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三年(1569年1月17日─1570年2月4日)本年，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曼努埃尔•特拉华索(Manuel Turvassos) 担任澳门地方兵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09页。

崇祯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3月，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菲利浦•罗博（D. Felipe Lobo）率船前往中国贸易，来澳门一路顺畅，在本月回程经新加坡海峡时遭荷兰船只袭击，其中4艘船为避免被俘而自焚沉海，所丧失的黄金和铜价值超过50万银色勒芬。菲利浦•罗博侥幸逃生。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07.

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9月底，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抵达广州城下，葡人船队在桅杆上升旗，然后船上又鸣放礼炮三响，向对方致敬。当时在广州城的大员仅布政使吴廷举。郭棐称：“佛郎机大舶突入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右布政使兼副使吴廷举听之。”吴氏指责葡方三件事违规：第一，无广州大吏的批准擅入；第二，鸣炮；第三，悬旗或竖长矛。费尔南•安德拉德进行了多次道歉，不久，双方消除误解。两广总督陈金、三堂总镇太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先后回到广州，并在官衙中听取葡人代理商的汇报。听完汇报后，陈金命令葡人使臣“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肯接见。10月底，在炮声和号声中，托梅•皮雷斯和随行7人着节日盛装登上广州石码头。然后将使团及随行人员安排在十八甫蚬子步的怀远驿下榻，等候北京传旨接见。费尔南•安德拉德将大使送到驿馆后，他也获得广东官方给他的一间房屋，方便其出售货物。他和他的代理商、书记员及其他几位葡商均上岸经营贸易，而且以最优惠的价格进行。不久，其货物全部卖完。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69《外志》3《番夷》。《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38页。陈金，湖广应城人。两次担任两广总督。第一次出任两广总督在正德元年十二月，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年“以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再至广东出任两广总督(《明武宗实录》卷20，正德元年十二月戊申，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10《职官表》下)。又《明武宗实录》卷152，正德十二年八月戊辰及卷155，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丁亥记载，郭勋和陈金在广东会见葡萄牙使团后不久就离开广东。光孝寺，在广州旧城西北，广州著名佛教古刹，三国时即建为寺，明宪宗时正式定名光孝寺。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4，第194—200页。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3称：“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头，始引见。总督衙门吩咐：《大明会典》原不载此国，令在驿中安歇，待奏准才可起送。”顾应祥是第一次进入广州的葡萄牙使团的见证人，其记录当可信，但他称葡使团人员“皆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确实费解。(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3《兵器•佛朗机图说》，四库全书本《筹海图编》题为胡宗宪撰，有误。《筹海图编》作者原为郑若曾，天启年间，胡宗宪之孙胡灯等重校该书时，将“昆山郑若曾辑”改为“胡宗宪辑议”，并作了某些必要的剜补改动。后人即沿用胡宗宪之名。)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葡使团中有通事5人及许多仆役，这些通事和仆役可能是马来人，故作“回回打扮”。明政府既将葡人使臣视为“回回”，为什么又要安排在佛教寺庙习礼？殊不可解。高德胜：《欧洲第一个赴华使节》，第138页。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28《驿传》称：怀远驿，原额馆夫8名，事为安养夷人而设，近年番船俱无进贡，亦无番夷在驿安养。前项馆夫，欲行裁革，诚恐后有番船到事□□，缺人供应，□存旧额。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5第308—309页：十八甫蚬子步在广州旧城西关，甫即铺。怀远驿即在蚬子步。洪武三年于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可设驿馆，广东名怀远驿。永乐四年，置怀远驿于广州城蚬子步，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40—141页。

嘉靖四年(1525年1月23日─1526年2月10日)2──3月，福建、浙江两市舶司裁撤后，吏部考功郎中郑晓就此事上奏称：“当罢者市舶内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故祖训虽绝日本，而市舶司不废，盖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征商之利，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权在上也。”对两市舶司之裁撤表示反对。涂山：《新刻明政统宗》卷22，嘉靖四年二月。

天启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门致菲利浦三世信称，当时圣保禄学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并称，日本每年从马六甲海关获得1000克鲁扎多，用于设立一个学院，日本学院可在对日贸易船队中贩运50担生丝。中国教区则可从马六甲海关临时支取2000克鲁扎多，而在他们航行所贩卖的货物出售后归还。还称，日本和中国教区在澳门有300两白银的屋铺收入，这两个教会共有8000两白银作为资本，投资于对日贸易。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澳门，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万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2月1日，菲督弗兰西斯科•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博士从菲律宾抵墨西哥，强烈反对菲利浦二世遣使中国之计划。先是，菲利浦二世阅读马力陈出使中国之报告后，对中国尤感兴趣。在若奥•门多萨的推动下，菲利浦二世于1581年6月决定遣使中国，并委若奥•门多萨为使团成员，携带西班牙国王赠送万历帝的许多礼物，包括图画、钟表、武器、盔甲及其他器皿。使团于1581年2月离开卢卡尔（Lucar），使团中除了几名传教士外，还有一名画师和一名钟表匠。6月抵达墨西哥。但由于弗兰西斯科•桑德博士的强烈反对，称这是一个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计划。他说礼物不能满足中国人的贪心。还说，中国的友谊对菲律宾的安全并不重要。使团成员热罗尼莫•马任（Jerónimo Maio）及墨西哥总督亦采取相同的立场。于是，这一出使中国计划遂在墨西哥被搁置下来。博克塞：《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之《导言》，第58—59页。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本年，广东按察司副使兼巡视海道汪鋐因指挥东涌战役，对葡萄牙人之蜈蚣船及佛郎机铳颇有认识，称：“其船用夹板长十长，阔三长，两旁架橹四十余支，周围置铳三十四管。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架，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是葡人用的一种战船，自明嘉靖四年(1525年)开始仿制使用。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1《训典志》引汪鋐奏章为“置铳三、四管”。黄训：《名臣经济录》卷43《兵部职方》下；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关于蜈蚣船，可参阅普塔克(Roderich Ptak)：《蜈蚣船与葡萄牙人》，载《文化杂志》第49期，2003年。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兰船队在韦麻郎司令的指挥下从大泥（Patane）启航。7月25日航至广东附近之澳门，因警惕澳门葡人袭击，遂漂泊于附近海岸。他们要求到广州互市，由于葡萄牙人对广东的影响，要求被拒绝。28日，海上飓风骤起，更无法在澳门靠岸，遂改变航向向东。于8月7日抵达澎湖，并派华人李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当局得知韦麻郎占领澎湖后，遂让李锦返回，告知荷兰人撤出澎湖。开始荷兰人抗命不从，福建巡抚徐学聚下令总兵施德政与浯屿把总沈有容驱逐荷兰人。最后，在明廷的压力下，韦麻郎不得已于12月15日率船队撤离澎湖。韦麻郎：《航海日记》，转自廖汉臣：《韦麻郎入据澎湖考》，载《文献专刊》创刊号。

崇祯二年（1629年1月24日─1630年2月11日）嘉思栏炮台（Forte de S. Francisco）建成竣工。嘉思栏炮台又名圣方济各炮台，因为炮台附近即为方济各修院的旧院址。1622年时，这里曾架一尊炮，后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将这里扩建成一炮台。该炮台呈椭圆形、装有6门金属火炮。炮台下面还装有一火炮发射台，那里有1门发射35英镑铁弹的铁炮。故《澳门记略》称，嘉思栏炮台置炮7门。这座炮台是防御海上进攻的前线，其大炮射程可达氹仔鸡颈山，覆盖两岸间的全部空间。由于其围墙沿山势修建，炮台形状不规则，东西两边各有一座炮塔，围墙内还有指挥官和士兵住房，1座弹药库和1座教堂。科斯塔：《澳门建筑史》，载《文化杂志》第35期，1998年；博卡罗：《要塞图册》，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220页；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p. 63—66;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