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为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因此澳门议事会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复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认为这样比较满意，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l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5月，又一批葡萄牙船来到东涌港。这批葡船为中国式帆船，一共5艘，一艘属于暹罗国王，一艘属于北大年国王，其他分别属于彿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欧维士(Jorge Álvares)及努诺•曼努埃尔(Nuno Manuel)。因船上的货物尚未脱手，故希望进入广州贸易。当时广州大使已得到葡使在京受到世宗冷遇及要驱逐他们回国的消息，故以假口信哄骗葡商们上岸，并带至南头，然后抓捕。因为是分开来的，今天一艘，明天一艘，最后无一幸免。在南头，广东官府将船长、水手长、领航员及商人斩首，船上货物大部份以海盗赃物充公，还有一部份则被布政使和按察使汪鋐及南头备倭等官员瓜分。5艘船则分别分给了占城人、马来人和暹罗人。巴尔托罗梅乌•苏亚雷斯(Bartoloméu Soares)、 洛博•哥依斯(Lopo de Góis)及梅尔古良(Mergulhão)神父等20余人被斩首，其中还有几位暹罗人，其罪名就是夹带葡人来华，另外被俘的葡人则被投进广州的监狱。为了防止布政使及按察使汪鋐等官员侵吞葡人财物的消息外泄，他们下令不得放走一个葡萄牙人，并决定杀人灭口，杜绝后患。梅尔古良神父应是迄今文献所载明代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卡尔沃：《广州葡囚信》，第84—85、102页。

万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2月1日，菲督弗兰西斯科•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博士从菲律宾抵墨西哥，强烈反对菲利浦二世遣使中国之计划。先是，菲利浦二世阅读马力陈出使中国之报告后，对中国尤感兴趣。在若奥•门多萨的推动下，菲利浦二世于1581年6月决定遣使中国，并委若奥•门多萨为使团成员，携带西班牙国王赠送万历帝的许多礼物，包括图画、钟表、武器、盔甲及其他器皿。使团于1581年2月离开卢卡尔（Lucar），使团中除了几名传教士外，还有一名画师和一名钟表匠。6月抵达墨西哥。但由于弗兰西斯科•桑德博士的强烈反对，称这是一个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计划。他说礼物不能满足中国人的贪心。还说，中国的友谊对菲律宾的安全并不重要。使团成员热罗尼莫•马任（Jerónimo Maio）及墨西哥总督亦采取相同的立场。于是，这一出使中国计划遂在墨西哥被搁置下来。博克塞：《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之《导言》，第58—59页。

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9月底，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抵达广州城下，葡人船队在桅杆上升旗，然后船上又鸣放礼炮三响，向对方致敬。当时在广州城的大员仅布政使吴廷举。郭棐称：“佛郎机大舶突入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右布政使兼副使吴廷举听之。”吴氏指责葡方三件事违规：第一，无广州大吏的批准擅入；第二，鸣炮；第三，悬旗或竖长矛。费尔南•安德拉德进行了多次道歉，不久，双方消除误解。两广总督陈金、三堂总镇太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先后回到广州，并在官衙中听取葡人代理商的汇报。听完汇报后，陈金命令葡人使臣“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肯接见。10月底，在炮声和号声中，托梅•皮雷斯和随行7人着节日盛装登上广州石码头。然后将使团及随行人员安排在十八甫蚬子步的怀远驿下榻，等候北京传旨接见。费尔南•安德拉德将大使送到驿馆后，他也获得广东官方给他的一间房屋，方便其出售货物。他和他的代理商、书记员及其他几位葡商均上岸经营贸易，而且以最优惠的价格进行。不久，其货物全部卖完。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69《外志》3《番夷》。《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38页。陈金，湖广应城人。两次担任两广总督。第一次出任两广总督在正德元年十二月，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年“以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再至广东出任两广总督(《明武宗实录》卷20，正德元年十二月戊申，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10《职官表》下)。又《明武宗实录》卷152，正德十二年八月戊辰及卷155，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丁亥记载，郭勋和陈金在广东会见葡萄牙使团后不久就离开广东。光孝寺，在广州旧城西北，广州著名佛教古刹，三国时即建为寺，明宪宗时正式定名光孝寺。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4，第194—200页。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3称：“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头，始引见。总督衙门吩咐：《大明会典》原不载此国，令在驿中安歇，待奏准才可起送。”顾应祥是第一次进入广州的葡萄牙使团的见证人，其记录当可信，但他称葡使团人员“皆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确实费解。(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3《兵器•佛朗机图说》，四库全书本《筹海图编》题为胡宗宪撰，有误。《筹海图编》作者原为郑若曾，天启年间，胡宗宪之孙胡灯等重校该书时，将“昆山郑若曾辑”改为“胡宗宪辑议”，并作了某些必要的剜补改动。后人即沿用胡宗宪之名。)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葡使团中有通事5人及许多仆役，这些通事和仆役可能是马来人，故作“回回打扮”。明政府既将葡人使臣视为“回回”，为什么又要安排在佛教寺庙习礼？殊不可解。高德胜：《欧洲第一个赴华使节》，第138页。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28《驿传》称：怀远驿，原额馆夫8名，事为安养夷人而设，近年番船俱无进贡，亦无番夷在驿安养。前项馆夫，欲行裁革，诚恐后有番船到事□□，缺人供应，□存旧额。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5第308—309页：十八甫蚬子步在广州旧城西关，甫即铺。怀远驿即在蚬子步。洪武三年于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可设驿馆，广东名怀远驿。永乐四年，置怀远驿于广州城蚬子步，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40—141页。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本年，广东按察司副使兼巡视海道汪鋐因指挥东涌战役，对葡萄牙人之蜈蚣船及佛郎机铳颇有认识，称：“其船用夹板长十长，阔三长，两旁架橹四十余支，周围置铳三十四管。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架，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是葡人用的一种战船，自明嘉靖四年(1525年)开始仿制使用。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1《训典志》引汪鋐奏章为“置铳三、四管”。黄训：《名臣经济录》卷43《兵部职方》下；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关于蜈蚣船，可参阅普塔克(Roderich Ptak)：《蜈蚣船与葡萄牙人》，载《文化杂志》第49期，2003年。

正德十五年(1520年1月20日─1521年2月6日)7月，费尔南•安德拉德返回葡国，受到国王接见。国王多次向他们询问中国的情况，而费尔南•安德拉德的回答对葡王1520年的“印度敕令”产生影响，葡王决定对往返中国的航行实行国王垄断，并将往返船队保持的季节性接触变为建立持久的关系，使葡国与东方的贸易成为日常的生意。为了使“印度敕令”产生实效，必须保证三个目标：将马六甲置于葡萄牙统治之下，加强其作为东南亚香料和药品贸易重要中心的作用；在苏门答腊北部建立一个葡萄牙军事势力范围，并在该地区主要的胡椒港口帕塞姆(Pacem)兴建一座炮台和商站；在中国南方沿海建立商站和炮台。奥利维拉：《葡中接触五百年》第3章，第29—30页。

崇祯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4月6日。调京葡兵在南昌停止前进后，陆若汉带领少数几名葡人继续北上，于是日进京，并向崇祯帝进献了带来的“西洋盔甲刀铳”。时，孙元化已任登菜巡抚，并在登州练兵，徐光启遂派陆若汉与公沙•的西劳带领来京的葡萄牙铳师赴登州帮助孙元化造炮练兵。《崇祯长编》卷44，崇祯四年三月己卯，王重民辑：《徐光启集》卷6《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第313页。

崇祯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3月，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菲利浦•罗博（D. Felipe Lobo）率船前往中国贸易，来澳门一路顺畅，在本月回程经新加坡海峡时遭荷兰船只袭击，其中4艘船为避免被俘而自焚沉海，所丧失的黄金和铜价值超过50万银色勒芬。菲利浦•罗博侥幸逃生。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07.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7月15日，有葡萄牙船队大船8艘、哨船11艘进攻福宁州七都沙头澳。登陆士兵多为黑奴，各持铅子铳、铁标、弓弩乱发。清湾巡检司官兵抵敌不过，葡兵劫掠沿岸居民20余家，又乘船往崳山抛泊。 朱纨：《甓余杂集》卷3《亟处失事官员以安地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