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工作者。廣東台山人。父親是香港一名裁縫，家境並不寬裕。少年時就讀於香港華仁書院，未讀完中學，即考入華僑日報社為校對生。一年後，升為外勤記者，幾年後升為要聞主編。1937年奉社長岑維休之命到澳門創辦《華僑報》，出任社長。抗日戰爭期間，《華僑報》積極宣傳抗日，受到讀者好評，報紙發行量迅速增至一萬份，破澳門報業紀錄。1966年購入《華僑報》全部股份，獨自經營。1968年參與創辦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理事長。今趙斑斕藝術館即為紀念他而設立。

字樹園，號孔庵，筆名捫虱談虎客。廣東番禺人。監生出身。1891年入廣州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曾協助康有為編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任萬木草堂學長，號長興里十大弟子之一。後任湖南長沙時務學堂教習、澳門《知新報》撰述。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協助梁啟超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橫濱大同學校。1900年參加自立軍起義。民國初年，在廣州辦南強公學、覺是草堂。晚年留寓香港。1944年病歿於九龍。著作編為《樹園先生遺集》。

陳天心，又名陳亞基，澳門《大眾報》創辦人。 1933年7月15日，天心創辦澳門《大眾報》，並擔任首任社長，在新聞戰線上全力支持救亡活動；並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出版股主任。《大眾報》是澳門現存中文日報中創刊歷史最長的一份報紙。1946年後停刊，1948年由蔡凌霜復刊。1982年該報曾設葡文版。現在每天出紙兩大張，外銷至珠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澳門報人與澳門同胞一起積極地投身抗日救亡工作，當時《朝陽日報》、《新聲報》、《大眾報》，成為澳門同胞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宣傳陣地。 30年代，天心和曾枝西女士合作創辦《大眾報》，時值中國內戰，當年澳門人口不足15萬，一般工商業落後，社會經濟蕭條，辦報不易。在這樣的環境中，天心毅然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他與陳少偉創辦的《朝陽日報》共用社址，設於營地大街104號，資源分享。 天心原任職於葡僑商人殷理基創辦在新馬路的殷理基洋行，他對辦報抱有雄心壯志，但財力薄弱，難展拳腳。在徵得曾枝西（其夫婿為全新織造廠廠長陳卓禧）參與投資，合作經營。曾枝西對新聞事業具有濃厚興趣，且經濟充裕，對擴展業務幫助很大，她親自主理報社經理部工作。開辦不久，經曾枝西之邀，陳少偉加入報社，擔任編輯兼外事工作，成為《大眾報》的一員主將。當年《朝陽日報》、《大眾報》兩報關係密切。1935-1937年，在兩報合作經營一段時期，開展社會服務，並成立一個“朝陽大眾服務社”，陳大白參與該項工作。這項服務在當年澳門是沒有先例，並非金錢上的資助，而是一項排難解紛的工作，為讀者和居民所提出的疑難之事盡量協助解決，本著“助人解困、盡力而為”的宗旨，先後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可觀的成績。服務社設有圖書部，曾枝西斥資捐出一大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學科書籍，以供無力升學或有志讀書的貧困青年自修之用，社會人士對服務社都給予好評。1937年秋，兩報工作人員忙於救亡活動和宣傳等工作，無法抽調人手，服務社只得停辦。當時澳門社會環境惡劣，天心從不氣餒，悉心經營，想方設法推動業務，擴大廣告收入，終於闖開了局面，業務取得發展，銷路日漸增加。同時，著重增強各部門人手，充實各版版面。不久，曾奇玉、劉偉海先後加入採訪部，擴充本地新聞版，搞得十分出色。專欄作者羅夏亦應邀主理副刊版，內容知識趣味並重；青年骨幹譚福賢等多人加入服務，擔任營業和廣告等工作，使業務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大眾報》業務蒸蒸日上，進入一個興旺時期。“七七”事變爆發後，澳門立即沸騰起來，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國熱潮。由於國內戰火漸向南移，各地人士紛紛遷來澳門，人口大量增加，工商各業隨之興旺起來。期間，《朝陽日報》、《大眾報》報同人聯同發起組織抗日救國社團——澳門四界救災會，並全力投入救亡活動，成為抗日救國宣傳的尖兵，是澳門報業中史無前例的創舉。兩報在社會上享有頗高的聲譽，更為澳門愛國報業史增添燦爛奪目的光彩。省港著名報人紛紛來澳門，先後加入《大眾報》、《大眾晚報》工作，加上澳門多位資深作者和好手加盟，人才鼎盛，一時無兩。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國內著名報人陳霞子停辦《七十二行商報》來到澳門，加入《大眾報》主理副刊版，先後親自撰寫不少佳作，其中他所撰最有名的偵探小說《偵緝膽》和新派武打小說《芝加哥殺人王》等，刊出後膾炙人口，大受歡迎，成為最暢銷的讀物。陳霞子《大眾報》工作歷時四年。不久，香港有名報人梁寬、衛漢光等來到澳門加盟《大眾報》，梁寬任評述，衛漢光擔任編輯，業務更有發展。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前，局勢日益緊張，香港著名報人何文法、余寄萍等為避戰亂，先後來到澳門，應天心之邀，為《大眾報》效力，何文法撰寫專欄文字，余寄萍點評言情小說。當時《大眾報》的副刊版，風行一時。除增強採訪部、副刊版和時事評述外，從1938年起，天心著手擴充體育版，邀請體育界作者方肇麟（筆名“鐵面人”，後為《體育週報》負責人）主理，並擔任專欄評述。1941年由抵澳不久的香港體壇名將雷學欽接替工作，香港重光後，雷學欽才返港。1938年更邀得資深報人、書畫界人士黃蘊玉（偉俠）加入副版服務，撰寫小說和各類稿件，歷時七年，期間，資深報人何曼公為《大眾報》撰稿兩年多。 廣州淪陷後，來澳內地人士不斷增加，澳門市面日益興旺。為適應當時市場需要，1939年夏，天心出版《大眾晚報》，邀得香港有名報人柯武韶、梁寬、楊柳等助陣，負責編務和撰寫稿件，同時黃蘊玉主理娛樂性副刊。由於消息快捷，內容富趣味性，銷量激增。1942年初，澳門和週邊情勢惡劣，更因虧蝕關係，《大眾晚報》決定停刊。抗戰後期，1942年起，天心和曾枝西經營的《大眾報》進入最艱難時期，種種苦況和艱險接踵而至。為了堅守抗日救國的立場，在處理新聞和稿件時，他們絞盡腦汁，步步為營，稍不小心，就惹上麻煩。由於當年澳葡當局受到日方的壓力，執行嚴格的新聞事先檢查制度，造成澳門史無前例的新聞災難。當時，報社收入銳減，全體員工經歷苦難的歲月，既受持續糧荒之苦，夜晚工作更嘗透分區停電點蠟照明之艱辛，職工要減薪，家屬要捱稀粥或粟米飯，過著異常清苦的生活，但毫無怨言。白新聞紙空前昂貴，使經營百上加斤，雖敵偽組織利用免費供應紙張以達到其收買目的，但報社從未因此改變初衷，使用粗糙的玉扣紙印刷，堅持繼續出版。1942年敵偽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除收買少數新聞界敗類作其工具外，先後向《大眾報》報社、報社負責人和主要編採人員打主意，各人立場堅定，不與敵偽同流合污，在救亡戰線上沒有一個人掉隊。 1946年，天心一家遷往廣州。1947年《大眾報》暫時停版。1948年初由蔡凌霜接辦。新中國成立後，天心投身於建設事業，先後從事文史、文字改革和教育等工作，表現積極，在報上發表不少文章。“文革”期間，天心被下放到農村去，受盡折磨，終因體弱多病，鬱鬱而終。 打倒“四人幫”後，陳天心獲得平反後，恢復了名譽。他從獻身報業到回國參加建設事業，歷時30多年，一生為新聞事業、祖國建設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1]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50頁。

新聞工作者。又名蔡果然。廣東珠海人。青年時代即在港澳從事新聞工作，歷時40年。1946年在香港創辦《果然日報》，不久返回澳門。1948年，接辦《大眾報》並出任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報大力宣傳愛國，報道愛國新聞。從50年代起，編輯出版《澳門工商年鑒》。1968年參與發起成立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副理事長。還出任何賢辦事處秘書長、澳門市政委員。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對澳門重大福利事業均有參與，並慷慨贊助。

陳少偉，原名陳國棠，又名陳國燊，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生於香港。[1]澳門新聞知名人士。 少偉個性耿直，富正義感，樂於助人；愛好體育，成為體育圈的活躍分子。他少年時，入讀澳門聖約瑟修院，除學習中文外，修讀葡文課程，能說一口流利的葡語。之後，他在香港域多利戲院擔任總務和廣告部工作。 1932年，少偉在澳門創辦《朝陽日報》，自任社長，社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為了籌措資金，他忍痛將姨母遺下的房產變賣作為經費，維持報紙的運營。抗戰前，澳門人口不多，一般工商業不發達，《朝陽日報》廣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經營困難。後來，得到體育界好友資助資金，維持一個時期。之後，得到熱心報業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報社以繼續運營。 1933年，陳天心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和適應當時社會環境，少偉將《朝陽日報》與《大眾報》合作經營，資源分享，社址共用，成為姐妹報紙。抗戰爆發後，《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並肩作戰，成為當時澳門民辦報紙中兩面愛國旗幟，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除經營《朝陽日報》外，少偉加入《大眾報》工作中，擔任編務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認真勤懇，熱心扶持後進，循循善誘，備受同行敬重。他廉潔正直，寧過清苦的生活，絕不做有損國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敵偽在澳門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對少偉威迫利誘，但他一直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抗戰期間，他奮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與兩報同仁共同發起組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全力支援組織回國服務團，獲得大家一致推舉他擔任主席。 少偉擔任主席四年多，為抗日救亡事業鞠躬盡瘁，不辭疲勞，廢寢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時，他非常重視新聞戰線上的宣傳任務，《大眾報》業務日益興旺，銷量大增，成為強有力的愛國宣傳陣地。他傾力投入澳門四界救災會各項活動，無暇兼顧《朝陽日報》事務，1939年《朝陽日報》停辦，全力發展《大眾報》。此舉有利於集中力量，加強抗日救國宣傳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後，少偉仍繼續任職，兼管採訪部工作。 少偉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近40年，在澳門新聞界享有較高的聲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業樂業，繼續堅持新聞工作。4月才入院留醫，病榻上他仍不忘報社工作，後來病情惡化，極度痛楚，他從沒呻吟一聲，令人感動。5月25日，不幸病逝，終年62歲。 陳少偉葬禮在鏡湖殯儀館舉殯，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來弔唁，為新聞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眾報》第二位社長蔡凌霜在報上寫了一篇情辭懇切感人的悼辭，讚揚他一生的功績。 陳少偉的妻子蔡維亞、女兒陳令儀，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2]陳大白：《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

鄭滄徽，香山縣人。中國民主同盟中山縣民盟委員、《開明報》社長。 鄭滄徽擔任廣東省支部組織委員、秘書處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籌備委員會，鄭滄徽兼任主任委員，有盟員十人。[1] 1947年《開明報》創辦，是高苞等地方豪紳為扶植地方勢力、用來對抗中山縣政府主辦的《建中日報》的，後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當時縣政府建設科科長趙約文（中共地下黨員）與社會科科長蘇翰彥（民盟中山縣籌建人）看到這情況，立即以縣政府需要掌握輿論機關為由，建議縣長孫乾接管該報。獲得孫乾同意後，兩人立即安排共產黨員李思明、王偉彤，民盟成員鄭滄徽、劉清勳進入該報擔任記者、編輯。[2] 1949年春，中國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改變過去由民盟澳門分部領導中山盟務的狀況。蘇翰彥擔任分部主委，鄭滄徽、李有傑、賴志衛分別負責秘書、組織、宣傳工作，曾理任委員。 《開明報》創刊時，原定每日發行對開一大張四版，後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時到位，改為每日出四開四版恢復對開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擴為對開六版。該報頭版刊登國內、國際消息及各種告白，第二版為“本地新聞”（後改為經濟版）。第三版之後依次為“開明副刊”、“讀者之頁”及“國內、本地新聞”等，廣告所佔版面相對較小。創辦初期，該報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方克環（曾任縣參議員）。 後來，鄭滄徽出任社長，陳宏文擔任總編。停刊前，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黃大惠。社址最初設在石岐孫文中路101號，後遷至孫文西路21號（今孫文西路興寧里牛角巷口）。報紙由正風印務局和開明印務局負責承印。《開明報》屬於民辦報紙，為與《中山民國日報》、《建中日報》等官方報紙競爭中求得生存，《開明報》十分注重新聞內容的出彩和採訪稿件的獨立性，在言論上力求獨具特色。在不觸動統治階層政治底線的前提下，在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導上，觀點相對另外兩報較傾向於進步。 實際上，《開明報》較民主與進步，與其辦報人員多為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有關，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組織和民盟中山地方組織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開明報》在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它對1947年中山特大水災報導“1947年入夏後，珠江中上游連續暴雨，東、西、北三江江水暴漲，珠江沿岸各縣市遭受水災，尤以珠江三角洲區域災情最為嚴重。其中中山一縣更是遭受30年來最大的水災，淹沒耕地30多萬畝，受災人口近八萬人，損失稻穀69萬市擔，廬舍牲畜損失極多。”《開明報》對此次水災前後報導較多，尤為關注災民受災及救災的情況。從報上記載中清楚地瞭解當年中山受災嚴重的情況，號召民眾要增強抗災信心、奮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災報導中，《開明報》充分體現其持論公正、為民請命的輿論立場。這一特點在該報的許多報導中得到體現。 通過這次報導，《開明報》獲得讀者的充分認可，奠定它與《建中日報》、《中山民國日報》抗衡的基礎。對收回澳門運動有關的報導，澳門原屬香山縣，兩地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澳門問題始終是香山人關注的焦點。在二戰後興起的收回澳門運動中，中山本土報紙始終給予高度的關注。其中，作為當時中山唯一民辦的縣級報紙，《開明報》對澳門問題的輿論，十分重視澳門與中山本地的利害關係，主張收回澳門運動應以發動民間力量為主，依靠政府力量為輔，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間的呼聲。1947年4月16日，《開明報》上刊登《發動收回澳門運動》一文，這是該報對收回澳門運動的首次評論。該文對廣東省參議會敦請政府從速收回澳門主權的提案深表贊同，並分別從歷史、現實、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門的重大意義，呼籲在動員政府出面收回澳門的同時，尤其要注意發動普通民眾參與運動“我們絕對不能把責任全卸給參議會身上，我們應當一致起來，盡量發揮我們的力量……這點尤其希望本邑民眾身體力行，認真注意！”1947年4月27日，中山縣參議會響應省參政會、省參議會的號召，組織成立中山縣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除電請國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門外，還分電鄰近東莞、新會、順德、寶安、台山等縣，協同採取收回澳門有效行動。在之後幾個月中，因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對收回澳門熱情不再，民間收回澳門運動熱潮漸呈減弱。有鑑於此，《開明報》於7月9日再度刊發社論《舊事重提，別忘了收回港澳運動》，為收回澳門運動鼓勁。文章開頭便開宗明義“我國社會多變故，固然內在潛伏許多複雜因素，而帝國主義在我國土的租借地和割讓地存在一天，則我社會生活實在無法轉好。”接著，文章一一列舉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狀，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國內逃犯、公開或變相的賭場和妓館林立、公開販賣鴉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萬，予我國民的毒害卻遺害無窮”。最後，文章對當前收回澳門運動的逐漸冷卻表示擔憂：“吾人仍深刻記憶數月前對於收回港澳問題運動的熱烈討論，情緒的緊張！計劃準備的徹底，未敢或忘。然而計劃一事，行動又一事。終於消失於無影無聲，靜中思之，不禁悲憤，亦覺慚愧！” 7月30日，發生的澳葡警察毆斃朱文彬一案，終使收回澳門運動輿論再度高漲起來。8月8日，《開明報》發表《收回澳門此其時矣！》社論，為中山民眾反對澳葡暴行的行動聲援，並為收回澳門運動發起呼籲。當時國內盛傳美國與葡萄牙簽署秘密協定，開闢澳門為美國商港、氹仔島為美軍空軍基地的消息。為此，中山民眾十分憤怒，一些熱心讀者向《開明報》寫信，表達對美葡協定的憤怒。《開明報》將一些讀者的信件刊登在報紙上，以引起更多民眾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海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2]曾理主編：《南方民盟歷史》，廣州：《南方民盟歷史》編輯委員會，1991，第213頁。 [3]方炳焯、陳彥等：《傳媒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頁。

字復生，號冬郎，筆名魯一。廣東南海人。少時隨舅舅朱九江就讀於禮山草堂。與陳少白、鄭士良等交好。先後在《世界公益報》、《廣東報》、《華僑報》等報社任編輯，利用“粵謳”、“班東”等地方歌謠形式，宣傳革命。並進行粵劇改革，曾創辦澳門優天影粵劇團，以平喉時裝演出。編有劇本《賊現官身》、《虐婢投江》等，在澳門、新加坡等地演出，影響甚大。1926年卒於香港。

原名華國，號抱香居士。廣東嘉應（今梅縣）人。17歲入讀香港皇仁書院。21歲即任《亞洲日報》總編輯，評論時政，倡導女權。此後任職於《中國日報》、《少年中國報》、《民國日報》等報社。曾先後任教於南武公學、梧州中華學堂、聖約翰學校、保羅書院、檀香山華文學堂等。1907年加入同盟會，後參加廣州新軍起義、黃花崗之役籌劃工作。繼在港參與組建“支那暗殺團”，並於1910年籌建同盟會澳門支部。在澳門開辦濠鏡閲書報社，1910年秋赴檀香山，參加《自由新報》與保皇黨筆戰。武昌起義後返粵，任同盟會粵支部部長、廣東都督府高級顧問。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美洲。1916年返國。次年參加護法運動，任大元帥府秘書、眾議院議員。1924年參加國民黨一大。曾參與西山會議。後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並先後在上海、廣州執律師業，兼主持廣州市立博物院及黃花考古學院。1936年出任廣東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廣州淪陷後移駐廣寧。1939年8月在廣寧病故。著有《人海航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