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南村人。翻译家、文化名人。 若茗学生时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欧洲数国从事反帝救国运动；在荷兰、比利时，他担任反帝大同盟书记。 在巴黎，若茗参加编辑出版《救国时报》，宣传反帝救国。1938年，他与妻子张悟真回国。若茗通晓八种语言，长期在中共机关、报刊，从事外事、新闻、翻译等工作。 若茗先后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委会委员；1939年，在延安担任《新中华报》总编辑，兼任中央出版委员会委员、《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国组组长、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外事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凉山主持召开《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调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张映吾、若茗、王楫、杨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茗历任武汉外事处处长及党组书记、华东分局外事委员会副主席、广东外事处处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宝安县委书记。[1] 1952年7月25日，“关闸事件”发生当天，中共进行“闭关”，切断内地粮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资的运送，一时间，澳门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当时，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答复说，公司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联系。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厅里来回踱步，罗保在他身边陪着，整个客厅被一股压抑的气氛所笼罩。突然，澳督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当天深夜，罗保找到澳门商会有关负责人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马万祺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澳葡当局的态度。 随后，饶彰风将澳葡当局的意思告诉叶剑英，叶剑英随即召开会议商讨，由于中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葡当局直接接触，所以最后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达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从石岐奔赴拱北关闸。同时，澳葡代表与何贤、马万祺也通过关闸准备开始事件后中葡双方的第一次谈判。经过15次谈判，8月23日，澳葡当局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澳葡方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43720300元（旧币）。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得到和平解决。[3] 1959年6月，深圳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原广东省外办主任、当时下放到宝安县任县委书记的若茗担任总指挥，宝安县统战部部长兼深圳镇委书记马志民任第一副总指挥。当时26岁的林辉煌负责水库的技术，担任宝安县水电局副局长。[4] 1960年1月3日，苏联海洋生物学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宝安县参观海水养殖场等地，时任县委书记若茗、县长吉凤亭在铁路贵宾室接见了他们。[5] 1960年11月15日，宝安县政府代表若茗与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签署了供水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次年，深圳水库的水输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毛泽东选集》编译组工作；1962年，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残。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编译局办公室内去世，年仅57岁。 1979年后，中共中央为曹若茗平反昭雪，并召开追悼会。[1] 曹若茗与张悟真生育儿子曹依吾、曹立吾。 张悟真（1901-1997）是湖南浏阳人，画家；1925年，毕业于长沙衡粹女校图画科；1925-1932年在印尼华侨学校任美术教员；1932-1936年，她留学法国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期间参加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和反帝大同盟；与曹若茗结婚。 1936年冬，张悟真参加巴黎《中国救国时报》工作；1938年回国任《新华日报》美术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从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1950-1954年，在汉口、广州从事外事工作；1954年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对外联络部副主任；1965年被评为全国妇女模范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页。 [2]陈家鹦、周立军：《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载《人民政协报》，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发关闸血战澳葡赔款四亿元》，载“大洋新闻＂网，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饱经水荒苦宝安纾解燃眉急》，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载“深圳市宝安档案馆＂网，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张悟真》，载“读秀＂网，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曹善业，字子基，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有长子。1[与“曹有＂条重复者建议删除]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善业、何穗田及港绅陈赓虞资助来到澳门，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积极支持。曹有作为镜湖医院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担保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1] 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1]他和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连旺，字穗田）等澳门知名人士联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他的崇高医德。[2] 1896年，父亲逝世后，曹善业接管家业。1890年1月，他将父亲创办的缫丝厂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时，他与何连旺、宋子衡、卢九、陈恒等创办其祥丝厂，1898年3月，其祥丝厂关闭。曹善业以时宝堂司理人的身份，出价3010元买下其祥丝厂的铺底、上盖、机器、家俬等。 曹善业在经商之余，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董事；1894年任公钞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钞局书吏；1902年任业钞公会正会员；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员等职。 曹善业秉承其父之风，对澳葡政府多有贡献，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许。 曹善业拥有众多的物业：水坑尾街两间、白马行街两间、天神巷两间、大炮台街两间、高尾街一间、十八间（街名）两间、草堆街四间、炉石塘两间、赵家巷一间、桔仔街两间、连兴街一间、兴隆街一间、连胜街四间、柚果里一间、由义巷34间、下环街六间、黑侄巷三间等。1908年2月，曹善业因欠银一案，上述物业被按察司按时价估银43150元。 后来文史学者发现，当时曹善业名下的物业有两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草堆街80号”是孙中山当年在澳门创办的“中西药局”的旧址，另外一处“由义巷”被确认为当时兴中会澳门的通信联络点。 1905年，曹善业被推举为镜湖小学校长，该校是晚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华人学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门业主曹善根、曹善麟（两人均为曹善业弟弟），控告曹善业欠银，将他名下物业于是日估价出投招买，包括水坑尾街、白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义巷等物业80余处，总共约值银50200元。[4] 1924年，曹善业去世，年仅59岁。 曹善业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师、社会活动家；是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校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参与创办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1922年与欧海伦医生合作创办赞育医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华人社区推动种痘运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他又发起组织创办民生书院，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5] 2[有关内容与“曹善谦＂条重复，建议删除]008年初，在珠海凤凰山公路隧道附近，发现了曹子基（善业）夫妇墓。曹子基墓碑身写着“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显考讳善业号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资政大夫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衔。在墓葬遗址发现一块“圣旨”碑，属于曹子基夫妇墓的“奉天诰命”碑，碑额为“圣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业第十五子曹思泉（军）四个儿女一行，专程从广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馆，对珠海文保工作者对其先辈曹子基夫妇墓的发现和抢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谢。[6] 曹思泉于2013年1月3日逝世，终年96岁。[7]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澳门曹家》，载“族谱录纪念网＂，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5]《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门商人，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曹子基后人珠海寻根》，载“珠海视窗＂网，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传世》，载“族谱录纪念网＂，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曹善允，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香港律师，社会政治家、活动家，绅商。曹有之子。 父亲曹有是澳门富商，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国国籍，1880年，曹有获得葡皇钦赐维索萨庄园圣母无原罪勋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为首位被葡国册封为骑士的华人；获得清廷钦赐二品衔及赏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后，澳门生意由长子曹善业接手打理。曹善业与父亲一样，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不错，官至四品，后因经营不善，官司不断，大部分产业被政府没收。曹家淡出澳门，后人陆续迁往香港发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学习国学。1886年，得到父亲好友兼同乡香港殷富韦宝珊的赞助，他游历英国。同年秋，他考入英格兰切尔滕纳姆学院，修读法律；1890年毕业后，最初在伦敦一所律师楼实习。1896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英格兰及威尔士最高法院认可，成为执业律师。1897年，他选择返港发展，同年7月3日获得香港最高法院认可为执业律师。他自己创办“曹善允律师楼”，独力经营律师业务，成为香港开埠早年少有的华人执业律师。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师的英国律师学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师楼遂易名为“曹善允学洵律师楼”（Messrs. Ts’o & Hodgson），成为当时香港一所著名律师楼。同时，他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启爵士和区德锐意在九龙寨城对开的九龙湾，填海建造类似英式“花园城市”的高尚住宅区，两人以自己的名字创立启德营业有限公司，与何启关系友好的善允应邀加入董事局。该公司董事局全由华人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寿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枢等绅商。 1910年，何启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龙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启德公司成立后，填海计划遭遇重重困难。何启因投资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区德等人接济。1912年起，除代何启缴交办公室租金外，善允义务出资为他雇请一名文员。1914年，何启病逝后，善允和区德等各自出资750港元，办理殓葬何启事宜和接济何家人。之后，善允继续主持填海计划，并成功争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计划，分三期的启德填海计划于1916年正式展开，启德公司完成前两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却无疾而终。 1929-1937年，善允担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并担任洁净局议员、团防局绅、香港大学校董、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成为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办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 1903年，善允出任雅丽氏纪念医院财务董事，先后参与筹办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的产科医院和护士学校，并促成另一所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的创立。1922年，善允和雅丽氏纪念医院的欧海伦医生在西区创建赞育医院，后来转交政府管理，成为香港第一所公立产科医院。因他在雅丽氏纪念医院服务的成绩，香港政府邀请他加入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为华人公共医疗服务的发展出谋献策。[1][2] 1915年，港岛西区爆发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张政府为该区华人接种牛痘，并亲自到社区劝导市民种痘。数月之间，三十多万华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3] 善允积极参与香港公共事务，深知华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出国留学，不但长途跋涉，学费高昂，容易与华人社会脱节，大力提倡在香港兴办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启爵士和善允为首的八位华商，连署上书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学的学校，专门招收华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获得由英国来港的圣公会班纳牧师热心协助。在善允等人呼吁下，香港华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为创校经费，最终促成圣士提反男校（今圣士提反书院）1903年在西营盘创校。圣士提反男校是当时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伦注册的学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辖。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拨地在赤柱兴建新校舍，善允作为校董兼创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获邀在新校动土仪式上致辞。之后，善允和何启进一步提出构思兴办一所兼收男女学童的小学暨幼稚园，获得各界响应。1904年，该校草创于卑利士道，1905年迁到坚道，并交由圣公会营办，1906年正名为圣士提反女校（今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后又开设中学部。1918年，坚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坏，学校被迫暂迁往巴丙顿道，1922年迁往列堤顿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顿道新校舍主楼举行奠基礼，适值访港的皇储威尔士太子爱德华主礼，并由善允和圣公会副主教班纳致以谢辞。1926年，圣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会，善允当选为校董之一。 通过与好友何启的关系，1914年善允被委任为圣保罗男校（今圣保罗书院）校董，同年校舍扩建，校方委任他为筹款委员会秘书。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获邀出任筹款委员会委员。1925年，善允和周寿臣、罗旭和、李右泉及冯平山等绅商倡建一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西式中学，促成官立汉文学校于1926年成立。官立汉文学校是香港首间官立中文学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学。1916年，善允在着手发展启德滨时，有感于九龙城地区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学的机会，积极筹款兴学。1920年，启德公司创办人区德病逝后，留下遗嘱馈赠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龙办学。不久，善允成功游说太古洋行买办莫干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够资金筹办学校。在得到圣保罗男校校长史超域牧师协助下，1926年在启德滨创校，初期租用伍朝枢的物业作为校址。为纪念区德（泽民）和莫干生两人对创校的贡献，学校取名为民生书院；而善允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1939年，民生书院复迁到九龙塘东宝庭道继续办学。[1][2]1920年，香港政府设立教育委员会，为教育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善允被委为成员，一直连任20年。1951年，他以83岁高龄出任香港大学终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终年85岁。 曹善允的妻子陈桂卿于1947年12月11日，因热心公益事业，获港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儿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儿曹慧姬、曹丽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热衷体操和体育运动，入读切尔滕纳姆书院时，代表校方参与足球比赛；晚年时，他热爱麻将、读书，尤其喜欢中国文学。曹善允及儿子曹峻安从1920-1939年、1939-1957年担任后备警队荣誉总监。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辅助警察队总监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载“读秀＂网，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4]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陈树人，名韶，号葭外，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诗人、画家、“岭南三杰”之一。 树人自幼潜心绘事，17岁时师从隔山乡先辈居巢、居廉画师习画。期间，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画画基础。树人特获居巢画师青睐，将孙女居若文许配给他为妻。 时值晚清，国家内忧外患。树人心存报国，治学之余，主持广州、香港两地新闻笔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孙中山从美洲转道香港赴日，树人与陈少白、黄世仲同谒于舟中，大家相见恨晚，树人随即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对树人颇赏识和推重，邀请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会务，之后，树人进入京都美术学校绘画科攻读直至毕业。民国成立后，树人回国担任粤省优级师范学校和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授。为深研世界文学，他再次东渡日本，毕业于东京立教大学文学科，先后留学日本十多年，与艺术、文学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树人回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当时袁世凯阴谋篡国，树人以事被袁党所诬入狱，虽系桎梏中，犹吟诗不绝，旷达胆识过人。1922年夏，树人奉命从加拿大回国述职。返抵香港时，恰遇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情势十分危急。树人获悉后，第一时间诀别妻儿，冒险赶回广州，登上“永丰”号舰，表示愿任孙中山秘书，誓与孙中山共患难。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要求树人赶赴上海，向各地华侨揭露、声讨叛军陈炯明的罪行。两天后，树人不得不离舰。从此，他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脱险后的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改进中国国民党计划，树人由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担任大会主席的孙中山指定树人为广东省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 1931年冬，树人出游桂林。期间，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杂诗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鸳鸯江水辨难真，也为临流一怆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头清浊漫无分。”从中可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和一盘散沙，已让树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间，他顿悟，促成了他以一种高蹈出世、洁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体验。之后，桂林山水写生成为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捩点。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长子陈复在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晚11时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头“惩戒场”惨遭杀害，年仅25岁。树人得知消息后，悲愤至极，作《哭子赋》诗八首，并将陈复生前的住处起名为“思复楼”，后亲自将遗骸葬于故园隅山乡刘王殿岗息园。陈复之死使树人在政治斗争中，更加超然洒脱。 树人在绘画上的成就，一是在扎实的传统功夫上，通过融汇中外技法，实现构图、线条、色彩等方面创新。他对画面空间十分重视，让空间有回旋的余地，虚实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诗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兰心蕙质的底蕴更不可少。如作于1928年夏的《跃鲤》，画面上半部是一条跳跃着的鲤鱼，下半部则是水和草，各占画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浓》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于敷彩。他画红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伟大。他尤其善于用绿色画竹子、芦苇、杨柳、梧桐等，浓淡相宜，清秀明丽，色彩中孕育著喷薄欲出的生命。人们常说“陈树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树人工诗善画，尤长花鸟、山水画；1931年创作《岭南春色》、《木棉图》，寓壮硕于雄丽，获得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最优等奖。树人生于江南，爱画春雨、杏花、杨柳，展现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创作的《雨后》，有雨过天晴的清新气氛。他的山水画《鼎湖飞瀑》、《柳浪闻莺》都有景秀华润的特色，线条圆润，轻巧而疏朗。后期深入蜀地，绘有《峨眉云海》、《夔门秋色》等作品，画风偏于雄劲峭削，笔墨浓重粗犷。毕生作画达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隽秀的情趣，熔诗、书、画于一炉。他与高剑父、高奇峰被称为“岭南三杰”。 树人一直当官，虽亦官亦画并不矛盾。1927年，他辞去各种职务后，长时间流连于山水、诗画，不问政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住在重庆山区茅屋里，无论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时多起床作画，首先练线条，练笔墨，星期天练写生。抗战胜利后，身负闲职的他回到广州专门从事艺术创作，与高剑父以振兴中华艺术的大任共勉，后又与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杨善深等弟子晚辈组成“今社”，并举行画展，孜孜不倦地进行新国画艺术的探索和开拓。蔡元培评价“陈树人先生，纯粹美术家，而具优美个性者也”。[1] 抗战初期，树人避居澳门，与高剑父、张纯初、郑哲园等重组“澳门清游会”。[2] 1948年10月4日，树人因患胃溃疡而病逝，终年64岁。 陈树人著有《树人画集》三辑、《桂林写生集》一辑及《专爱集》、《战尘集》、《寒绿吟草》、《自然美讴歌集》等书。 现存作于1930年的《紫藤游鱼》画一幅，容大块画鲤鱼，陈树人补上了紫藤和题识。 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块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与陈树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块画桃花，陈树人画牡丹花。还藏有一幅合作画《岭海春光》，画作由陈树人写萱花，高剑父画红棉，高奇峰作牡丹，张纯初绘茶花，再由罗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画黄葵，容大块作桃花等。[3] [1]王翯：《“岭南三杰”之——陈树人》，载“新华网＂，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广州脸谱][广州画卷‧第38期]容大块1900年-1963年壮游写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载“中国青年网＂，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陈鹏超，乳名立，字卓平，号遇宗，生于台山县冲萋六村大乎里（今属台山市斗山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者、民国政要、革命诗人、爱国实业家。[1][2] 父亲在新加坡十字街经商，开设陈泗隆号杂货店。鹏超八岁时，随母赴新加坡，后随叔叔回国读书，先后在六村鳖峰书院、广海书院、台城宁阳书院等接受赵宗坛、赵鲁庵等13位塾师的指点。他学文习武，学业不断长进，喜舞双刀；又擅诗词，有儒侠之风。受到赵鲁庵维新思想的影响，他从小树立献身社会、爱国爱乡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参加清政府补行的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高中第35名举人。赴考前，鹏超在友人处看到了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一文，深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气学识所折服，产生追随孙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鹏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务活动中与同盟会员多有接触，思想上倾向于革命。次年，适值孙中山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来到新加坡，鹏超即请同盟会员卢礼明引见，并由卢礼明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鹏超宣誓加入同盟会。 鹏超入会后，四处奔波为革命筹款，多次以陈泗隆号的名义把款汇回国内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将新加坡陈泗隆号与香港公慎隆号合股经营，自己完全摆脱商务，住在澳门荷兰园，专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鹏超以副会长兼秘书的身份，协助林君复，代替谢英伯主持澳门同盟分会活动，并成立“濠镜阅书报社”，作为同盟分会活动的公开场所，宣传反清革命，发展会员，筹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鹏超回台山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逃到香港后，他与李天德等人创办《民生丛报》。他一边任编辑，一边为3月29日的广州起义筹款；期间著有《组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澳门阅报社》等重要诗作。[1] 广州起义失败后，鹏超回到澳门，与林君复、莫纪彭、何振等人几经努力，策动前山清廷新军起义。起义成功后，经过整编，鹏超任参谋，随军开进广州。后来武昌起义成功，广州光复，鹏超所在队伍编成北伐军参加北伐。他不赞成北伐，认为“民国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马事农街”，主张“欲复长江北，先安五岭南”。当北伐军开拨时，他留下来担任省临时议会议员和都督府枢密部参议。 1912年3月，鹏超被胡汉民委派为茂名县知事兼会办高州军务。茂名是高州首县，当时无人主持县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乱。鹏超到任后，召开县议会，筹议地方上兴革事宜；组织法庭，审理民间刑事诉讼案件；筹划高州至水东的公路；禁烟禁赌；复设县城及四乡的警察，维护地方治安；多次带兵督战，剿匪锄奸。从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鹏超辞去茂名知事一职，改任两阳绥靖处督办。当时，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莫测，袁世凯派兵南下，龙济光在广州大肆搜捕，通缉革命党人。鹏超逃亡于港澳与新加坡之间，仍竭力为讨袁驱龙筹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经叶夏声介绍，许崇智主盟，鹏超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起，鹏超在澳门设帐授徒；著有《濠镜讲学》等诗。他成为澳门文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革命诗人，其作品以宣杨革命精神为主题，风格以明快浅白见称。[1]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期间，鹏超受孙中山派遣前往南洋与邓泽如一起，经营军事内围公债，为革命筹饷，历时一个月，得款三万余元。几年逃亡生活中，鹏超耳闻目睹一些政客及军阀中的黑暗，深感悲愤；他力劝孙中山调离陈炯明的意见不被接纳，对革命前途产生疑虑。之后，鹏超立意从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退出，回到故乡致力于地方治安和公益事业。 1918年春，鹏超受家乡绅耆联名之邀，回到六村组建团防公所，抗拒土匪。鹏超仿兵营制招募壮丁120人，编为六村团军，自己担任团务监督。他一方面向海外华侨募款，不断更新六村团军的武器装备和通信设备；另一方面开办军官讲习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陆军速成科的形式进行培训，提高官兵的素质。1924年，他出任台山县下三都筹防局局长，致力于发展地方武装，维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鹏超向六村自治会提出筹建太和医院的倡议和计划，得到赞同。他吸取筹建太和学校失败的教训，立即撰写印发《创建六村太和医院劝捐序》，在海内外华侨、侨眷中广为宣传，大造舆论；同时成立九人组成的筹备机构进行工作，他自任筹款专员，负责全面联系。他一边为筹建医院做准备，一边到香港招股，创办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为之后发展实业打下基础。 1928年元旦，鹏超见筹款时机成熟，乘坐“昃臣总统号”轮船从香港出发，经吴淞口、神户、横滨，渡过太平洋，直抵美国金门，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动。回港后，他又与陈孔森继续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万多元。回乡后，成立太和医院建筑委员会，鹏超任会长。次年择定院址，1931年3月动工，1932年年底揭幕开业。后来，他又发动族人继续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医院更为完善。太和医院占地7000多平方米，园林布局，配套齐全，设备先进，颇具规模，成为台山县南部地区的医疗中心。在农村建成如此规模的医院，成为当时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骄傲。 太和医院建成后，鹏超又一鼓作气，筹建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总行大厦和广州爱群大厦。爱群大厦楼高15层，壮观雄伟，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建筑之冠。它的照片被许多厂家用作商标，之后几十年，它一直作为广州的标志之一。 鹏超造福于民不遗余力。日寇侵华战争，使其实业受到沉重打击。1941年台山县沦陷时，他已64岁，仍参加香港台山商会救济委员会，为了救济台山的灾民，远赴新加坡筹款。 鹏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说。他认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项，且年已花甲，须要抓紧遂此心愿。于是，他回到乡下，一连用了八个月时间，将以前自己写的1000多首诗歌中，重新校删审定，选出280首编成《爱竹斋诗钞初编》，1938年5月自费出版。 鹏超的诗作多是对时局、人生的有感而发，诗风坦直、豪爽。他在事业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时跌伤左足、留下残疾等种种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写诗，用诗记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见所闻，抒发对时局和人生的感慨，缅怀往事，赞颂友情。他从这时期的作品中筛选出332首，编成《爱竹斋诗钞续编》。友人称赞他这时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郁雄劲之气。迥非雕琢藻饰，徒寄兴于风云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将自己撰写的《行年纪要》、《爱竹斋诗钞初编》、《爱竹斋诗钞续编》、《爱竹斋文钞》、《观山纪要》等作品，汇集编成《爱竹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东雅印务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鹏超在香港病逝，终年76岁。[1] 现录陈鹏超的诗一首： 《澳居闲写》[3][4] 国难依然鼎沸时，澳居何日赋归辞。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乱岂无郭子仪。 [1]陈日生：《陈卓平（1877-1953）》，载“江门市五邑图书馆＂网，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郑炜明：《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下）》，载《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第50-55页。 [3]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5页。 [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辛亥革命诗歌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页。

郑卓，原名郑卓轩，香山三乡桥头（今属中山市三乡镇桥头村）人。兴中会会员、孙中山侍卫。 孙中山为他改名郑卓，人称德叔，早年参加三合会。1897年，郑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在澳门草堆街孙中山创办的中西药局当搬运工。后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药局交与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为革命党人常集会之所。 郑一方面做运货，一方面担任交通传讯。郑与孙昌是好朋友，常得机会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见郑身体好、功夫好，通晓英文、法文，又会开汽车和轮船，就留在身边做侍卫，后郑当上侍从武官。在广西镇南关起义时，郑担任司令部副官，负责掌管粮食。孙中山派郑向马君武学制炸药。1913年，他随孙中山南下，巡视南方各省督办铁路，后随孙中山赴美国三藩市、西雅图、洛杉矶和加拿大温哥华、法国巴黎、日本等地。1918年，郑担任广三铁路机务段长，一年多后，回到孙中山身边当侍从武官。1923年8月，郑被委任为大本营巩固军副官长；1925年1月被委任为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财政部总务处缉私课课长，1931年任中山县公安局局长，后任岐关车路公司副经理等职。后来，郑定居澳门。[2] 1982年6月，应江门政协之邀，郑撰写《孙中山先生在江门轶事》一文。1908年，郑、卢怡若等五人护卫孙中山，都带有手枪和炸弹。孙中山乔装为郎中，化名姓徐。时值农历正月十五，茶庵寺进香人多，孙中山等推迟到正月十七日到达茶庵寺，在一间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布下哨岗。刚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发现山下来了一队清兵。一向很镇定的孙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进行，难道走漏了消息？当时郑等采取紧急措施，陈少白、刘义、黄顺护卫孙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带路，走上茶庵寺后山茂林深竹中一条小路，绕到海边去。在那里有小船可以过渡，必要时从水路撤退。卢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郑装作茶庵寺的“后生”，下山探听消息。郑赶到山腰，发现数十个清兵护拥著几顶轿正上山。轿子里坐的都是女眷。郑根据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经验，清兵出动围捕党人，决不会带女眷。郑立即将消息飞报回去。事后，据茶庵寺的和尚向进香的女眷和清兵打听，才知这是一场误会。原来当时江门商业发达，与香港有火船往来，成为水陆交通要道，所以有一营清朝陆军驻守。营长当时叫“管带”。另外，在江门堵头山有个炮台，炮台台长是外省人，与陆军营管带、两家女眷都有往来，这两位“官太太”听说茶庵寺香火很旺，决定前来参神，认为正月十五人多，选定正月十七才来。因茶庵寺在山区，她们的丈夫恐怕有“山贼”，多派护兵保护。 孙中山、陈少白、刘义、黄顺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陈宜禧派他的侄子陈忠堂到茶庵寺来迎接孙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郑在澳门举行102岁寿宴会；后与女儿一家同住。 1988年，郑在石岐苏华赞医院逝世，终年104岁。[1] [1]中山市外事侨务局、中山市港澳事务局：《中山市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页。 [2]《郑卓》，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门政协：《江门文史资料》（第8辑），江门：江门政协，1982，第1-3页。

高汉，香山环城（今属中山市南区寮后村）人。拱北海关关长。 高汉毕业于晚清政府广州海堂，留校任教，后秘密加入革命党，并积极发展党员，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孙中山委任高汉为粤省海关主任兼拱北关关长。在任期间，他力挽国家海关主权和行政管理权。[1]孙中山亲笔题写“博爱”、“和平”条幅赠与高汉。[2] 日寇侵占广州时，高汉拒绝为日寇服务，弃官举家回村居住务农。 1951年，高汉被错划为地主；1953年病逝，终年63岁。[1] [1]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686页。 [2]《高汉》，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3月11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464。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1月，本年澳门政府组成：澳督彼亚度，澳门地区大法官若阿金．卡内罗（Joaquim António de Morais Carneiro），主教柏尔雅（Nicolau Rodrigues Pereira de Borja），代理大法官阿西斯．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de Assis Fernandes），辅理主教热罗尼莫．马塔（Jerónimo José da Mata）。 议事公局成员包括普通法官若瑟．费雷塔斯（Felipe José de Freitas）；市政议员若瑟．奥利维拉（José Francisco de Oliveira）、若奥．马葵士 （Francisco João Marques）、杜阿尔特．贝尔南迪诺（Manuel Duarte Bernardino），理事官维森特．佐治（José Vicente Jorge），司库西蒙．李美雕 （José Simão dos Remédios），议事公局职员米格尔．西蒙（Miguel Pereira Simões）；海关收税员：德梅特利奥．施利华（Demétrio de Araújo Silva）；治安委员：西帕里亚诺．叭之咕（Cipriano António Pacheco）负责大堂区和花王堂区，维森特．里贝罗（VicenteVieira Ribeiro）负责老楞佐堂区。五位炮台指挥人事没有变动。 

字学华，号铁庵，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91年9月6日生于夏威夷，其父杨著昆为夏威夷富商。1910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入读夏威夷大学及加州哈里大学机械专科。毕业后，为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号召，再入读纽约迦弥斯航空大学，精研飞机制造与驾驶技术，以优异成绩获万国飞行会水陆飞行执照。1917年回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为建立革命武装，再次赴美与蔡司度、陈应权、高廷槐等华侨飞行家及工商业家，共同创办图强飞机有限公司，制造飞机，培训飞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1917年组成飞机队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飞机队队长。1919年，在福建漳州组建援闽粤军飞机队，任总指挥。1922年去美洲向华侨募捐，购买飞机12架（包括其父杨著昆捐献的四架）经澳门运回国内。同年12月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为航空局局长兼广东飞机制造厂厂长。次年7月制成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以乐士文（宋庆龄英文名）命名的第一架军用飞机。杨仙逸曾多次指挥和驾机参与平定军阀叛乱。1923年9月20日前往博罗之梅湖检查水雷改装炸弹时，因意外爆炸而殉难，时年32岁。后被追赠为陆军中将。杨夫人程度纯于1925年在中山石岐创办仙逸小学以为纪念，即今之仙逸中学前身。杨夫人曾长期在澳门居住，1973年去世。

字德彰，号寿屏。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孙中山长兄。早年随舅父赴檀香山谋生，初作农工，后从事畜牧、垦殖，复经商渐富，接孙中山到檀香山读书。1894年加入兴中会，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7年移居香港九龙。1909年参与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复在九龙联合会党，从者日众，被港府驱逐。1911年移居广州湾（今湛江），任同盟会香港南方支部副支部长，组织民军响应武昌起义，并收复雷州半岛各地。辛亥革命后，曾反对袁世凯窃国。1910年移居澳门。1915年在澳门病逝。

巨商、慈善家。卢九长子，名鸿翔，号廉若。生于广东新会乡间。17岁补新会县弟子员，在乡中创组义学，倡办普仁堂，后迁居澳门，继承父业。也承投澳门山票、铺票，经营烟赌，且是南洋烟草公司大股东，宝亨银行两大老板之一。清末，卢廉若与同人筹资，创办澳门孔教学校，招纳贫苦少年入学。1913年澳门商会成立后，被选为主席，1913、1919、1921及1923年被推举出任澳门镜湖医院总理。卢廉若支持孙中山革命，曾于1912、1913年二次接待孙中山访澳，下榻卢园春草堂。卢廉若一生获清廷诰授资政大夫、花翎一品顶戴、浙江补用通禀贡生，1913年获葡国三等嘉章，1925年4月13日获葡国政府基督一等勋章。1927年病逝于澳门。

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广东番禺人。少时读过私塾，13岁即出外做工，15岁在顺德陈村一间店铺当掌柜，后到广州发展，与何善衡、马子登等相好组成“汇隆银号”，出任经理。抗日战争广州沦陷期间，避难到香港经商，1941年香港沦陷，转到澳门经商，并投入金融界，任大丰银号经理。40年代后期，大丰银号扩展业务，创办了包括银行、餐厅、戏院、巴士和的士、自来水等公司，其事业突飞猛进，成为澳门工商钜子。在澳门，举凡爱国活动、社会福利、文教体育、慈善事业，他均出钱出力，经常出面调解社会纠纷。他对故乡建设极为热心，40年代后期扩建岳溪学校，50年代建造澄溪医院，援建番禺县造船厂，60年代捐赠汽车、拖拉机、机船等物品，1979年捐建番禺宾馆。1981年捐资修莲花塔，建县人民医院碧秋大楼、县妇幼保健院，后又与霍英东等捐资修建大石大桥与著名的洛溪大桥。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暨南大学校董会副董事长；又任澳门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澳门东亚大学校董会主席、澳门立法会副主席。1983年12月6日病逝，澳门各界人士及祖籍番禺人士分别进行隆重悼念。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缔造者。名文，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1879年（光绪五年），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他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思想。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结纳反清秘密会社，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爱国人士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并决定在广州起义。同年10月，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走日本，赴檀香山，后又游历美国、欧洲。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武装起义，因饷械不继而失败。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今泰国）、美国等地向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建立联系。1905年8月，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多次组织武装起义。1907年镇南关起义时孙中山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为争取欧美等国支持革命事业，在美、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12月19日，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被迫宣布退位，中国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具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13日，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1913年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即主张起兵讨袁，但党内意见分歧，仓促应战，旋即失败。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次年发表《讨袁宣言》，1916年又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因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挟制，被迫去职至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实学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回广东，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1923年在驱走陈炯明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同年11月，应邀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作斗争。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主要著作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他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重要的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11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南村人。翻译家、文化名人。 若茗学生时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欧洲数国从事反帝救国运动；在荷兰、比利时，他担任反帝大同盟书记。 在巴黎，若茗参加编辑出版《救国时报》，宣传反帝救国。1938年，他与妻子张悟真回国。若茗通晓八种语言，长期在中共机关、报刊，从事外事、新闻、翻译等工作。 若茗先后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委会委员；1939年，在延安担任《新中华报》总编辑，兼任中央出版委员会委员、《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国组组长、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外事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凉山主持召开《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调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张映吾、若茗、王楫、杨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茗历任武汉外事处处长及党组书记、华东分局外事委员会副主席、广东外事处处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宝安县委书记。[1] 1952年7月25日，“关闸事件”发生当天，中共进行“闭关”，切断内地粮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资的运送，一时间，澳门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当时，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答复说，公司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联系。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厅里来回踱步，罗保在他身边陪着，整个客厅被一股压抑的气氛所笼罩。突然，澳督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当天深夜，罗保找到澳门商会有关负责人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马万祺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澳葡当局的态度。 随后，饶彰风将澳葡当局的意思告诉叶剑英，叶剑英随即召开会议商讨，由于中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葡当局直接接触，所以最后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达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从石岐奔赴拱北关闸。同时，澳葡代表与何贤、马万祺也通过关闸准备开始事件后中葡双方的第一次谈判。经过15次谈判，8月23日，澳葡当局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澳葡方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43720300元（旧币）。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得到和平解决。[3] 1959年6月，深圳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原广东省外办主任、当时下放到宝安县任县委书记的若茗担任总指挥，宝安县统战部部长兼深圳镇委书记马志民任第一副总指挥。当时26岁的林辉煌负责水库的技术，担任宝安县水电局副局长。[4] 1960年1月3日，苏联海洋生物学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宝安县参观海水养殖场等地，时任县委书记若茗、县长吉凤亭在铁路贵宾室接见了他们。[5] 1960年11月15日，宝安县政府代表若茗与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签署了供水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次年，深圳水库的水输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毛泽东选集》编译组工作；1962年，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残。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编译局办公室内去世，年仅57岁。 1979年后，中共中央为曹若茗平反昭雪，并召开追悼会。[1] 曹若茗与张悟真生育儿子曹依吾、曹立吾。 张悟真（1901-1997）是湖南浏阳人，画家；1925年，毕业于长沙衡粹女校图画科；1925-1932年在印尼华侨学校任美术教员；1932-1936年，她留学法国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期间参加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和反帝大同盟；与曹若茗结婚。 1936年冬，张悟真参加巴黎《中国救国时报》工作；1938年回国任《新华日报》美术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从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1950-1954年，在汉口、广州从事外事工作；1954年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对外联络部副主任；1965年被评为全国妇女模范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页。 [2]陈家鹦、周立军：《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载《人民政协报》，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发关闸血战澳葡赔款四亿元》，载“大洋新闻＂网，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饱经水荒苦宝安纾解燃眉急》，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载“深圳市宝安档案馆＂网，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张悟真》，载“读秀＂网，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曹善业，字子基，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有长子。1[与“曹有＂条重复者建议删除]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善业、何穗田及港绅陈赓虞资助来到澳门，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积极支持。曹有作为镜湖医院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担保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1] 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1]他和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连旺，字穗田）等澳门知名人士联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他的崇高医德。[2] 1896年，父亲逝世后，曹善业接管家业。1890年1月，他将父亲创办的缫丝厂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时，他与何连旺、宋子衡、卢九、陈恒等创办其祥丝厂，1898年3月，其祥丝厂关闭。曹善业以时宝堂司理人的身份，出价3010元买下其祥丝厂的铺底、上盖、机器、家俬等。 曹善业在经商之余，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董事；1894年任公钞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钞局书吏；1902年任业钞公会正会员；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员等职。 曹善业秉承其父之风，对澳葡政府多有贡献，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许。 曹善业拥有众多的物业：水坑尾街两间、白马行街两间、天神巷两间、大炮台街两间、高尾街一间、十八间（街名）两间、草堆街四间、炉石塘两间、赵家巷一间、桔仔街两间、连兴街一间、兴隆街一间、连胜街四间、柚果里一间、由义巷34间、下环街六间、黑侄巷三间等。1908年2月，曹善业因欠银一案，上述物业被按察司按时价估银43150元。 后来文史学者发现，当时曹善业名下的物业有两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草堆街80号”是孙中山当年在澳门创办的“中西药局”的旧址，另外一处“由义巷”被确认为当时兴中会澳门的通信联络点。 1905年，曹善业被推举为镜湖小学校长，该校是晚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华人学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门业主曹善根、曹善麟（两人均为曹善业弟弟），控告曹善业欠银，将他名下物业于是日估价出投招买，包括水坑尾街、白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义巷等物业80余处，总共约值银50200元。[4] 1924年，曹善业去世，年仅59岁。 曹善业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师、社会活动家；是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校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参与创办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1922年与欧海伦医生合作创办赞育医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华人社区推动种痘运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他又发起组织创办民生书院，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5] 2[有关内容与“曹善谦＂条重复，建议删除]008年初，在珠海凤凰山公路隧道附近，发现了曹子基（善业）夫妇墓。曹子基墓碑身写着“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显考讳善业号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资政大夫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衔。在墓葬遗址发现一块“圣旨”碑，属于曹子基夫妇墓的“奉天诰命”碑，碑额为“圣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业第十五子曹思泉（军）四个儿女一行，专程从广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馆，对珠海文保工作者对其先辈曹子基夫妇墓的发现和抢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谢。[6] 曹思泉于2013年1月3日逝世，终年96岁。[7]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澳门曹家》，载“族谱录纪念网＂，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5]《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门商人，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曹子基后人珠海寻根》，载“珠海视窗＂网，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传世》，载“族谱录纪念网＂，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成克大，字子来，直隶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首任粤海关监督、澳门海关开创者。 父亲成基命是明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兄长成克巩是清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学士、户部尚书。清顺治十七年（1660），克大考中举人，性格激烈龃龉，不合于时。 克大幼时丧父，以母亲在而不仕，居家奉母20余年。母亲去世后，克大获授内阁中书，迁户部广西司主事，擢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当时黔粤军务兴，度支数倍他司，克大练达精密，处之裕如。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克大创设粤海关，奉命担任监督（当时海关设满、汉监督各一员）。克大经过家乡时，受兄长成克巩的告诫“勿厌清贫”。广东香山（澳门），旧为西人所居，名为鬼卒，俗尚火攻。听闻克大到来，其酋长率队来迎，刀剑森列，俨若劲敌。克大宣圣上恩威，无不慑服。 康熙二十七年（1688），克大正式在澳门设置海关机构，名曰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下设大马头、关闸、娘妈阁、南湾等四个税馆，具体负责征收关税事宜。任职期间，他不纳贿赂，开清廉之气；处事公允，有大国之风。有位商人激怒鬼卒，奔诉求救。鬼卒追赶至门，气势汹汹。 克大神色自若，手檄通译，召集酋长，晓之以理，事情得到解决。克大完成差事后，复任户部江西司郎中；升任贵州镇远知府。镇远时值兵患后，民惫财殚，苗人杂处。克大招集流亡，兴办学校，查禁奸宄，约束属下，政绩卓然。郡人为屏山遗爱碑纪其事。 后来，因成克巩去世，克大乞求回乡。他好为诗歌，兼善颜真卿书法；著有《春秋精义》、《历游诗》行世。克大去世时，62岁。 成克大是首任粤海关监督，同时是澳门海关的开创者，任职期间，不仅能妥善处理内外纠纷以维持国体，而且树立海关官员清贫廉洁的典范。 成克大著有《历游诗》、《春秋精义》等文献。 现录成克大的诗两首： 《仲冬赴澳》（二选一）[1] 炎方霜雪少，海气夜寒生。飘摇舟一叶，游子衣裳轻。 饥渴莫我问，骨肉万里情。泠泠晚潮水，凄清欸乃声。 独怜宵征客，憔悴百愁并。顾影无俦匹，仰盼悲参横。 《濠镜澳即事》 编竹张飞盖，肩舆类短牀。兜罗衣尚锦，笃耨珮含香。 茉莉蒸花露，槟榔当酒浆。倭丝襟底贮，但嗅不须尝。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62页。

陈鹏超，乳名立，字卓平，号遇宗，生于台山县冲萋六村大乎里（今属台山市斗山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者、民国政要、革命诗人、爱国实业家。[1][2] 父亲在新加坡十字街经商，开设陈泗隆号杂货店。鹏超八岁时，随母赴新加坡，后随叔叔回国读书，先后在六村鳖峰书院、广海书院、台城宁阳书院等接受赵宗坛、赵鲁庵等13位塾师的指点。他学文习武，学业不断长进，喜舞双刀；又擅诗词，有儒侠之风。受到赵鲁庵维新思想的影响，他从小树立献身社会、爱国爱乡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参加清政府补行的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高中第35名举人。赴考前，鹏超在友人处看到了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一文，深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气学识所折服，产生追随孙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鹏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务活动中与同盟会员多有接触，思想上倾向于革命。次年，适值孙中山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来到新加坡，鹏超即请同盟会员卢礼明引见，并由卢礼明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鹏超宣誓加入同盟会。 鹏超入会后，四处奔波为革命筹款，多次以陈泗隆号的名义把款汇回国内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将新加坡陈泗隆号与香港公慎隆号合股经营，自己完全摆脱商务，住在澳门荷兰园，专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鹏超以副会长兼秘书的身份，协助林君复，代替谢英伯主持澳门同盟分会活动，并成立“濠镜阅书报社”，作为同盟分会活动的公开场所，宣传反清革命，发展会员，筹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鹏超回台山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逃到香港后，他与李天德等人创办《民生丛报》。他一边任编辑，一边为3月29日的广州起义筹款；期间著有《组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澳门阅报社》等重要诗作。[1] 广州起义失败后，鹏超回到澳门，与林君复、莫纪彭、何振等人几经努力，策动前山清廷新军起义。起义成功后，经过整编，鹏超任参谋，随军开进广州。后来武昌起义成功，广州光复，鹏超所在队伍编成北伐军参加北伐。他不赞成北伐，认为“民国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马事农街”，主张“欲复长江北，先安五岭南”。当北伐军开拨时，他留下来担任省临时议会议员和都督府枢密部参议。 1912年3月，鹏超被胡汉民委派为茂名县知事兼会办高州军务。茂名是高州首县，当时无人主持县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乱。鹏超到任后，召开县议会，筹议地方上兴革事宜；组织法庭，审理民间刑事诉讼案件；筹划高州至水东的公路；禁烟禁赌；复设县城及四乡的警察，维护地方治安；多次带兵督战，剿匪锄奸。从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鹏超辞去茂名知事一职，改任两阳绥靖处督办。当时，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莫测，袁世凯派兵南下，龙济光在广州大肆搜捕，通缉革命党人。鹏超逃亡于港澳与新加坡之间，仍竭力为讨袁驱龙筹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经叶夏声介绍，许崇智主盟，鹏超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起，鹏超在澳门设帐授徒；著有《濠镜讲学》等诗。他成为澳门文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革命诗人，其作品以宣杨革命精神为主题，风格以明快浅白见称。[1]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期间，鹏超受孙中山派遣前往南洋与邓泽如一起，经营军事内围公债，为革命筹饷，历时一个月，得款三万余元。几年逃亡生活中，鹏超耳闻目睹一些政客及军阀中的黑暗，深感悲愤；他力劝孙中山调离陈炯明的意见不被接纳，对革命前途产生疑虑。之后，鹏超立意从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退出，回到故乡致力于地方治安和公益事业。 1918年春，鹏超受家乡绅耆联名之邀，回到六村组建团防公所，抗拒土匪。鹏超仿兵营制招募壮丁120人，编为六村团军，自己担任团务监督。他一方面向海外华侨募款，不断更新六村团军的武器装备和通信设备；另一方面开办军官讲习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陆军速成科的形式进行培训，提高官兵的素质。1924年，他出任台山县下三都筹防局局长，致力于发展地方武装，维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鹏超向六村自治会提出筹建太和医院的倡议和计划，得到赞同。他吸取筹建太和学校失败的教训，立即撰写印发《创建六村太和医院劝捐序》，在海内外华侨、侨眷中广为宣传，大造舆论；同时成立九人组成的筹备机构进行工作，他自任筹款专员，负责全面联系。他一边为筹建医院做准备，一边到香港招股，创办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为之后发展实业打下基础。 1928年元旦，鹏超见筹款时机成熟，乘坐“昃臣总统号”轮船从香港出发，经吴淞口、神户、横滨，渡过太平洋，直抵美国金门，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动。回港后，他又与陈孔森继续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万多元。回乡后，成立太和医院建筑委员会，鹏超任会长。次年择定院址，1931年3月动工，1932年年底揭幕开业。后来，他又发动族人继续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医院更为完善。太和医院占地7000多平方米，园林布局，配套齐全，设备先进，颇具规模，成为台山县南部地区的医疗中心。在农村建成如此规模的医院，成为当时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骄傲。 太和医院建成后，鹏超又一鼓作气，筹建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总行大厦和广州爱群大厦。爱群大厦楼高15层，壮观雄伟，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建筑之冠。它的照片被许多厂家用作商标，之后几十年，它一直作为广州的标志之一。 鹏超造福于民不遗余力。日寇侵华战争，使其实业受到沉重打击。1941年台山县沦陷时，他已64岁，仍参加香港台山商会救济委员会，为了救济台山的灾民，远赴新加坡筹款。 鹏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说。他认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项，且年已花甲，须要抓紧遂此心愿。于是，他回到乡下，一连用了八个月时间，将以前自己写的1000多首诗歌中，重新校删审定，选出280首编成《爱竹斋诗钞初编》，1938年5月自费出版。 鹏超的诗作多是对时局、人生的有感而发，诗风坦直、豪爽。他在事业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时跌伤左足、留下残疾等种种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写诗，用诗记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见所闻，抒发对时局和人生的感慨，缅怀往事，赞颂友情。他从这时期的作品中筛选出332首，编成《爱竹斋诗钞续编》。友人称赞他这时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郁雄劲之气。迥非雕琢藻饰，徒寄兴于风云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将自己撰写的《行年纪要》、《爱竹斋诗钞初编》、《爱竹斋诗钞续编》、《爱竹斋文钞》、《观山纪要》等作品，汇集编成《爱竹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东雅印务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鹏超在香港病逝，终年76岁。[1] 现录陈鹏超的诗一首： 《澳居闲写》[3][4] 国难依然鼎沸时，澳居何日赋归辞。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乱岂无郭子仪。 [1]陈日生：《陈卓平（1877-1953）》，载“江门市五邑图书馆＂网，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郑炜明：《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下）》，载《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第50-55页。 [3]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5页。 [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辛亥革命诗歌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页。

陈树人，名韶，号葭外，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诗人、画家、“岭南三杰”之一。 树人自幼潜心绘事，17岁时师从隔山乡先辈居巢、居廉画师习画。期间，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画画基础。树人特获居巢画师青睐，将孙女居若文许配给他为妻。 时值晚清，国家内忧外患。树人心存报国，治学之余，主持广州、香港两地新闻笔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孙中山从美洲转道香港赴日，树人与陈少白、黄世仲同谒于舟中，大家相见恨晚，树人随即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对树人颇赏识和推重，邀请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会务，之后，树人进入京都美术学校绘画科攻读直至毕业。民国成立后，树人回国担任粤省优级师范学校和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授。为深研世界文学，他再次东渡日本，毕业于东京立教大学文学科，先后留学日本十多年，与艺术、文学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树人回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当时袁世凯阴谋篡国，树人以事被袁党所诬入狱，虽系桎梏中，犹吟诗不绝，旷达胆识过人。1922年夏，树人奉命从加拿大回国述职。返抵香港时，恰遇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情势十分危急。树人获悉后，第一时间诀别妻儿，冒险赶回广州，登上“永丰”号舰，表示愿任孙中山秘书，誓与孙中山共患难。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要求树人赶赴上海，向各地华侨揭露、声讨叛军陈炯明的罪行。两天后，树人不得不离舰。从此，他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脱险后的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改进中国国民党计划，树人由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担任大会主席的孙中山指定树人为广东省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 1931年冬，树人出游桂林。期间，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杂诗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鸳鸯江水辨难真，也为临流一怆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头清浊漫无分。”从中可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和一盘散沙，已让树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间，他顿悟，促成了他以一种高蹈出世、洁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体验。之后，桂林山水写生成为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捩点。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长子陈复在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晚11时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头“惩戒场”惨遭杀害，年仅25岁。树人得知消息后，悲愤至极，作《哭子赋》诗八首，并将陈复生前的住处起名为“思复楼”，后亲自将遗骸葬于故园隅山乡刘王殿岗息园。陈复之死使树人在政治斗争中，更加超然洒脱。 树人在绘画上的成就，一是在扎实的传统功夫上，通过融汇中外技法，实现构图、线条、色彩等方面创新。他对画面空间十分重视，让空间有回旋的余地，虚实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诗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兰心蕙质的底蕴更不可少。如作于1928年夏的《跃鲤》，画面上半部是一条跳跃着的鲤鱼，下半部则是水和草，各占画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浓》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于敷彩。他画红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伟大。他尤其善于用绿色画竹子、芦苇、杨柳、梧桐等，浓淡相宜，清秀明丽，色彩中孕育著喷薄欲出的生命。人们常说“陈树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树人工诗善画，尤长花鸟、山水画；1931年创作《岭南春色》、《木棉图》，寓壮硕于雄丽，获得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最优等奖。树人生于江南，爱画春雨、杏花、杨柳，展现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创作的《雨后》，有雨过天晴的清新气氛。他的山水画《鼎湖飞瀑》、《柳浪闻莺》都有景秀华润的特色，线条圆润，轻巧而疏朗。后期深入蜀地，绘有《峨眉云海》、《夔门秋色》等作品，画风偏于雄劲峭削，笔墨浓重粗犷。毕生作画达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隽秀的情趣，熔诗、书、画于一炉。他与高剑父、高奇峰被称为“岭南三杰”。 树人一直当官，虽亦官亦画并不矛盾。1927年，他辞去各种职务后，长时间流连于山水、诗画，不问政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住在重庆山区茅屋里，无论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时多起床作画，首先练线条，练笔墨，星期天练写生。抗战胜利后，身负闲职的他回到广州专门从事艺术创作，与高剑父以振兴中华艺术的大任共勉，后又与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杨善深等弟子晚辈组成“今社”，并举行画展，孜孜不倦地进行新国画艺术的探索和开拓。蔡元培评价“陈树人先生，纯粹美术家，而具优美个性者也”。[1] 抗战初期，树人避居澳门，与高剑父、张纯初、郑哲园等重组“澳门清游会”。[2] 1948年10月4日，树人因患胃溃疡而病逝，终年64岁。 陈树人著有《树人画集》三辑、《桂林写生集》一辑及《专爱集》、《战尘集》、《寒绿吟草》、《自然美讴歌集》等书。 现存作于1930年的《紫藤游鱼》画一幅，容大块画鲤鱼，陈树人补上了紫藤和题识。 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块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与陈树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块画桃花，陈树人画牡丹花。还藏有一幅合作画《岭海春光》，画作由陈树人写萱花，高剑父画红棉，高奇峰作牡丹，张纯初绘茶花，再由罗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画黄葵，容大块作桃花等。[3] [1]王翯：《“岭南三杰”之——陈树人》，载“新华网＂，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广州脸谱][广州画卷‧第38期]容大块1900年-1963年壮游写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载“中国青年网＂，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17日，澳督巴波沙任职期满，改由副将奥古斯托．山度士署理澳门总督，直至本年8月23日。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23日，少校施利华 (Henrique Monteiro da Correia Silva)就任澳门总督。

民国九年 (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月26日，葡驻广州总领事阿马德乌．司路华照会广州军政府外交部次长伍朝枢，提议粤澳双方派员举行划界会议，会商解决澳门界址问题。并由司路华出面，宣布澳门总督决定暂停青洲工程。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