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元年（1628年2月5日─1629年1月23日）11—12月，澳門有1艘帆船駛抵望加錫貿易，於第二年5月離開。另有2艘澳門船赴馬尼拉貿易。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p. 94—95.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75.

萬曆五年（1577年1月19日─1578年2月6日）澳門有2艘葡萄牙大黑船赴長崎貿易。G. B. Souza, The Survir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55.

崇禎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3月，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菲利浦•羅博（D. Felipe Lobo）率船前往中國貿易，來澳門一路順暢，在本月回程經新加坡海峽時遭荷蘭船隻襲擊，其中4艘船為避免被俘而自焚沉海，所喪失的黃金和銅價值超過50萬銀色勒芬。菲利浦•羅博僥倖逃生。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07.

崇禎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月2日，多明我會會士郭琦（Angelo Cocchi）和托瑪紹•謝拉（Tommasao Serra）一行13人前往中國，途中，謝拉等5人被殺，郭琦及其他同伴則於本日到達福建之福寧州。這應是第一批繞開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多明我會士。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804頁；José Maria, Gonzdles, Histó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1, p. 51.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2月21日，菲利浦三世致信葡印總督，囑咐澳門葡人興建城牆和炮台時不要招致華人發怒。Documentos Rern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1, p.149.

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6月，陸若漢神父在登州與離京返國的朝鮮鄭鬥源使團相遇。該使團共39人，李榮後為通事。耶穌會拓展朝鮮的傳教早在計劃之中，萬曆四十七年（1619）時，徐光啟與畢方濟曾策劃前往朝鮮傳教旅行。故陸若漢在登州與朝鮮使團的會晤，應該是耶穌會有意安排。在這次會晤中，陸若漢向朝鮮使臣積極宣傳西學，鄭鬥源還安排李榮後向陸若漢學習西洋天文推步法。朝鮮使團在登州啟程時，陸若漢還給朝鮮國王贈送了一批極為珍貴的禮品：《天文圖》、《南北極圖》兩幅、《天文廣教》兩幅、《萬國全圖》五幅、《紅夷炮題本》一冊、千里鏡一部、日晷觀一座、自鳴鐘一部、火炮一門和《治曆緣起》二冊，利瑪竇《天文書》一冊、《遠鏡書》一冊、《千里鏡說》一冊、《職方外紀》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西洋國所獻神威大銃疏》一冊。《李朝仁祖大王實錄》卷24，崇禎四年甲申；安鼎福：《雜同散異》第22冊《與西洋國陸掌教若漢書》。金尚喆等撰：《國朝寶鑒》卷35，轉引《朝鮮西學史研究》第2章，第65頁。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門致菲利浦三世信稱，當時聖保祿學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並稱，日本每年從馬六甲海關獲得1000克魯紮多，用於設立一個學院，日本學院可在對日貿易船隊中販運50擔生絲。中國教區則可從馬六甲海關臨時支取2000克魯紮多，而在他們航行所販賣的貨物出售後歸還。還稱，日本和中國教區在澳門有300兩白銀的屋鋪收入，這兩個教會共有8000兩白銀作為資本，投資於對日貿易。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葡商安東尼奧•洛博（António Lopo）獲得國王的准許進行澳門與望加錫、索洛及帝汶之間的貿易航行。但澳門居民認為安東尼奧•洛博獨自經營這一貿易有損他們的利益，故所有的澳門人都自由地前往這一地區航行，並不向國王納稅，使得安東尼奧•洛博所獲的國王特許權從未得以實行。萊薩：《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載《文化雜誌》第20期，1994年。

嘉靖十二年(1533年1月25日─1534年1月13日)本年，馬六甲要塞司令保祿•伽瑪(Paulo da Gama)長期與鄰國交戰後，派特使曼努埃爾•郭丁紐(Manuel Godinho)分別與彭亨、北大年締結和約，並對他們說：葡萄牙人再度去中國做生意，並在閩浙沿海發現了50個好過廣州的港口。從這一年開始，葡萄牙商人又開始頻繁往來於中國沿海，一位佚名葡萄牙船長來到廣東舊港碼頭東涌並在此交了關稅，接著，準備給向廣東收稅官員送一隻紅寶石戒指，價值40克魯紮多，還有其他一些首飾，官員不但不收，還下令要懲處他。且言：中國正直官員是不收受賄賂的，尤其不收外國人的賄賂。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e descobrimento e da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Vol. VIII, CHLXVI.Raffaella D'Intino, Inform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 p.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