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新闻局＂网，2007年11月24日，http://www.gcs.gov.mo/showCNImage.php?DataUcn=6538&PageLang=C。

曹善谦，字子挥，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有之子。[1] 父亲曹有是澳门富商。曹善谦有兄弟十多个：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等。[1] 1[与“曹有＂条重复者建议删除]882年，曹善谦时任候选同知官衔，后升为知府，发起筹办上海机器造纸局，通过买办郑观应代为具禀李鸿章呈准开设。该厂名义资本15万两，实收11万两。除曹善谦和兄长曹子俊（德商禅臣洋行买办）两位股东外，还有郑观应、唐景星、李秋坪等人。曹善谦在上海杨树浦购地12亩多，着手筹建，但筹办一年，工程仅得2/5，资本就告罄。1884年春，曹善谦回广东恳求曹子俊来沪接办，并请求父亲从澳门陆续汇款75700余两，用来建设上海机器造纸局。1884年8月上海机器造纸局投产，主要设备有多烘缸长网造纸机一台，另有切布机及轧竹机等设备，采用破布、麻绳、废纸、竹料制造漂白施胶的洋式纸张，工人100人，日产两吨。1892年3月，曹子俊向股东公布1884-1891年历年膨胀净亏116919两，资不抵债。[2] 曹子俊在主持上海机器造纸局时，长期依靠借贷度日，甚至以厂产向洋人律师威金生押借45000两周转，签名画押，按期付息，逾期不付任凭招卖。他东挪西借，仍难以维持。而威金生等债主屡次催还借款本息。终因筹款无著，1892年5月，曹子俊被迫报招卖厂。之后，曹子俊登报公开检讨，说明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各债主日夜追索，登报邀请股东查核帐目，商定行止，又无反应，才被迫招卖厂产的缘由。[3] 曹子俊和李松云发起中国制造熟皮公司；与陆敬南、袁承斋等五人担任英商上海五彩画印有限公司董事；与唐廷枢、郑观应、唐茂枝（廷植）、唐杰臣等香山籍人士成为近代上海外商企业中的著名华人董事之一。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第67-70页。

曹有（[1830]-1896）渔农工商（晚清澳门华商、中国官员、工业）、社会（慈善公益）、宗族（华人宗族）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蔡克庭，香山县北岭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北岭村）人。澳门富商。 克庭在澳门经商，抗战前在澳门开设“三和公司”，经营汽油、火水等，规模较大，拥有“俄国面包公司”和“庐山影相馆”，经营“花尾大渡”号客轮，往返澳门与三埠（开平）航线，在澳门工商界颇有声望。他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乐善好施，担任澳门同善堂董事，对家乡办校、兴修水利等事业，建树良多。[1] 1914年，克庭与郭杓、区利仁等澳门一批热心英文教育的人士发起成立树学会，成为澳门早期的民间团体。他们设法筹募经费，建立一所初具规模的英文学校，取名为澳门英文学校（简称M.E.C），郭杓担任校长。按照香港学制，设置中一至中五各级，高年级完全用英文讲课，学期结束时，参加香港大学堂的初级试和本级试，成为当时澳门研习英文最完备的学校。1921年增设汉文小学部，改称澳门英文、汉文学校，校址迁往大庙顶街蔡家大屋。后因管理体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汉文部分开办学，英文部因“树学会”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战时期，克庭激于爱国义愤，不顾澳门商务繁忙，接受家乡民众的要求，兼任北岭乡乡长，亲自带领自卫队抗击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陆后数天，派出一股兵力从拱北东海边（接连桥处）向拱北一带登陆，克庭带领乡自卫队在“坟头拗”及“岭仔”两处阻击，击毙日军一人，击伤一人。而自卫队员黎日苏、徐孑尽壮烈牺牲。第二天，澳门报纸报导“北岭乡长蔡克庭，指挥自卫队英勇抗日，阻击日寇登陆，挫败日军锐气”，大加赞扬。 日寇攻占拱北后，北岭乡大多数乡民都逃到澳门避难。克庭热情接待全部乡民，他将往返澳门与三埠间的“花尾大渡”号停航，泊在澳门筷子基处，安排好各个家庭住宿，单身汉安排在“三和公司”厂房居住。乡民把“花尾大渡”号客轮称为“难民船”。克庭自己出资及乡府政的余资资助，每月向乡民发放粮食，并按月发给一些零用钱。经过约八个月，日寇才准许乡民回乡种地，乡民逐渐回乡。克庭此举，北岭乡民感恩戴德，永记在心。[1] 1942年10月，经澳门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镜湖医院慈善会，每年一届，这届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刘叙堂。刘叙堂一心想推荐马万祺加入值理会，想请马万祺替代自己。但马万祺一再辞谢，刘叙堂改请克庭加入值理会。从此，克庭为镜湖医院发展尽心尽力，作出重要的贡献。[3]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克庭从澳门回到北岭乡，庆祝抗日胜利。他自己出资在北岭乡蔡氏大宗祠，宴请全村乡亲老少，盛况空前。 克庭为北岭小学出钱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带动下，乡民纷纷捐资，他邀请同乡徐礼儒协助办好北岭小学，他自任校长。除聘请良师外，还增添设备、学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长人翁闻名，乡中喜庆事宜、公益事业，都与他商量，他无不热心大力支持。[1] 后来，克庭重返澳门经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銮在重庆结识张大千，两人成为至交好友。1949年春节过后，克庭邀请张大千从香港前来澳门游玩。张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门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门邮政总局后面大堂街18号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厦），一住就是三个半月。张大千结识澳门画家黄蕴玉、容漱石、马少如、招名山，摄影家卢势东等文人。当时，张大千在蔡家辟有画室，经常挥毫泼墨，他对澳门本地画家十分热情，不时请他们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画，一起切磋画艺，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张大千遍游澳门名胜古迹，如大三巴牌坊、妈姐阁（妈阁庙）、观音堂（普济禅院）等。张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静，很有规律。他每天早晚两次去西湾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时到卢家花园观景。他在蔡家的大厅铺了一张画案，有空时就作书绘画。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张大千求画。张大千看见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龄，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拟将画画在她身上。之后，蔡小姐做好白绸旗袍，赶紧拿给张大千，克庭兴致勃勃地跟来观赏。张大千将这件新白绸旗袍铺在画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笔，在旗袍上面画开了。不多一会，就画好了。蔡小姐欣喜地从画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见雪白的正面上画上了一朵盛开的红荷花，还有一两个含苞欲放的花蕾。整个构图显露出荷花娇艳，荷叶碧绿，十分雅致。蔡小姐将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红花绿叶衬托下，显得秀丽可人。克庭夸赞不已。时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将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专门到几家朋友处展示。克庭发现张大千喜欢动物，尤其爱猿。于是请朋友帮忙，出重金托人从泰国买回来两只长臂白猿，送给张大千。这两只白猿，臂长过膝，行动敏捷，脾气温驯，浑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张大千时而在园内对猿写生，时而逗猿嬉戏，引以为乐；还画了多幅猿画，送给克庭，他如获至宝。[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个儿子在外国成为博士、成为专家，一子在香港经营航务。女儿蔡美灵与香港“李锦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达结婚，夫妇俩继承先辈业绩，关心桑梓建设事业，捐资创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纪念学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门去世。 现录蔡克庭题写的楹联一首： 《澳门普济禅院》[6] 智慧无穷，以所空空诸历劫； 慈悲莫大，将已寿寿彼苍生。 [1]温鼎铭：《我所认识的蔡克庭先生》，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1-103页。 [2]《树学会》，载“世界名人网＂，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谢常青：《马万祺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4]《张大千与澳门》，载“中国新闻网＂，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翘：《张大千：飞扬世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页。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佛缘资讯＂网，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陈卓禧，又名陈焯熹，原籍番禺县（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港澳实业家。陈绍文四子。 1920年，澳门全新织造厂创建，厂址在沙岗渡船街。前身是澳门仁安泰染布房，该染布房由广东番禺钟村陈占威、陈占安兄弟开设。早在清末年间，陈氏兄弟在番禺沙湾利用人家染坊的废水上街代人染旧衣物而发家，后在番禺市桥开设同安染布店；1910年又在澳门开办仁安泰染布房，经营晒染大成蓝土布及薯茛布等业务。后来，陈占安之子陈慕周、陈觉民、陈绍文三人经营，由长子陈慕周主理。后来，陈绍文四子陈卓禧到新加坡南洋一带考察，发现海外华侨流行穿针织汗衫产品，认为经营针织业大有前途。[1] 1929年[2]，在仁安泰染布房的基础上，陈卓禧创办澳门全新织造厂，并担任厂长，出产半胸、文化、背心等汗衫品种。当时针织业正在中国兴起，针织内衣柔软、凉爽、吸汗，穿着舒适，颇受欢迎，非常畅销。 后来省港澳三地的全新织造厂都采用英国进口高级纱支棉生产中、高档的汗衫产品，广销省、港、澳、加（新加坡）等地。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名牌产品相继出现，当时有100支线纱的“303”牌，84支至90支线纱的“宫灯”和“555”牌，80支单竹纱的“505”牌，尤其是“555”牌产品，行销海外，享有盛名。之后，创制80支的“孖七”牌，以纪念“芦沟桥事变”。陈卓禧并从香港总厂捐献十字救护车一部，支援祖国抗战。 当年一般工人月薪仅15元，但一件“555”的线衫要十元，穿得起的非富则贵。全新织造厂全盛时期，全港设有300多个代理商，几乎每间大型百货公司及洋服店都有出售，每日销售量超过100打，除在九龙塘尾道独占一排唐楼“上厂下铺”外，在澳门、广州及新加坡都设有门巿，盛极一时。 为了获取产品销往英属地免税的特惠，1925年在香港塘尾道开设全新分厂。因经营业务需要，总厂改设在香港。1931年，由总厂陈仲纪等人在广州龙津路开设经销分行办事处，1932年筹办广州全新织造厂，由陈伯朋负责管理。解放前盈亏统由香港总厂结算。广州解放后，由总厂划出港币192500元，作为广州全新织造厂独立经营的资金，1951年9月开始独立建帐，独立经营。[2] 50年代，十七八岁的吴志明加入香港全新织造厂做“行街后生”。70年代末，陈氏家族要求他接手经营，为保持传统品牌，自信可以创一番成绩，吴志明答允，并进行大事改革，主力发展出口业务，加上当时欧美的“功夫热”，生意渐有起色。 陈卓禧的妻子曾枝西是澳门妇女运动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和赞助开办澳门《大众报》、《朝阳日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成立“澳门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积极开办“妇女免费识字班”，为澳门同胞爱国运动作出贡献。[3] [1]梁秀、梁爱琼：《广州全新针织厂的社会主义改造》，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卷‧广州分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666-679页。 [2]张慧怡：《港产老牌线衫挣扎求存》，载《东方日报》，2012年1月6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511/00176_050.html。 [3]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536页。

曹雨亭，字应逵，号雨亭，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有兄长。[1]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逐渐在澳门繁衍，发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74年秋，澳门遭受飓风之灾，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在郑观应等带动下，澳门绅商纷纷助筹赈务，设立“澳门协赈公所”，专“有募收绅士，随时汇交起解”，救济内地受灾诸省。仅在“协助晋赈一案”内，由山西巡抚劄饬咨报的“办赈出力绅士”名单中，“澳门协赈公所”有何伯贤、冯颂清、陈兆祥、曹应逵、曹应贤（有）、沈荣煜（旺）、伍其政、龚廷章、王应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门“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忧念“晋省久困灾饥”、“慨发宏愿，捐银万两”，善款之巨，为“连年各省筹赈输助”、“无论官捐民捐，均所未觏”。[1] 曹雨亭和周者宜创办广州润身社善堂。润身社善堂原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当时东关汛一些文人学士于1869年在大东门外线香街46号，组织两个吟诗论文的团体。清光绪年间，东关汛一带，时疫流行，贫苦百姓染上瘟疫，无钱医治，又复求救无门，死亡很多。润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惨像，殊觉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两位澳门富商捐资购置广州荣华南46号的四便过大屋兴建堂址，开始办理慈善事业，并由各人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之用。由于措施得当，成绩卓著，影响大。瘟疫过去后，还有不少病患者上门请求医治。该社同人扩大组织，改为专营救济业务的善堂，推举何梦觉为董事长，聘请有名中医数人，打开大门，接受病员，赠医赠药，兼施衣施粥救济贫民。当时劳苦大众及一般人士对该善堂颇为称颂。该善堂并办有润身社小学，由何煜林任校长。润身社驻堂诊症的有梁佩赓、李汇川等医生，并特约会诊医生潘静江。 沦陷期间，全体董事星散。该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负责，取消中医中药，仅派出西医一名驻堂担任医务，其他业务已停办。小学停办了近十年，学校所有设备，损失殆尽。 抗战胜利后，润身社善堂无人负责，由李汇川、周达材、梁锡洪、卢幻海、黄顺之等临时维持，渐次恢复诊疗（李汇川任医生）、教学等业务。之后国民党政府社会局派丁鸿训为负责人到润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麦思敬负责。解放后，润身社善社参加公益社团联合会。1955年迁至中山四路33号（惠爱堂对面）成为公益社团第五诊所，之后又迁河南同庆路，后又由广州市卫生局改为宝岗卫生院。[3] [1]汪叔子：《郑观应与穗澳社会经济合作》，载《澳门回归与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3]广州政协：《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