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工作者。廣東台山人。父親是香港一名裁縫，家境並不寬裕。少年時就讀於香港華仁書院，未讀完中學，即考入華僑日報社為校對生。一年後，升為外勤記者，幾年後升為要聞主編。1937年奉社長岑維休之命到澳門創辦《華僑報》，出任社長。抗日戰爭期間，《華僑報》積極宣傳抗日，受到讀者好評，報紙發行量迅速增至一萬份，破澳門報業紀錄。1966年購入《華僑報》全部股份，獨自經營。1968年參與創辦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理事長。今趙斑斕藝術館即為紀念他而設立。

女。20世紀30年代初組織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期間，應陳天心之邀，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

字復生，號冬郎，筆名魯一。廣東南海人。少時隨舅舅朱九江就讀於禮山草堂。與陳少白、鄭士良等交好。先後在《世界公益報》、《廣東報》、《華僑報》等報社任編輯，利用“粵謳”、“班東”等地方歌謠形式，宣傳革命。並進行粵劇改革，曾創辦澳門優天影粵劇團，以平喉時裝演出。編有劇本《賊現官身》、《虐婢投江》等，在澳門、新加坡等地演出，影響甚大。1926年卒於香港。

又名師復，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901年在香山石岐鎮設立閲書報社（一説演説社），宣傳革命。1904年赴日留學。次年加入同盟會。1906年歸國，在香山創立雋德女學；旋至香港，編輯《東方報》。1907年暗殺清水師廣東提督李准，製炸彈不慎受傷，旋被解回原籍監禁。1909年冬獲釋，即赴香港，致力研究《新世紀》，宣揚無政府主義。1910年來到澳門把自己的房子易作同盟會澳門支部的會址（現為南灣昌輝大廈），並與高劍父諸人組建支那暗殺團。1911年武昌起義後，在東江一帶領導民軍起義，號稱香軍；同年冬北上，擬謀殺袁世凱，經滬時南北議和告成，遂隱居西湖白雲庵。1912年5月返穗組織晦鳴學舍，印發《無政府主義》叢刊等；7月與人組建心社，企圖以道德規範的約束，來改造社會。同年秋又發起研究世界語，任環球世界語會廣州分會會長。1913年8月發刊《晦鳴錄》，旋被龍濟光查禁，心社也被解散；12月轉澳門出版，更名《民聲》。次年4月轉滬秘密出版第五期，7月在滬成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主張經濟政治上絕對自由。著有《師復文存》。1915年3月病逝。

陳少偉，原名陳國棠，又名陳國燊，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生於香港。[1]澳門新聞知名人士。 少偉個性耿直，富正義感，樂於助人；愛好體育，成為體育圈的活躍分子。他少年時，入讀澳門聖約瑟修院，除學習中文外，修讀葡文課程，能說一口流利的葡語。之後，他在香港域多利戲院擔任總務和廣告部工作。 1932年，少偉在澳門創辦《朝陽日報》，自任社長，社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為了籌措資金，他忍痛將姨母遺下的房產變賣作為經費，維持報紙的運營。抗戰前，澳門人口不多，一般工商業不發達，《朝陽日報》廣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經營困難。後來，得到體育界好友資助資金，維持一個時期。之後，得到熱心報業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報社以繼續運營。 1933年，陳天心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和適應當時社會環境，少偉將《朝陽日報》與《大眾報》合作經營，資源分享，社址共用，成為姐妹報紙。抗戰爆發後，《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並肩作戰，成為當時澳門民辦報紙中兩面愛國旗幟，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除經營《朝陽日報》外，少偉加入《大眾報》工作中，擔任編務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認真勤懇，熱心扶持後進，循循善誘，備受同行敬重。他廉潔正直，寧過清苦的生活，絕不做有損國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敵偽在澳門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對少偉威迫利誘，但他一直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抗戰期間，他奮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與兩報同仁共同發起組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全力支援組織回國服務團，獲得大家一致推舉他擔任主席。 少偉擔任主席四年多，為抗日救亡事業鞠躬盡瘁，不辭疲勞，廢寢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時，他非常重視新聞戰線上的宣傳任務，《大眾報》業務日益興旺，銷量大增，成為強有力的愛國宣傳陣地。他傾力投入澳門四界救災會各項活動，無暇兼顧《朝陽日報》事務，1939年《朝陽日報》停辦，全力發展《大眾報》。此舉有利於集中力量，加強抗日救國宣傳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後，少偉仍繼續任職，兼管採訪部工作。 少偉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近40年，在澳門新聞界享有較高的聲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業樂業，繼續堅持新聞工作。4月才入院留醫，病榻上他仍不忘報社工作，後來病情惡化，極度痛楚，他從沒呻吟一聲，令人感動。5月25日，不幸病逝，終年62歲。 陳少偉葬禮在鏡湖殯儀館舉殯，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來弔唁，為新聞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眾報》第二位社長蔡凌霜在報上寫了一篇情辭懇切感人的悼辭，讚揚他一生的功績。 陳少偉的妻子蔡維亞、女兒陳令儀，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2]陳大白：《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廣東珠海人。曾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澳門澳青年商會會長、廣東省第六屆和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大眾報社社長、澳門珠海聯誼會理事長、澳門童軍總會監事長、資深青商協會執行主席、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監事長。

陳天心，又名陳亞基，澳門《大眾報》創辦人。 1933年7月15日，天心創辦澳門《大眾報》，並擔任首任社長，在新聞戰線上全力支持救亡活動；並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出版股主任。《大眾報》是澳門現存中文日報中創刊歷史最長的一份報紙。1946年後停刊，1948年由蔡凌霜復刊。1982年該報曾設葡文版。現在每天出紙兩大張，外銷至珠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澳門報人與澳門同胞一起積極地投身抗日救亡工作，當時《朝陽日報》、《新聲報》、《大眾報》，成為澳門同胞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宣傳陣地。 30年代，天心和曾枝西女士合作創辦《大眾報》，時值中國內戰，當年澳門人口不足15萬，一般工商業落後，社會經濟蕭條，辦報不易。在這樣的環境中，天心毅然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他與陳少偉創辦的《朝陽日報》共用社址，設於營地大街104號，資源分享。 天心原任職於葡僑商人殷理基創辦在新馬路的殷理基洋行，他對辦報抱有雄心壯志，但財力薄弱，難展拳腳。在徵得曾枝西（其夫婿為全新織造廠廠長陳卓禧）參與投資，合作經營。曾枝西對新聞事業具有濃厚興趣，且經濟充裕，對擴展業務幫助很大，她親自主理報社經理部工作。開辦不久，經曾枝西之邀，陳少偉加入報社，擔任編輯兼外事工作，成為《大眾報》的一員主將。當年《朝陽日報》、《大眾報》兩報關係密切。1935-1937年，在兩報合作經營一段時期，開展社會服務，並成立一個“朝陽大眾服務社”，陳大白參與該項工作。這項服務在當年澳門是沒有先例，並非金錢上的資助，而是一項排難解紛的工作，為讀者和居民所提出的疑難之事盡量協助解決，本著“助人解困、盡力而為”的宗旨，先後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可觀的成績。服務社設有圖書部，曾枝西斥資捐出一大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學科書籍，以供無力升學或有志讀書的貧困青年自修之用，社會人士對服務社都給予好評。1937年秋，兩報工作人員忙於救亡活動和宣傳等工作，無法抽調人手，服務社只得停辦。當時澳門社會環境惡劣，天心從不氣餒，悉心經營，想方設法推動業務，擴大廣告收入，終於闖開了局面，業務取得發展，銷路日漸增加。同時，著重增強各部門人手，充實各版版面。不久，曾奇玉、劉偉海先後加入採訪部，擴充本地新聞版，搞得十分出色。專欄作者羅夏亦應邀主理副刊版，內容知識趣味並重；青年骨幹譚福賢等多人加入服務，擔任營業和廣告等工作，使業務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大眾報》業務蒸蒸日上，進入一個興旺時期。“七七”事變爆發後，澳門立即沸騰起來，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國熱潮。由於國內戰火漸向南移，各地人士紛紛遷來澳門，人口大量增加，工商各業隨之興旺起來。期間，《朝陽日報》、《大眾報》報同人聯同發起組織抗日救國社團——澳門四界救災會，並全力投入救亡活動，成為抗日救國宣傳的尖兵，是澳門報業中史無前例的創舉。兩報在社會上享有頗高的聲譽，更為澳門愛國報業史增添燦爛奪目的光彩。省港著名報人紛紛來澳門，先後加入《大眾報》、《大眾晚報》工作，加上澳門多位資深作者和好手加盟，人才鼎盛，一時無兩。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國內著名報人陳霞子停辦《七十二行商報》來到澳門，加入《大眾報》主理副刊版，先後親自撰寫不少佳作，其中他所撰最有名的偵探小說《偵緝膽》和新派武打小說《芝加哥殺人王》等，刊出後膾炙人口，大受歡迎，成為最暢銷的讀物。陳霞子《大眾報》工作歷時四年。不久，香港有名報人梁寬、衛漢光等來到澳門加盟《大眾報》，梁寬任評述，衛漢光擔任編輯，業務更有發展。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前，局勢日益緊張，香港著名報人何文法、余寄萍等為避戰亂，先後來到澳門，應天心之邀，為《大眾報》效力，何文法撰寫專欄文字，余寄萍點評言情小說。當時《大眾報》的副刊版，風行一時。除增強採訪部、副刊版和時事評述外，從1938年起，天心著手擴充體育版，邀請體育界作者方肇麟（筆名“鐵面人”，後為《體育週報》負責人）主理，並擔任專欄評述。1941年由抵澳不久的香港體壇名將雷學欽接替工作，香港重光後，雷學欽才返港。1938年更邀得資深報人、書畫界人士黃蘊玉（偉俠）加入副版服務，撰寫小說和各類稿件，歷時七年，期間，資深報人何曼公為《大眾報》撰稿兩年多。 廣州淪陷後，來澳內地人士不斷增加，澳門市面日益興旺。為適應當時市場需要，1939年夏，天心出版《大眾晚報》，邀得香港有名報人柯武韶、梁寬、楊柳等助陣，負責編務和撰寫稿件，同時黃蘊玉主理娛樂性副刊。由於消息快捷，內容富趣味性，銷量激增。1942年初，澳門和週邊情勢惡劣，更因虧蝕關係，《大眾晚報》決定停刊。抗戰後期，1942年起，天心和曾枝西經營的《大眾報》進入最艱難時期，種種苦況和艱險接踵而至。為了堅守抗日救國的立場，在處理新聞和稿件時，他們絞盡腦汁，步步為營，稍不小心，就惹上麻煩。由於當年澳葡當局受到日方的壓力，執行嚴格的新聞事先檢查制度，造成澳門史無前例的新聞災難。當時，報社收入銳減，全體員工經歷苦難的歲月，既受持續糧荒之苦，夜晚工作更嘗透分區停電點蠟照明之艱辛，職工要減薪，家屬要捱稀粥或粟米飯，過著異常清苦的生活，但毫無怨言。白新聞紙空前昂貴，使經營百上加斤，雖敵偽組織利用免費供應紙張以達到其收買目的，但報社從未因此改變初衷，使用粗糙的玉扣紙印刷，堅持繼續出版。1942年敵偽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除收買少數新聞界敗類作其工具外，先後向《大眾報》報社、報社負責人和主要編採人員打主意，各人立場堅定，不與敵偽同流合污，在救亡戰線上沒有一個人掉隊。 1946年，天心一家遷往廣州。1947年《大眾報》暫時停版。1948年初由蔡凌霜接辦。新中國成立後，天心投身於建設事業，先後從事文史、文字改革和教育等工作，表現積極，在報上發表不少文章。“文革”期間，天心被下放到農村去，受盡折磨，終因體弱多病，鬱鬱而終。 打倒“四人幫”後，陳天心獲得平反後，恢復了名譽。他從獻身報業到回國參加建設事業，歷時30多年，一生為新聞事業、祖國建設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1]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