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权，又名陈沦，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生于澳门。著名工运领袖、烈士。陈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个，陈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门经营一间小店铺维持生活。他少年时，祖父不幸去世，家道从此破落。不久，母亲患病早逝。父亲体弱多病，被迫将长女卖给香港一户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担落在陈一人身上，他带着弟弟陈九榆帮人打短工，在街边卖云吞，却难使一家五口得到温饱。年迈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艰难的生活环境，使陈快速成熟起来，对这个吃人的剥削社会无比憎恨。 1915年，年仅13岁的陈带着弟弟到香港谋生，先在海员俱乐部半工半读，之后到“亚洲皇后”号轮船上当海员，陈九榆在九龙太古货仓当搬运工人。不久，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幼妹陈淑英也来到香港当车衣女工，陈兄妹三个相依为命。后来，在陈的影响下，陈九榆和陈淑英都参加革命。 在“亚洲皇后”船上，陈结识了比他大一岁的陈郁，并成为好友。当时海员受尽压迫和剥削，怀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孙中山为革命而奔走于海内外，常与香港海员接触，大力鼓励海员们团结起来，为获得应有的权益而斗争。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于1913年在海员中成立“联义社”，为孙中山筹措经费、运送军械和掩护革命党人。陈参加联义社，并很快成为“亚洲皇后”号轮船联义社分部的负责人。为了团结教育海员，解决大家的福利问题，他和陈郁在船上成立剧社“工余乐社”。有一次，孙中山与宋庆龄乘坐“亚洲皇后”轮从香港到檀香山。陈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观看“工余乐社”社员演出的戏剧节目，孙中山看后赞不绝口，叫宋庆龄即席题写了“声闻湖海，谊重乡邦”八个大字，赠送给他们留念。陈等接过这珍贵的墨宝，十分兴奋。 1921年3月，林伟民、苏兆征等先进分子建立中国海员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陈成为该会的骨干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员工会的支部。1922年1月，海员工会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待遇，发动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带领全船工友积极参加罢工。经过这次斗争，陈更加认识到工人团结斗争的巨大作用，他经常接近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热心地为工会工作。林伟民、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常对陈等工会干部进行教育，使他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杀害示威游行的工人，制造“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带头回应。根据苏兆征的指示，陈在码头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随后，陈带着弟弟陈九榆、妹妹陈淑英回到广州。他来到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到。苏兆征指示他带人持广东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闭烟馆、赌馆，将其改为罢工工人宿舍和饭堂。在罢工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十分重视在海员中吸收党员。1925年6-7月，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和梁祖谊介绍陈郁入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党支部，张瑞成担任支部书记，陈和梁祖谊、陈春林、何来、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为主要成员，在香港海员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陈成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成员。 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负责人邓中夏、苏兆征等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提议，建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充分体现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机构，可以讨论决定重大决策问题，选举和罢免罢工委员会职员，制订罢工中的一切规例和法则，在罢工斗争中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选举了80名海员，组成海员代表团出席罢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就是陈。陈十分感谢工人群众对自己的信任，他决心全力反映海员们的意愿和要求，争取罢工的胜利。每次开会前，邓中夏都要召集陈、彭松福、罗珠等十多名党团员在文明路区党委二楼开会，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应提出甚么议程和方案，听取省港委员会党团对议案的指示。会后，陈等人就与各工会的代表交换意见，将党的主张巧妙地在各代表团中散布，以保证在代表大会上能通过中共党组织提出的意见。陈领导的海员代表团人数众多，意见统一，在代表大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具有丰富的阅历，能耐心地向众人说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悦诚服拥护他。陈铁面无私，敢作敢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斗争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贼梁子光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诬蔑苏兆征贪污受贿，并要殴打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陈挺身而出，冲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凶，迫使梁子光等退出会场。8月13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扣押梁子光。陈自告奋勇，亲自带领十多名工人到东亚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东园关押。1926年初，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谭华泽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陈知道后，检举了谭华泽的劣行，提议当场审讯他。接着，陈又带人将谭华泽押到代表大会，当众出示罪证，谭华泽不得不低头认罪。 1926年3月31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百次会议，陈总结代表大会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这次反帝国主义不是三两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长期的奋斗。在此长期奋斗中，内部一定要很团结，很严密，才可以致胜。”当时，工人们称陈、何耀全、彭松福、罗珠、黄钊等五人出席罢工代表大会的党员为“五虎将”。 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广东区委成功地进行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统一运动，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陈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l925年7月下旬，邓中夏两次召集苏兆征、李森、何耀全、林昌炽、陈等人在区党委开会，认为在香港除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等属大产业工会外，其他大多数工会都是行会和同乡会，不符合国际职工工会的组织原则。香港不少工会被黑社会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组织散漫，行动不统一，严重影响省港罢工斗争的深入开展。因此，邓中夏、李森等提出培养工运骨干，教育、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先按产业建立现代工会，然后再成立香港统一的工会组织。同年冬，海员党支部决定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核心，策动香港运输业工会的大联合。11月初的一天，他们组织在广州的海员在越秀山海员路举行游行活动，参加人数达七八千人，并邀请香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出席。苏兆征、陈、戴卓民先后站在海员亭上发表演讲，号召香港运输行业的工人发扬1922年海员大罢工的光荣传统，立即联合起来，在统一的工会领导下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反帝斗争中起先锋作用。工人们听后纷纷鼓掌表示赞成。1926年1月3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广州太平戏院召开全体同人大会，讨论改组问题，陈、何来、唐汉、张瑞成相继发言，说明改组海员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大会选出苏兆征、陈等一百名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海员代表大会，1月5日，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文明路广东大学举行，到会代表和来宾一千多人，陈担任大会的宣布员（执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礼堂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又被推选为临时主席。1月9日，大会决定成立全国海员总工会，选举苏兆征、谭华泽、陈等15人为执行委员。1月16日，全国海员总工会在陈的主持下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公推苏兆征担任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担任组织部主任兼调查部主任，并和何来等一起负责广州分会工作。全国海员总工会成立，促进全国海员的团结，对其他行业的工会影响甚大。在党培养下，陈从一个普通的海员成长为全国海员的领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海员俱乐部召集香港汽车、邮差、内河、集贤、帆船等工会代表开会，陈担任会议主席。大家一致赞成组织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3月1日晚，陈参加运输业工会的筹备会议，并负责起草工会的组织章程。3月19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在省教育会礼堂举行成立典礼。3月26日，陈在香港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章程草案，征求大家的意见。经代表们讨论后加以修改，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4月10日，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宣布成立。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庆祝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认为统一香港工会组织已成熟，决定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为两大支柱，带动各行各业工会，成立香港总工会。4月4日晚，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在惠州会馆主持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冯敬、陈、黄金源等24人被推选为香港总工会筹委会委员。陈负责筹委会秘书处工作。4月9日，筹委会在东园训育亭开会，陈担任宣布员。4月15日，香港总工会在欢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陈是大会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4月23日，香港各工会代表经过八小时的投票选举，选出冯敬、陈等21人为香港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4月25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闭幕，陈在会上作了大会经过的报告。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作为海员代表参加大会。之后，陈作为香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活跃在省港工运战线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总工会召开常务会议，负责组织部工作的陈作了情况汇报。6月27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九次常务会议，陈作了组织发展的报告。7月13日，海员劳动童子团成立，陈代表全国海员总工会为成立典礼揭幕。7月19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十二次常务会议，陈总结组织部的工作。同年冬，他与一个海员的女儿谢有容结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结束，陈参加处理罢工工人的善后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员的复工问题。1927年初，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派，陈前往比利时参加世界反帝国主义及殖民地侵略大会。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大批工友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感到无比悲愤。他在香港铜锣湾租了一所房子，领导省港海员与敌人斗争。他建立海员义勇团、罢工维持队等工人秘密团体。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南方局，陈被任命为南方局成员。9月下旬，他又赴汕头准备运送军械给南昌起义军。10月15日，他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投入到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领导人回穗参加起义，陈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陈被调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领导长江中下游的海员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开设怡安俱乐部，作为联络站。1929年2月，敌人在愉安俱乐部逮捕陈等人。他在敌人审讯时编造一套假口供，说自己名叫陈沦，是一个海员，因到怡安俱乐部找人而被误捕。敌人摸不清陈的底细，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监狱中，他表现出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当妻子来探监时，他劝妻子不要伤心，将唯一的女儿抚养成人。他托妻子转告妹妹陈淑英，要她努力为党工作，随时准备流血牺牲。 1929年冬，陈患了重病，狱方不给治疗。同年11月1日，陈含恨病逝，年仅27岁。 陈权长期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省港闻名的工人领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认陈权为革命烈士。[1] [1]《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美国第一位来华牧师，也是美国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12岁洗礼。1826年毕业于安姆赫特学校，随后入安道华神学院就读。1829年10月受美国公理会派遣赴中国。1830年3月22日抵达澳门，受到马礼逊接待。由于裨治文专向中国人传教，故先要学习华文，并得梁发协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与马礼逊、雅裨理等人发起组织广州基督教徒联会，主要宗旨是联络西国教徒；设立资料库、图书馆；出版华文圣经教本。随后参加益智会、马礼逊教育协会、医药传道会的工作。1832年创办英文《中国丛报》（又译《澳门月报》、《中国文库》），先后在广州、澳门出版。该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人在华创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马礼逊倡议，美商奥利芬特负责在纽约进行印刷器机设备的筹募。裨治文办报态认真、立论较持平，以大量文字记录了鸦片战争前后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马地臣创办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秘书。1839年2月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容闳曾在该学堂学习六年。同年6月15日应钦差大臣林则徐之邀，到虎门观察销烟。1843年出席香港传教士商讨重译《圣经》会议。1844年2月，美国使团到达香港，裨治文充当顾盛的翻译和秘书。1845年参加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53年任上海公理会牧师。1856年在上海外侨组成的学术团体一上海文理学会任会长。1857年促成皇家亚洲协会华北分会成立，被选为主席。1858年为签订《中美天津条约》而出谋策划。他于1841年在澳门出版《广东方言撮要》，此书有助欧美人士学习中国语文，更可从学习中认识中国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原名柯辉萼。广东海丰县人。1921年考入广州中山医学院的前身广东公立医科学校。在修读医科期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正式成为共产党员。1926年毕业后辗转于厦门、上海、香港等地行医，1935年到澳门后不久，即参加澳门镜湖医院的义诊工作。1945年担任镜湖护士学校校长，翌年被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聘为镜湖医院第一任院长。1951年担任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同时仍兼任镜湖医院院长直至1979年。曾任中华医学会广州分会理事长、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国家卫生部顾问、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1991年在北京病逝。

企业家、慈善家。原名启东，字晓生，英文名Robert。原籍广东新安（今宝安），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曾留校充助教。1881年起任英商怡和洋行华人副经理、经理、买办等职。告退后自营商业，历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电车公司、香港电灯公司、香港置地公司、广州火险公司、香港大酒店等董事局主席、董事、总经理等。兼任香港东华医院主席、太平绅士、保良局绅士等。1912年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曾获英王封KT爵士勋衔及KBE爵士勋衔。1941年香港沦陷前逃离香港，前来澳门避难，入住于1918年已在澳门购置的岗顶何东别墅（1958年改为何东图书馆），直至1946年元旦，才往香港，继续经商。1952年获授葡国勋章。1956年4月在香港逝世。生前捐出澳门的房产给澳门政府，现设为何东中葡小学、何东中葡幼稚园、何东图书馆等作为纪念。

商人。广东南海人。早年助父经商，1910年为岑春煊所设新军筹集军需品，后又承揽陈炯明陆军军需品的供应，成为暴发户。1915年起，在广州开办烟赌业，1920年陈炯明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时禁止烟赌，遂逃至香港，入葡萄牙籍。1925年后，先后在宋子文、陈济棠支持下，大办烟赌业，以所得利润开办企业。1936年因参与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倒蒋（介石）活动，避居香港。1938年在澳门经营木柴生意，并投资兴建国际酒店。1939年秋在香港病卒。

叶挺，原名叶洵，字希夷，祖籍广东省兴宁市合水镇，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秋长镇周田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 兄弟姐妹十个，生活十分清苦。叶自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在村里跟腾云私塾先生学习时，开始接受民族主义思想的教育。他16岁时，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第七期，后进入湖北陆军第二学校学习。1916年，因成绩优异，他被保送入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从此踏上了职业军人的生涯。当时，他非常喜欢阅读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1917年冬，叶参加由孙中山在福建漳州组建的援闽粤军，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1921年，叶被任命为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东军阀陈炯明命令部队围攻总统府，发动叛乱，孙中山因事先得到情报得以秘密离开，但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却被叛军包围在广州粤秀楼。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宋庆龄从叛军的重围中脱险，登上“永丰”号舰与孙中山会合。宋庆龄因惊吓不幸流产，但叶的英勇和忠诚，却赢得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赞赏和感激。 1924年，在孙中山的推荐下，叶作为第一个国民党党员，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翌年春天，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深造。他很快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因要参与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回到广东。期间，他认识了广东省立执信女子中学高材生、17岁少女李秀文。 李秀文生于1907年，比叶小11岁，祖籍广东东莞，定居澳门。其父李少村是一位开明绅士，贤达爱国，家境较富裕，在父亲和时代的影响下，开朗大方的李秀文非常关心时事，经常阅读一些进步文章。 叶有一位同事住在李家对面，他每次到同事家的时候，碰到李秀文的弟弟在街上玩。叶很喜欢小孩，常跟李秀文的弟弟玩，一来二往，认识了李秀文。谈婚论嫁时，李家说，你是一个穷光蛋，还没当上团长，不可能娶到我的女儿。你当团长以后，就可以跟我的女儿结婚了。 1926年2月，叶和李秀文在广东肇庆一栋临湖的别墅里举行婚礼，证婚人是当时高要县长，男方主婚人是叶的堂兄，女方主婚人是李少村，司仪由独立团团部一位副官担任，婚礼十分简单，连乐队也没有请，参加人员只有双方的亲朋好友，宴会也很简单，甚至还不如其他部队一个连长的婚礼。 此时的叶已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骨干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阅江楼就是当年独立团团部所在地。 1926年5月1日，叶新婚还不满三个月，他率领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经韶关挺进湖南，揭开北伐战争的序幕。北伐战争中，叶的独立团在武汉周边的汀泗桥、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主力，为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立下了头功。 独立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和赞扬，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叶被誉为“北伐名将”，并被国民政府破格从团长提升为少将。 1927年8月1日，叶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2月11日，他作为军事总指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因敌强我弱，“广州起义”失败。因此，叶受到李立三、王明等人片面指责和处分，他十分委屈和压抑，国民党大肆搜捕，使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后来，叶辗转逃到澳门，与妻子李秀文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见面。 “南昌起义”失败后，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叶来到澳门探亲隐蔽。在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他生活了九年多，当时一家人住在楼上的三个房间里，岳父、岳母住在楼下。当年孩子们出生后一满月，李秀文就把他们交给母亲和奶妈抚养，孩子长大后会被送到离家只有几十米远的幼稚园或小学里去上学。澳门的安宁生活，却无法平复“广州起义”之后叶内心的苦闷和彷徨，共产国际的投诉无门和国民党的通缉令，使他内外交困。 1928年秋，叶负气出走德国，前往向往已久的马克思故乡。他和妻子李秀文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辗转于柏林、维也纳、巴黎之间，曾经叱吒风云的将军只能靠开饭馆，卖豆芽、豆腐为生。在艰辛的岁月里，宋庆龄等人接济使叶一次次渡过了难关。远离祖国和党组织的郁闷，却时时困扰著一心报国的叶，在德国几年里，他潜心攻读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领域的大量著作，期待将来能有机会报效祖国。 1931年，日寇占领东三省的消息，令叶悲愤不已，他再也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1932年离开欧洲，举家回到澳门。 叶回到澳门后，因没有稳定的工作，一家人生活仍十分清贫，主要靠岳父李少村和一些以前在共产党、国民党里结识的老朋友接济度日，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但与异国的流亡生活相比，澳门有着更多的亲情和宁静，家里先后有六个孩子出生，尽管日子拮据，但这段日子成为叶坎坷人生中最安定的日子。 叶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看图识字，带他们去钓鱼；通过言传身教，要求孩子要好学上进，不要怕吃苦；谁不爱学习，谁耍娇气，都会受到批评，但他从来不板面孔训斥人。从德国回来时，爱好摄影的他买了一架莱卡相机。空闲时，他带着孩子们外出游玩，给他们照相，带他们去游泳。 叶失去与共产党的联系，只得暂居澳门，等待机遇，他常常阅读、研究那套在德国省吃俭用买回来的德文百科全书。期间，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得知他回到澳门，纷纷以同窗或老友的身份联系他，邀他前去“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明白，他们不是拥蒋剿共，就是武装割据，一概予以回绝。 1935年中秋节前几天，中共中央特派员潘汉年在香港弥敦酒店约见了叶，叶惊喜地看到北伐时的老战友、广东同乡柯麟。从此，叶一家人和柯麟结下了不解之缘。[1] 潘汉年告诉叶说，中共将从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他诚挚地希望叶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力，促进团结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同时，他希望叶在反蒋的两广等地方实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同意联蒋抗日。 叶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潘汉年的建议。之后，叶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按照潘汉年传达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精神，叶访问了国民党部队中的老朋友，还向李济深等反蒋人士转达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初，叶在澳门，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在这次见面以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地下党员柯麟举家迁往澳门，并在澳门板樟堂街开设诊所，负责与叶联络及照顾其家人。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城东华清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发动兵谏。经过周恩来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漫长的十年内战，在国家最危亡之际结束了。 1937年春节过后，叶听从张云逸的建议，举家从澳门迁往上海，在上海静安寺路租一幢小楼住了下来。期间，他频繁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将领交往，不断了解抗日的战况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天，周恩来等人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潘汉年告诉他，叶现在上海，周恩来请潘汉年安排与叶见了面，商讨建立“新四军”。10月下旬，叶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诚欢迎和亲自接待。毛泽东高度评价叶将军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功绩，热烈欢迎他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 叶在会上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3] 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协商，193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新四军，任命叶为军长。1938年初，叶前往广东、香港等地为刚成立的新四军筹集经费。[1]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办公。2月11日凌晨，叶军长一行到达南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大江南北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像一把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与日、伪军展开殊死的搏斗。叶为创建新四军所作的贡献，永远载入了史册。[3] 在汉口，许多外国记者采访了叶。著名美国记者斯诺的笔下描述了当时的他“他读过不少书，对中国的政治问题特别有研究，他之所以成为一个著名的革命军人，与其说是因为有军事的天才或卓越的勇气，毋宁说是因为他有了丰富的政治知识。” 同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不久，叶奔赴皖南前线，终于走上他盼望已久的抗日第一线。1941年1月，正在转移的新四军部队突然遭到国民党重兵袭击。1月14日，为了保全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部队，叶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非法扣押。 叶被俘后，在五年多时间里，先后被监禁在江西上饶、广西桂林、四川重庆、湖北恩施等地。李秀文经过多方奔走说情，带着女儿叶扬眉，找到了叶。不久，李秀文的母亲和其他孩子与他们在桂林相聚。为了解决一家17口人的生活，叶在软禁的日子里，带着家人养猪、养鸡，糊口度日。后来，他被单独押解到恩施，为减轻妻子的负担，叶又向国民党请求，把儿子叶正明、叶华明和女儿叶扬眉带到自己的身边。 1944年春，被迫与叶分开的李秀文，把三个孩子交给丈夫后，带着一家老少13口人，在桂林开始了逃难生活，他们靠变卖衣物买一些地瓜干充饥，后来，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全家人好不容易回到广州安顿下来。 1945年9月，国民党秘密地把叶从恩施押往重庆，为了不让孩子们住进监狱，并把自己被囚禁在重庆的消息传递给周恩来，叶决定寻找机会让孩子们逃跑，让机灵的叶扬眉带着哥哥们去找周恩来。 那天晚上十点多，叶和孩子住在一个小旅馆楼上，特务住楼下。 叶说，明天他们要把我送到监狱去，你们不可能跟着我坐监狱啊，所以你们明天去找周伯伯，就是周恩来同志。第二天早上只有一个特务在监视，觉得时机成熟，他就让孩子们出发。孩子们一出门，就碰到另一个特务回来，问他们干甚么去，叶正明说给父亲买烟去。之后，特务就跟着他们。孩子们坐了两辆黄包车，让车夫在下坡的时候钻进了一个小胡同，甩掉了特务，找到曾家岩街52号，问看门口的人周伯伯是不是住在这里？之后孩子们在外面等著，过来好几个特务赶孩子们走，孩子们也不说话，就蹲在地上。过了两三分钟，有人出来让他们进去了。 叶被关押在重庆期间，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多次威逼利诱，并以“六面碰壁居士”的名字，写下了人们所熟悉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著，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复交涉，被囚禁了五年两个月的叶将军终于获得自由。他出狱后仅十小时，马上向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电报发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细心的周恩来特意安排叶扬眉和李秀文分别从延安和广州赶到重庆，迎接叶出狱。在叶初步休养后，准备前往延安再次投入革命斗争的时候，4月8日，叶夫妇和女儿叶扬眉、幼子阿九，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在从重庆前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一同在山西境内遇难。当时，叶挺年仅50岁，妻子李秀文只有39岁。 澳门是叶挺的第二故乡。现存澳门“叶挺故居”在贾伯乐提督街76号。叶家人离开澳门后，交给何贤先生托管，后交给澳门青年组织使用，成为澳门妇联第二托儿所。[1] 2006年8月13日上午10时，为隆重纪念叶挺将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为“叶挺故居”进行挂牌仪式，行政长官何厚铧为“叶挺故居”牌匾揭幕。该牌匾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亲笔题写。[4] [1]《叶挺：北伐名将澳门避难》，载“网易新闻＂网，2010年2月11日，http://history.news.163.com/09/1209/16/5Q3U9SAI000140IU_2.html。 [2]苏荷：《中外名人纪念日演说精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第288页。 [3]牟音：《感动中国的抗日战争故事青少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第56-57页。 [4]《一代名将叶挺澳门故居挂牌》，载“中新网＂，2007年8月16日，http://www.cnr.cn/2004news/internal/200608/t20060813_504268558.html。

徐悲鸿，生于江苏宜兴屺亭桥（今江苏省宜兴市屺亭桥镇）。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 祖父是镇上裁缝，兼种田地。父亲，字达章，是自学成才的画家，除经营瓜田外，兼教私塾；善绘人物、走兽，兼长翎毛、花卉。悲鸿自幼随父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临摹吴友如的界画人物等。[2]1912年，悲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学习，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1917年，他留学日本学习美术；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 1924年，悲鸿在油画上进入成熟境界，创作《自画像》、《老人像》及素描人体等油画。 1925年，除一系列人体习作外，他创作油画《箫声》、《蜜月》、《远闻》、《怅望》、《抚猫人像》，尤以《箫声》和《远闻》最受赞扬，《怅望》被达仰挚友收购。同年，悲鸿见到巴黎一间画店陈列达仰油画《奥菲丽娅》，流连忘返，欲购无款。 适值新加坡华侨黄孟圭在巴黎倦游思归，见到悲鸿的困境，劝他前往新加坡卖画。悲鸿接受建议，独自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经黄孟圭介绍，悲鸿认识华侨钜贾陈嘉庚，为他画一幅油画像，陈嘉庚以2500元现洋赠给悲鸿。悲鸿得此款即汇往巴黎，购下《奥菲丽娅》。他又为陈嘉庚画《马克思与托尔斯泰》一幅，赠其所办的厦门大学。 逗留期间，悲鸿为华侨画了些肖像，获得钜款，足以在巴黎生活几年。同年秋，他想念祖国，从新加坡回到上海。遇到田汉，田汉为悲鸿举行“消寒会”，将他介绍给在上海的郭沫若和其他文艺界进步人士。悲鸿为康有为、黄震之画油画肖像。1926年春，悲鸿返回巴黎。夏天，他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临摹约尔丹的《丰盛》、普吕东的《正义与复仇女神追赶凶手》等。10月返法国，作油画《睡》及中国画、素描人体等。[2] 1927年，悲鸿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并兼职于孔德学院，历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他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悲鸿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来，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创作油画《青城山风景》、《读》、《徐悲鸿夫人像》及国画《鸲鹆》、《山鬼》、《孔子讲学》、《梅花通景》、素描《画家夫人》等作品。 1944年，悲鸿患上高血压和慢性肾炎，住医院近半年，创作锐减，仅作些国画。1945年，他大病未愈，坚持任教于中大艺术系。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掀起争取民主的签名运动，呼吁取消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成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悲鸿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受国民党特务多次威胁，收到三封恐吓信，都被他撕碎，坚持不撤销自己的签名。 1946年，抗战胜利后，悲鸿应聘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团结一批有教学能力的教师，建立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从事教学改革。赴北平途中，经上海时，他见到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得到周恩来的勉励。北平进步的美术工作者发起组织美术家协会，推选悲鸿为会长，期间，他创作国画《奔马》、《各得其所》、《鹰》等。 1947年10月15日，悲鸿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教育与艺术的主张，当时著有《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批驳受国民党控制的北平市美术协会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他们印发所谓“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到处张贴。 悲鸿向各报记者发表书面谈话，阐述自己的国画主张，即“吸取古代艺术之精华，剔除其糟粕”，而“师法造化”是古代画家的创造精神。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组织“战乱委员会”，企图拉悲鸿参加，被他拒绝。他又拒绝国民党委派他出国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作油画《徐悲鸿夫人像》及一些国画。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悲鸿拒乘国民党飞机离北平去南京。12月7日，他与吴作人、李桦、艾中信、董希文、冯法祀等成立“一二‧七”艺术学会，准备迎接解放。他创作国画《天马行空》等，常有题款“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百载沉屙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等。 1949年4月，悲鸿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7月，他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代表和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同月，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2月，政务院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任中苏友协理事；创作油画《慰劳》及一些新国画等。 1950年4月1日，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9至10月，在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他为英模代表作油画、素描肖像多幅，构思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出席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著有《剪纸艺术家陈志农先生》。 1951年，悲鸿抱病前往山东“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工地生活两个月，创作多幅民工、劳模肖像；构思创作《鲁迅与瞿秋白》。 7月，悲鸿患上脑溢血症，半身瘫痪。他仍创作国画《奔马》、《雄鸡》及一些劳模肖像素描等；撰文《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 1952年，悲鸿卧病。秋后，逐步好转，1953年初，病情好转，扶病指导教学。这一年上半年，他画了两幅极有历史意义的《奔马》，一幅是献给毛泽东主席的，题“百载沉屙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另一幅《奔马》题有“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画家对新中国的正确理解，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 9月23日，悲鸿出席第二次文代会，担任执行主席。当晚，他脑溢血复发，26日晨逝世，年仅58岁。 9月28日，文代会为徐悲鸿举行公祭，其遗体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于12月11日举行徐悲鸿先生纪念会，12日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会”。[2] 1915年，徐悲鸿在上海结识高剑父兄弟。他真正与澳门结缘，却是因为与中华书局南中国业务负责人郑子健、郑子展交往的缘故。1938年，徐悲鸿应邀前往印度讲学，同年秋到达澳门，目的是为了寻找清静的地方作画。另外，他将两箱珍贵的书画寄存在中华书局澳门支局。徐悲鸿在郑氏兄弟在澳门沙嘉都喇贾罢丽街37号房子中住了一个多月，此宅院设有画室供徐悲鸿使用。徐悲鸿在一张《无题》的画马立轴上题下长跋，叙述居住期间生活趣事。他给郑氏的子侄郑国璋绘速写，仅以毛笔聊聊数笔，勾勒了出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徐悲鸿在澳门期间，创作了不少绘画作品，与高剑父相聚，在高剑父下塌的普济禅院，今日仍藏有徐悲鸿的水墨画《漓江春水》。[1] 2000年6月16日下午，“徐悲鸿艺术回顾展”在澳门旅游活动中心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等出席了开幕式。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和澳门特区文化局联合主办这个展览，展出徐悲鸿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油画、国画、素描等画作71幅，其中九幅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创作于20世纪20至50年代的作品，与徐悲鸿生平图片同时展出，对这位举世闻名的中国绘画大师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顾。这次展览持续至7月30日，展览期间，并举办“徐悲鸿的艺术历程及对中国画坛的影响”专题讲座。[3] [1]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11月1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2]戈巴：《徐悲鸿PK徐志摩》，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第8-17页。 [3]《徐悲鸿艺术回顾展在澳门开幕》，载“人民网＂，2005年8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492/20000616/107165.html。

屈仁则，原名屈增荣，字德裕，绰号“佛爷”，香山县榄都（今属中山市小榄镇）屈家庄人。民国将领、国民党澳门支部部长。 仁则自幼丧父，前往香港当佣工；后来参军，在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抗战前在中山任守备队小队长，与袁带成为死党。抗战期间，仁则担任中顺两县敌后别动队副司令、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简称“挺三”）副司令，兼第五支队队长。[1]他仪表温文，智深勇沉，尽管“大天二”粗野蛮横，都能调解“大天二”之间矛盾，并在当时混乱的社会中建立一定的威信，袁带倚之为左右手。仁则带领“挺三”驻五桂山和高沙等人民抗日根据地，1945年兼任“挺三”集训队总队长[1]，“挺三”下分12个支队，中山占七个，顺德占五个。[2]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派仁则前往澳门建立澳门支部，并出任部长。[3] 10月初，张发奎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山县长张惠长及驻军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策动澳门及中山各界提出收回澳门的口号，进行反澳葡政府的活动。张惠长在各种集会及宴会上都为收回澳门大造舆论。他说：“澳门原本是中山县的地方，是中山县的一部分。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全国国土都已光复，澳门也不能再让帝国主义的葡萄牙继续占领下去。我们中国人应该收复澳门，中山县人民更要收复澳门。” 中山县临时参议会、中山县商会等表示“热烈支持”。接着，以仁则为首的国民党澳门支部又在澳门境内发动集会、游行，反对葡萄牙继续统治澳门。中山各界为支援澳门同胞要求，组织代表团、请愿团等赴澳门，与澳门同胞联合行动。 这些活动引起澳葡当局的恐慌。为了扑灭抗议声浪，澳葡当局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关闭了前山一带边境的出入口，限制内地人民进入澳门，禁止澳门居民集会宣传，严厉取缔澳门居民的反葡活动。[4]不久之后，国民党港澳工作委员会从香港调派黄今驹接任，再由李炳石继任，国民党澳门支部的地位每况愈下。[3] 1946年后，仁则担任中山县地方武装统率部主任、中山县参议会副议长、国大代表等职。1949年，解放前夕，仁则前往香港。1966年，仁则在香港病逝，终年69岁。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89-190页。 [2]何仰镐：《日寇、大天二在小榄》，载《中山文史》（第62辑），中山：中山政协，2009，第210-223页。 [3]《澳门第一家族——“澳门王”何贤》，载《大地》，2000年第98期。 [4]左双文：《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41-63页。 [5]《屈仁则1946年作行书镜心》，载“卓克艺术网＂，2012年12月20日，http://auction.zhuokearts.com:1981/artsview.aspx?id=26773515。

曹善业，字子基，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有长子。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善业、何穗田及港绅陈赓虞资助来到澳门，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积极支持。曹有作为镜湖医院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担保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1] 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1]他和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连旺，字穗田）等澳门知名人士联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他的崇高医德。[2] 1896年，父亲逝世后，曹善业接管家业。1890年1月，他将父亲创办的缫丝厂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时，他与何连旺、宋子衡、卢九、陈恒等创办其祥丝厂，1898年3月，其祥丝厂关闭。曹善业以时宝堂司理人的身份，出价3010元买下其祥丝厂的铺底、上盖、机器、家俬等。 曹善业在经商之余，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董事；1894年任公钞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钞局书吏；1902年任业钞公会正会员；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员等职。 曹善业秉承其父之风，对澳葡政府多有贡献，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许。 曹善业拥有众多的物业：水坑尾街两间、白马行街两间、天神巷两间、大炮台街两间、高尾街一间、十八间（街名）两间、草堆街四间、炉石塘两间、赵家巷一间、桔仔街两间、连兴街一间、兴隆街一间、连胜街四间、柚果里一间、由义巷34间、下环街六间、黑侄巷三间等。1908年2月，曹善业因欠银一案，上述物业被按察司按时价估银43150元。 后来文史学者发现，当时曹善业名下的物业有两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草堆街80号”是孙中山当年在澳门创办的“中西药局”的旧址，另外一处“由义巷”被确认为当时兴中会澳门的通信联络点。 1905年，曹善业被推举为镜湖小学校长，该校是晚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华人学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门业主曹善根、曹善麟（两人均为曹善业弟弟），控告曹善业欠银，将他名下物业于是日估价出投招买，包括水坑尾街、白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义巷等物业80余处，总共约值银50200元。[4] 1924年，曹善业去世，年仅59岁。 曹善业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师、社会活动家；是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校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参与创办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1922年与欧海伦医生合作创办赞育医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华人社区推动种痘运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他又发起组织创办民生书院，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5] 2008年初，在珠海凤凰山公路隧道附近，发现了曹子基（善业）夫妇墓。曹子基墓碑身写着“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显考讳善业号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资政大夫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衔。在墓葬遗址发现一块“圣旨”碑，属于曹子基夫妇墓的“奉天诰命”碑，碑额为“圣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业第十五子曹思泉（军）四个儿女一行，专程从广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馆，对珠海文保工作者对其先辈曹子基夫妇墓的发现和抢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谢。[6] 曹思泉于2013年1月3日逝世，终年96岁。[7]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澳门曹家》，载“族谱录纪念网＂，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5].《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门商人，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曹子基后人珠海寻根》，载“珠海视窗＂网，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传世》，载“族谱录纪念网＂，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南村人。翻译家、文化名人。 若茗学生时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欧洲数国从事反帝救国运动；在荷兰、比利时，他担任反帝大同盟书记。 在巴黎，若茗参加编辑出版《救国时报》，宣传反帝救国。1938年，他与妻子张悟真回国。若茗通晓八种语言，长期在中共机关、报刊，从事外事、新闻、翻译等工作。 若茗先后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委会委员；1939年，在延安担任《新中华报》总编辑，兼任中央出版委员会委员、《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国组组长、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外事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凉山主持召开《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调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张映吾、若茗、王楫、杨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茗历任武汉外事处处长及党组书记、华东分局外事委员会副主席、广东外事处处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宝安县委书记。[1] 1952年7月25日，“关闸事件”发生当天，中共进行“闭关”，切断内地粮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资的运送，一时间，澳门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当时，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答复说，公司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联系。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厅里来回踱步，罗保在他身边陪着，整个客厅被一股压抑的气氛所笼罩。突然，澳督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当天深夜，罗保找到澳门商会有关负责人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马万祺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澳葡当局的态度。 随后，饶彰风将澳葡当局的意思告诉叶剑英，叶剑英随即召开会议商讨，由于中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葡当局直接接触，所以最后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达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从石岐奔赴拱北关闸。同时，澳葡代表与何贤、马万祺也通过关闸准备开始事件后中葡双方的第一次谈判。经过15次谈判，8月23日，澳葡当局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澳葡方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43720300元（旧币）。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得到和平解决。[3] 1959年6月，深圳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原广东省外办主任、当时下放到宝安县任县委书记的若茗担任总指挥，宝安县统战部部长兼深圳镇委书记马志民任第一副总指挥。当时26岁的林辉煌负责水库的技术，担任宝安县水电局副局长。[4] 1960年1月3日，苏联海洋生物学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宝安县参观海水养殖场等地，时任县委书记若茗、县长吉凤亭在铁路贵宾室接见了他们。[5] 1960年11月15日，宝安县政府代表若茗与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签署了供水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次年，深圳水库的水输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毛泽东选集》编译组工作；1962年，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残。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编译局办公室内去世，年仅57岁。 1979年后，中共中央为曹若茗平反昭雪，并召开追悼会。[1] 曹若茗与张悟真生育儿子曹依吾、曹立吾。 张悟真（1901-1997）是湖南浏阳人，画家；1925年，毕业于长沙衡粹女校图画科；1925-1932年在印尼华侨学校任美术教员；1932-1936年，她留学法国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期间参加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和反帝大同盟；与曹若茗结婚。 1936年冬，张悟真参加巴黎《中国救国时报》工作；1938年回国任《新华日报》美术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从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1950-1954年，在汉口、广州从事外事工作；1954年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对外联络部副主任；1965年被评为全国妇女模范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页。 [2].陈家鹦、周立军：《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载《人民政协报》，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发关闸血战澳葡赔款四亿元》，载“大洋新闻＂网，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饱经水荒苦宝安纾解燃眉急》，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载“深圳市宝安档案馆＂网，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张悟真》，载“读秀＂网，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刘吉棠，原名刘兆安，字平皆，香山小榄（今属中山市小榄镇）人。烈士。 父亲刘锦是建筑工人，定居小榄镇永宁北街。吉棠幼年家贫失学，稍长，随父学做泥水和木工，乡中生意较少，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1913年，妹夫何仲廉带吉棠到广州，介绍他在小市街（今解放南路）逢德金铺当伙夫。1917年，父母为吉棠完婚，娶同乡贫农人家女儿冯带为妻。他比妻子大七岁，婚后十年，没有生育。 婚后，吉棠被同乡林兆涛雇用，在长堤先施公司后面的利武鞋店当杂工。冯带做家庭佣工。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吉棠结识一班工人阶级兄弟，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他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同年6月省港大罢工期间，中共领导的罢工委员会知道吉棠是中山人，斗争性强，立场坚定，就令他脱产返回中山，在前山担任罢工纠察队小队长。 吉棠坚持斗争一年多，1925年10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宣告罢工结束，将驻防各属纠察队一律撤回，吉棠完成任务，被召回广州参加工人运动。1927年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右派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收缴广州等地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在组织安排下，吉棠转移到澳门工作，冯带随同前往澳门。初时，吉棠在万香旅店厨房部当杂工，不久转到大东酒店当采购，掩护地下活动。 同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恽代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广州公社起义前，吉棠奉命秘密返回广州参加武装起义。事前恐机密泄漏，吉棠对冯带称奉店老板之命前往广州采购厨房用品。11月起义成功后，负责率队驻守长堤五仙门至天字码头一带警戒，与白军隔河对峙。13日起义失败，吉棠撤退不及，为敌所俘，押到河南国民党第五军李福林的军部。 吉棠体格魁梧，声音洪亮，沿途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慷慨激昂，视死如归，敌军小头目见吉棠顽强，恐他挣脱，在海幢寺附近把他枪杀。小榄同乡胡荣，比刘吉棠小十岁。 1925年底，刘吉棠介绍胡荣来广州当工人，两人意气相投，情同手足。当时胡荣尾随其后，目睹刘吉棠英勇牺牲，非常悲愤。他乘深夜冒险，执敛刘吉棠的遗体，秘密移去河南宝岗厝放，并告知刘吉棠的妹妹刘月华，派刘吉棠的义子吴胜芳到澳门报讯。冯带赶到宝岗见了刘吉棠的遗容最后一面，然后草草埋葬。 1935年，冯带委托刘吉棠的二姐刘二和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书的外甥何仰镐为刘吉棠烈士执骨。在河南宝岗起出刘吉棠的骨殖时，何仰镐见他的颅骨有弹孔，当系拔壳枪射击致死。不久，根据刘吉棠遗孀之意，将遗骨移葬在中山小榄飞驼岭牛岗。 刘吉棠殉难后，冯带孑然一身，自食其力，在澳门卢九家打工几十年，克勤克俭，略有积蓄。她年老辞工，在澳门买下一所房子自住，晚年生活勉强维持。 约1985年，冯带耳闻目睹社会主义祖国形势大好，城乡百业欣欣向荣，不顾自己年迈（83岁），经常回乡探亲，受到小榄镇人民政府热情接待和慰问。刘吉棠在飞驼岭牛岗的墓穴，小榄镇政府列为保护重点单位。 [1]冯带、何仰镐、何季镗：《广州起义香山一兵》，载《中山文史》（第5-6辑），中山：中山政协，1985，第56-58页。

杨章甫，原名杨仁瑞，又名文磊庵，别字林祥，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杨匏安族叔。 父亲杨训秩娶有一妻三妾，生下四子四女。章甫是元配妻子吴氏所生，居长。 章甫幼时随父前往福建经商。杨训秩受雇于玉记茶庄，后来茶庄生意不景倒闭，杨训秩举家回到家乡居住，当时章甫15岁。他与堂侄杨匏安一起在前山恭都学堂、广州广雅书院读书，相处甚笃。 1914年，章甫与杨匏安在东渡留学热潮中，结伴前往日本横滨，寄居在康有为的亲戚家里。他们多次托亲戚介绍工作，都不成功，又无钱入校读书，生活十分清苦。章甫和杨匏安奋发向上，每天到图书馆和书店阅读，刻苦学习日文，靠翻译和打零工维持生计。 同年底，章甫获悉父亲病重回乡，后在澳门设家塾以养家计。杨匏安知道章甫的困境，介绍他到广州培正中学任教，后来推荐他在粤汉铁路广州分局充任编辑（杨匏安时任编辑主任）。[1]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杨匏安和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与组织建设活动。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章甫和杨匏安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2] 在“五四”运动影响和杨匏安的启迪下，章甫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铁路局编辑的合法身份，与杨匏安等深入广三、广九与粤汉铁路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广州铁路系统工人运动的发展。1923年6月，章甫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他担任铁路局编辑主任，并领导铁路局党组织工作。 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章甫逃至澳门。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他在澳门设立联络站，收容逃亡的革命同志，并负责印刷《红旗周刊》。 “广州起义”失败后，章甫迁居香港坚持地下工作。1929-1930年，章甫化名为文磊庵，回到中山三乡桥头学校和桂山学校执教。1930年8月，他前往香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有钱人家里做家庭教师。1977年12月8日，章甫在香港病逝，终年83岁。[1] 著名雕塑家潘鹤是杨章甫姐姐之子。潘鹤说，杨殷是他母亲的侄辈，杨匏安是他的表哥。2007年时值广州起义80周年纪念，广州市创作11座“广州起义暨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大型雕像。在潘鹤大师的带领下，唐大禧、梁明诚、黎明、俞畅、钟志源、李汉仪、胡博、万兆泉、陈亦君、唐颂武、陆增康等12位雕塑家精心创作11座雕像。这批雕塑基座高1.2米，像高3.6米，每座总高雕塑4.8米，完成后分成两排对称排列在英雄广场上，成为广州这座城市的永恒象征。[3]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85-287。 [2]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3]《广州起义英雄“进驻”英雄广场》，载《广州日报》，2007年12月7日。

陈权，又名陈沦，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生于澳门。著名工运领袖、烈士。陈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个，陈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门经营一间小店铺维持生活。他少年时，祖父不幸去世，家道从此破落。不久，母亲患病早逝。父亲体弱多病，被迫将长女卖给香港一户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担落在陈一人身上，他带着弟弟陈九榆帮人打短工，在街边卖云吞，却难使一家五口得到温饱。年迈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艰难的生活环境，使陈快速成熟起来，对这个吃人的剥削社会无比憎恨。 1915年，年仅13岁的陈带着弟弟到香港谋生，先在海员俱乐部半工半读，之后到“亚洲皇后”号轮船上当海员，陈九榆在九龙太古货仓当搬运工人。不久，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幼妹陈淑英也来到香港当车衣女工，陈兄妹三个相依为命。后来，在陈的影响下，陈九榆和陈淑英都参加革命。 在“亚洲皇后”船上，陈结识了比他大一岁的陈郁，并成为好友。当时海员受尽压迫和剥削，怀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孙中山为革命而奔走于海内外，常与香港海员接触，大力鼓励海员们团结起来，为获得应有的权益而斗争。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于1913年在海员中成立“联义社”，为孙中山筹措经费、运送军械和掩护革命党人。陈参加联义社，并很快成为“亚洲皇后”号轮船联义社分部的负责人。为了团结教育海员，解决大家的福利问题，他和陈郁在船上成立剧社“工余乐社”。有一次，孙中山与宋庆龄乘坐“亚洲皇后”轮从香港到檀香山。陈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观看“工余乐社”社员演出的戏剧节目，孙中山看后赞不绝口，叫宋庆龄即席题写了“声闻湖海，谊重乡邦”八个大字，赠送给他们留念。陈等接过这珍贵的墨宝，十分兴奋。 1921年3月，林伟民、苏兆征等先进分子建立中国海员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陈成为该会的骨干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员工会的支部。1922年1月，海员工会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待遇，发动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带领全船工友积极参加罢工。经过这次斗争，陈更加认识到工人团结斗争的巨大作用，他经常接近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热心地为工会工作。林伟民、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常对陈等工会干部进行教育，使他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杀害示威游行的工人，制造“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带头回应。根据苏兆征的指示，陈在码头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随后，陈带着弟弟陈九榆、妹妹陈淑英回到广州。他来到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到。苏兆征指示他带人持广东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闭烟馆、赌馆，将其改为罢工工人宿舍和饭堂。在罢工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十分重视在海员中吸收党员。1925年6-7月，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和梁祖谊介绍陈郁入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党支部，张瑞成担任支部书记，陈和梁祖谊、陈春林、何来、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为主要成员，在香港海员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陈成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成员。 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负责人邓中夏、苏兆征等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提议，建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充分体现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机构，可以讨论决定重大决策问题，选举和罢免罢工委员会职员，制订罢工中的一切规例和法则，在罢工斗争中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选举了80名海员，组成海员代表团出席罢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就是陈。陈十分感谢工人群众对自己的信任，他决心全力反映海员们的意愿和要求，争取罢工的胜利。每次开会前，邓中夏都要召集陈、彭松福、罗珠等十多名党团员在文明路区党委二楼开会，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应提出甚么议程和方案，听取省港委员会党团对议案的指示。会后，陈等人就与各工会的代表交换意见，将党的主张巧妙地在各代表团中散布，以保证在代表大会上能通过中共党组织提出的意见。陈领导的海员代表团人数众多，意见统一，在代表大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具有丰富的阅历，能耐心地向众人说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悦诚服拥护他。陈铁面无私，敢作敢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斗争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贼梁子光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诬蔑苏兆征贪污受贿，并要殴打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陈挺身而出，冲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凶，迫使梁子光等退出会场。8月13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扣押梁子光。陈自告奋勇，亲自带领十多名工人到东亚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东园关押。1926年初，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谭华泽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陈知道后，检举了谭华泽的劣行，提议当场审讯他。接着，陈又带人将谭华泽押到代表大会，当众出示罪证，谭华泽不得不低头认罪。 1926年3月31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百次会议，陈总结代表大会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这次反帝国主义不是三两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长期的奋斗。在此长期奋斗中，内部一定要很团结，很严密，才可以致胜。”当时，工人们称陈、何耀全、彭松福、罗珠、黄钊等五人出席罢工代表大会的党员为“五虎将”。 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广东区委成功地进行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统一运动，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陈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l925年7月下旬，邓中夏两次召集苏兆征、李森、何耀全、林昌炽、陈等人在区党委开会，认为在香港除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等属大产业工会外，其他大多数工会都是行会和同乡会，不符合国际职工工会的组织原则。香港不少工会被黑社会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组织散漫，行动不统一，严重影响省港罢工斗争的深入开展。因此，邓中夏、李森等提出培养工运骨干，教育、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先按产业建立现代工会，然后再成立香港统一的工会组织。同年冬，海员党支部决定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核心，策动香港运输业工会的大联合。11月初的一天，他们组织在广州的海员在越秀山海员路举行游行活动，参加人数达七八千人，并邀请香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出席。苏兆征、陈、戴卓民先后站在海员亭上发表演讲，号召香港运输行业的工人发扬1922年海员大罢工的光荣传统，立即联合起来，在统一的工会领导下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反帝斗争中起先锋作用。工人们听后纷纷鼓掌表示赞成。1926年1月3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广州太平戏院召开全体同人大会，讨论改组问题，陈、何来、唐汉、张瑞成相继发言，说明改组海员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大会选出苏兆征、陈等一百名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海员代表大会，1月5日，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文明路广东大学举行，到会代表和来宾一千多人，陈担任大会的宣布员（执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礼堂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又被推选为临时主席。1月9日，大会决定成立全国海员总工会，选举苏兆征、谭华泽、陈等15人为执行委员。1月16日，全国海员总工会在陈的主持下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公推苏兆征担任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担任组织部主任兼调查部主任，并和何来等一起负责广州分会工作。全国海员总工会成立，促进全国海员的团结，对其他行业的工会影响甚大。在党培养下，陈从一个普通的海员成长为全国海员的领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海员俱乐部召集香港汽车、邮差、内河、集贤、帆船等工会代表开会，陈担任会议主席。大家一致赞成组织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3月1日晚，陈参加运输业工会的筹备会议，并负责起草工会的组织章程。3月19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在省教育会礼堂举行成立典礼。3月26日，陈在香港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章程草案，征求大家的意见。经代表们讨论后加以修改，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4月10日，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宣布成立。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庆祝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认为统一香港工会组织已成熟，决定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为两大支柱，带动各行各业工会，成立香港总工会。4月4日晚，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在惠州会馆主持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冯敬、陈、黄金源等24人被推选为香港总工会筹委会委员。陈负责筹委会秘书处工作。4月9日，筹委会在东园训育亭开会，陈担任宣布员。4月15日，香港总工会在欢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陈是大会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4月23日，香港各工会代表经过八小时的投票选举，选出冯敬、陈等21人为香港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4月25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闭幕，陈在会上作了大会经过的报告。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作为海员代表参加大会。之后，陈作为香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活跃在省港工运战线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总工会召开常务会议，负责组织部工作的陈作了情况汇报。6月27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九次常务会议，陈作了组织发展的报告。7月13日，海员劳动童子团成立，陈代表全国海员总工会为成立典礼揭幕。7月19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十二次常务会议，陈总结组织部的工作。同年冬，他与一个海员的女儿谢有容结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结束，陈参加处理罢工工人的善后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员的复工问题。1927年初，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派，陈前往比利时参加世界反帝国主义及殖民地侵略大会。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大批工友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感到无比悲愤。他在香港铜锣湾租了一所房子，领导省港海员与敌人斗争。他建立海员义勇团、罢工维持队等工人秘密团体。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南方局，陈被任命为南方局成员。9月下旬，他又赴汕头准备运送军械给南昌起义军。10月15日，他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投入到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领导人回穗参加起义，陈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陈被调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领导长江中下游的海员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开设怡安俱乐部，作为联络站。1929年2月，敌人在愉安俱乐部逮捕陈等人。他在敌人审讯时编造一套假口供，说自己名叫陈沦，是一个海员，因到怡安俱乐部找人而被误捕。敌人摸不清陈的底细，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监狱中，他表现出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当妻子来探监时，他劝妻子不要伤心，将唯一的女儿抚养成人。他托妻子转告妹妹陈淑英，要她努力为党工作，随时准备流血牺牲。 1929年冬，陈患了重病，狱方不给治疗。同年11月1日，陈含恨病逝，年仅27岁。 陈权长期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省港闻名的工人领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认陈权为革命烈士。[1] [1]《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黄家俭，曾用名黄俭，香山县斗门大濠涌（今属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大濠冲村）人。烈士。 1939年，黄家俭调到中共党组织报艇工作，1940年6月，报艇从澳门运进步报刊、书籍回斗门，驶到澳门三塘口被日寇发现，在艇上搜出新华社电讯稿、《新华日报》等抗日报章，日寇将艇上人员押至马罗洲，后转押湾仔银坑石排杀害。[1] [1]《斗门县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名录》，载“斗门区地情网＂，2012年11月11日，http://dmq.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9971&siteid=dmq&sitename=斗门区地情网。

美国第一位来华牧师，也是美国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12岁洗礼。1826年毕业于安姆赫特学校，随后入安道华神学院就读。1829年10月受美国公理会派遣赴中国。1830年3月22日抵达澳门，受到马礼逊接待。由于裨治文专向中国人传教，故先要学习华文，并得梁发协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与马礼逊、雅裨理等人发起组织广州基督教徒联会，主要宗旨是联络西国教徒；设立资料库、图书馆；出版华文圣经教本。随后参加益智会、马礼逊教育协会、医药传道会的工作。1832年创办英文《中国丛报》（又译《澳门月报》、《中国文库》），先后在广州、澳门出版。该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人在华创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马礼逊倡议，美商奥利芬特负责在纽约进行印刷器机设备的筹募。裨治文办报态认真、立论较持平，以大量文字记录了鸦片战争前后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马地臣创办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秘书。1839年2月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容闳曾在该学堂学习六年。同年6月15日应钦差大臣林则徐之邀，到虎门观察销烟。1843年出席香港传教士商讨重译《圣经》会议。1844年2月，美国使团到达香港，裨治文充当顾盛的翻译和秘书。1845年参加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53年任上海公理会牧师。1856年在上海外侨组成的学术团体一上海文理学会任会长。1857年促成皇家亚洲协会华北分会成立，被选为主席。1858年为签订《中美天津条约》而出谋策划。他于1841年在澳门出版《广东方言撮要》，此书有助欧美人士学习中国语文，更可从学习中认识中国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毕漪汶，女，原籍广州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生于香港。澳门教育家。[2]澳门富商毕侣俭与元配妻子所生的女儿。[3] 漪汶少年时代入读澳门粤华中学，高二后转读培正中学。受粤华中学廖奉基校长的影响，在进步同学介绍下，她参加“群学社读书会”，开始阅读苏联进步小说，对新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她经历日寇侵华的磨难，与同学辗转回到内地求学，1949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同年，她回到澳门，在朋友支持下，接办经济困难的东南学校。东南学校建于1949年，已有60多年历史，发展成为具备从幼稚园至高中完整规模的学校，学校发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漪汶的心血。她竭尽心力为澳门培育良才，深得东南学校教师、家长、校友和学生的爱戴，凝聚成“爱国、爱澳、爱校、爱家”的东南学校精神。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她在东南学校升起了五星红旗，东南学校成为澳门第一批升起五星红旗的教育机构。 1997年，漪汶成立“东南教育促进会”，注册为法人团体，她把用自己名义注册、有近五十年历史的东南学校所有财产交由该会管理。这一义举，获得澳门各界社会的赞扬和钦佩。 为了教育事业，漪汶鞠躬尽瘁，终生不嫁。她不仅对教育事业倾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对澳门整个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1949年开始，她参加澳门中华教育会工作，历任监事、理事长，2004年起担任副会长，为澳门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为澳门繁荣稳定作出杰出的贡献。1982-1994年，她担任中华教育会理事长。期间，她与全体同仁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为教师争取提高其专业地位，为教师争取合理的待遇，为在职教师争取到专业文凭课程；改建教育会大楼，发展会员文体福利工作，关心老年教师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1988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漪汶担任委员，与其他委员一起承担制定颁布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历史使命。1993年1月起草委员会召开的第九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方案。她成为澳门特区区旗设计意念最早的提起人之一。她参加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在后过渡期积极进行宣传和推介基本法活动；历任广东省第六届、七届、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任第二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澳门语言状况关注委员会委员等职。 漪汶热心办学，关心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尤其对澳门慈善事业及内地偏远贫困地区捐资助学。她担任澳门大专基金会会董兼监事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教育顾问、澳门镜湖慈善会名誉董事、中山大学澳门校友会永远会长等职；[1]1988年荣获澳葡政府教育劳绩勋章；2003年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功绩勋章。 2006年，漪汶去世，终年82岁。2007年4月24日，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4] [1]《毕校长回顾》，载“东南学校＂网，2012年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811页。 [3]郑振伟：《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3页。 [4]《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新闻局＂网，2007年11月24日，http://www.gcs.gov.mo/showCNImage.php?DataUcn=6538&PageLang=C。

字训强。广东香山南屏乡（今属珠海）人。1893年中举人，不愿为官，归故旧里。1909年任广东咨议局议员，闻朝廷与葡萄牙开展澳门划界问题谈判，返邑成立香山县勘界维持会，任会长，坚决反对葡人强占澳门以外的土地。后发起成立广东勘界维持会，任副会长。旋在香山组织九十八乡民团，反抗葡人在前山河开展疏浚工程。辛亥革命后，曾任肇庆中学校长。

郑沧徽，香山县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县民盟委员、《开明报》社长。 郑沧徽担任广东省支部组织委员、秘书处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筹备委员会，郑沧徽兼任主任委员，有盟员十人。[1] 1947年《开明报》创办，是高苞等地方豪绅为扶植地方势力、用来对抗中山县政府主办的《建中日报》的，后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当时县政府建设科科长赵约文（中共地下党员）与社会科科长苏翰彦（民盟中山县筹建人）看到这情况，立即以县政府需要掌握舆论机关为由，建议县长孙干接管该报。获得孙干同意后，两人立即安排共产党员李思明、王伟彤，民盟成员郑沧徽、刘清勋进入该报担任记者、编辑。[2] 1949年春，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改变过去由民盟澳门分部领导中山盟务的状况。苏翰彦担任分部主委，郑沧徽、李有杰、赖志卫分别负责秘书、组织、宣传工作，曾理任委员。 《开明报》创刊时，原定每日发行对开一大张四版，后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时到位，改为每日出四开四版恢复对开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扩为对开六版。该报头版刊登国内、国际消息及各种告白，第二版为“本地新闻”（后改为经济版）。第三版之后依次为“开明副刊”、“读者之页”及“国内、本地新闻”等，广告所占版面相对较小。创办初期，该报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方克环（曾任县参议员）。 后来，郑沧徽出任社长，陈宏文担任总编。停刊前，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黄大惠。社址最初设在石岐孙文中路101号，后迁至孙文西路21号（今孙文西路兴宁里牛角巷口）。报纸由正风印务局和开明印务局负责承印。《开明报》属于民办报纸，为与《中山民国日报》、《建中日报》等官方报纸竞争中求得生存，《开明报》十分注重新闻内容的出彩和采访稿件的独立性，在言论上力求独具特色。在不触动统治阶层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导上，观点相对另外两报较倾向于进步。 实际上，《开明报》较民主与进步，与其办报人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盟盟员有关，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中山地方组织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开明报》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它对1947年中山特大水灾报导“1947年入夏后，珠江中上游连续暴雨，东、西、北三江江水暴涨，珠江沿岸各县市遭受水灾，尤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灾情最为严重。其中中山一县更是遭受30年来最大的水灾，淹没耕地30多万亩，受灾人口近八万人，损失稻谷69万市担，庐舍牲畜损失极多。”《开明报》对此次水灾前后报导较多，尤为关注灾民受灾及救灾的情况。从报上记载中清楚地了解当年中山受灾严重的情况，号召民众要增强抗灾信心、奋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灾报导中，《开明报》充分体现其持论公正、为民请命的舆论立场。这一特点在该报的许多报导中得到体现。 通过这次报导，《开明报》获得读者的充分认可，奠定它与《建中日报》、《中山民国日报》抗衡的基础。对收回澳门运动有关的报导，澳门原属香山县，两地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澳门问题始终是香山人关注的焦点。在二战后兴起的收回澳门运动中，中山本土报纸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其中，作为当时中山唯一民办的县级报纸，《开明报》对澳门问题的舆论，十分重视澳门与中山本地的利害关系，主张收回澳门运动应以发动民间力量为主，依靠政府力量为辅，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间的呼声。1947年4月16日，《开明报》上刊登《发动收回澳门运动》一文，这是该报对收回澳门运动的首次评论。该文对广东省参议会敦请政府从速收回澳门主权的提案深表赞同，并分别从历史、现实、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门的重大意义，呼吁在动员政府出面收回澳门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发动普通民众参与运动“我们绝对不能把责任全卸给参议会身上，我们应当一致起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这点尤其希望本邑民众身体力行，认真注意！”1947年4月27日，中山县参议会响应省参政会、省参议会的号召，组织成立中山县民众收回澳门运动会，除电请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门外，还分电邻近东莞、新会、顺德、宝安、台山等县，协同采取收回澳门有效行动。在之后几个月中，因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对收回澳门热情不再，民间收回澳门运动热潮渐呈减弱。有鉴于此，《开明报》于7月9日再度刊发社论《旧事重提，别忘了收回港澳运动》，为收回澳门运动鼓劲。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我国社会多变故，固然内在潜伏许多复杂因素，而帝国主义在我国土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存在一天，则我社会生活实在无法转好。”接着，文章一一列举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状，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国内逃犯、公开或变相的赌场和妓馆林立、公开贩卖鸦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万，予我国民的毒害却遗害无穷”。最后，文章对当前收回澳门运动的逐渐冷却表示担忧：“吾人仍深刻记忆数月前对于收回港澳问题运动的热烈讨论，情绪的紧张！计划准备的彻底，未敢或忘。然而计划一事，行动又一事。终于消失于无影无声，静中思之，不禁悲愤，亦觉惭愧！” 7月30日，发生的澳葡警察殴毙朱文彬一案，终使收回澳门运动舆论再度高涨起来。8月8日，《开明报》发表《收回澳门此其时矣！》社论，为中山民众反对澳葡暴行的行动声援，并为收回澳门运动发起呼吁。当时国内盛传美国与葡萄牙签署秘密协定，开辟澳门为美国商港、氹仔岛为美军空军基地的消息。为此，中山民众十分愤怒，一些热心读者向《开明报》写信，表达对美葡协定的愤怒。《开明报》将一些读者的信件刊登在报纸上，以引起更多民众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曾理主编：《南方民盟历史》，广州：《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1991，第213页。 [3]方炳焯、陈彦等：《传媒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页。

戴成功，女，原籍广东省五华县，生于香港。孙婉与戴恩赛之女、孙中山外孙女。 成功定居澳门，在澳门粤华中学完成小学、中学学业。1955年1月，父亲戴恩赛病逝后，她与母亲孙婉相依为命，照料母亲生活，终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门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见外祖母宋庆龄时，得知自己同母异父的兄长王弘之在上海。之后，成功来到上海与王弘之相见。 成功回到澳门后，把自己在上海见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诉给母亲孙婉，并拿出她与王弘之的合影。孙婉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儿子说，分手时还是个小孩，如今已变成老头子。 成功告诉母亲，哥哥王弘之将于7月份来澳门时，孙婉屈指数了数，高兴地对女儿说，马上就要见到你哥哥了！ 当时孙婉兴奋过度，血压骤然上升，虽送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1979年6月3日与世长辞，留下了未能与儿子再见一面的遗憾。 噩耗传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来到香港与1947年离沪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见。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请弟弟到台湾探亲。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再度与姐姐王蕙相会。更使王弘之高兴的是，父亲王伯秋照片等资料，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陈列室展出。 孙中山有四个外孙，都是孙婉所生。孙婉经历两次婚姻，共生育四个孩子。他们是长女孙王蕙、长孙子王弘之，次孙女成功和幼孙子戴永丰。广州解放前夕，戴永丰没有随父母到澳门，留在广州，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畜牧，取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畜牧免疫学研究；后来，不幸患上肺结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与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及已抵京的其他亲属一起，前往宋庆龄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庆龄，在她的病榻前问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参观；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参加孙中山诞辰119周年纪念活动。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华县河东镇澄塘村寻根问祖，受到该县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终年69岁。. 戴成功的丧礼十分隆重，除澳门各界人士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广东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担任第五、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1] [1]《戴成功》，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孙中山先生的婚姻与后代》，载“网易＂网，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庆龄》，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8日。

广东中山人。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顾问，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顾问，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会长，澳门中山同乡联谊会监事长，澳门博彩研究学会、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中医药学会顾问等。历任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兼职首席研究员，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广东省中山市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澳门校友会创会会长等。主要编著有《澳门经济年鉴》、《澳门问题》、《澳门教育改革》等。曾发表评论和论文3000余篇，1992年及1995年先后获英国剑桥传记中心（IBC）世界智慧名人荣誉证书和美国传记研究中心（ABI）颁发世界名人证书。2005年1月于澳门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