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稱：“在澳門可以自由進行幸運博彩活動，如番攤、摸彩和玩紙牌，並允許通過預先支付牌照費設立適當的場所。”[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頁。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8月11日，澳督頒佈第77號諭札，對澳門博彩業的承充方式進行改革，將澳門番攤館12間出投領牌，一改過去類似攬頭的承充形式。至1879年8月30日招人領牌之期，澳督以為現日多有商人欲行全盤領取，且領牌不若承充競取增益更多，故又將番攤承充經營重返故轍。[1] [1]《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8月19日第33號附報。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門第二屆闈姓承充合同簽訂。此次闈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現中文紀年，可能是考慮到闈姓博彩以科舉作依據的特點，特意寫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為買辦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後又有寫成Aloe或Ahoy），承充價碼是每年繳納5000元。承充時間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開始。這次承充的擔保人王亞祿（Vong-Alok）。合同條款與第一屆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無人獲彩的情況下，承充人應將票銀歸還買票者。二是每四個月上期繳交1666. 666元於公物會。[1] [1]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5月12日，承充第二屆闈姓商人梁六聲稱已經賣出闈姓票超過800000條，卻遭受許多損失和迫害，不能確定能繼續經營三年時間。1月20日，香港禁賭，闈姓和番攤在香港被禁止。他的合夥人，特別是華人文鹹（Veng-Ham），香港鴉片承充人，負責照料闈姓售賣，主要由其交納大部分的承充款——現已不再支持這項生意。面對此種情形，1872年5月20日，公物會宣佈梁六的合同作廢。[1]5月26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闈姓，同華商習應泰（Si-ieng-tae）簽訂合同草案，承充價為三年22000元，自1872年9月27日起。[2] [1]AHU-ACL-SEMU-DGU-005, E-No. 1, No. 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根據以上材料記載，香港的Veng-Ham，在英文中應是Wo Hang Firm。Wo Hang Firm是廣東新會人李升和李良兄弟於1857年在香港設立的公司，公司生意涉及多個領域。公司的漢文名是“和興金山莊”。李升又名李璿，字玉衡。1854年，李氏兄弟在香港以投資地產起家，後又經營銀號生意。1868年，香港賭博合法化，李氏家族獲得承充權。同時，他們還是香港鴉片生意的承充人。1869－1872年，李升是香港東華醫院的倡建首總理。李升於1900年過世。李良於1864年去世。參見Carl T.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pp. 90-91, 1971, Hong Kong. 《東華三院歷屆總理芳名》，載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東華三院發展史》第五輯，香港東華三院庚子年董事會出版，1961年2月。 [2]AHU-ACL-SEMU-DGU-005, F-No. 2, No. 3, No. 4,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18日，隨著闈姓在廣州和澳門等地的發展，其規模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澳門闈姓到了第三屆，已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在第四屆澳門闈姓未出投之前，就已經風聞今年澳門政府“可得洋45萬元，觀此情形，是賭風竟日熾一日也”[1]。5月18日，澳門公物會將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出投。華人馮成、何德昌[2]（Hotachiong）以現銀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充期。擔保人先拿．飛南第。自西紀本年9月27日至1881年9月26日。[3] [1]《申報》1878年5月18日《賭風大熾》。 [2]何德昌，又名何堯階。澳門近代著名華商。1878年和1881年闈姓承充人，一直有經營闈姓子廠的紀錄（澳門兆三元闈姓廠，見《澳門政府憲報》1895年2月16日第7號），生卒不詳。子何壽田，又名何福齡，亦是後期著名華商。 [3]AH/F/422, MIC: A0586, p. 95, 澳門歷史檔案館；AH/F/431, MIC: A0588, p. 75, 澳門歷史檔案館。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1月6日，自省城禁賭之後，澳門16家攤館異常熱鬧，每至燈時，幾無坐立之地。闈姓各廠，更為熱鬧。初十、十一兩日，來電紛馳投猜恐後，門限幾為之穿。在九龍一帶之賭館也遷至澳門，如泗孟街口之大生館、福隆街口之廣勝館。傳聞九龍最有名的寶字攤館也要在澳中開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8月5日，澳門番攤承充合同簽訂，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澳門番攤承充合同。《承充澳門番攤攬頭生意章程》內容為中葡文合璧，左右對照。承充的華商為鄭耀、劉越犀、鐘超三人。條款的主要內容如下：1. 承充番攤合約章程以一年為期。計至1874年9月10日為滿期。承充規銀15萬元，由本年9月11日起。每月上期繳納規銀12500元，七二兌。2. 淮開攤館26間，不得多開。無論是否開足26間，依然照納規銀。如欲多開須稟明公物會憲。3. 由關閘至媽閣地方所有攤館生意均歸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內照上款開館多少。4. 午夜12點閉門。有私開罰銀50兩。5. 准開打牌館三間。6. 該承充三人有保險公司50份，每份500兩交出作按以為擔保規銀，另有香港商人擔保該三人遵照合同。簽名：鄭耀、劉越犀、鐘超，擔保人為和興李升。[1]通過這一番攤承充合同檔案來看，番攤的開設地不包括氹仔，有開設打牌館以及開設時間的限制情形，這些內容都是以前未曾出現過的。 [1]AH/F/422, MIC: A0585. p. 1,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鄭觀應：《澳門窩匪論》，最早發表在1872年的《申報》中稱：“其番攤之館則已有二百餘號也。”由檔案可見，僅准26間。很可能鄭氏是指賭館內的番攤賭台數目。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8月13日，1874年番攤專營權承充人不滿足於在陸上經營，故安排兩隻船開往氹仔海面賭博，直到深夜，但遭氹仔炮台軍事長官禁止。[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門所設賭館，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費，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當眾開票，以價高者准承。現聞該處當道於19日在澳門酌定去取，香港葡國領事署連日由10點鐘代收承充書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詢問。聞此次有願出重價至洋14萬元者。蓋向年澳門賭館共12家，今則擬開16家，故費亦加增也。賭風之盛如此。[1] [1]《申報》1880年9月1日《賭風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