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4月6日。調京葡兵在南昌停止前進後，陸若漢帶領少數幾名葡人繼續北上，於是日進京，並向崇禎帝進獻了帶來的“西洋盔甲刀銃”。時，孫元化已任登菜巡撫，並在登州練兵，徐光啟遂派陸若漢與公沙•的西勞帶領來京的葡萄牙銃師赴登州幫助孫元化造炮練兵。《崇禎長編》卷44，崇禎四年三月己卯，王重民輯：《徐光啟集》卷6《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第313頁。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本年，葡印總督又派出三艘大帆船在中國海面參加海上護航，其中一艘在上川附近遇颱風沉沒，200多名船員喪生，其中有60餘名葡萄牙人，另有80餘人僥倖未死，在澳門與艦隊重新會合。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53頁。

正德十五年(1520年1月20日─1521年2月6日)7月，費爾南•安德拉德返回葡國，受到國王接見。國王多次向他們詢問中國的情況，而費爾南•安德拉德的回答對葡王1520年的“印度敕令”產生影響，葡王決定對往返中國的航行實行國王壟斷，並將往返船隊保持的季節性接觸變為建立持久的關係，使葡國與東方的貿易成為日常的生意。為了使“印度敕令”產生實效，必須保證三個目標：將馬六甲置於葡萄牙統治之下，加強其作為東南亞香料和藥品貿易重要中心的作用；在蘇門答臘北部建立一個葡萄牙軍事勢力範圍，並在該地區主要的胡椒港口帕塞姆(Pacem)興建一座炮台和商站；在中國南方沿海建立商站和炮台。奧利維拉：《葡中接觸五百年》第3章，第29—30頁。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蘭船隊在韋麻郎司令的指揮下從大泥（Patane）啟航。7月25日航至廣東附近之澳門，因警惕澳門葡人襲擊，遂漂泊於附近海岸。他們要求到廣州互市，由於葡萄牙人對廣東的影響，要求被拒絕。28日，海上颶風驟起，更無法在澳門靠岸，遂改變航向向東。於8月7日抵達澎湖，並派華人李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當局得知韋麻郎佔領澎湖後，遂讓李錦返回，告知荷蘭人撤出澎湖。開始荷蘭人抗命不從，福建巡撫徐學聚下令總兵施德政與浯嶼把總沈有容驅逐荷蘭人。最後，在明廷的壓力下，韋麻郎不得已於12月15日率船隊撤離澎湖。韋麻郎：《航海日記》，轉自廖漢臣：《韋麻郎入據澎湖考》，載《文獻專刊》創刊號。

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9月底，費爾南•安德拉德船隊抵達廣州城下，葡人船隊在桅杆上升旗，然後船上又鳴放禮炮三響，向對方致敬。當時在廣州城的大員僅布政使吳廷舉。郭棐稱：“佛郎機大舶突入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為名，右布政使兼副使吳廷舉聽之。”吳氏指責葡方三件事違規：第一，無廣州大吏的批准擅入；第二，鳴炮；第三，懸旗或豎長矛。費爾南•安德拉德進行了多次道歉，不久，雙方消除誤解。兩廣總督陳金、三堂總鎮太監寧誠，總兵武定侯郭勳先後回到廣州，並在官衙中聽取葡人代理商的匯報。聽完匯報後，陳金命令葡人使臣“去光孝寺習禮三日”，方肯接見。10月底，在炮聲和號聲中，托梅•皮雷斯和隨行7人著節日盛裝登上廣州石碼頭。然後將使團及隨行人員安排在十八甫蜆子步的懷遠驛下榻，等候北京傳旨接見。費爾南•安德拉德將大使送到驛館後，他也獲得廣東官方給他的一間房屋，方便其出售貨物。他和他的代理商、書記員及其他幾位葡商均上岸經營貿易，而且以最優惠的價格進行。不久，其貨物全部賣完。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69《外志》3《番夷》。《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38頁。陳金，湖廣應城人。兩次擔任兩廣總督。第一次出任兩廣總督在正德元年十二月，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年“以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再至廣東出任兩廣總督(《明武宗實錄》卷20，正德元年十二月戊申，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10《職官表》下)。又《明武宗實錄》卷152，正德十二年八月戊辰及卷155，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丁亥記載，郭勳和陳金在廣東會見葡萄牙使團後不久就離開廣東。光孝寺，在廣州舊城西北，廣州著名佛教古刹，三國時即建為寺，明憲宗時正式定名光孝寺。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4，第194—200頁。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雜論》3稱：“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頭，始引見。總督衙門吩咐：《大明會典》原不載此國，令在驛中安歇，待奏准才可起送。”顧應祥是第一次進入廣州的葡萄牙使團的見證人，其記錄當可信，但他稱葡使團人員“皆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確實費解。(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3《兵器•佛朗機圖說》，四庫全書本《籌海圖編》題為胡宗憲撰，有誤。《籌海圖編》作者原為鄭若曾，天啟年間，胡宗憲之孫胡燈等重校該書時，將“昆山鄭若曾輯”改為“胡宗憲輯議”，並作了某些必要的剜補改動。後人即沿用胡宗憲之名。)我們認為很可能是因為葡使團中有通事5人及許多僕役，這些通事和僕役可能是馬來人，故作“回回打扮”。明政府既將葡人使臣視為“回回”，為什麼又要安排在佛教寺廟習禮？殊不可解。高德勝：《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第138頁。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28《驛傳》稱：懷遠驛，原額館夫8名，事為安養夷人而設，近年番船俱無進貢，亦無番夷在驛安養。前項館夫，欲行裁革，誠恐後有番船到事□□，缺人供應，□存舊額。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5第308—309頁：十八甫蜆子步在廣州舊城西關，甫即鋪。懷遠驛即在蜆子步。洪武三年於浙江、福建、廣東三市舶可設驛館，廣東名懷遠驛。永樂四年，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蕃人。《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40—141頁。

崇禎二年（1629年1月24日─1630年2月11日）嘉思欄炮台（Forte de S. Francisco）建成竣工。嘉思欄炮台又名聖方濟各炮台，因為炮台附近即為方濟各修院的舊院址。1622年時，這里曾架一尊炮，後弗蘭西斯科•馬士加路也將這里擴建成一炮台。該炮台呈橢圓形、裝有6門金屬火炮。炮台下面還裝有一火炮發射台，那里有1門發射35英鎊鐵彈的鐵炮。故《澳門記略》稱，嘉思欄炮台置炮7門。這座炮台是防禦海上進攻的前線，其大炮射程可達氹仔雞頸山，覆蓋兩岸間的全部空間。由於其圍牆沿山勢修建，炮台形狀不規則，東西兩邊各有一座炮塔，圍牆內還有指揮官和士兵住房，1座彈藥庫和1座教堂。科斯塔：《澳門建築史》，載《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博卡羅：《要塞圖冊》，載《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第220頁；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p. 63—66;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

隆慶三年(1569年1月17日─1570年2月4日)本年，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曼努埃爾•特拉華索(Manuel Turvassos) 擔任澳門地方兵頭。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209頁。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門致菲利浦三世信稱，當時聖保祿學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並稱，日本每年從馬六甲海關獲得1000克魯紮多，用於設立一個學院，日本學院可在對日貿易船隊中販運50擔生絲。中國教區則可從馬六甲海關臨時支取2000克魯紮多，而在他們航行所販賣的貨物出售後歸還。還稱，日本和中國教區在澳門有300兩白銀的屋鋪收入，這兩個教會共有8000兩白銀作為資本，投資於對日貿易。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本年，廣東按察司副使兼巡視海道汪鋐因指揮東涌戰役，對葡萄牙人之蜈蚣船及佛郎機銃頗有認識，稱：“其船用夾板長十長，闊三長，兩旁架櫓四十餘支，周圍置銃三十四管。船底尖，兩面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撐架，櫓多人眾。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蜈蚣船。其銃管用銅鑄造，大者一千餘斤，中者五百餘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管，以鐵為之。銃彈內用鐵，外用鉛，大者八斤。其火藥製法與中國異。其銃一舉放遠，可去百餘丈，木石犯之皆碎。”是葡人用的一種戰船，自明嘉靖四年(1525年)開始仿製使用。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卷1《訓典志》引汪鋐奏章為“置銃三、四管”。黃訓：《名臣經濟錄》卷43《兵部職方》下；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9《佛郎機》。關於蜈蚣船，可參閱普塔克(Roderich Ptak)：《蜈蚣船與葡萄牙人》，載《文化雜誌》第49期，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