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8月13日，1874年番攤專營權承充人不滿足於在陸上經營，故安排兩隻船開往氹仔海面賭博，直到深夜，但遭氹仔炮台軍事長官禁止。[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門所設賭館，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費，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當眾開票，以價高者准承。現聞該處當道於19日在澳門酌定去取，香港葡國領事署連日由10點鐘代收承充書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詢問。聞此次有願出重價至洋14萬元者。蓋向年澳門賭館共12家，今則擬開16家，故費亦加增也。賭風之盛如此。[1] [1]《申報》1880年9月1日《賭風更盛》。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6月28日，澳門公物會出投第三屆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天主教徒馮成以現銀131300元，承充三年。擔保人先拿‧飛南第。[1]澳門此屆闈姓適逢粵撫張兆棟時期的第一次禁止闈姓，這無疑給澳門闈姓帶來發展契機。潘士釗稱：“光緒元年承充澳門闈姓，三年繳葡萄牙軍餉十三萬一千三百金，名曰致中和闈姓公司。”[2]致中和闈姓公司應為馮成之公司。彭玉麟稱：“自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歷經地方官查拿闈姓，罰認軍需，迭次共罰銀四十餘萬兩，均經奏明在案。光緒元年申禁以後，奸民私於澳門設局，輸資葡人，澳酋作護，官力遂窮。（葡人）藉此鉅資購船置炮，近且接濟法虜，窺伺省垣。”[3]粵東禁賭的消息傳來後，澳門闈姓的承充價碼當即大幅飆升，也由此開始了澳門博彩業發展的黃金十年。 [1]AH/F/422, MIC: A0586, p. 36. 澳門歷史檔案館。 [2]《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記名道府翰林院檢討潘士釗奏請變通挽回鉅款以濟要需折》，第181頁；《申報》1878年5月18日亦載：“該牌近來納費於官者，計十三萬一千元。” [3]《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欽差兵部尚書彭玉麟等遵奏陳遵旨籌議闈姓利害請弛禁以塞漏卮折》，第187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7月31日，澳門仁慈堂彩票，近為澳督查悉各種情弊。選派前譯員伯多祿‧施利華新按察及議事公局之書記同往查辦，查得仁慈票數會計收支事項混亂，數目已三年未有清算審核，並堂內缺去存銀1000餘元。另開票之後，例交公費銀繳進國課衙門，現已遷延數月而不繳。澳督遂將其董事數人撤換，大加整頓，自9月1日起，暫行停收。此事引致澳門葡人內部出現紛爭。仁慈堂主席系國課官阿圖爾‧伯波沙（Arthur Tamagnini Barbosa），聯同大書院主講（即利霄中學校長）高斯華、大狀師播也利士、輪船代理人安東尼奧‧古路斯（António Augusto da Cruz）、狀師阿爾畢諾·叭之咕等人而成一黨（多系仁慈堂司理數目者），利用三巴仔大禮拜堂內所設的教會報，試圖與澳督相抗衡，曆攻督部、輔政司、按察使及皇家律師與夫所屬官，澳督一方亦借西文《鏡海叢報》指攻，由此掀起清末澳葡官場影響最大的一次惡鬥。至9月間，里斯本諭令國課官伯波沙即行離任。俄又接電，伯波沙著即離澳，其同黨大書院主講華士哥並著同離澳門。又傳知澳督，如有委礙政務意中所欲去之人，均得同時逐離，不得留澳。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18日，隨著闈姓在廣州和澳門等地的發展，其規模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澳門闈姓到了第三屆，已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在第四屆澳門闈姓未出投之前，就已經風聞今年澳門政府“可得洋45萬元，觀此情形，是賭風竟日熾一日也”[1]。5月18日，澳門公物會將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出投。華人馮成、何德昌[2]（Hotachiong）以現銀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充期。擔保人先拿．飛南第。自西紀本年9月27日至1881年9月26日。[3] [1]《申報》1878年5月18日《賭風大熾》。 [2]何德昌，又名何堯階。澳門近代著名華商。1878年和1881年闈姓承充人，一直有經營闈姓子廠的紀錄（澳門兆三元闈姓廠，見《澳門政府憲報》1895年2月16日第7號），生卒不詳。子何壽田，又名何福齡，亦是後期著名華商。 [3]AH/F/422, MIC: A0586, p. 95, 澳門歷史檔案館；AH/F/431, MIC: A0588, p. 75, 澳門歷史檔案館。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澳門賭博業由澳門市政廳直接經營改為指定中國人合夥經營。這些特許的合夥人，每年要繳納130萬澳元的賭博稅。到1924年，澳門市內已經有十幾個官廳特許的公開賭博場所。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稱：“在澳門可以自由進行幸運博彩活動，如番攤、摸彩和玩紙牌，並允許通過預先支付牌照費設立適當的場所。”[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頁。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25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澳門第二屆闈姓，賭商陳恒以每年繳納17033. 3元承充銀的最高價投得，為期三年，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先拿．飛南第伯爵。[1] [1]AHU-ACL-SEMU-DGU-005, A-No.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8月11日，澳督頒佈第77號諭札，對澳門博彩業的承充方式進行改革，將澳門番攤館12間出投領牌，一改過去類似攬頭的承充形式。至1879年8月30日招人領牌之期，澳督以為現日多有商人欲行全盤領取，且領牌不若承充競取增益更多，故又將番攤承充經營重返故轍。[1] [1]《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8月19日第33號附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