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5月12日，承充第二届闱姓商人梁六声称已经卖出闱姓票超过800000条，却遭受许多损失和迫害，不能确定能继续经营三年时间。1月20日，香港禁赌，闱姓和番摊在香港被禁止。他的合伙人，特别是华人文咸（Veng-Ham），香港鸦片承充人，负责照料闱姓售卖，主要由其交纳大部分的承充款——现已不再支持这项生意。面对此种情形，1872年5月20日，公物会宣布梁六的合同作废。[1]5月26日，澳门公物会重新出投闱姓，同华商习应泰（Si-ieng-tae）签订合同草案，承充价为三年22000元，自1872年9月27日起。[2] [1]AHU-ACL-SEMU-DGU-005, E-No. 1, No. 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根据以上材料记载，香港的Veng-Ham，在英文中应是Wo Hang Firm。Wo Hang Firm是广东新会人李升和李良兄弟于1857年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公司生意涉及多个领域。公司的汉文名是“和兴金山庄”。李升又名李璿，字玉衡。1854年，李氏兄弟在香港以投资地产起家，后又经营银号生意。1868年，香港赌博合法化，李氏家族获得承充权。同时，他们还是香港鸦片生意的承充人。1869－1872年，李升是香港东华医院的倡建首总理。李升于1900年过世。李良于1864年去世。参见Carl T.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pp. 90-91, 1971, Hong Kong. 《东华三院历届总理芳名》，载东华三院发展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东华三院发展史》第五辑，香港东华三院庚子年董事会出版，1961年2月。 [2]AHU-ACL-SEMU-DGU-005, F-No. 2, No. 3, No. 4,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

光绪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门总督科雷亚．施利华称：“在澳门可以自由进行幸运博彩活动，如番摊、摸彩和玩纸牌，并允许通过预先支付牌照费设立适当的场所。”[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8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7月31日，澳门仁慈堂彩票，近为澳督查悉各种情弊。选派前译员伯多禄‧施利华新按察及议事公局之书记同往查办，查得仁慈票数会计收支事项混乱，数目已三年未有清算审核，并堂内缺去存银1000余元。另开票之后，例交公费银缴进国课衙门，现已迁延数月而不缴。澳督遂将其董事数人撤换，大加整顿，自9月1日起，暂行停收。此事引致澳门葡人内部出现纷争。仁慈堂主席系国课官阿图尔‧伯波沙（Arthur Tamagnini Barbosa），联同大书院主讲（即利霄中学校长）高斯华、大状师播也利士、轮船代理人安东尼奥‧古路斯（António Augusto da Cruz）、状师阿尔毕诺·叭之咕等人而成一党（多系仁慈堂司理数目者），利用三巴仔大礼拜堂内所设的教会报，试图与澳督相抗衡，历攻督部、辅政司、按察使及皇家律师与夫所属官，澳督一方亦借西文《镜海丛报》指攻，由此掀起清末澳葡官场影响最大的一次恶斗。至9月间，里斯本谕令国课官伯波沙即行离任。俄又接电，伯波沙著即离澳，其同党大书院主讲华士哥并著同离澳门。又传知澳督，如有委碍政务意中所欲去之人，均得同时逐离，不得留澳。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澳门赌博业由澳门市政厅直接经营改为指定中国人合伙经营。这些特许的合伙人，每年要缴纳130万澳元的赌博税。到1924年，澳门市内已经有十几个官厅特许的公开赌博场所。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门所设赌馆，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费，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当众开票，以价高者准承。现闻该处当道于19日在澳门酌定去取，香港葡国领事署连日由10点钟代收承充书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询问。闻此次有愿出重价至洋14万元者。盖向年澳门赌馆共12家，今则拟开16家，故费亦加增也。赌风之盛如此。[1] [1]《申报》1880年9月1日《赌风更盛》。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月20日，香港禁赌。1871年底，在日渐激烈的反对声中，香港会议禁止赌博。港英政府随后发布告示，自1月20日始，所有赌馆即时封闭，不准营业。1月30日又颁布禁赌布告条令，指出所谓赌博，其意还包括一切闱姓、花会[1]及其他有彩之赌博，皆属于禁止范围。[2]香港禁赌对澳门博彩业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导致了有香港商人参与承充的第二届闱姓破产。而且随着粤港两地的禁赌，更多的赌客向澳门转移，导致澳门博彩业进入高峰期。《申报》评论此事：“彼澳门西官以为人弃我取，粤省香港既已禁止净绝，则赌徒之生业顿无所赖，然平素恃为生涯，而一旦弃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门旧有赌馆，有不络绎趋赴者乎？合省港于澳门，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者乎？此所以每年承缴赌税有百数十万之多也。”[3] [1]花会，又称打花会、索家赌等，是一种极具迷信色彩的赌博。大约出现于乾隆初年的福建兴化，最早见诸史料记载的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摇会赌博》）。《清稗类钞》第10册赌博类《花会》，第4912页称：“花会为赌博之一种，不知何自始。极其流毒，能令士失其行，农失其时，工商失其艺。广东、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时多在荒僻人迹不到之处，而以广东为最盛。道光间，浙江之黄岩盛行花会，书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纳筒中，悬之梁间。人于三十四名中，自认一名，各注钱数，投入柜中。如所认适合筒中之名，则主者如所注钱数，加三十倍酬之，其下则以次递减，至百金数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数十钱而得数百金者。其后流入广东，而其法异矣。”同治《番禺县志》卷6《舆地略》4载：“有曰‘花会’者，亦用古人名数十，令人猜之，其诱骗甚于白鸽票，但只能以诱妇人孺子。” [2]鲁言：《香港赌博史》，第25－28页。 [3]《申报》1880年8月1日《论赌税》。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8月5日，澳门番摊承充合同签订，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澳门番摊承充合同。《承充澳门番摊揽头生意章程》内容为中葡文合璧，左右对照。承充的华商为郑耀、刘越犀、钟超三人。条款的主要内容如下：1. 承充番摊合约章程以一年为期。计至1874年9月10日为满期。承充规银15万元，由本年9月11日起。每月上期缴纳规银12500元，七二兑。2. 淮开摊馆26间，不得多开。无论是否开足26间，依然照纳规银。如欲多开须禀明公物会宪。3. 由关闸至妈阁地方所有摊馆生意均归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内照上款开馆多少。4. 午夜12点闭门。有私开罚银50两。5. 准开打牌馆三间。6. 该承充三人有保险公司50份，每份500两交出作按以为担保规银，另有香港商人担保该三人遵照合同。签名：郑耀、刘越犀、钟超，担保人为和兴李升。[1]通过这一番摊承充合同档案来看，番摊的开设地不包括氹仔，有开设打牌馆以及开设时间的限制情形，这些内容都是以前未曾出现过的。 [1]AH/F/422, MIC: A0585. p. 1,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郑观应：《澳门窝匪论》，最早发表在1872年的《申报》中称：“其番摊之馆则已有二百余号也。”由档案可见，仅准26间。很可能郑氏是指赌馆内的番摊赌台数目。

光绪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8月11日，澳督颁布第77号谕札，对澳门博彩业的承充方式进行改革，将澳门番摊馆12间出投领牌，一改过去类似揽头的承充形式。至1879年8月30日招人领牌之期，澳督以为现日多有商人欲行全盘领取，且领牌不若承充竞取增益更多，故又将番摊承充经营重返故辙。[1] [1]《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8月19日第33号附报。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门第二届闱姓承充合同签订。此次闱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现中文纪年，可能是考虑到闱姓博彩以科举作依据的特点，特意写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为买办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后又有写成Aloe或Ahoy），承充价码是每年缴纳5000元。承充时间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开始。这次承充的担保人王亚禄（Vong-Alok）。合同条款与第一届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无人获彩的情况下，承充人应将票银归还买票者。二是每四个月上期缴交1666. 666元于公物会。[1] [1]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