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25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澳門第二屆闈姓，賭商陳恒以每年繳納17033. 3元承充銀的最高價投得，為期三年，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先拿．飛南第伯爵。[1] [1]AHU-ACL-SEMU-DGU-005, A-No.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民國二年 (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2月，《澳門通報》創刊後，該報開銷支出數額龐大，創辦人盧廉若不堪負累，遂請求澳門商會同仁分擔支持。澳門商會同仁遂提議“以賭養報”，於是，澳門賭商蕭瀛洲、區惠波、葉金波等人合股成立“快活樓娛樂公司”，由蕭瀛洲出面領牌承充，由區惠波、葉金波二人主持經營。“快活樓娛樂公司”位於通商新街中段，為一座葡式洋樓，原是“安南船務公司”寫字樓，後被蕭瀛洲買下。“快活樓”樓高3層，樓下一層作“流攤”攤場，二樓設“貴攤”攤台及輪盤賭廳，三樓為貴賓廳。“快活樓”博彩生意極好，主要靠澳門商會同仁捧場。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門所設賭館，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費，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當眾開票，以價高者准承。現聞該處當道於19日在澳門酌定去取，香港葡國領事署連日由10點鐘代收承充書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詢問。聞此次有願出重價至洋14萬元者。蓋向年澳門賭館共12家，今則擬開16家，故費亦加增也。賭風之盛如此。[1] [1]《申報》1880年9月1日《賭風更盛》。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1月6日，自省城禁賭之後，澳門16家攤館異常熱鬧，每至燈時，幾無坐立之地。闈姓各廠，更為熱鬧。初十、十一兩日，來電紛馳投猜恐後，門限幾為之穿。在九龍一帶之賭館也遷至澳門，如泗孟街口之大生館、福隆街口之廣勝館。傳聞九龍最有名的寶字攤館也要在澳中開張。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8月13日，1874年番攤專營權承充人不滿足於在陸上經營，故安排兩隻船開往氹仔海面賭博，直到深夜，但遭氹仔炮台軍事長官禁止。[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門第二屆闈姓承充合同簽訂。此次闈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現中文紀年，可能是考慮到闈姓博彩以科舉作依據的特點，特意寫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為買辦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後又有寫成Aloe或Ahoy），承充價碼是每年繳納5000元。承充時間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開始。這次承充的擔保人王亞祿（Vong-Alok）。合同條款與第一屆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無人獲彩的情況下，承充人應將票銀歸還買票者。二是每四個月上期繳交1666. 666元於公物會。[1] [1]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5月12日，承充第二屆闈姓商人梁六聲稱已經賣出闈姓票超過800000條，卻遭受許多損失和迫害，不能確定能繼續經營三年時間。1月20日，香港禁賭，闈姓和番攤在香港被禁止。他的合夥人，特別是華人文鹹（Veng-Ham），香港鴉片承充人，負責照料闈姓售賣，主要由其交納大部分的承充款——現已不再支持這項生意。面對此種情形，1872年5月20日，公物會宣佈梁六的合同作廢。[1]5月26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闈姓，同華商習應泰（Si-ieng-tae）簽訂合同草案，承充價為三年22000元，自1872年9月27日起。[2] [1]AHU-ACL-SEMU-DGU-005, E-No. 1, No. 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根據以上材料記載，香港的Veng-Ham，在英文中應是Wo Hang Firm。Wo Hang Firm是廣東新會人李升和李良兄弟於1857年在香港設立的公司，公司生意涉及多個領域。公司的漢文名是“和興金山莊”。李升又名李璿，字玉衡。1854年，李氏兄弟在香港以投資地產起家，後又經營銀號生意。1868年，香港賭博合法化，李氏家族獲得承充權。同時，他們還是香港鴉片生意的承充人。1869－1872年，李升是香港東華醫院的倡建首總理。李升於1900年過世。李良於1864年去世。參見Carl T.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pp. 90-91, 1971, Hong Kong. 《東華三院歷屆總理芳名》，載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東華三院發展史》第五輯，香港東華三院庚子年董事會出版，1961年2月。 [2]AHU-ACL-SEMU-DGU-005, F-No. 2, No. 3, No. 4,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月20日，香港禁賭。1871年底，在日漸激烈的反對聲中，香港會議禁止賭博。港英政府隨後發佈告示，自1月20日始，所有賭館即時封閉，不准營業。1月30日又頒佈禁賭佈告條令，指出所謂賭博，其意還包括一切闈姓、花會[1]及其他有彩之賭博，皆屬於禁止範圍。[2]香港禁賭對澳門博彩業產生了一定影響，直接導致了有香港商人參與承充的第二屆闈姓破產。而且隨著粵港兩地的禁賭，更多的賭客向澳門轉移，導致澳門博彩業進入高峰期。《申報》評論此事：“彼澳門西官以為人棄我取，粵省香港既已禁止淨絕，則賭徒之生業頓無所賴，然平素恃為生涯，而一旦棄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門舊有賭館，有不絡繹趨赴者乎？合省港於澳門，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者乎？此所以每年承繳賭稅有百數十萬之多也。”[3] [1]花會，又稱打花會、索家賭等，是一種極具迷信色彩的賭博。大約出現於乾隆初年的福建興化，最早見諸史料記載的時間是乾隆二十五年（《台灣文獻叢刊》第199種《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搖會賭博》）。《清稗類鈔》第10冊賭博類《花會》，第4912頁稱：“花會為賭博之一種，不知何自始。極其流毒，能令士失其行，農失其時，工商失其藝。廣東、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時多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而以廣東為最盛。道光間，浙江之黃岩盛行花會，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筒中，懸之梁間。人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如所認適合筒中之名，則主者如所注錢數，加三十倍酬之，其下則以次遞減，至百金數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數十錢而得數百金者。其後流入廣東，而其法異矣。”同治《番禺縣誌》卷6《輿地略》4載：“有曰‘花會’者，亦用古人名數十，令人猜之，其誘騙甚於白鴿票，但只能以誘婦人孺子。” [2]魯言：《香港賭博史》，第25－28頁。 [3]《申報》1880年8月1日《論賭稅》。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稱：“在澳門可以自由進行幸運博彩活動，如番攤、摸彩和玩紙牌，並允許通過預先支付牌照費設立適當的場所。”[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