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1月6日，自省城禁賭之後，澳門16家攤館異常熱鬧，每至燈時，幾無坐立之地。闈姓各廠，更為熱鬧。初十、十一兩日，來電紛馳投猜恐後，門限幾為之穿。在九龍一帶之賭館也遷至澳門，如泗孟街口之大生館、福隆街口之廣勝館。傳聞九龍最有名的寶字攤館也要在澳中開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8月5日，澳門番攤承充合同簽訂，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澳門番攤承充合同。《承充澳門番攤攬頭生意章程》內容為中葡文合璧，左右對照。承充的華商為鄭耀、劉越犀、鐘超三人。條款的主要內容如下：1. 承充番攤合約章程以一年為期。計至1874年9月10日為滿期。承充規銀15萬元，由本年9月11日起。每月上期繳納規銀12500元，七二兌。2. 淮開攤館26間，不得多開。無論是否開足26間，依然照納規銀。如欲多開須稟明公物會憲。3. 由關閘至媽閣地方所有攤館生意均歸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內照上款開館多少。4. 午夜12點閉門。有私開罰銀50兩。5. 准開打牌館三間。6. 該承充三人有保險公司50份，每份500兩交出作按以為擔保規銀，另有香港商人擔保該三人遵照合同。簽名：鄭耀、劉越犀、鐘超，擔保人為和興李升。[1]通過這一番攤承充合同檔案來看，番攤的開設地不包括氹仔，有開設打牌館以及開設時間的限制情形，這些內容都是以前未曾出現過的。 [1]AH/F/422, MIC: A0585. p. 1,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鄭觀應：《澳門窩匪論》，最早發表在1872年的《申報》中稱：“其番攤之館則已有二百餘號也。”由檔案可見，僅准26間。很可能鄭氏是指賭館內的番攤賭台數目。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8月11日，澳督頒佈第77號諭札，對澳門博彩業的承充方式進行改革，將澳門番攤館12間出投領牌，一改過去類似攬頭的承充形式。至1879年8月30日招人領牌之期，澳督以為現日多有商人欲行全盤領取，且領牌不若承充競取增益更多，故又將番攤承充經營重返故轍。[1] [1]《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8月19日第33號附報。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門所設賭館，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費，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當眾開票，以價高者准承。現聞該處當道於19日在澳門酌定去取，香港葡國領事署連日由10點鐘代收承充書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詢問。聞此次有願出重價至洋14萬元者。蓋向年澳門賭館共12家，今則擬開16家，故費亦加增也。賭風之盛如此。[1] [1]《申報》1880年9月1日《賭風更盛》。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稱：“在澳門可以自由進行幸運博彩活動，如番攤、摸彩和玩紙牌，並允許通過預先支付牌照費設立適當的場所。”[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頁。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6月28日，澳門公物會出投第三屆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天主教徒馮成以現銀131300元，承充三年。擔保人先拿‧飛南第。[1]澳門此屆闈姓適逢粵撫張兆棟時期的第一次禁止闈姓，這無疑給澳門闈姓帶來發展契機。潘士釗稱：“光緒元年承充澳門闈姓，三年繳葡萄牙軍餉十三萬一千三百金，名曰致中和闈姓公司。”[2]致中和闈姓公司應為馮成之公司。彭玉麟稱：“自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歷經地方官查拿闈姓，罰認軍需，迭次共罰銀四十餘萬兩，均經奏明在案。光緒元年申禁以後，奸民私於澳門設局，輸資葡人，澳酋作護，官力遂窮。（葡人）藉此鉅資購船置炮，近且接濟法虜，窺伺省垣。”[3]粵東禁賭的消息傳來後，澳門闈姓的承充價碼當即大幅飆升，也由此開始了澳門博彩業發展的黃金十年。 [1]AH/F/422, MIC: A0586, p. 36. 澳門歷史檔案館。 [2]《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記名道府翰林院檢討潘士釗奏請變通挽回鉅款以濟要需折》，第181頁；《申報》1878年5月18日亦載：“該牌近來納費於官者，計十三萬一千元。” [3]《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欽差兵部尚書彭玉麟等遵奏陳遵旨籌議闈姓利害請弛禁以塞漏卮折》，第187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門第二屆闈姓承充合同簽訂。此次闈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現中文紀年，可能是考慮到闈姓博彩以科舉作依據的特點，特意寫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為買辦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後又有寫成Aloe或Ahoy），承充價碼是每年繳納5000元。承充時間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開始。這次承充的擔保人王亞祿（Vong-Alok）。合同條款與第一屆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無人獲彩的情況下，承充人應將票銀歸還買票者。二是每四個月上期繳交1666. 666元於公物會。[1] [1]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7月31日，澳門仁慈堂彩票，近為澳督查悉各種情弊。選派前譯員伯多祿‧施利華新按察及議事公局之書記同往查辦，查得仁慈票數會計收支事項混亂，數目已三年未有清算審核，並堂內缺去存銀1000餘元。另開票之後，例交公費銀繳進國課衙門，現已遷延數月而不繳。澳督遂將其董事數人撤換，大加整頓，自9月1日起，暫行停收。此事引致澳門葡人內部出現紛爭。仁慈堂主席系國課官阿圖爾‧伯波沙（Arthur Tamagnini Barbosa），聯同大書院主講（即利霄中學校長）高斯華、大狀師播也利士、輪船代理人安東尼奧‧古路斯（António Augusto da Cruz）、狀師阿爾畢諾·叭之咕等人而成一黨（多系仁慈堂司理數目者），利用三巴仔大禮拜堂內所設的教會報，試圖與澳督相抗衡，曆攻督部、輔政司、按察使及皇家律師與夫所屬官，澳督一方亦借西文《鏡海叢報》指攻，由此掀起清末澳葡官場影響最大的一次惡鬥。至9月間，里斯本諭令國課官伯波沙即行離任。俄又接電，伯波沙著即離澳，其同黨大書院主講華士哥並著同離澳門。又傳知澳督，如有委礙政務意中所欲去之人，均得同時逐離，不得留澳。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5月12日，承充第二屆闈姓商人梁六聲稱已經賣出闈姓票超過800000條，卻遭受許多損失和迫害，不能確定能繼續經營三年時間。1月20日，香港禁賭，闈姓和番攤在香港被禁止。他的合夥人，特別是華人文鹹（Veng-Ham），香港鴉片承充人，負責照料闈姓售賣，主要由其交納大部分的承充款——現已不再支持這項生意。面對此種情形，1872年5月20日，公物會宣佈梁六的合同作廢。[1]5月26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闈姓，同華商習應泰（Si-ieng-tae）簽訂合同草案，承充價為三年22000元，自1872年9月27日起。[2] [1]AHU-ACL-SEMU-DGU-005, E-No. 1, No. 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根據以上材料記載，香港的Veng-Ham，在英文中應是Wo Hang Firm。Wo Hang Firm是廣東新會人李升和李良兄弟於1857年在香港設立的公司，公司生意涉及多個領域。公司的漢文名是“和興金山莊”。李升又名李璿，字玉衡。1854年，李氏兄弟在香港以投資地產起家，後又經營銀號生意。1868年，香港賭博合法化，李氏家族獲得承充權。同時，他們還是香港鴉片生意的承充人。1869－1872年，李升是香港東華醫院的倡建首總理。李升於1900年過世。李良於1864年去世。參見Carl T.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pp. 90-91, 1971, Hong Kong. 《東華三院歷屆總理芳名》，載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東華三院發展史》第五輯，香港東華三院庚子年董事會出版，1961年2月。 [2]AHU-ACL-SEMU-DGU-005, F-No. 2, No. 3, No. 4,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