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11月3日，仁慈堂舉辦商業展覽會，以籌措款項，借充善舉，如醫院對於貧民贈醫施藥等。此次展覽會觀眾甚多，但效果不佳。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12月，下旬，澳門政府在大襟島(路環)上興建的新麻風病院房舍五座建成，並移患者百餘人入此新院，由教會之鍾力醫生負責。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6日，舵尾島白沙欄麻風病人數為40名單身和7名已婚男人（無妻相隨）。女性麻風病人18人並已確認染病，2名已婚但未與丈夫同居，11名單身，5名寡婦，其中4名初來時已喪偶，身邊帶著2名幼女。7月28日，澳督札諭嚴禁各項華船裝載麻風病人到澳，不准登岸。如查有載來，須令將該麻風病人留在船上載回原處。[1]同日，還對白沙欄收容所接收麻風病人做出規定，並確定了在街上相遇時的措施。決定用於男性病人的收容所要和女性住所完全隔離。[2] [1]《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8月5日第31號。 [2]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6頁。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澳督若瑟·邊度稱：澳門的葡萄牙人家庭主要是找中醫看病，中醫是澳門最好的醫療。同時偶爾有葡萄牙和外國醫生，他們是到那混世界的，想迅速致富，或者是逃犯，澳門的政治地位使它成為一個避風港。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9日，澳門政府將麻風病人遷移到舵尾島白沙欄海灣的麻風院，共有62名麻風病人，包括46名男性、14名女性和2名兒童。在由駐氹仔和路環部隊負責的小橫琴村只有1名患麻風病的富裕華人，住在山索（Seong-Só）。程佐衡於1887年完成的《勘地十說》稱：“（舵尾山）白沙環（欄），蓋即男人病麻風者所居。前十餘年，葡人見麻風人，恐其傳染，皆送至此，按期給食。後於光緒十年（1884）移女麻風於小九澳（路環）”[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10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第342頁。

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本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T.R.Colledge）在澳門開設眼科診所，免費為中國窮人醫治眼疾。診所在澳門租下了兩間小屋，能夠收治大約40名外地病人，門診病人數量不限。診所開設之初，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熱心於幫助他克服最初的困難，通過給第一名就診的中國人發獎金來設法說服中國人接受治療。後診所漸獲華人的認可，甚至吸引了中國富人的捐贈，得以維持下去。東印度公司對診所給予藥物的支持，與其簽訂了書面協定，同意接受申請，不限量供應藥品。東印度公司更對郭雷樞在華開辦診所活動大為讚賞，將其優秀表現幾次寫信報告董事會。該醫院開辦六年（1827—1832）來共接收病人4000余人，影響很大，甚至中國北方和東南亞的病人都被吸引到這個診所。1832年底診所因公司醫生亞歷山大·皮爾遜的離開所導致的公務增加而不得不關閉。在郭雷樞澳門眼科診所的影響下，1828年廣州的醫生設立了一個診所，專門為貧苦中國人提供藥品。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

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8月22日，大西洋署澳門管理華人事務官飛良紹為諭澳內華人醫生知悉：爾等日間診脈，凡知有屙嘔急症以及別項瘟疫之症，應速赴本衙門報知。此乃欲設法預防起見，你等醫生宜遵照辦理，毋違干咎。[1] [1]《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8月23日第34號。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3月15日，聖珊澤兒童醫院關閉。病人轉入仁伯爵醫院的“白朗嘉莊” (Vila Branca)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