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8月22日，大西洋署澳門管理華人事務官飛良紹為諭澳內華人醫生知悉：爾等日間診脈，凡知有屙嘔急症以及別項瘟疫之症，應速赴本衙門報知。此乃欲設法預防起見，你等醫生宜遵照辦理，毋違干咎。[1] [1]《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8月23日第34號。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9日，澳門政府將麻風病人遷移到舵尾島白沙欄海灣的麻風院，共有62名麻風病人，包括46名男性、14名女性和2名兒童。在由駐氹仔和路環部隊負責的小橫琴村只有1名患麻風病的富裕華人，住在山索（Seong-Só）。程佐衡於1887年完成的《勘地十說》稱：“（舵尾山）白沙環（欄），蓋即男人病麻風者所居。前十餘年，葡人見麻風人，恐其傳染，皆送至此，按期給食。後於光緒十年（1884）移女麻風於小九澳（路環）”[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10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第342頁。

隆慶二年(1568年1月29日─1569年1月16日)本年，賈尼勞主教在澳門建立了兩所醫院及一所仁慈堂。一所醫院為麻瘋院，是專門為麻瘋病人所設，當時中國南方有很多麻瘋病人，希望通過這種途徑對麻瘋病患者的靈魂進行拯救。麻瘋病院最初是設在貧民醫院 的隔間內，後遷設於城外望德堂之旁，以為教堂之屬。賈尼勞以拉匝祿聖人為麻瘋病患者的主保，故名此堂為“聖拉匝祿堂(Igreja de Sāo Lázaro)”。因堂內收養麻瘋病人，故又稱為“發瘋寺”。《澳門記略》稱：“東南城外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稟。” 另一所醫院為“貧民醫院(Hospital de Pobres)”。貧民醫院在大三巴炮台南麓，澳城外水坑尾一帶，隸屬於仁慈堂。貧民醫院，《澳門記略》稱“醫人廟”，“在澳城之東，醫者數人。凡夷人鰥寡煢獨，有疾不能自療者，許就廟醫，其費給自支糧廟。”仁慈堂，位於澳門議事會前地側，它以 “仁慈聖母”為主保，仿羅馬仁愛協會之制，專以補助貧苦無告者之生活用品為職責，對葡萄牙“富人和商客”亦有安全保障作用，賈尼勞將本地稅收的百分之五用作維持慈善會的經費。仁慈堂，《澳門記略》稱為“支糧廟”，在澳城南隅，“如內地育嬰堂制，門側穴轉斗懸鐸，置轉斗中，僧聞鐸聲至，收而育之”。澳門仁慈堂是一個慈善機構，同時亦是一個宗教機構。該堂樓下正廳曾設祭壇、聖像，擺設猶如小教堂。賈尼勞是創辦澳門慈善事業的第一人，亦是將西藥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澳督若瑟·邊度稱：澳門的葡萄牙人家庭主要是找中醫看病，中醫是澳門最好的醫療。同時偶爾有葡萄牙和外國醫生，他們是到那混世界的，想迅速致富，或者是逃犯，澳門的政治地位使它成為一個避風港。

民國二十二年 (1933年1月1日-1933年12月31日) 1月13日，鏡湖醫院舉行創辦60周年紀念大會，澳督美蘭德，水陸軍長、輔政司麥加冷 (Dr. João Pereira de Magalhães)，華務局長施多尼 (António Maria da Silva)，衛生局長葛施打 (Pedro Joaquim Peregrino da Costa)，香港東華醫院主席陳廉伯、總理夏從周，鏡湖醫院首總理范潔朋，值理容炳文、戴顯榮、黃豫樵，華人代表李際唐、盧軒頌，紳商崔諾枝、謝再生、周介眉、馮央等數百位社會名流親臨大會。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3月15日，聖珊澤兒童醫院關閉。病人轉入仁伯爵醫院的“白朗嘉莊” (Vila Branca)病房。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6月9日，面對兒童死亡率增長，澳門政府採取有力措施，總督美蘭德批准衛生司在聖珊澤宮建立兒童醫院托兒所和制乳場。但兒童醫院直到1936年才開始運作，“因資金缺乏”，又於同年3月l5日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