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陳芳次子。與孫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奧蘭尼學校讀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代其父管理畜牧場。繼自辦華人英語學校，任校長兼教員。1890年隨父返國，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門的業務。1892年秋，孫中山大學畢業後來澳門行醫濟世，陳席儒聯同盧九、何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介紹並頌揚孫中山醫術高明，支持孫中山在澳門行醫。1900年，陳席儒與弟弟陳賡虞一起，資助港幣100萬元給孫中山，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由孫中山重建的廣東革命政府財政空虛，陳席儒慷慨解囊，資助27萬元。其父去世後接手港澳商務，任香港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總經理、香港中日銀行董事。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被委任為廣東省省長。一度隨陳炯明出走。後在澳門從事古董生意。

外交官。字葆林，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時學於上海廣方言館。1875年（清光緒元年）赴美，為中國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學生之一。1881年回國後，入天津電報學堂和醫學堂，並被李鴻章聘為家庭敎師。後任駐紐約領事館翻譯。1884年充駐美使館翻譯。嗣任直隸候補道、洋務局總辦、北洋大臣洋務文案。後歷充駐新加坡及澳洲總領事，駐英、法公使館參贊。1910年任外務部右丞，旋任駐英國大使。民國成立後，再任駐英公使。1914年6月返國後，常住澳門，出任澳門華人代表，曾任廣東省政府高等顧問等。1942年病逝，葬於西洋墳場。

廣東南海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記者、編輯，1985年後曾任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局長，廣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1992年10月來澳，任新華社澳門分社宣傳文體部部長。廣州市第八屆政協常委。1996年調任廣州市文聯主席，同年9月因故身亡。著有傳記文學集《飛花之路──曹靖華訪問記》（合著）、散文集《山水清音》和《足跡的幻化》。

國畫藝術家、美術教育家。原名澤霈。廣東陽江人。1933年廣州市師範學校畢業。1936年旁聽嶺南派畫家高劍父講課，入“春睡畫院”學畫。抗戰爆發後，創作了許多反映抗戰生活的作品，在港、澳等地舉辦個人畫展。1940年實施“行萬里路”計劃，到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體驗生活，搜集素材。1943年在敦煌石窟研究壁畫，後漫遊南洋諸島。1946年回廣州，任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中國畫科主任。1949年加入香港“人間畫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教授兼美術部副主任、中南美術專科學校教授兼副校長、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兼國畫系主任。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創始人之一，親自授課，培養了大批中國畫人才。作品生活氣息濃郁，藝術風格獨特、鮮明。1980年起，任中國美協副主席、廣東省美協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是第五、七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中共十三大代表。曾赴美、日講學，作畫，舉辦畫展。出版有《南洋紀遊畫集》（1948）、《西南紀遊畫集》（1948）、《關山月旅美寫生畫集》（1991，紐約出版）、《關山月畫輯》（第一集）、《關山月臨摹敦煌壁畫》（1991，香港出版）、《關山月論畫》（1991）《鄉土情》（1991，台灣出版）、《關山月》（1991）。代表作有《江山如此多嬌》等。

名宜登，廣東南海人。早年隨父赴越南經商，曾在居留地集眾抗議對待華僑苛例，並開設學校、醫院，合資創建航業公司。1902年始毀家紓難，竭力襄助孫中山，曾遭清政府通緝。1913年歸國後，遭龍濟光之嫌而避居澳門。嗣應孫中山之邀回國參加政府工作。1923年任大本營建設部工商局局長。次年9月任銅鼓開埠籌備委員，旋任大本營建設部次長。1926年奉命籌備南海九江市政，任特別市政專員；6月在赴商會會議途中，被匪徒阻擊中彈身卒。

古桂芬，原名古金漢，字漢松，號蒼雪，原籍香山縣神前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神前村），生於秘魯利馬京城一個華僑商人家庭。農學家。 父親古益壽自幼家貧，克勤克儉，從麵包鋪工人到店主、麵粉批發商，最後成為房地產富商，在利馬京城西北擁有大農莊，並在利馬市內擁有一條街。 桂芬五歲時，奉父命隨母親凌氏回國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在家鄉書塾接受啟蒙，後來全家遷往澳門定居；11歲時隨兄長古金旋、古金祥入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學校；高中時轉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讀書，兩年完成高中課程，18歲時畢業。 桂芬讀書時，正值辛亥革命。他雖年幼，逐漸覺醒並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與同學馮秋雪、馮印雪串連培基小學同學成立非儒會，致力思想解放，從事實際救國活動。桂芬被會員推選為幹部，全校高小優秀同學一致參加。桂芬密切地聯繫幹部與會員，經常交流愛國思想，保持正義信念。 1911年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失敗，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桂芬和馮秋雪、趙連城等愛國學生毅然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參與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 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由孫中山委派謝英伯領導，在澳門創辦公開的濠鏡閱讀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和掩護秘密的會員組織革命活動。桂芬加入時14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會會員稱為“小朋友”。他參加革命後，敢於對組織負責，滿腔熱情投入革命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南北各省紛紛響應，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佈獨立。澳門同盟會分批開赴香山前山、灣仔接管各級地方政權宣傳，需要孫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書，作為接收工作指南。當時該書不能公開印刷，同盟會決定由組織內有文化少年會員突擊手抄。桂芬平日愛好吟詩填詞，練出一手流暢的書法，他接受任務後，只用三天時間，突擊完成《革命方略》手抄書兩本，同志們無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會後改為國民黨，當時黨人爭權奪利，國民黨逐漸變成腐敗無能組織。桂芬和馮秋雪等創辦“雪堂詩社”，出版詩社月刊，抨擊黨人腐化墮落、貪污舞弊。他出版詩集，發揚正氣，以正人心。後來，桂芬追隨老同盟會員劉思復加入心社，揭露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與醜惡制度，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倡無種界、無國界進入大同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桂芬青年時期形成剛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於污泥而不染”。 桂芬19歲時，考入嶺南大學，先在農科預科班就讀兩年，系統地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語；1918年升入大學農科本科班攻讀農學各科；1922年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士學位。同時，桂芬與同學楊桂瓊女士結婚。楊桂瓊父親楊德初與孫眉一起加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興中會，從事商業，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 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桂芬決心以農業科學作為服務祖國的終生職業。他既受父親早年經營秘魯農莊種植甘蔗的影響，又受家鄉農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決心學好農業科學，改善農民生活。他接受當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所說的中國人必須自辦農業大學的引導，學習西方農業科學，藉以改良中國落後的農業技術。桂芬特意著重鑽研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等有關科目，自學成才，為日後更好服務祖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作出貢獻。 大學畢業後，桂芬前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碩士學位課程。桂芬具有充實專業基礎，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學業，可以空出較多時間在加州和檀島進行實習。 楊桂瓊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在檀島交遊甚廣，島上華僑多經營甘蔗園，與夏威夷糖業公司都有業務來往。桂芬藉此機會，通過楊家友人介紹進入該公司實習，他很快掌握要領，駕輕就熟地工作，為公司解決生產上實際問題，不久被聘為技師。經夏威夷大學學位評審委員會考核後，發出證書給加州大學農業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機會，他考察各糖廠機械化生產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實他的糖業建設本領。 在加州農場實習，桂芬主要解決他對經濟作物果品生產與果品農產品加工的感性知識問題，長期勞碌奔波於國內外農場實習，養成艱苦奮鬥的高尚情操風格，表現出富有恆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農科碩士學位後，回到父親遺下的秘魯莊園，與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經營農莊。 古氏農莊，內稱古益壽農莊，外稱發隆公司農場，位於秘魯利馬西北百家米省，擁有土地1500多畝。當時主要生產甘蔗、糧食、蔬果和六畜。桂芬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自己擔任農場主任，全面負責農場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他首先規劃農場的改建和擴建，組織工人與農機進場開墾荒地500畝，擴大果品種植、畜牧飼養和農產品加工用地。轉變原有單一甘蔗生產為多種經營，為開辦果園、牧場、農產品加工廠創造條件。 第二步工作是種植秘魯木瓜、石榴、番荔枝等傳統優良果品，引進檀島鳳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呂宋芒果，越南山竹、人蔘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種。 1925年5月，桂芬開始為鍾榮光前期考察秘魯做好準備，首先是會見秘魯華僑總會（秘魯通惠總局）領導，遞交嶺南大學致總局的公函。說明嶺南大學經孫中山大元帥府批准可在校內原農學系擴大建立農學院，故校方委託鍾榮光出國往南北美洲向華僑籌款興辦嶺南農業大學（後改為農學院），及順道考察美國與秘魯農業，望旅秘華僑社團給予協助。 旅秘華僑與華人一直熱心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和興辦實業，秘魯通惠總局出面與華僑各社團聯絡，為組織歡迎鍾榮光來秘魯籌劃款項與考察，專門成立辦事機構。桂芬以嶺南大學代表身份參加籌組辦事處和開展歡迎工作。鍾榮光監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籌得美金五萬餘元。 桂芬陪同鍾榮光考察利馬郊區農業，參觀在秘魯古印加帝國時遺下的傳統農業地帶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鍾榮光在農莊住下，接受古家招待並在夜間興致勃勃地聽取桂芬詳細彙報農莊的經營管理。鍾榮光獨具慧眼，經考察秘魯農業和視察古氏農莊後，他斷言：秘魯農業條件與中國廣東自然條件類同。 他對桂芬說，既然在秘魯經營農業，目前正擴建農場，不妨將在中國所學的知識、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和秘魯古印加的優良農業傳統三者結合起來，創辦農場。鍾榮光深入淺出提出運用三國不同的農科技術於中國農業技術建設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啟發。之後，桂芬滿懷信心地辦好古氏莊園，積累為祖國未來農業技術應用的經驗和智慧。 1922-1927年，經過桂芬三年改革擴建，發隆公司農場業務蒸蒸日上，經濟長足發展。 1927年底，鍾榮光辭去南京政府僑委工作職務，回到廣州重任嶺南大學校長。目的是辦好農學院及擴大校務，準備條件成熟時，把孫逸仙醫學院合併改為嶺南大學附屬孫逸仙醫學院。當時，鍾榮光考慮召回嶺南大學前農學系的畢業學生回校工作，因此經華人校董會研究，決定聘桂芬回校當農學院農學系講師。 1928年春，桂芬回國時，路經檀香山，上岸探望楊氏親人外，詳細考察夏威夷罐頭生產。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後，轉澳門抵達廣州，下學期開始在嶺南大學工作，擔任農學院農藝系助教，兼任廣東省建設廳技正；1929年任嶺南大學附中農業高中部主任；1930年廣東省設立農業局，桂芬被聘為該局技正；1931年升任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嶺南大學農藝系主任、嶺南大學校部農場主任、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主任及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林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主任。[1] 為了報效鄉梓，桂芬在中山縣會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設立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業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現今珠海那洲農場就是當年桂芬的農業試驗場。會同和那洲農場到處瓜果繁茂，奇花異果，仍保留當年農業試驗場興盛時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廣東省農林局改組，嶺南大學校友馮銳擔任局長。 1932年，桂芬向原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財政廳長林雲陔介紹說，該校教授馮銳對蔗糖業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著，馮銳向林雲陔提出一份發展廣東蔗糖業的意見書，意見書上認為廣東省的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於發展蔗糖事業，同時廣東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礎，每年運銷華北各地的土糖數量很大，如改種高產的渣華（爪哇）蔗種，改用新式機器製糖，就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而且投資少，利潤多，見效快。 林雲陔十分贊同，不久委任馮銳為廣東省農林局長，主辦其事。桂芬擔任該局技正兼農藝主任。在林雲陔和馮銳的努力下，只用兩年時間，全省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榨量達1500噸以上的製糖廠七個，並附設有酒精廠。 當時太古洋行買辦、會同村人莫應溎看見了商機，引進國外一流的製糖機器。桂芬利用他們家族在秘魯的製糖產業優勢，把中美洲先進的製糖技術引進珠海。三人深謀遠略和天時地利的條件造就聲名大振的珠海製糖業，同時為民族資本的發展史留下光輝的一筆。[2] 1933年，桂芬提升為嶺南大學農藝系副教授，仍任農藝系主任；1934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代院長；1935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37年提升為農藝園藝學教授仍兼任農學院長、校農場主任；1938年以嶺南大學農學院任務繁重為由，申請辭去農林局副局長一職，經批准後，他專志農科教育事業，為國家培育農科人才。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復課，桂芬三次往返香港與韶關，不辭勞苦地為內遷農學院回國開辦而奔波。遷校期間，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勞累過度在曲江病逝，年僅43歲。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會河西醫院去世後，鍾榮光為紀念桂芬而題詞，公正評價其一生： 生為農學，死為農學；既忠於校，尤忠於國；效基督之犧牲，難苦仍樂；甫大一家當今大時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覺。 古桂芬為祖國農業教育，為祖國農業生產建設，勞苦功高，言行堪為世範。教育部決定通令褒揚。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偕夫人吳菊芳女士親自到曲江循道會醫院向古桂芬遺體告別，褒揚他為祖國農科教育所作的貢獻。[1] [1]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珠海文史》（第15輯），珠海：珠海政協，2005，第164-170頁。 [2]《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投身革命農業報國》，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葉挺，原名葉洵，字希夷，祖籍廣東省興寧市合水鎮，生於廣東省惠陽縣秋長鎮周田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2]無產階級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 兄弟姐妹十個，生活十分清苦。葉自小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在村裡跟騰雲私塾先生學習時，開始接受民族主義思想的教育。他16歲時，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第七期，後進入湖北陸軍第二學校學習。1916年，因成績優異，他被保送入當時中國最高的軍事學府——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學習，從此踏上了職業軍人的生涯。當時，他非常喜歡閱讀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 1917年冬，葉參加由孫中山在福建漳州組建的援閩粵軍，成為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 1921年，葉被任命為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2年6月16日凌晨，廣東軍閥陳炯明命令部隊圍攻總統府，發動叛亂，孫中山因事先得到情報得以秘密離開，但已懷孕的夫人宋慶齡卻被叛軍包圍在廣州粵秀樓。葉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宋慶齡從叛軍的重圍中脫險，登上“永豐”號艦與孫中山會合。宋慶齡因驚嚇不幸流產，但葉的英勇和忠誠，卻贏得孫中山和宋慶齡的讚賞和感激。 1924年，在孫中山的推薦下，葉作為第一個國民黨黨員，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進修，翌年春天，轉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深造。他很快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0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因要參與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葉回到廣東。期間，他認識了廣東省立執信女子中學高材生、17歲少女李秀文。 李秀文生於1907年，比葉小11歲，祖籍廣東東莞，定居澳門。其父李少村是一位開明紳士，賢達愛國，家境較富裕，在父親和時代的影響下，開朗大方的李秀文非常關心時事，經常閱讀一些進步文章。 葉有一位同事住在李家對面，他每次到同事家的時候，碰到李秀文的弟弟在街上玩。葉很喜歡小孩，常跟李秀文的弟弟玩，一來二往，認識了李秀文。談婚論嫁時，李家說，你是一個窮光蛋，還沒當上團長，不可能娶到我的女兒。你當團長以後，就可以跟我的女兒結婚了。 1926年2月，葉和李秀文在廣東肇慶一棟臨湖的別墅裡舉行婚禮，證婚人是當時高要縣長，男方主婚人是葉的堂兄，女方主婚人是李少村，司儀由獨立團團部一位副官擔任，婚禮十分簡單，連樂隊也沒有請，參加人員只有雙方的親朋好友，宴會也很簡單，甚至還不如其他部隊一個連長的婚禮。 此時的葉已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獨立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支武裝力量，骨幹成員多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閱江樓就是當年獨立團團部所在地。 1926年5月1日，葉新婚還不滿三個月，他率領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遣隊，從肇慶經韶關挺進湖南，揭開北伐戰爭的序幕。北伐戰爭中，葉的獨立團在武漢週邊的汀泗橋、賀勝橋擊潰了吳佩孚主力，為北伐軍佔領武漢三鎮立下了頭功。 獨立團英勇善戰，紀律嚴明，受到百姓們的愛戴和讚揚，為第四軍贏得“鐵軍”的稱號。葉被譽為“北伐名將”，並被國民政府破格從團長提升為少將。 1927年8月1日，葉率部參加南昌起義。同年12月11日，他作為軍事總指揮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因敵強我弱，“廣州起義”失敗。因此，葉受到李立三、王明等人片面指責和處分，他十分委屈和壓抑，國民黨大肆搜捕，使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後來，葉輾轉逃到澳門，與妻子李秀文和剛出生不久的兒子見面。 “南昌起義”失敗後，在中共地下黨安排下，葉來到澳門探親隱蔽。在一座兩層樓的房子裡，他生活了九年多，當時一家人住在樓上的三個房間裡，岳父、岳母住在樓下。當年孩子們出生後一滿月，李秀文就把他們交給母親和奶媽撫養，孩子長大後會被送到離家只有幾十米遠的幼稚園或小學裡去上學。澳門的安寧生活，卻無法平復“廣州起義”之後葉內心的苦悶和彷徨，共產國際的投訴無門和國民黨的通緝令，使他內外交困。 1928年秋，葉負氣出走德國，前往嚮往已久的馬克思故鄉。他和妻子李秀文帶著不滿一歲的兒子輾轉於柏林、維也納、巴黎之間，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只能靠開飯館，賣豆芽、豆腐為生。在艱辛的歲月裡，宋慶齡等人接濟使葉一次次渡過了難關。遠離祖國和黨組織的鬱悶，卻時時困擾著一心報國的葉，在德國幾年裡，他潛心攻讀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領域的大量著作，期待將來能有機會報效祖國。 1931年，日寇佔領東三省的消息，令葉悲憤不已，他再也按捺不住對苦難祖國的思念之情，1932年離開歐洲，舉家回到澳門。 葉回到澳門後，因沒有穩定的工作，一家人生活仍十分清貧，主要靠岳父李少村和一些以前在共產黨、國民黨裡結識的老朋友接濟度日，有時甚至要借債度日。但與異國的流亡生活相比，澳門有著更多的親情和寧靜，家裡先後有六個孩子出生，儘管日子拮据，但這段日子成為葉坎坷人生中最安定的日子。 葉非常疼愛自己的孩子，給他們講故事，教他們看圖識字，帶他們去釣魚；通過言傳身教，要求孩子要好學上進，不要怕吃苦；誰不愛學習，誰耍嬌氣，都會受到批評，但他從來不板面孔訓斥人。從德國回來時，愛好攝影的他買了一架萊卡相機。空閒時，他帶著孩子們外出遊玩，給他們照相，帶他們去游泳。 葉失去與共產黨的聯繫，只得暫居澳門，等待機遇，他常常閱讀、研究那套在德國省吃儉用買回來的德文百科全書。期間，陳誠、陳濟棠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得知他回到澳門，紛紛以同窗或老友的身份聯繫他，邀他前去“協力共事”，並許以高官厚祿。但葉明白，他們不是擁蔣剿共，就是武裝割據，一概予以回絕。 1935年中秋節前幾天，中共中央特派員潘漢年在香港彌敦酒店約見了葉，葉驚喜地看到北伐時的老戰友、廣東同鄉柯麟。從此，葉一家人和柯麟結下了不解之緣。[1] 潘漢年告訴葉說，中共將從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抗日，從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他誠摯地希望葉能夠運用他在國民黨軍隊將領中的影響力，促進團結抗日的目標早日實現。同時，他希望葉在反蔣的兩廣等地方實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們能夠同意聯蔣抗日。 葉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張，並愉快地接受潘漢年的建議。之後，葉心情舒暢，情緒很高，遇到熟人高興地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指中共）聯繫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按照潘漢年傳達的團結抗日的政策精神，葉訪問了國民黨部隊中的老朋友，還向李濟深等反蔣人士轉達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初，葉在澳門，表示擁護黨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願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 在這次見面以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地下黨員柯麟舉家遷往澳門，並在澳門板樟堂街開設診所，負責與葉聯絡及照顧其家人。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城東華清池，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對蔣介石發動兵諫。經過周恩來斡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漫長的十年內戰，在國家最危亡之際結束了。 1937年春節過後，葉聽從張雲逸的建議，舉家從澳門遷往上海，在上海靜安寺路租一幢小樓住了下來。期間，他頻繁與國民黨和共產黨方面的將領交往，不斷瞭解抗日的戰況發展。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周恩來等人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經上海，潘漢年告訴他，葉現在上海，周恩來請潘漢年安排與葉見了面，商討建立“新四軍”。10月下旬，葉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誠歡迎和親自接待。毛澤東高度評價葉將軍在“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建立的功績，熱烈歡迎他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 葉在會上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跟了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3] 經過國共兩黨談判協商，1937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佈成立新四軍，任命葉為軍長。1938年初，葉前往廣東、香港等地為剛成立的新四軍籌集經費。[1]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辦公。2月11日凌晨，葉軍長一行到達南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省紅軍遊擊隊，在大江南北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像一把把鋼刀插在敵人的胸膛，與日、偽軍展開殊死的搏鬥。葉為創建新四軍所作的貢獻，永遠載入了史冊。[3] 在漢口，許多外國記者採訪了葉。著名美國記者斯諾的筆下描述了當時的他“他讀過不少書，對中國的政治問題特別有研究，他之所以成為一個著名的革命軍人，與其說是因為有軍事的天才或卓越的勇氣，毋寧說是因為他有了豐富的政治知識。” 同年12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正式成立。不久，葉奔赴皖南前線，終於走上他盼望已久的抗日第一線。1941年1月，正在轉移的新四軍部隊突然遭到國民黨重兵襲擊。1月14日，為了保全一大批高級幹部和部隊，葉下山與國民黨談判，被非法扣押。 葉被俘後，在五年多時間裡，先後被監禁在江西上饒、廣西桂林、四川重慶、湖北恩施等地。李秀文經過多方奔走說情，帶著女兒葉揚眉，找到了葉。不久，李秀文的母親和其他孩子與他們在桂林相聚。為了解決一家17口人的生活，葉在軟禁的日子裡，帶著家人養豬、養雞，糊口度日。後來，他被單獨押解到恩施，為減輕妻子的負擔，葉又向國民黨請求，把兒子葉正明、葉華明和女兒葉揚眉帶到自己的身邊。 1944年春，被迫與葉分開的李秀文，把三個孩子交給丈夫後，帶著一家老少13口人，在桂林開始了逃難生活，他們靠變賣衣物買一些地瓜乾充饑，後來，在李濟深的幫助下，全家人好不容易回到廣州安頓下來。 1945年9月，國民黨秘密地把葉從恩施押往重慶，為了不讓孩子們住進監獄，並把自己被囚禁在重慶的消息傳遞給周恩來，葉決定尋找機會讓孩子們逃跑，讓機靈的葉揚眉帶著哥哥們去找周恩來。 那天晚上十點多，葉和孩子住在一個小旅館樓上，特務住樓下。 葉說，明天他們要把我送到監獄去，你們不可能跟著我坐監獄啊，所以你們明天去找周伯伯，就是周恩來同志。第二天早上只有一個特務在監視，覺得時機成熟，他就讓孩子們出發。孩子們一出門，就碰到另一個特務回來，問他們幹甚麼去，葉正明說給父親買煙去。之後，特務就跟著他們。孩子們坐了兩輛黃包車，讓車夫在下坡的時候鑽進了一個小胡同，甩掉了特務，找到曾家岩街52號，問看門口的人周伯伯是不是住在這裡？之後孩子們在外面等著，過來好幾個特務趕孩子們走，孩子們也不說話，就蹲在地上。過了兩三分鐘，有人出來讓他們進去了。 葉被關押在重慶期間，嚴詞拒絕國民黨的多次威逼利誘，並以“六面碰壁居士”的名字，寫下了人們所熟悉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爾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經過共產黨和國民黨反覆交涉，被囚禁了五年兩個月的葉將軍終於獲得自由。他出獄後僅十小時，馬上向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黨的要求。電報發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請求。 細心的周恩來特意安排葉揚眉和李秀文分別從延安和廣州趕到重慶，迎接葉出獄。在葉初步休養後，準備前往延安再次投入革命鬥爭的時候，4月8日，葉夫婦和女兒葉揚眉、幼子阿九，與王若飛、秦邦憲、鄧發等同志在從重慶前往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一同在山西境內遇難。當時，葉挺年僅50歲，妻子李秀文只有39歲。 澳門是葉挺的第二故鄉。現存澳門“葉挺故居”在賈伯樂提督街76號。葉家人離開澳門後，交給何賢先生託管，後交給澳門青年組織使用，成為澳門婦聯第二托兒所。[1] 2006年8月13日上午10時，為隆重紀念葉挺將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為“葉挺故居”進行掛牌儀式，行政長官何厚鏵為“葉挺故居”牌匾揭幕。該牌匾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親筆題寫。[4] [1]《葉挺：北伐名將澳門避難》，載“網易新聞＂網，2010年2月11日，http://history.news.163.com/09/1209/16/5Q3U9SAI000140IU_2.html。 [2]蘇荷：《中外名人紀念日演說精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第288頁。 [3]牟音：《感動中國的抗日戰爭故事青少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第56-57頁。 [4]《一代名將葉挺澳門故居掛牌》，載“中新網＂，2007年8月16日，http://www.cnr.cn/2004news/internal/200608/t20060813_504268558.html。

沈章平，字戈牧，福建省詔安縣人，生於澳門。[1]廣西科學院副院長、書法家、詩人。 章平自幼酷愛書法，讀大學時師從前清貢生李少明學書法，廣學名家碑帖，形成獨自風格。[3]1938年10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10月參加革命工作[1]，先後在澳門、廣東、廣西等地先後以記者、編輯、副總編、中學教務主任、校長等身份從事革命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章平歷任柳州市文化教育局長兼柳州高中校長、廣西省文教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省文教戰線辦公室主任、省政府秘書處長、省科普協會及科學聯合會兼秘書長、廣西科技情報研究所所長、廣西科學院副院長；為中國科學與技術政策研究會理事、廣西科學與技術政策研究會副理事長、廣西老年大學副校長、廣西兒童少年基金會副會長、廣西乒乓球協會主席等職。 章平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廣西分會副主席、名譽副主席。數十年來，他博覽名家碑帖，尤擅草書，飄逸流暢，氣勢渾雄，力度感強。楷書則用筆深厚，結體嚴謹，凝重樸實。隸書則蒼勁有力，內涵淳美。書學理論上對繼承與發展，借鑒與創新深有研究。 作品和論文在海內外多家報刊發表，手跡遍及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及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作品及傳略輯入《當代中國書法藝術大成》、《中國現代書法界人名辭典》、《中國當代書畫家大辭典》、《廣西文化志》、《當代書畫篆刻家辭典》、《中國古今書家辭典》等書。[3] 2010年3月1日11時42分，章平在南寧逝世，享年91歲。[2] 現錄沈章平的詩兩首：[4] 《詠斑石》 橫空一石杏花巔，五色斑斕獨霸天。 俯睨群峰媧手煉，封州正奮譜新篇。 《白石岩即興》 白石岩花洞洞天，瑩山翠壁處處仙。 水榭龍庭披玉幔，璿宮幻境競媸妍。 [1]劉瑞軒、吳三無：《中國當代書畫家大辭典》，銀川：黃河出版社，1990，第372-373頁。 [2]《沈章平同志逝世》，載《廣西日報》，2010年3月12日。 [3]《沈章平》，載“讀秀＂網，2011年9月21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0000017699&d=86D8D37889821FD32DA367085E5E515A。 [4]封開縣人民政府辦公室、封開縣中國旅行社：《封開旅遊詩文選》，封開：封開縣府，1993，第37-38頁。 [5]鄧偉志：《中國當代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大辭典》，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第1649頁。 [6]陳彥桂：《乒壇風雨55年——記廣西乒協名譽主席沈章平》，載《體育春秋》，1991年第4期，第9頁。

黃玉堂，字仙裴，祖籍順德林頭（今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林頭村），定居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1]進士、山西提學使、書法家。黃渭樵之父。 先祖遷居香山鐵城，至玉堂是第六代。父親黃煥寅，字茂東，號啟明。[2]兄弟四個，玉堂排行第四。長兄黃玉書成為舉人。二兄黃玉筵也是舉人。三兄黃玉湖。 清同治十二年（1873），玉堂高中舉人。[3] 同治十三年（1874），榮登甲戌科二甲第四十四名進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兩任順天同考官，後任侍讀學士，官至山西提學使。 玉堂自小好學，博覽典籍，入讀詞館；歷經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中華民國六個朝代，閱盡人間滄桑，看遍風雲變幻。他為人謙虛，不恥下問。他任翰林院編修，經常將自己的詩詞作品請教同鄉私塾老師黃椒升（衍昌），一時傳為佳話。黃椒升非常賞識玉堂的君子作風，專門填詞一首讚揚他：“今日京華塵不染，甘向園林高寄。一番自笑，癡人如此，鐵板銅琶流絕唱，對寒窗，靜把吟毫理，歌一闋，西風起。＂ 黃家一直以詩書傳家，卻不喜做官。玉堂做了十幾年官，開始厭倦，在母親去世後，他辭官隱居，以文藝自娛自樂。 玉堂擅長書法，用筆渾厚，大度寬宏，結體舒博，章法疏朗有致，用墨濃重，法度嚴謹。書風與當時李其儀、李洵安、吳應揚等有相近之處，但他更突顯個性。[1] 民國二年（1913），玉堂去世，終年72歲。 黃玉堂著有《瑞蓮軒詩鈔》、《癡夢齋詞草》等書。順德市博物館藏有他寫的《行書條幅》、《行書園面》。《廣東文物》刊載簡又文藏有他寫的《字軸》。 [3]黃玉堂之子黃渭樵是民國時期著名書法家、“嶺南雙傑”之一。另一子黃元勳（孟徒）也是書法家。 黃玉堂任職翰林時，光緒年間，香山縣連續幾次發大水，毀掉不少農田。按照清朝慣例，水災之後，農民可以圍堤淤地，叫“圍沙田”。光緒十二年（1886），水災之後，黃玉書主持香山縣“圍沙田”工作。共有89戶農民參與，每圍一畝地，上交一定數量的銀兩。按照清政府要求，他們給香山縣衙打了報告，獲得批准。在89戶農民各自上繳銀兩，還給水災所毀土地的主人——順德豪紳何太英補償1700多兩銀子。 當時何太英之子何崇光，與黃玉堂同年成為進士，受到朝廷重視，擔任御史總管。 何太英想趁修圍堤之機，強佔香山大南沙數百畝良田，遭到黃玉書等人拒絕。何太英看軟的不行，就帶著手下對“圍沙田”的農民大打出手，並惡人先告狀，指使何崇光彈劾黃玉書等人。 朝廷通知兩廣總督張之洞，讓他盡快查清案件。張之洞詳細瞭解情況後，秉公辦理。何太英一看要吃虧，公然在公堂上把何崇光提拔的情況，寫了小紙條遞給張之洞。張之洞根本不吃這一套，把何崇光家族橫行鄉里的情況寫成奏摺，如實上報。結果何崇光及其父親兄弟子侄七人被捕入獄。此案對中山影響很大，黃玉書按制度辦事、張之洞秉公執法，成為當時香山街知巷聞的話題。[4] 清宣統元年（1909），黃玉堂擔任香山縣農務分會總理，舉人劉曜垣等人任董事。順德紳士馮國材在香山大黃圃成立安洲農務分會，管轄東海十六沙，馮國材任總理。同年馮國材之子馮毓靈成立龍洞農務分所，管轄西海十八沙。宣統二年（1910），大黃圃鄉人、大理寺評事、舉人何國華、鄉紳李仲英等人為奪回大黃圃的土地，上告官府要求撤銷安洲農務會，成立大黃圃鄉分所，但未能得到官府的支持。[5] 現錄黃玉堂的詩兩首：[6] 《繆君星帆來書，自述遷居鏡湖，暇與寺僧接晤，賦此答之》 鏡湖今已屬蠻方，遷地誰言便不良？古寺風清君自適，愁城日困我徒傷。 潔身轉慨客無地，充耳還尋醉有鄉。花事飄零春易盡，故應三徑漸全荒。 《水龍吟‧對月》 麝蘭香燼餘熏，晚風輕篆爐煙細。珠簾初卷，一輪剛滿，淡雲無翳。漏響催蓮，露痕侵桂，殘機懶理。想妝樓夜悄，闌干倚遍，空惆悵，人千里。 為問人間天上，算團圓、一年曾幾。棲鴉夢冷，吟蛩聲咽，誰家秋思。漸減清輝，乍圓還缺，月猶如此。對中庭地白，含情待訴，欲眠猶未。 [1]盧德銘：《書壇名家——黃玉堂》，載“中山網＂，2008年8月28日，http://www.zsnews.cn/zt/zsarts/showcontent.asp?id=574430。 [2]《林達老師家世搜索之二》，載“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lg.html。 [3]順德市博物館：《順德書畫人物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第111頁。 [4]《林達老師家世搜索之四》，載“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ml.html。 [5]陳賢慶：《天下糧倉》，載《中山日報》，2006年10月7日。 [6]鄧國光、曲奉先：《中國歷代詠月詩詞全集》，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3，第1063頁。

曹善業，字子基，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長子。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善業、何穗田及港紳陳賡虞資助來到澳門，在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積極支持。曹有作為鏡湖醫院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擔保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1] 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1]他和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連旺，字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聯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他的崇高醫德。[2] 1896年，父親逝世後，曹善業接管家業。1890年1月，他將父親創辦的繅絲廠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時，他與何連旺、宋子衡、盧九、陳恆等創辦其祥絲廠，1898年3月，其祥絲廠關閉。曹善業以時寶堂司理人的身份，出價3010元買下其祥絲廠的鋪底、上蓋、機器、家俬等。 曹善業在經商之餘，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活動，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董事；1894年任公鈔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鈔局書吏；1902年任業鈔公會正會員；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員等職。 曹善業秉承其父之風，對澳葡政府多有貢獻，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許。 曹善業擁有眾多的物業：水坑尾街兩間、白馬行街兩間、天神巷兩間、大炮台街兩間、高尾街一間、十八間（街名）兩間、草堆街四間、爐石塘兩間、趙家巷一間、桔仔街兩間、連興街一間、興隆街一間、連勝街四間、柚果里一間、由義巷34間、下環街六間、黑侄巷三間等。1908年2月，曹善業因欠銀一案，上述物業被按察司按時價估銀43150元。 後來文史學者發現，當時曹善業名下的物業有兩處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草堆街80號”是孫中山當年在澳門創辦的“中西藥局”的舊址，另外一處“由義巷”被確認為當時興中會澳門的通信聯絡點。 1905年，曹善業被推舉為鏡湖小學校長，該校是晚清時期最有影響的華人學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門業主曹善根、曹善麟（兩人均為曹善業弟弟），控告曹善業欠銀，將他名下物業於是日估價出投招買，包括水坑尾街、白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義巷等物業80餘處，總共約值銀50200元。[4] 1924年，曹善業去世，年僅59歲。 曹善業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師、社會活動家；是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校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參與創辦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1922年與歐海倫醫生合作創辦贊育醫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華人社區推動種痘運動。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他又發起組織創辦民生書院，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5] 2008年初，在珠海鳳凰山公路隧道附近，發現了曹子基（善業）夫婦墓。曹子基墓碑身寫著“皇清誥授資政大夫顯考諱善業號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資政大夫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銜。在墓葬遺址發現一塊“聖旨”碑，屬於曹子基夫婦墓的“奉天誥命”碑，碑額為“聖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業第十五子曹思泉（軍）四個兒女一行，專程從廣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館，對珠海文保工作者對其先輩曹子基夫婦墓的發現和搶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謝。[6] 曹思泉於2013年1月3日逝世，終年96歲。[7]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澳門曹家》，載“族譜錄紀念網＂，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5].《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門商人，曾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曹子基後人珠海尋根》，載“珠海視窗＂網，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傳世》，載“族譜錄紀念網＂，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蘇翰彥，乳名佬弟，字覺民，號漢焱，生於廣東北海（今北海市）。民盟澳門分部創始人之一、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蘇幹遠弟弟。 青少年時代，翰彥開始參加進步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聯合北海各界進步力量，推動成立抗敵後援會，擔任該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仇（日）貨登記處主任、糾察隊總隊長，參加抵制日貨運動。 1936年夏，翰彥入讀廣東國民大學中文系，在校撰稿《中國詩壇》；1937年“七七”事變後，休學後回到北海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1938年初，翰彥隨張炎將軍在廣東高州一帶籌建抗日根據地；1941-1946年，跟隨中國國民黨一八七師師長張光瓊，轉戰曲江一帶，利用這一優勢，保護和營救許多中共黨員。 1947年春，孫乾任國民政府中山縣長，邀請翰彥擔任縣政府科長。他利用職務便利，保護一大批革命工作者，剷除全縣的鴉片煙苗，重建孤兒院，為老百姓辦不少好事。 1948年春，經彭中英、葉春介紹，翰彥在澳門加入張瀾、沈鈞儒等進步人士創建的中國民主同盟，協助彭中英籌建民盟澳門分部，並在石岐建立民盟分部，成為創始人之一。 同年冬，中山縣發展盟員80多人，翰彥擔任民盟中山分部主任委員，秘密創辦中山民盟內部進步刊物《群聲》，援助五桂山抗日遊擊隊，自己帶頭並發動一些公司為五桂山遊擊隊捐獻財物，利用職務便利秘密取出國民身份證5000張，為五桂山遊擊隊和盟員在敵偽管區活動提供方便。 他利用與孫乾的關係和職務之便，成功營救中共黨員蘇金榮、蘇恆輝等人；提前通知中共黨員張光轉移，避過搜捕；為提防敵人大屠殺，通過在法院工作的盟員梁健釋放政治犯20多人。通過在國民黨機關工作的盟員搜集國民黨軍隊情況，及時送交珠江區中共黨組織及五桂山遊擊隊。 1949年8月，翰彥將獲得國民黨廣州軍政機關準備撤向海南島及把大批武器、彈藥銷毀與投入黃埔港等重要情報，通過盟員，將信息輾轉香港送交香港民盟組織及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配合中共中山縣委書記黃旭，與兄長蘇幹遠一起策動國民黨六二軍、中山“保安團”第三營、中山保安團第一營第二連和1946年後任中山縣地方武裝統率部主任屈仁則起義；和平接收中山二區聯防大隊，協助貧農團開展抗徵兵、抗徵糧、抗徵稅鬥爭。 翰彥在中山開辦夜校，對婦女進行革命啟蒙教育。應南路解放區要求，他動員盟員李一波、賴恆、鄺力軍等秘密回南路遊擊區根據地參加革命活動；動員部分學生參軍，編入粵贛湘邊縱隊中山獨立團第四營，直至中山解放。 在中共黨組織支援下，翰彥組織策應和平接管中山石岐小組，由中山民盟推舉鄭彼岸、鄭道實出面主持，秘密印發各種宣傳資料，以中山革命人民名義，發出告父老兄弟書，號召師生護校、工人護廠、機關職員保護檔案，號召各界民眾共同遵守社會秩序，維持治安，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30日中山解放後，翰彥被聘為中山縣軍事管制委員會顧問，奉派接管私立大公中學並任校長。他團結原校教職員，從澳門等地調進知名的高中生物科教師孫錫昆等一批有教學經驗教師，充實學校師資力量，提高教育教學品質。 後來，翰彥調往廣州工作。1954年後，翰彥擔任中國民主同盟廣東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他認真做好統戰工作，協助落實知識份子政策，吸收中山大學知名教授商承祚、王起、樓棲、吳宏聰和粵劇界知名演員文覺非、羅家寶等加入民盟。[1] 民盟中山市委會1950年召開第一次盟員大會。1966年，“文革”開始，民盟組織停止活動，1979年恢復，翰彥擔任中山市民盟第一任主任委員。[2]翰彥因心臟病和青光眼病日加嚴重，1984年離休。 2003年10月20日，翰彥在廣州去世，終年88歲。[1] 2006年12月19日下午，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民盟廣東省委主委韓大建，民盟廣東省委專職副主委兼秘書長李竟先出席在廣州市廣東大廈舉行的“《落紅護花》首發式暨紀念蘇翰彥誕辰93周年座談會”。 《落紅護花》是民盟中央主辦的群言出版社編輯的《民盟歷史人物叢書》系列中的一本，在全國公開發行。《落紅護花》的主人公蘇翰彥是中山民盟組織的創始人。作者謝炎是民盟省委機關離休老幹部，以平實、沉細的筆觸，翔實地講述了蘇翰彥一生起伏沉浮、風波跌宕的生命行跡。 韓大建主委在座談會上作了發言，她說：“蘇翰彥同志是我們民盟的驕傲和楷模。他作為舊時代的知識份子，嚮往光明、投身革命、積極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歷經坎坷矢志不渝，直至晚年依舊坦蕩磊落。今天我們緬懷和紀念蘇翰彥，就是要學習他為國為民的優秀人格，最終落腳點就是推動我們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和自身建設工作繼續向前發展，建設一個合格的參政黨，為廣東構建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群言出版社》社長范芳、政協北海市委、中山市政府、民盟中山市委、蘇翰彥家屬及其生前親朋好友共五百餘人參加座談會。[3]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68-269頁。 [2]《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頒佈15周年積極推進多黨合作事業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載《中山日報》，第3639期，B3版，2004年12月23日。 [3]《〈落紅護花〉首發式暨紀念蘇翰彥誕辰93周年座談會在廣東大廈舉行　省政協副主席、民盟廣東省委主委韓大建出席座談會》，載“民盟廣東省委＂網，2008年7月18日，http://www.gdmm.org.cn/Article/class2/class18/200612/239.html。

楊鐵夫，名玉銜，字懿生，號鐵夫、季良、鸞坡，香山縣申明亭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申明亭村）人。同盟會會員、著名詩詞人、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 1901年，鐵夫考中舉人，擔任廣西歸順州知州、晉安府知府；後畢業於京師大學師範專業，又東渡日本求學。期間，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他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1] 時值光緒末年，舉國上下廢科舉制度、責令書院皆改公學時，廢科舉，興學堂，廢除舊的教育體系，構建新的學堂教育體系。鐵夫學成回國後，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興新學方可救國圖強。他召集全都紳士決議把龍山書院改為隆都高等小學堂，首先公推彭炳綱等五人為籌備委員，並以鄉紳捐助及書院田產收入等作為教育經費，在書院旁購地建築宿舍和教室，擴建校舍，保證校園足夠大。 另外，在師資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筆，以年俸300兩的優厚待遇聘請舉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賢才為教席，確保師資雄厚。在改制初期，學堂沒有章程可考，鐵夫參考日本學制課程，不少數、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標本儀器從日本購回，之後，隆都興學之風開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區教育發達，英才輩出，鐵夫貢獻較大。其兄楊季廷（玉瑚），侄子楊清甫（兆涇），先後接掌龍山書院，故有“一門三校長”的美譽。 鐵夫非常關懷家國，力圖澄清吏治，喚醒國魂。他結識不少革命志士，與蔡鍔將軍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國是相許，結為異姓兄弟。 1904年秋，胡漢民再度留學日本，開始接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次年投身革命。胡漢民與鐵夫鄉榜同首並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參與反清活動。後來，胡漢民被舉為廣東都督，邀請鐵夫出任秘書。鐵夫準備行裝將作歐洲之遊而婉拒。鐵夫前往歐洲時，撰寫《旅歐紀遊》一書，留居新加坡，開辦實業，經營錫礦，後因故離開新加坡回國。 民國初年，鐵夫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1913年任廣東高等師範學堂（今中山大學）文案一職，後因故辭職。應校方之約，鐵夫推薦侄子楊清甫接任。1914年，鐵夫任廣東警察廳衛生科科長；1915年因辦廣東水災賑濟，鐵夫獲授七等嘉禾章，以縣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陽縣知事，發展教育和振興實業，事事親力親為。 早年以最優等成績畢業於高級師範學堂的楊清甫隨任，委以教育實業科長一職，為揭陽人多辦實事。揭陽官衙有肥缺稱，又為鴉片煙苗產地，人皆以為此任“腰纏十萬貫”。鐵夫絕不同流合污、恃權謀私，而是關心民間疾苦。他認為鴉片禍國殃民，深惡痛絕，嚴厲禁種鏟苗，當地豪紳，以數竹籮盛黃金、白銀行賄，請求寬期。他終不為所動，憤然表態“刁民可惡！”親自率馬隊於罌粟地往來奔馳，盡將煙苗踐踏剷除，奔波三月，始告肅清。 1926年，鐵夫回鄉擔任中山師範校長。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義，委託旅檀香山鄉親募捐修繕校舍，籌得美金2000元。後因款項不必動用，他將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為此，不少僑胞讚他“一塵不染”。 後來，鐵夫旅居上海，常出入於同鄉小欖人甘翰臣的別苑“非園”，當時，來“非園”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陳伯嚴、曾農髯等當代詩詞大家。鐵夫是朱疆村在粵督學時所錄取的人才，多次呈獻自己的作品，多得獎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讀《夢窗詞》。鐵夫對詞章更進行深入探索，完成《夢窗詞箋釋》一書，並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詞》一卷問世，聲名大噪。詞集由前國民政府鐵道部長兼國學館館長葉恭綽題寫書名，陳石遺題詞，有“疆村夜缽晚年強”之句。 當時，古文學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國學為職志，在江蘇無錫設立國學專修學院，聘請鐵夫為詞學教授，陳石遺為詩學教授，章太炎時來講學，一時有“國學堡壘”之稱。 鐵夫擔任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經常出遊就近太湖諸勝，夜宿黿頭渚廣福寺。在治學流覽中，他似別有醒悟，陷於虛幻，一度萌發出家的念頭，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濟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學佛，唯未剃度。鐵夫既欣賞浩瀚大海，又喜愛突兀山峰，江南諸山遍遊。年紀漸大時，他腰腳尚健，前往遊黃山、衡山，在衡山順至嶽麓，祭拜蔡鍔將軍墓，並撰文憑弔。南返廣州小住後，他又遊羅浮、鼎湖諸山，在鼎湖弔慕經老和尚。慕經以慶雲寺方丈退院圓寂，稱大德，是鐵夫少時問道的朋友。 鐵夫的長子楊兆燾當時供職於寧波市府，迎往一遊，並到奉化雪竇寺觀千丈岩瀑布之奇。寧波舊稱“四明”，有藏書名樓“天一閣”，在月湖之西，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藏書樓，創建於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所建。又有“四明圖書館”，上承薛觀察福成之儲，藏古今書籍頗豐；鐵夫受聘為館長，遷館於公園中央，館前高梧蔭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後，鐵夫歷任中山師範學校校長、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無錫市國學專修學院詞學教授、香江廣州大學國民大學教授等職。 鐵夫畢生鑽研古典文學，詞學底蘊深厚，素有“嶺南詞人”之稱；著作有《抱香詞》、《雙樹居詞》、《五厄詞》、《清真詞箋》、《鐵城土語語原考》、《隆都語原總例》、《夢窗詞箋釋》等書。 1943年6月6日，鐵夫去世，終年74歲。 在追悼會上，朱庸齋撰寫悼聯“一瞑巧逢‘教師節’，萬人傳誦《抱香詞》。” 國民時期，6月6日是教師節。該聯對仗工整，切時切人，令人潸然淚下。當時楊鐵夫之子遠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馬上回鄉奔喪，一切由侄子楊清甫（楊正繩之父）料理。楊鐵夫元配妻子黃氏生於1873年，長洲名門望族之女，誥封恭人，溫和賢淑，勤儉持家；1939年逝於香港。 楊鐵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長女楊惠文，適本邑李應庚解元之子李轅孫（楊鐵夫署鎮安府時，與李應庚先生交誼甚厚，以兒女姻事為約）。次女楊惠明師範畢業後病逝。長子楊兆燾，兒媳唐逸馨是唐紹儀侄女。次子楊兆熊，兒媳楊潔莊。三子楊兆煦，幼時夭折。 楊兆燾夫婦都獲得公費留美，取得碩士學位，同任上海復旦、廣州中山大學、香港大學教授。楊兆燾供職於寧波和廣州府，1935年擔任中山縣民眾教育館館長。楊兆熊夫婦長期供職於香港、梅汕一帶學校，居住汕頭市。 楊鐵夫的堂弟楊澤常、楊澤圖旅居檀香山，美國眼科學者楊思祿博士、火奴魯魯市前勞工局副局長、隆都從善堂主席楊兆佳、英文書記楊兆文、申明亭同鄉會主席楊獻墀及楊獻琛、楊獻東等都是楊鐵夫的侄輩。已故馬來西亞吉隆玻中山同鄉會主席是楊鐵夫的侄孫輩。[1] 楊鐵夫所著的《鐵城土語語原考》一文，對澳門“馬交”得名，持另一種說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門，西人名之曰‘馬交’，或曰前以有馬蛟石得名。按《說文》瓜部，小瓜也。徐鍇曰‘今有馬如小瓜也。’（按：古人於動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馬之名，馬亦然）。澳門一隅與前山相隔，有一窄長之過脈小徑聯之，今人呼為蓮花莖，實瓜蔓也，蓋澳門如瓜然耳。又曰南環者，亦瓜環也。”楊鐵夫沒有提出更多的論據，其眼力頗有穿透力，“馬”之說，成為專家學者一新視聽，非常有意義。[3] [1]楊正繩：《嶺南詞人楊鐵夫及其家世》，載《中山文史》（第43輯），中山：中山政協，1998，第101-102頁。 [2]《山川靈淑蔚人文興學立教多才俊》，載《南方都市報》，2008年10月16日。 [3]陳紹錦：《關於隆都話的研究》，載《中山日報》，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

左秉隆，字子興，別號炎州冷宦，生於廣州。新加坡總領事、詩人。 先祖原籍瀋陽，清代改隸漢軍正黃旗駐防廣州。清同治三年（1864），秉隆14歲時，入讀廣州同文館，後又入京師同文館，隨總教習丁韙良研習英文。他精於文法，為曾紀澤所賞識。清光緒四年（1878），秉隆隨曾紀澤出使英國，擔任翻譯官。光緒七年至十七年（1881-1891），通過曾紀澤推薦，他三度連任清朝駐新加坡領事。 秉隆歷任英文教習，英文翻譯，駐新加坡領事、總領事，廣州洋務處總辦等職。在新加坡任職期間，致力於振興華僑文化教育事業。 光緒八年（1882），秉隆倡議成立會賢社，每月出題課士，提高學生道德修養和華文水準；舉辦英文雄辯會，以政治、社會、文化等論題公開進行討論或辯論，以啟發華僑學生的愛國思想與民族精神。在他的推動下，先後開辦培蘭書室、毓蘭書室、樂英書室、養正書屋等塾學，並重修、擴建崇文閣和翠英書院，新加坡華僑教育出現一個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光緒三十四年（1908），秉隆接到清政府學部函告，每年從新加坡選送45名學生到暨南學堂就讀，在新加坡、吉隆玻、檳榔嶼各埠學堂選送54名學生回國，入讀暨南學堂。根據“啟迪新知，溝通中西”方面所作的貢獻，秉隆獲授英國牛津大學學士學位，又獲授日本、法國、比利時三國勳章。他政績顯著，由駐英使署保獎進道員，加布政使銜。後由黃遵憲繼任領事。 光緒二十九年（1903），秉隆總辦廣東滿漢八旗學務。光緒三十一年（1905），他隨鎮國公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擔任頭等參贊，遊歷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光緒三十三年（1907），擔任新加坡總領事。 清宣統二年（1910），秉隆辭職，居住新加坡、香港及廣州。 1924年，秉隆在廣州去世，終年74歲。 左秉隆工詩，常與曾紀澤唱和，而且擅音樂，其藝術造詣為當時名流所推重[1]；著有《英國史記》、《新政筆記》、《南洋志略》、《勤勉堂詩鈔》等文獻。[2] 現錄左秉隆的詩一首： 《東望洋》[1] 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鄉？ 高築石台知有意，要看旭日出扶桑。[3]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2-313頁。 [2]《左秉隆》，載“讀秀＂網，2013年8月22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94092&d=7E4C7DF585F2E76D68575A25E08827。 [3]陳國華：《先驅者的腳印——海外華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加拿大：Royal Kingsway Inc.，1992，第37頁。 [3]詩人在隨鎮國公載澤出洋考察回國時，道經香港，登太平山。又順道遊澳門，登東望洋山。故這首詩應作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上半年。

陳勉雲，原名陳應釗，別署眠雲，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人。民國政要、教授。 勉雲生於書香世家。父親陳耀藜是南洋僑商，香港設有經營進出口業務分莊。外海興建鄉立第一小學校時，他捐助一棟校舍。勉雲童年在外地讀書，後入讀廣州嶺南中學。1917年秋，他九歲時升讀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翌年華北運動會在保定舉行，他代表學校參加，寄寓清帝行宮內。 當時北京政府總統是舊官僚徐世昌，軍閥爭權攻戰，南北對峙，勉雲感觸殊深。 1923年，勉雲在北大畢業後，留在北京，期間，他暢遊蘇杭等地名勝古跡，寄懷感詠，曾往返香港省親，後回廣州居住，時值軍閥割據和混戰。1930年春，勉雲任浙江省民政廳視察，僅一年就辭職，回廣州家居住“漁廬”，隨後任職於廣東造幣廠。 1932年3月，國民黨政府在洛陽召開困難會議，勉雲作為黨國元勳陳少白的秘書，被邀偕從到洛陽赴會。會後，他感作《入洛》詩：“無風無雨過清明，准擬看花入洛城。國難議來無一是，姚黃魏紫恥相迎。＂ 1936年，勉雲就任國立廣東法科學院教授，作有《登鎮海樓》詩： “天南孤峙趙佗城，此日憑臨百感生。萬戶蒼茫餘落日，半江搖漾動危旌。 空期陸賈能招諭，莫效終童更請纓。百卻危樓今尚在，中原回首暮雲橫。＂ 同年7月，陳濟棠宣佈下野。過了一年，勉雲任廣東財政廳專員，到中山縣巡視，旅次寫下《聞山海關已失》： “穿雲越峻一條龍，萬里蟠來渤海東。矯首為關稱第一，如何一夜葬秋風。＂ 同年，勉雲回廣州後，懷著憂國傷時的心情，寫了一首《聞居庸雁門諸關先後淪陷》詩： “秦皇天際插長城，千載何曾便罷兵？此日河汾烽火急，一時哀雁盡南征。＂ 1938年10月12日，日寇登陸大鵬灣，廣州危急。17日，勉雲隨當局西遷到連州，廣州於21日淪陷。當時他途中停留韶關，沉痛寫出七絕一首《聞廣州淪陷》： “痛絕瀋陽無抵抗，差強人意是蘆溝。 奈何聞警才數日，又送天南第一州！＂ 同年冬，勉雲辭去各個職務，間關跋涉到達澳門，居住在澳門大堂街，期間寫了不少憂國傷時的詩詞。如《街頭》： “知又何鄉走難來，攜兒托缽日空回！ 街頭濕遍如何睡？入夜風寒雨更哀。＂ 過了一年，勉雲受聘於澳門執信中學，越一年，赴香港省視老親，為了侍奉，在華英女中擔任國文教師。香港淪陷後，他返回澳門，後在蔡高中學當主任。 1946年，勉雲的老友郁達夫去世了，他創作一首七律挽詩《悼郁達夫》： “誰識達夫真達夫，後家先國不糊塗。武陵不辨來時路，合浦徒還去後珠。 共賞奇文開浪漫，終酬壯志擲頭顱。金甌幸保—無缺，炎海英魂招得無？＂ 勉雲一直在澳門當教師，直至1965年。勉雲遭遇喪偶之痛，辭職返港。他身染沉屙，藥石無靈，1967年6月病逝，終年69歲。 陳勉雲著有《眠雲吟草》，未付印。[1] 現錄陳勉雲關於澳門的詩五首： 《南灣踏月》(二選一，作於1938年) 近海無風亦自涼，頑雲開處月蒼蒼。小山對起如牛角，知是東西兩望洋。 《南灣步月》(四首) [2] 南灣踱盡又西灣，好是榕風水月間。地盡知無雄氣象，海雲時插幾屏山。 濠江兩度見秋風，故國烽煙路未通。我亦何心賞明月，任他潛躲亂雲中。 海月堤燈金溜波，風帆煙艇晚來多。分明不是西郊畔，卻似昌華舊苑過。[3] 寓近南灣得月先，故山如夢隔秋煙。破鞋短褐蒲葵扇，更踏南灣又一年。 [1]陳冠夫、陳滄海：《愛國詩人陳勉雲教授紀述》，載《江門文史》（第29輯），江門：江門政協，1995，第97-102頁。 [2]《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3]華舊苑：為南越宮園，在廣州西灣河畔。

字鳳舒，號懺盦、珠海夢餘生。廣東歸善（今惠陽）人。廖仲愷之兄。留學美國。曾任中國駐古巴領事、巴拿馬公使、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生前常住香港。生平好究詩詞，用粵語入詩，奇趣百出。著有《嬉笑集》、《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等。澳門日報出版社曾再版《嬉笑集》。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曹有（[1830]-1896）漁農工商（晚清澳門華商、中國官員、工業）、社會（慈善公益）、宗族（華人宗族）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陳芳次子。與孫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奧蘭尼學校讀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代其父管理畜牧場。繼自辦華人英語學校，任校長兼教員。1890年隨父返國，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門的業務。1892年秋，孫中山大學畢業後來澳門行醫濟世，陳席儒聯同盧九、何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介紹並頌揚孫中山醫術高明，支持孫中山在澳門行醫。1900年，陳席儒與弟弟陳賡虞一起，資助港幣100萬元給孫中山，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由孫中山重建的廣東革命政府財政空虛，陳席儒慷慨解囊，資助27萬元。其父去世後接手港澳商務，任香港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總經理、香港中日銀行董事。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被委任為廣東省省長。一度隨陳炯明出走。後在澳門從事古董生意。

明代戲曲家。字義仍，號海若、若士。江西臨川人。萬曆十一年（1583）中進士後，任南京大常寺博士和禮部主事。萬曆十九年，上疏直請皇帝罷斥奸臣，提拔賢才，但萬曆皇帝有意袒護權臣，把他遠謫到廣東徐聞縣，降職為典史。湯顯祖翻越大庾嶺，來到廣東南雄縣，後到達廣州。直到十一月，湯顯祖乘船從番禺南下，出虎門，來到珠江左側的貿易港香山澳（即澳門）。這期間，湯顯祖寫下了《聽香山譯者》（兩首）、《香山驗香所採香口號》、《香嶴逢賈胡》四首關於澳門的詩。在這些詩篇中，他描繪了葡萄牙商人：“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雲檣。”形容葡萄牙少女：“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這些詩篇，成了傳世最早以澳門為素材的中文古詩。湯顯祖來到華洋雜處的澳門，香山澳通事向他介紹了海外貿易的盛況，他用詩的語言，描繪了一幅16世紀的澳門風情畫，不僅在澳門文學史上有極高的價值，還成為直接反映明朝萬曆年間澳門歷史及社會生活最生動、最珍貴的史料。他在澳門的短暫停留所獲得的深刻印象，甚至影響其日後的文學創作。他的傳世之作有傳奇《牡丹亭》（即《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和《紫釵記》，合稱《臨川四夢》或《玉茗堂四夢》。《牡丹亭》的第二十一齣“謁遇”中提到“番鬼們建造”的香山澳多寶寺，從側面反映了澳門聖保祿教堂的影響。

朱梅官，原名朱作寧，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早期著名華商。 清乾隆年間，朱梅官來到澳門開店經營絲茶貿易，逐漸致富，由監生捐官為納州同職銜，時人稱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門開辦商行，同時經營銀號，成為澳門當時著名的華商之一。他與澳葡判事官眉額帶嚦關係密切。眉額帶嚦是當時澳門的重要葡商，擔任澳葡判事官一職16年，與英國的大鴉片商比爾勾結，大規模地經營鴉片貿易。 在巨額利益的驅使下，朱梅官成為清嘉慶年間澳門主要的華人鴉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葉兌換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參，除貨抵外，安多利還應找回梅官番銀3480元。安多利擬於1814年9月底回國，所乘之船停泊於香山縣外海。朱梅官等人趕至逼索欠銀。適逢有葡萄牙船駛到，安多利當向船長借銀。該船長回答無銀，僅有鴉片。結果，朱梅官等應允收下鴉片120筒（每筒約二斤七兩）。因鴉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擔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經過，乘機把鴉片轉賣給一夥不相識的人，得銀3840元。 海盜張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鴉片貿易實情。在緝獲若干鴉片走私船後，通過審訊，他獲悉澳門有個鴉片窩子。福建方面就把情報移送廣東當局。1815年春，兩廣總督據此查拿涉案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縣官員乘機敲詐，透出口風：若交八萬銀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額太大，鴉片商拒絕。於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廣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後，他們被迫供認販賣鴉片的事實。[2] 朱梅官獲罪充軍後，致函眉額帶嚦借錢，照例贖罪。 朱梅官等人後被革去職銜，在犯事地方各枷號一個月後，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賣鴉片銀兩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為清政府禁煙政策變化的一個契機。 澳門華商走私鴉片，無不與澳葡有關，清政府對澳葡採取了較為嚴厲的管制措施。之後到澳門貨船，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准貿易。若多船皆帶有鴉片，也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都不准貿易，立即逐回本國。[1] 現今，澳門新馬路爐石塘街口，1918年開闢新馬路之前，有一條小巷弄名曰“賦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極愛梅花，在家中花園植梅百株，為當時澳門華商津津樂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後，香山縣丞將他的大宅拍賣所得款項入庫。“賦梅里”不復有梅花，但巷里名稱仍存留至今。[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3-44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豐居士：《盧氏娛園慘遭商家摧殘》，載《新報》，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