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葡萄牙國務秘書卡爾維亞伯爵（Conde Galveias）通知澳門王室大法官並議事會理事官眉額帶曆說，攝政王批准澳門拓展與暹羅的關係。

嘉慶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7月，嘉慶帝再次頒布禁止輸入鴉片諭令，著刑部訂立科條，對售賣鴉片者與買食者均要制律治罪。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5月20日，投降後的海盜頭目張保仔以清朝官員千總的身份正式訪問廣州。23日，正式訪問澳門，並在那里會晤了曾在大嶼山封鎖過他的葡方軍艦的指揮官及當地頭面人物，其中特別拜訪了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

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6月25日，兩廣總督松筠在廣東巡撫韓崶、粵海關監督德慶陪同下巡視澳門。松筠奏稱：是日晚，抵達澳門之新廟。次晨，西洋夷目率領夷兵出三巴門，前來新廟，分隊擺列，鼓樂歡迎。該西洋番差眉額帶曆等隨亦前來謁見，情詞恭順。並請松筠赴澳查勘炮台，至議事亭獻茶。出於至誠，是日赴娘媽閣炮台，於天后宮行香後，隨至該夷等兩處，茶畢分別賞賚。誡以各國貿易俱宜和睦，不可以強淩弱，致滋事端。有英國商館大班請示：可否准令伊妻獻茶，用伸誠敬。松筠諭以爾等誠心，可以毋庸婦人獻茶。再，粵東鴉片煙一項，最為民害。現奉諭旨，嚴行查禁。其物本由外夷諸國私載而至，以致流毒廣遠，欲絕其流，務塞其源。因面諭英國大班等：爾西洋各國販貨來粵貿易，應照先年，總以有用之物販運，自能獲利福。如鴉片煙一項，究竟何以配造，無人知其詳細。爾等販來粵東，熬以為煙，人吸之精神頓長，無惡不作，甚至吸慣，欲戒不能，因而敗家戕生者甚眾。爾試思之，如此害人獲利，必致上干天和，將見傾家敗產，其罪孽較之吸鴉片者尤甚，爾等各宜寄信爾國，嚴禁販此毒貨，方可免災咎，於爾等身家性命，皆有裨益。據英國大班僉稱：伊等盡知鴉片系屬違禁之物，不敢載運。惟港腳等小商前往偷販，希圖獲利。今蒙大人曉諭，惟有遵示寄信各國，互相稽察，不令違例私販。言訖頗形愧惧。松筠同撫臣韓崶、監督臣德慶，一面出示嚴禁，實力查拿；一面傳諭各洋商留心訪察，毋任稍有偷販。違者察出重治其罪。是日英商等禀遞鐘錶等項，松筠僅收洋煙、洋酒、花露、洋布，當複倍加賞賚。英商等俱各心感悅服。在巡視澳門城區時，松筠見水坑尾門城外發瘋寺山腳建有許多違例房屋，親自到苑查閱，下令拆遷。後經判事官眉額帶曆禀請恩恤，松筠又准免拆出。

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6月18日，美國向英國宣戰。本貿易季無美國船隻來華，致使他們經常投資的布匹價格下跌。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4月15日，在張保仔投降前夕，意外事件發生。那就是當時出任澳門總督的區華齡嘉是一位來自莫布爾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巴西人。此人對中國與澳門的情況十分不熟悉，且又懶惰好虛榮。他先是反對張保仔投降儀式在澳門舉行，當談判決定投降儀式在香山縣的芙蓉沙舉行時，他又遲遲不下命令撤銷澳門葡萄牙艦隊對海盜船隊的封鎖。故海盜船隊啟動準備赴投降地點時，澳門艦隊總司令阿爾科福拉多·索薩以為海盜們要突圍，故組織艦隊進行了作戰準備。後經過眉額帶曆對區華齡嘉總督的反復說明才使總督恢復理智，下令阿爾科福拉多撤銷對張保仔的包圍。這樣，投降儀式得以在芙蓉沙順利進行。當時有17318名海盜連同226艘帆船，1315門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交歸清政府。其中張保仔交出105艘帆船和9344名部屬，鄭一嫂交出24艘帆船和1433名部屬，鄭保養交出27艘帆船和1686名部屬，香山二交出59艘帆船和4163名部屬，梁亞康交出10艘帆船和667名部屬，另有1艘帆船和25人歸屬不明。20日，張保仔在投降書上正式簽字，亦被清政府授予千總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26—30艘帆船的船隊，廣東政府還撥給他一大筆錢，讓他為部下在岸上買地建房安居。約有350名罪惡昭彰的海盜沒被赦免，其中60人被判處流刑兩年，151人被判終身充軍，126人被判死刑。有14人的死刑就在澳門城門外執行。按照嘉慶十四年（1809）十月十六日（11月23日）的協議，清政府應付8萬元船艦費給澳門議事會，因澳門議事會為裝備兵船時已借銀13000元，故實付銀66645.3元, 而海盜戰利品的分配，澳門分得了180艘帆船，600門火炮及大約3500件各類槍械。眉額帶曆作為勝利者一方的代表返回澳門，受到澳門全體市民的熱烈歡迎，澳門為葡萄牙船隊獲得的輝煌勝利而歡呼，炮台鳴炮，教堂敲鐘，通宵燈火輝煌地慶賀澳門的勝利。

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4月13日，澳門政府下令，借給帝汶總督庫尼亞·古斯芒（Vitorino da Cunha Gusmão）1000澳門元，同時運去一批支援帝汶的軍官、士兵及軍用物資。

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本年，香山縣丞衙署第三次進駐澳門。據潘日明神父公布的一份葡萄牙手稿稱，“香山縣丞從未在關閘及三巴門之間駐住。早期住在關閘以外的翠微（Choi-mé）。張保仔之役後，入居水坑尾內橘仔園。目前，駐紮在鮮魚埠（Praia Pequena）海關處，向一葡人租用其宅”。張保仔之役結束在1810年4月，而嘉慶十七年（1812）三月香山縣丞潘世綸要來澳門公幹時，還要議事會為其準備公館，則推測，香山縣丞進駐澳門建立衙署之事應在1812年4月之後，先在橘仔園租屋，後在鮮魚埠海關處租一葡人住宅為其辦公衙署。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8附《濠鏡澳全圖》中，在船澳口上方標有“左署”，方位與葡文資料相合。同縣誌卷2稱：縣丞衙署在澳門望廈村。原注：現頹圯未修，住澳門民房。新發現道光七年（1827）《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采訪冊》卷上《澳門纂略》則稱：“縣丞署日久傾頹，尚未修復，今公館在草堆街舊杜元鋪屋。”可見，縣丞署租用的是華人的鋪屋而非向葡人租屋。

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2月，澳門議事會派“幸福瑪麗亞”號船赴暹羅，帶信祝賀暹羅新王拉瑪二世（Ramathibodi II）登基，表達與暹羅重結友好關係的願望。3月，澳門王室大法官議事會理事官眉額帶曆將此消息告知葡萄牙攝政王。但由於船隻遭遇海難，暹羅國王並不知道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