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年2月17日－1674年2月5日）由香山知縣申良翰主持修纂的《香山縣誌》完成。該志為清朝纂修的第一部香山縣誌。卷首保存有一幅《濠鏡澳圖》，卷10為《澳彝》，其文稱：澳中彝人聚處，雜以唐人黑鬼，則皆聽澳彝驅使者也。澳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議事亭。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彝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番譯傳語。通事率閩粵人，或偶不在側，則上德無由宣，下情無由達。彝人違禁約，多由通事導之。或奉牌拘提，輒避匿。關閘歲放米若干石，每月六啟關。廣肇南韶道發封條六道，令文武官會同驗放，事已封關。我國家之待遠人者，可謂至矣。若信聽通事，驕悍違禁，窩逃人，買子女，一旦閉關遏糴，必致餓殍流離，欲如此日之晏安豐富，豈可得哉？彝俗貴女賤男，生女則喜，長則贅媚入其家為後；生男出贅他氏。奉天主教尤謹，樂施予，以故建寺獨多，有三巴寺、賣家私寺、大寺、飛來寺、發瘋寺、風汛寺、板樟寺、龍鬆寺、醫人寺、尼姑寺、望人寺、唐人寺、花王廟，而崇宏瑰麗，以三巴寺為最。 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首《濠鏡澳圖》及卷10《澳彝》。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7月4日，新月派詩人聞一多發表詩作《澳門》，這是組詩《七子之歌》的第一首，充滿了對祖國統一、澳門回歸的真摯期待：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離開你的繈褓太久了，母親！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你依然保管著我內心的靈魂。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乾隆十六年（1751年1月27日－1752年2月14日）本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介紹澳門的專著《澳門記略》出版。其作者為印光任、張汝霖。印光任，字黻昌，清江南寶山人。乾隆九年（1744）被選派為第一任澳門同知。張汝霖，字芸墅，清安徽宣城人。乾隆十一年（1746），開始出任澳門同知。《澳門記略》草稿本最初由印光任於乾隆十年（1745）在澳門同知任內寫成，印離任時交給接任的張汝霖，後來又托交粵秀山長徐鴻泉加工潤色，不料卻因徐病故而遺失。到乾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擔任南澳同知，權潮州知府時，張汝霖恰巧也因公到潮，兩人聚首，提起舊事，決定重新編著《澳門記略》。於是“搜覓遺紙”，“大加增損”，終於再次寫成書稿。該書分為兩卷三篇。上卷《形勢篇》是記澳門的地理形勢、山海勝跡及潮汐風候等；《官守篇》記澳門歷史沿革，主要是有關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經過和明清中國政府在澳門設官置守、實行管轄的情況。下卷為《澳蕃篇》，專記居澳西人（主要是葡萄牙人）的體貌服飾、生活起居、習俗風尚、物產器具、船炮技藝、語言文字等，同時對當時經澳門從事對華貿易的各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也有簡單的介紹。它還附有21幅插圖，書後附有400多條中葡對照詞語。它生動豐富地表現了早期澳門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出明清之際中西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向中國人介紹了若干西方事物和異質文化，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1] [1]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之《前言》。

民國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著名詩人蔚蔭創作長詩《在街上》，共分五部687行，為澳門中文新詩史上至今為止最長的一首詩。長詩對社會上種種醜惡的陰暗面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以當時國家民族存亡攸關的時代背景來說，是有著深刻意義的。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2月15日－1685年2月2日）香山詩人劉世重於前山寨南築嘯廬，準備參加秋闈省試。詩人從前山遙望，澳門景物歷歷在目，遂動遊興，入澳一遊，留下吟詠澳門詩作四篇。澳門窮島陰崖有浪痕，銀樓粉閣自乾坤。番童夜上三巴寺，洋舶星維十字門。斜日聽鐘才早供，妙檀羅拜又黃昏。思傳六籍將夷變，令識中華禮教尊。三巴寺地入蠻方盡，天連嶺嶠高。坐堂環白鬼，聽法間紅毛。殿閣標雲靄，山門疊海濤。西洋傳佛國，金相果稱豪。望洋台關外蓮花地，蓮花山半腰。築城陶甓壘，對著海門潮。怪浪排空黑，驚濤帶日搖。望洋人不見，台畔草蕭蕭。青洲山萬派波光一柱浮，巍然獨立在中流。望來飄渺疑三島，板去鴻蒙更十洲。銀海星搖天地動，石門潮落水雲幽。蒼崖恍惚金山似，曾到煙鬟最上頭。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 第53頁。 章氏認為《青洲山》一篇或作於康熙二 十五年（1686）。劉世重：《東溪詩選》卷2《藕泉集》，第5—6頁。劉世重：《東溪詩選》卷2《藕泉集》，第15頁。

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由前香山縣令暴煜主持，李卓揆修纂之《香山縣誌》刊刻出版。該書共分8卷，其卷首凡例稱：“澳門枕近海洋，夷民雜處，實稱重鎮。乾隆八年，題設海防軍民同知，以資彈壓，舊行禁約，新刊規條，俱切中機宜，備載以垂永久。”在其卷8中設“濠鏡澳”一目，其中介紹了澳門當時的基本情況：澳中夷目為西洋理事官，督理濠鏡澳事務，通事一名，番書一名。文上縣用呈，縣行拘提則牌仰理事官。八十餘年以來，澳夷安居樂業，生齒益蕃。雍正八年冊呈，夷人五百一十七名，夷奴六百六十三名，夷婦一千三百九十七口，夷婢九百九十口。歲輸租銀五百兩，解司庫。夷地東北枕山，高建圍牆；西南倚水為界，屋上架樓以居，設有炮台六座，撥番兵防守。衣服內著緊身、窄袖、密鈕，外披長闊褂。番帽名割標，以氈搥成，抽為三角，皂色，頭披假髮，然後戴之。脫帽拖腳扯手，是為行禮。貴女賤男，生女則喜，女年及笄，父母與擇偶，通知子女，如允從，女則解戒指以定。男媒聞於僧，僧訪無故舊之親，方准其匹配。至婚期，媒引男女至廟，僧即面問：你夫婦日後有無怨悔呢？均曰無乏。僧誦經文，令媒引其齊至女家，設席以待，父母姊妹將女送到男家，亦設席，名曰交印。奉天主教。凡父母歿，報於僧，僧即鳴鐘以示遐異之義。先於廟內開穴置棺，延僧至舍，同親朋送屍至廟，入棺蓋定，以土掩之，誦經文，親朋各散，子女回家閉門不出八日，不舉火，不炊爨，親朋送飲食。越八日，方往謝。服制三載，以衣青為孝服。俗好施予，建寺獨多。枕近望廈村，故有東、西望洋寺，又有三巴寺、板樟廟、支糧廟、風信廟、龍鬆廟、花王廟、家司欄廟，飛來寺、醫人寺、尼姑寺、望人寺、唐人寺、發瘋寺，以上六寺，雍正八年理事官冊內，未問存廢，俟查。若崇宏瑰麗，惟三巴寺為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關部稅署及議事亭，凡文武官至澳，坐議事亭上，夷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傳之。此處記錄澳門葡人風俗甚詳，為研究澳門土生人社會生活史之極佳資料。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首《凡例》及卷8《濠鏡澳》。

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由前香山縣令暴煜主持，李卓揆修纂之《香山縣誌》刊刻出版。該書共分8卷，其卷首凡例稱：“澳門枕近海洋，夷民雜處，實稱重鎮。乾隆八年，題設海防軍民同知，以資彈壓，舊行禁約，新刊規條，俱切中機宜，備載以垂永久。”在其卷8中設“濠鏡澳”一目，其中介紹了澳門當時的基本情況： 澳中夷目為西洋理事官，督理濠鏡澳事務，通事一名，番書一名。文上縣用呈，縣行拘提則牌仰理事官。八十餘年以來，澳夷安居樂業，生齒益蕃。雍正八年冊呈，夷人五百一十七名，夷奴六百六十三名，夷婦一千三百九十七口，夷婢九百九十口。歲輸租銀五百兩，解司庫。夷地東北枕山，高建圍牆；西南倚水為界，屋上架樓以居，設有炮台六座，撥番兵防守。衣服內著緊身、窄袖、密鈕，外披長闊褂。番帽名割標，以氈搥成，抽為三角，皂色，頭披假髮，然後戴之。脫帽拖腳扯手，是為行禮。貴女賤男，生女則喜，女年及笄，父母與擇偶，通知子女，如允從，女則解戒指以定。男媒聞於僧，僧訪無故舊之親，方准其匹配。至婚期，媒引男女至廟，僧即面問：你夫婦日後有無怨悔呢？均曰無乏。僧誦經文，令媒引其齊至女家，設席以待，父母姊妹將女送到男家，亦設席，名曰交印。奉天主教。凡父母歿，報於僧，僧即鳴鐘以示遐異之義。先於廟內開穴置棺，延僧至舍，同親朋送屍至廟，入棺蓋定，以土掩之，誦經文，親朋各散，子女回家閉門不出八日，不舉火，不炊爨，親朋送飲食。越八日，方往謝。服制三載，以衣青為孝服。俗好施予，建寺獨多。枕近望廈村，故有東、西望洋寺，又有三巴寺、板樟廟、支糧廟、風信廟、龍鬆廟、花王廟、家司欄廟，飛來寺、醫人寺、尼姑寺、望人寺、唐人寺、發瘋寺，以上六寺，雍正八年理事官冊內，未問存廢，俟查。若崇宏瑰麗，惟三巴寺為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關部稅署及議事亭，凡文武官至澳，坐議事亭上，夷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傳之。[1] 此處記錄澳門葡人風俗甚詳，為研究澳門土生人社會生活史之極佳資料。 [1]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首《凡例》及卷8《濠鏡澳》。

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1658年2月2日－1659年1月22日)8－9月，屈大均遊澳門。屈大均，廣東番禺人，清初廣東著名詩人。順治七年(1650)清兵再次攻陷廣州，屈大均削髮為僧，法號今種。其後多次北遊。順治十五年(1658)再度北上，其間於順治十六年(1659)助鄭成功進攻南京，不克，至本年始返廣東還俗。屈大均大約是順治十五年七月底離開廣州赴澳門，約在中秋前返回，前後行程約半月。此次遊澳，屈氏留下了有關澳門的大量詩文，其中最著名的詩有《澳門》五律六首，《望洋台》五律一首，《廣州竹枝詞》五首。澳門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南北雙環內，諸蕃盡住樓。薔薇蠻婦手，茉莉漢人頭。香火歸天主，錢刀在女流。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路自香山下，蓮莖一道長。水高將出舶，風順欲開洋。魚眼雙輪日，魷身十里牆。蠻王孤島裡，交易首諸香。禮拜三巴寺，番官是法王。花襔紅鬼子，寶鬘白蠻娘。鸚鵡含春思，鯨鯢吐夜光。銀錢麼鳳買，十字備圓方。山頭銅銃大，海畔鐵牆高。一日番商據，千年漢將勞。人惟真白[叠毛]，國是大紅毛。來往風帆便，如山踔海濤。五月飄洋候，辭沙肉米沉。窺船千里鏡，定路一盤針。鬼哭三沙慘，魚飛十里陰。夜來咸火滿，朵朵上衣襟。而其中收錄在《廣東新語》中的《澳門篇》，則是他遊澳門時所見的真實記錄，其文稱：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余里，諸番互市其中。嘉靖間，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蠔鏡為澳。蠔鏡在虎跳門外，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灣，海水環之，番人於二灣中聚眾築城。自是，新寧之廣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門，東莞之虎頭門、屯門、雞棲諸澳悉廢。而蠔鏡獨為舶藪。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一嶺如蓮莖，逾嶺而南，至澳門則為蓮葉，嶺甚危峻，稍不戒，顛墜崖下。既逾嶺，遙見海天無際，島嶼浮青，有白屋數十百間在煙霧中，斯則澳夷所居矣。六十里至關，關外有番百餘家。一寨在前，山巔有參將府，握其吭，與澳對峙。澳南而寨北，設此以禦澳奸，亦所以防外寇也。初至一所舊青洲，林木芊鬱，桄榔、檳榔之中為樓榭，差有異致。又十里至澳。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對，故謂澳門。番人列置大銅銃以守。其居率為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己居樓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為嫌。山頂有一台，磴道橫貫，常登以望舶。其麓有東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余丈若石樓，雕鏤奢麗，奉耶穌為天主居之，僧號法王者司其教。凡番人有罪至寺，法王不許懺悔，即立誅斬；許懺悔，則自以鐵鉤鉤四體，血流狼藉，以為可免地獄之患。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聽僧演說。寺有風樂，藏革櫃中不可見，內排牙管百餘，外按以囊，噓吸微風入之，有聲嗚嗚自櫃出。音繁節促，若八音並宣，以合經唄，甚可聽。有玻璃千人鏡，懸之，物物在鏡中。有多寶鏡，遠照一人作千百人，見寺中金仙，若真千百億化身然者。有千里鏡，見三十里外塔尖，鈴索宛然，字畫橫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有黑紙渣浮出，其淡者如畫中微雲一抹，其底碎光四射。如紙隔華燈，紙穿而燈透漏然。有顯微鏡，見花須之蛆，背負其子，子有三四，見蟣虱毛黑色，長至寸許若可數。又有自鳴鐘、海洋全圖、璿璣諸器。花則貝多羅、丁香，禽則紅白鸚鵡、么鳳、倒掛，獸則獴[犭貴]、短狗以為娛。人以黑氈為帽，相見脫之以為禮，錦毯裹身，無襟袖縫綻之制。腰帶長刀，刀尾拖地數寸，劃石作聲。其髮垂至肩，紺綠螺蜷，鬅如也。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與唐人稍異。其侍立者，通體如漆精，鬚髮蓬然，氣甚腥，狀正如鬼，特紅唇白齒，略似人耳。所衣皆紅多羅絨、辟支緞，是曰鬼奴。語皆侏[亻离]不可辨。每晨食必擊銅鐘，以玻璃器盛物，薦以白[叠毛]布，人各數器，灑薔薇露、梅花片腦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下不用，曰此為觸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擊生雞子數枚啜之，乃以金匕割炙，以白[叠毛]巾拭手，一拭輒棄置，更易新者。食已皆臥，及暮乃起，張燈作人事。所積著西洋貨物，多以婦人貿易，美者寶鬘華襔，五色相錯，然眼亦微碧。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計，承父資業，男子則出嫁女子，謂之交印。男子不得有二色，犯者殺無赦。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欲，與法王生子，謂之天主子，絕貴重矣。得一唐人為婿，舉澳相賀，婿欲歸唐，則其婦陰以藥黧黑其面，髮卷而黃，遂為真番人矣。澳人多富，西洋國歲遣官更治之。諸舶輸珍異而至，雲帆踔風，萬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載白金巨萬，閩人為之攬頭者分領之，散於百工，作為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歲得饒益。向者海禁甚嚴，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陰與為市，利盡歸之，小民無分毫滋潤。今亦無是矣。屈大均這幾首澳門詩和澳門遊記寫到了澳門港口的繁榮、城市建設的高樓、天主教的宗教活動、堅固的城牆與炮台、商人們的出海貿易及澳門的一些民情風俗，是展示這一時期澳門的真實畫卷。 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2冊《翁山詩外》卷9《五言律》，第737－738頁。 原文作“六十里”，疑誤，當為“又十里”。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1《獸語》稱：“獴[犭貴]，似狸，高足而結尾，有黃黑白三種，其產於暹羅者尤善捕鼠。澳門番人能辨之，常以易廣中貨物。番人貴畜而賤人，視獴[犭貴]不啻子女，臥起必抱持不置。” 短狗當即哈巴狗，又稱獅毛狗。李調元：《粵東皇華錄》卷3《番狗怨》稱：“濠鏡澳多產番狗，矮小，毛如獅，番人甚貴之。” 多羅絨；又作哆囉連或多羅呢，為歐洲呢絨製造品，即一種較厚的寬幅毛織呢料。17世紀中，最初由荷蘭人傳入中國。張燮：《東西洋考》卷6《紅毛番》即稱，萬曆中荷蘭人送稅擋高案即有“哆囉連”。辟支緞，辟支作嗶嘰，亦為一種歐洲用精梳毛紗織造的素色斜紋織物，明代未見傳入中國，清順治十三年(1656)的荷蘭貢品中首見“嗶嘰緞”。值得注意的是，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記錄葡萄牙人衣著為“衣服用鎖袱、西洋布、鎖哈喇”，而入清以後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澳門》稱葡萄牙人“所衣皆紅哆囉絨、辟支緞”，王世貞：《池北偶談》卷22《香山嶴》亦稱葡萄牙人“衣以哆囉絨，辟支”。這種葡萄牙人衣著的變化，正反映出這一時期歐洲毛絨紡織工業發展的變化，以致澳門葡人的衣著亦隨之發生變化。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澳門》。關於屈大均遊澳門的時間，以往方家大多訂為康熙二十七年(1688)；湯開建：《屈大均與澳門》(載《明清士大夫與澳門》，第135－157頁)。考訂其遊澳時間在康熙三年(1664)之前；近趙立人先生進一步考證屈氏遊澳時間在康熙元年(1662)(見趙立人：《屈大均與澳門》，載《文化雜誌》第54期，2005年)，此說恐怕不能成立，因當時順德、香山一線已經開始遷界，清兵沿途抓人殺人，釀成“木龍歲塚”之慘案。屈氏應不會擇此時去遊澳門。應訂屈氏游澳在順治十五年(1658)或以前為妥。其澳門詩多署名“釋今種”，以證其未還俗時作是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