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9日，澳门政府将麻风病人迁移到舵尾岛白沙栏海湾的麻风院，共有62名麻风病人，包括46名男性、14名女性和2名儿童。在由驻氹仔和路环部队负责的小横琴村只有1名患麻风病的富裕华人，住在山索（Seong-Só）。程佐衡于1887年完成的《勘地十说》称：“（舵尾山）白沙环（栏），盖即男人病麻风者所居。前十余年，葡人见麻风人，恐其传染，皆送至此，按期给食。后于光绪十年（1884）移女麻风于小九澳（路环）”[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10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幕客程佐衡著》，第342页。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门中学教师高斯华（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门卫生报告》，该报告非常详细地报导了当时澳门的卫生情况，特别是对沙岗和新桥区的卫生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报导。该报告首次附录了澳门植物的目录，并收集了300多种植物标本。在当年的霍乱爆发时，他毫无种族歧视和科学家的傲慢，邀请了一位本地郎中来帮助他一同抵御霍乱，而且，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值“印度（Índia）”号轮船驶抵澳门，船上有霍乱患者，这位医生随即下令在二龙喉、㓥狗环、东望洋炮台及青洲锚地设立隔离棚，隔离霍乱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还在其供职的学校内成立了一小型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矿石和动物标本，并搜集当地植物制作标本。这些标本现存于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学院。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20日，澳门署督据澳门公会会议，批准将《莫非亚及鸦片制造药料出入口生意章程》（共46款）施行。其中规定欲在澳发卖者须领牌，每年应缴牌费银25元。另入口时，莫非亚（为吗啡之葡语译音）每两纳规银6元，鸦片烟制造药料每两纳规银3元。只准合格有凭之医生、药师及华人医院，可以卖莫非亚及鸦片烟制造之药料，以为医治病症之用。

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6月9日，面对儿童死亡率增长，澳门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总督美兰德批准卫生司在圣珊泽宫建立儿童医院托儿所和制乳场。但儿童医院直到1936年才开始运作，“因资金缺乏”，又于同年3月l5日关闭。

光绪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澳门各行公推镜湖医院12位：王海清（云卿）、宋勋（卓卿）、潘以恩（礼臣）、黄济华（巨川）、蔡应饶（甫田）、关兆祥（玉波）、李谦裕（子翘）、黎丕典（锡余）、张树南、张昭源、陈弼臣、麦学谦。[1] [1]《镜湖医院征信录》上，第12页。

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本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R.Colledge）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免费为中国穷人医治眼疾。诊所在澳门租下了两间小屋，能够收治大约40名外地病人，门诊病人数量不限。诊所开设之初，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热心于帮助他克服最初的困难，通过给第一名就诊的中国人发奖金来设法说服中国人接受治疗。后诊所渐获华人的认可，甚至吸引了中国富人的捐赠，得以维持下去。东印度公司对诊所给予药物的支持，与其签订了书面协定，同意接受申请，不限量供应药品。东印度公司更对郭雷枢在华开办诊所活动大为赞赏，将其优秀表现几次写信报告董事会。该医院开办六年（1827—1832）来共接收病人4000余人，影响很大，甚至中国北方和东南亚的病人都被吸引到这个诊所。1832年底诊所因公司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的离开所导致的公务增加而不得不关闭。在郭雷枢澳门眼科诊所的影响下，1828年广州的医生设立了一个诊所，专门为贫苦中国人提供药品。

民国二十二年 (1933年1月1日-1933年12月31日) 1月13日，镜湖医院举行创办60周年纪念大会，澳督美兰德，水陆军长、辅政司麦加冷 (Dr. João Pereira de Magalhães)，华务局长施多尼 (António Maria da Silva)，卫生局长葛施打 (Pedro Joaquim Peregrino da Costa)，香港东华医院主席陈廉伯、总理夏从周，镜湖医院首总理范洁朋，值理容炳文、戴显荣、黄豫樵，华人代表李际唐、卢轩颂，绅商崔诺枝、谢再生、周介眉、冯央等数百位社会名流亲临大会。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8月22日，大西洋署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飞良绍为谕澳内华人医生知悉：尔等日间诊脉，凡知有屙呕急症以及别项瘟疫之症，应速赴本衙门报知。此乃欲设法预防起见，你等医生宜遵照办理，毋违干咎。[1] [1]《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8月23日第34号。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澳督若瑟·边度称：澳门的葡萄牙人家庭主要是找中医看病，中医是澳门最好的医疗。同时偶尔有葡萄牙和外国医生，他们是到那混世界的，想迅速致富，或者是逃犯，澳门的政治地位使它成为一个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