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俊，字宗垣，号逸卿，又自号石溪生，香山县山场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山场村）人。进士、岭南著名书法家和诗人。 鲍出身于书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资聪明，少怀大志，从小与兄长鲍禹入读私塾，熟读唐诗宋词。他酷爱书法；当时偶见“能素吴公祠”的匾额，书迹秀逸洒脱，仰慕不已，回家日夕临摹，旁人微词侧目，亦不为所动，坚持到底。除读书外，他喜欢收集和研究古籍书画，尤其喜爱书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飞手劄、吴镇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册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鲍与兄长鲍禹同时考中举人，鲍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鲍荣登癸未科第二名进士。殿试卷子须用工整的小楷写成，皇帝御览的卷子中，鲍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赐他“书法冠场”四字，以示褒奖。他获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补员外郎，即用郎中。 鲍的楷书源出二王，参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笔法，整饬中有浑厚之意。他最擅长行草，传世之作以行书为多。他与张维屏、黎简等齐名，成为晚清岭南著名书画家之一。[2] 鲍亦善擘窠大书，现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题摩崖石刻“石溪”、“鹅”、“莲岛”等大字。“鹅”字行书，字大三尺见方，仿效绍兴兰亭中相传为王羲之所书的“鹅池”碑中的“鹅”字。右下侧有题记“名署亦兰亭，谁作兰亭记。敢说溪鹅书，止学古鹅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鲍俊题。” 鲍对水墨画很有造诣，尤长于画松、梅、竹、兰、菊和仕女图，用笔清爽，气韵疏秀。他在乡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几幅水墨画，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其中《倒吊松》长一丈三尺、宽六尺，当时写生于石溪吕祖庙侧一棵参天老松，朝暮观摩，悉心钻研；画出为一条赤花藤组绕古松，一直蔓及秃断的树顶，再向横斜的松推倒吊下来，构思独特，着色浓重，色彩层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鲍辞官回粤闲居，在广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构筑“榕塘吟馆”，种植一棵老榕，古干参天，榕树之下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楼，有桥有廊，名曰“也圆”。春秋佳节，他置酒邀朋，吟诗作画。 鲍生性孝顺。父亲喜爱山水，他请人绘画《策杖观山图》，并遍邀名流题咏，欲使父亲的精神意象流传于诗词翰墨间。 鲍的书法，变化多姿，清新古朴，自成一派。他从小聪颖过人，被父亲誉为“心通手灵”。晚年时，鲍在家乡松邻祠设立一个书房，名曰“经佘”，与几个文友一起观书临帖，切磋字画。每日必在书房将名家字帖临摹，以求神韵。他临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时代，就创造出个人独特的书法风格，名噪一时。[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鲍在家乡石溪仿王羲之兰亭修禊，在半山临溪之处筑有亭榭两座、书室两间，经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觞，泼墨挥毫，作画吟诗。沿溪留下32处摩崖石刻，都是当年来自南海、番禺、新会、香山等地文友的诗词和题记。现今，亭榭书室已毁坏，但遗址尚存，石柱上刻着黄琛于道光乙巳年（1845）题写的楹联“到处有天机流水高山随俯仰，此涧无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时，鲍回归故里，在凤山书院和丰湖书院讲学。 鸦片战争后，鲍出于义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义士沈亚米等刺杀澳门总督亚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登基，鲍以“咸岁双春逢雨水，丰年盛世两中秋”赋联，呈献咸丰帝。咸丰帝阅后大悦，遂召他“入都补官”。鲍应诏入京途中，突患痈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广州去世，年仅54岁。 鲍俊著有《榕塘吟馆诗钞》、《倚霞阁词钞》、《罗浮游草》、《鲍逸卿草法》等文献。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沪及珠海乡间尚存有山石、祠庙的“墨宝”。[1][2] 鲍俊墓与妻子骸迁葬于家乡山场蛇地坟场。1988年，珠海市博物馆出资将鲍俊夫妇墓移葬石溪。[4] 现录鲍俊的诗两首： 《行香子‧澳门》[5] 濠镜波平，四面钟声。礼耶稣，果供香迎。 帘垂粉壁，山锁莲茎。看海东西，楼高下，艇纵横。 飓母时鸣，百丈潮生。卷腥风，浪拍蛟鲸。 沙关夕照，妈阁朝晴。爱蜡鱼黄，银虾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归夕阳中。烟火万家团远树，楼台上界动寒钟。 似从空际寻瑶岛，不辨岩边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4辑），珠海：珠海政协，1986，第73-83页。 [2]卢德铭：《画坛名家——鲍俊》，载《中山日报》，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页。 [4]《鲍俊》，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刘福铸等：《历代妈祖诗咏辑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页。

名天显，号道普，小名阿爽，在广东行商时名吴天垣，外国人称为爽官。广东香山翠微乡（今属珠海）人。出身寒微，早年曾在澳门、广州等地贩鸡为业。1832年在广州开设同顺行承充行商。1839年曾参加与外商商议禁止鸦片入口的具结问题。1843年广州开埠后，经营茶叶贸易，积累巨资，并投资旗昌洋行，成为该行七大股东之一。约1845年到上海，经营鸦片走私、茶叶贸易、典当业等。还捐资获候补道。1848年任苏松太道，嗣兼江海关监督。任职期间，与英、法、美等国初步确立了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和租界制度，出卖海关主权和领土主权。1853年又倡行“借师助剿”，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因涉官场权力倾轧，被清廷革职，后被复用。传1859年后从上海返回广东。1866年在家乡病卒。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广州知府张道源因公事入澳门，顺便游览妈阁庙，且题诗刻石于妈阁庙前。其诗云：遥转莲花岛，天然石构亭。当轩浮积水，护楫有仙灵。海觉终霄碧，榕垂万古青。鲸波常砥定，风雨任冥冥。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广州知府张道源因公事入澳门，顺便游览妈阁庙，且题诗刻石于妈阁庙前。其诗云：遥转莲花岛，天然石构亭。当轩浮积水，护楫有仙灵。海觉终霄碧，榕垂万古青。鲸波常砥定，风雨任冥冥。张道源：《题妈祖阁石壁》，录自澳门妈祖阁石壁，转引自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第197页。

张保仔，又名张保，江门市人，一说是江门水南乡人。侠盗。 父亲是个渔民，保仔自小随父出海捕鱼。他15岁时一次出海捕鱼，遇上海盗郑一率众劫掠江门，将他掳去。保仔英俊聪慧，又有辩才，深得郑一的喜爱，安排他当贴身随从；不久，收为义子，升为头目。 清嘉庆初年，活跃于广东沿海的四股海盗，每股有若干小股附之。各股海盗以不同颜色旗帜为号，划海为界。黄旗首领吴知青，混名东海伯；二首领李宗潮。蓝旗首领麦有金，海康县乌石乡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故又称乌石二，有兄麦有贵、弟麦有吉和军师黄鹤助之。青旗首领李尚青，混名虾蟆养。 以上三股海盗盘踞于广东西路的高州、雷州、琼州、儋州、崖州及万山群岛等沿海。另有一股海盗，以红旗为号，首领郑一，保仔、郭婆带（学显）、梁宝（又名总兵保）辅助他，主要横行于广东沿海的东、中部。这些海盗专门抢劫过往商船、渔船行水（俗称买路钱）及抢掠沿海居民和船客财物。[1] 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十七日，郑一在海上遇飓风溺死，红旗帮由其妻郑一嫂（又名石香姑）[2]和郑一的侄子郑安邦统领。之后，郭婆带、梁宝另竖大旗，分别成立黑旗帮和白旗帮，均听命于郑一嫂。这三股海盗互相呼应，共同进退。郑安邦懦弱无能，闻炮声惊慌掩耳，不能率众冲锋陷阵。 郑一嫂对保仔怀有深厚感情，又非常欣赏他的才干，便命他率领一队盗船。保仔平时行事谨慎，每事都请示郑一嫂后才行动。打仗时，他身先士卒，而所劫掠的财物，均归大家所有，没有私己或多占。 保仔治盗极严，尤其禁止部下奸淫、乱杀百姓，而且赏罚分明。他立下三条纪律：一，私逃上岸者，谓之反背，捉回插耳刑示众后立杀。二，凡抢夺的货物，不得私留，当众清点；二成归抢者，八成充公入库，凡私窃者立杀。三，掳掠来的妇女，不许污辱，询籍注簿，隔舱分住；如有犯强奸者立杀。还规定向百姓购买东西，须高价付钱；如有强取者立杀。因而他们得到群众援济，粮食火药充足。 每遇形势不利、部属思想动摇，或决断重大事情时，保仔借助迷信手法使众人信服：先把自己的主张私下告诉道士，然后在“神楼船”内召开大小头目会议，经商议后由道士求神问卜取决。道士将保仔的意见作为神的意旨，使其部属深信不疑、言听计从。由于行动计划安排周密，往往取得预期的效果。保仔被部属视若神明，威信在郑一嫂之上。 在众海盗中，由于保仔治盗有方，前来投靠的人越来越多，红旗帮队伍越来越大，成为当时各帮海盗中最大势力的一派，全盛时期，有部属七万多人，大小船舶一千多艘。大船上装有大炮，备有不少短刀、长矛等，小船装有旋转炮，横行于南中国海域。 嘉庆十四年（1809），张百龄出任两广总督，改变以往出兵沿海围剿海盗的做法，采取用盗之计。先令沿海各州县建立团练，防御海盗突袭；进而封锁沿海，禁船出海，断绝粮草，杜绝援济，令海盗自毙。保仔在海上无所劫掠，转而流劫珠江三角洲内河两岸乡村。 他常率众假冒渔船或官兵，潜入内河，乘人不备，猝然抢劫，攻磨刀炮台、过九江、走容奇等。清政府多次派兵围剿，均遭失败。保仔率船队企图劫掠新会县潮连、荷塘两乡。县令沈宝善到江门组织防御，两乡大炮林立，官兵和乡民严阵以待，保仔望而却步。潮连有一座洪圣殿，内祀南海神，据说在此求神十分灵验。保仔借神退兵，托借“不畏潮连人，但畏潮连神”，挥众劫牛渚湾复兴墟。 二月，率众从崖门经银洲湖入开平县长沙劫掠，烧铺店二百多间，当时，香山、东莞、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均受其害。十月，保仔在香港大屿山赤沥角被广东水师和澳门葡萄牙海军联合围攻九天。期间，保仔曾求于黑旗帮首领郭婆带。郭婆带与他素有矛盾，坐视不理。 事后，郭婆带怕保仔寻仇，十二月向清政府投诚，受封为把总。郑一嫂、保仔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认为长做海盗终非良策；加上受郭婆带投诚受封的影响，渐生投诚的想法。当澳门医生周飞鸿（与保仔有交情）受张百龄之命前来劝降时，郑一嫂、保仔当即答应投诚。张百龄略闻保仔侠义，保仔亦知其上任需建立威信。早在张百龄到任时，保仔在广州、澳门等地发布文告，一并揭露香山知县、澳门同知贪污行径，坦露被迫为寇，绝不侵犯“白青天”下辖之地界。[2] 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三日，保仔、百龄、阿里亚加在澳门“望厦塔＂谈判。当月，正式受降地点定在香山县城石岐。[2]郑一嫂、保仔率领16000人到香山县芙蓉沙向清军投诚，交出大小船只470艘、粮饷40多万两、刀矛军械三万余件。[1] 保仔投诚后，取名张保，被授千总之职，娶郑一嫂（石香姑）为妻。之后，他奉命率39艘战船随队出海缉捕海盗。保仔是海盗出身，受到同僚的嘲讽为难。他忍辱负重，积极剿灭海盗，诱捕蓝旗军首领麦有金，为平定广东沿海海盗立下战功；受朝廷赏识，奖戴花翎，擢升守备；不久擢升为顺德营都司；嘉庆二十四年（1819），擢升为福建闽安副将，官至三品，委任镇守澎湖。后来，石香姑被朝廷封为诰命夫人。[1]清道光二年（1822），保仔死于任上，年仅36岁。 两年后，石香姑携子回到南海县定居。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石香姑被朝廷免去诰命夫人的封号，削为平民。张保仔生育一子张玉麟，凭父荫庇，被封为千总，但未从军，后患肺病亡。 张保仔有大本营所在地，听说在大屿山、香港岛或东莞县的龙穴岛。香港民间流传，位于长洲岛、塔门洲、南丫岛及港岛舂坎角，长洲西和马湾洲的天后宫、港岛赤柱的天后古庙，传说是当年张保仔部属所建的哨站。这些地点均无史籍可证。据史料记载，张保仔的大本营设在涠洲和峋洲。 道光年间温承志所著《平海纪略》载“而涠洲孤县（悬）海外，遂为贼（张保仔）之巢穴”，“凡涠洲、峋洲各岛屿为贼所据者”，“公命承志与赓额、朁黄樊二镇军，率偏往悉扫荡之”。峋洲位于今广东省雷州半岛雷州湾东部。涠洲位于今广西北海南部的北部湾。这两个岛远离大陆，巡海官船不容易抵达。张保仔的劫掠对象以过往的官船、洋船为主。[1] 传说，张保仔在长期海盗生涯中积累大量的金银财宝，因居无定所，他把这些金银财宝秘密地埋藏于其所活动海域的岛屿中，埋藏地点众多，成为传说中的张保仔藏宝洞。现在，珠海连湾山的古代先民出海前祭海所创作似“葫芦”的石岩画，就是平沙镇地方志办工作人员，根据张保仔的传说，1992年8月实地考察时发现的。[3] 张保仔大屋位于澳门半岛西部沙梨头麻子街，为一座小巧玲珑的亭园建筑。其儿孙续居于此，抗日战争期间，该屋被拆毁。[4] [1]卢孟来：《海盗之谜》，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第225-227页。 [2]《风流海盗张保仔的战火情仇》，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5日。 [3]珠海市档案馆、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历史回眸》，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第135-136页。 [4]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538页。

林福祥，字亮予，号季薇、又作季眉，原籍香山县隆都（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生于澳门一个富商家庭。[1]英烈。 福祥从小广读诗文，喜谈兵略，但屡试不中，创作《试场失意放歌》，以宣泄胸中的郁闷。他在澳门长大，最知夷性，尤其对葡萄牙、英国等列强向中国大量输入毒品鸦片、掠夺我国领土和资源的海盗行为，十分愤慨。他从小立下了禁烟驱夷的决心，积极拥护林则徐坚决禁毒的抗英行为，对誓死保卫国土、英勇战死沙场的英烈极为钦佩。 1841年1月7日，英国侵略军进攻珠江口大角、沙角山炮台。驻守的清军官兵与侵略者浴血奋战。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陈长鹏身先士卒，在武器落后、人员被大量裁减、英军舰炮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不畏强敌，率领官兵拼死血战，直到最后壮烈牺牲。沙角山炮台失守，副将的战马被英国侵略军掠去香港。这匹训练有素的战马，像他的主人一样，“忍饿骨立，犹守节不变”而死。 福祥深有感触，撰写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义马行》诗，序说：“义马者，副将陈公连升所御也。英夷入寇，副将提兵应敌，父子皆殁于阵，马为逆酋所获……饲以刍秣，不食，遂弃之深山中，马得以生。嗟乎！一马之微，犹能感主恩，思敌忾而况食毛践土。可不思杀敌致果，驰驱报国哉！”诗中有“愿乘此马破夷狄，手缚单于靖边域”等句，以示对英雄和战马的景仰崇敬，满怀对侵略者的激愤和杀敌救国的抱负。 英军侵占香港，接连攻陷虎门要塞。福祥想到一定与林则徐被革职和琦善力反前任、妥协投降有关。福祥频繁往来于省港澳之间，看到英夷的掠夺野心扩张，对广州的安危十分担忧。当时，林则徐被撤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职务，移居高第街连阳盐务公所。福祥和广州民众一起上门看望慰问林则徐，各界抗英群众送来表扬、赞颂林则徐的颂牌。福祥自己送的颂牌写着“千古吾师，继往开来”，既赞美称颂林则徐，又表达自己继承禁烟抗英未竟事业的宏愿。 英侵略军开始武装进攻广州的部署时，为实现“忠孝两全”，福祥昼夜赶写《武装保卫广州的战守方略》；带着年逾七旬的老母亲，专程从澳门赶到省城，把慈母安置到远离广州近百华里的花县花山避战乱，当即要求从军杀敌。福祥首先求见广州知府余保纯，条陈武装保卫广州的方略。 余保纯却冷冷地对他，不屑地顺手把《武装保卫广州的战守方略》放在一边，说道：“英军炮利船坚，不好惹。他们远渡重洋来此，志在经商，满足了他们，自然不会捣乱。” 福祥想申辩几句，余保纯却说：“杞人忧天！”福祥一怔，非常不满，又不能在知府大人面前发作。他对余保纯说：“余大人，学生只记住中国一句古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林某只求退敌救国，没甚么别的想法。”余保纯气得跳了起来，立即示意跟班送客。 福祥满腔的爱国热情，竟被余保纯泼了一盆冷水，十分气愤，后悔把《武装保卫广州的战守方略》交给这样的昏官。但他不死心，继续寻找上阵杀敌、护卫广州的门路。 当时祁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正好福祥的恩师、香山名士黄培芳做了祁𡎴的幕僚，黄培芳把福祥荐给祁𡎴。祁𡎴委派福祥招募水勇，组成“平海营”，任命他为“管带”。福祥很快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招募得善泅且武艺高、有胆色的壮汉572名，配备好战船16艘，领了足够的枪、炮，经过短期军事训练，立即投入保卫广州的战斗。 1841年5月20日深夜，清廷驻守广州的靖逆大将军奕山冒险夜袭英军遭惨败，率官兵退入城区紧闭城门不出。21日始，侵华英军南北夹攻广州。福祥管带率水勇战船先后在珠江河水道白鹅潭、泥城与英夷打了两仗。奕山慑于英军舰坚炮利，主动与英军谈和，签订《广州停战协议》，条件是向敌军交出600万元“赎城费”，把城区近四万名清军撤出广州60里外。 福祥率水勇配合三元里103名乡义勇反攻，与英军争夺城北高地四方炮台。福祥在阵地前沿，亲自开炮轰击炮台，压住英军的火力，掩护义勇冲杀。这次虽未有攻下四方炮台，但打乱了英军当天的攻城计划，打死打伤70名英军官兵。“平海营”水勇牺牲五名，受伤数十名。 接着，福祥率“平海营”加盟广东三元里平英团，并成为战将，在泥城、牛栏岗一带与英侵略军打了一场硬仗，打得英侵略军顾不得大英帝国的“尊严”，纷纷跪地求饶。英军败退回城北高地。数万名义勇，与连夜赶来参战的十多万名珠三角各地的义勇，把敌军司令部四方炮台包围得水泄不通。 正要待天明全歼敌人，却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替侵略军解围，软硬兼施驱散抗战民众，把敌人从死里救活。因为“平海营”是广东三元里平英团中“半官半民”的序列，配有枪支火炮，在这次战斗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进攻广州的英国侵略军被广东人民打败，由清廷广东当局派部队护送退出珠江口。清廷制止平英团水勇、义勇截杀战败者。6月8日，英国侵略者全军6000多人和大小舰船撤退到香港。这次战役，侵略者伤亡惨重，英军被平英团打死200多人、受轻重伤300多人、生俘15人，侥幸在战场生还的，到港后许多患病或死亡。 英侵华海军司令辛好士上校，被平英团打败那天，因惊慌过度又中暑着凉，精神受到重创，热病大作，五天后死于香港；参与指挥第三十七团的达夫陆军上尉，在牛栏岗作战感冒并患脑膜炎而病死，同葬在澳门。 6月8日，福祥等将领应邀出席广州知府在大佛寺摆设的筵席，庆祝抗战胜利。福祥获赏带蓝翎。他捐资2100余两白银置购洋枪火药，封五品职衔，被委以率带水勇护卫省城。 6月10日，福祥率“平海营”水勇撤离石井桥驻地之前，以个人名义摆设90桌酒席，大宴“平海营”全体水勇和平英团众头领及士绅。席间，福祥正式提出要收复香港。他对与会者说，今春英夷强占我香港岛，实属无理兼可恶！牛栏岗大捷，英军退回高地，全歼在即。当事者出城解围，让番鬼撤回香港。本人之见，万不可让英夷在港岛盘踞，应一鼓作气，乘胜收复国土，雪洗耻辱。否则，一日纵敌，数世之患。 平英团众头领对汉奸知府余保纯放走英国侵略军，一直心不甘，憋了一肚气。现在听福祥提出要追歼英夷，收复香港，一致同意，并作出战术决策，伺机带义勇出战。 8月10日，英国政府新任命的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新任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巴加，带领大批舰艇和军队来到香港。 8月21日，英军倾巢出动，北犯福建、浙江。当时，福祥派潜港岛的侦探了解到：璞鼎查、巴加率领的精兵舰船都已东进，钱粮辎重，俱屯在香港。留守香港的英兵只有三几百人，都是羸弱之卒，且又无兵头统领，只留一名管理民情兼理钱粮的官员监守。若此时出兵收复香港，烧其积聚，英军进无所食，退无所据，不战自溃了。 福祥在给祁𡎴的报告中，列举出兵收复香港的有利条件，指出当时存在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可胜因素。特别强调说，比者官兵同心，绅勇欲战，且自有三元里大捷，更觉勇气百倍。他建议：“由香港后路，潜师袭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便可取胜”。 他重申“和不足恃”的主张，认为“香港不可不复”，倘若“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贻反噬之悔。”他上书两广总督立下军令状“乞即收复香港”，“愿自率本队以当前锋，少有畏缩，即正军法亦无悔焉。” 清廷广东当局没有采纳福祥的意见，更没同意他率水勇、义勇收复香港，使他报国无门，憋了一肚子气。他针对两广总督和靖逆大将军的“恐夷病”，陆续撰写《论粤东事势》和《论胜败形势》。在《论胜败形势》里，他用具体的事实，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和国情，批驳英军船坚炮利、不可战胜之说。他还整理了在战时写的《三元里打仗日记》。 30日晚，英军败退回四方炮台，我水勇、义勇团把敌人包围，终夜严守等待天亮后全部生擒。不料当局出城弹压，训斥水勇、义勇多事，驱散抗战民众，替英军解围，使义律、卧鸟古率部队逃生。 英军侵华头目璞鼎查用武力逼迫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后，率舰队南下，要进广州城扩张。福祥把全体水勇开到珠江一线阻截。平英团各头领在两岸纠集20万义勇声援，坚决不准许英军进入广州，吓得璞鼎查把舰队停在狮子洋江面，最后撤回香港。 1846年下半年，福祥卸任护卫广州的水勇管带之职，出任江西赣州定南厅同知，之后升任南昌、抚州、饶州知府等职，仕途顺畅。福祥担任吉安赣宁兵备道驻守吉安之时，攻吉安城的正好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先锋“花旗军”头领周春（后被洪秀全封为太平天国怀王）。 周春原是禺北太和市同升社学教头、三元里平英团战将，与福祥结为患难兄弟，感情甚笃。现在各事其主，兵戎相见。论实力，周春的队伍此时扩充至两万人，比福祥的守军强大两倍。周春写好一封信让小妾飞舵凤化装农妇进城送给福祥，让福祥反水，投奔太平军，一起杀清妖，打江山。福祥阅信后，既喜又惊：喜的是围攻吉安的太平军头领竟然是周春大哥；惊的是一旦朝廷获悉，留在南昌城的家眷必定被满门抄斩。福祥迷恋自己的仕途，没与周春合作。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向清廷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开放更多的口岸，准许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特权，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侵略者并不死心，时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香港总督文翰和驻广州“领事”巴夏里，先后到南京做说客，拉拢诱惑洪秀全联手反清，但要价很高，遭天王坚决拒绝。英国人看到太平天国没给他们好处，就与清廷联合镇压太平军。 当时南昌府正被太平军包围。其中英国人先后以送洋枪洋炮支援福祥，对付太平军以解南昌之围，作为诱饵拉拢他。福祥对英国人的侵略行为刻骨仇恨，尤其对未能收复香港一直耿耿于怀。他拒绝与侵略者合作，表示要收复失地香港并把英夷赶出中国。因政绩卓著，福祥提升二品浙江布政使。 1861年12月，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攻陷杭州，福祥被俘，李秀成待他为上宾，在忠王书房谈论政事至深夜。福祥妻子潘氏、陈氏，在太平军攻城时死于乱军中。福祥的女儿自杀。幼子不知下落。忠王派出亲兵替他找回。 福祥投诚太平军，过了十多天，他不愿留在军营，想回乡发展。李秀成送他300两银，他仅领了百两，临行前他写信与忠王辞行。福祥激动地对李秀成说：“今世不能为友补报，来世不忘。忠王本事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 福祥因参加平英团抗英救国以及对忠王李秀成的言行，使清廷极为反感。当福祥携带幼子离开上海回粤途经衢州时，被时任浙江巡抚左宗棠捕获，1864年3月被杀害，年仅50岁。 周春率太平军去劫法场，救不到林福祥，救回林福祥的幼子。 林福祥死前懊悔交加。[1][2] 林福祥还著有《平海心筹》等文献。 [1]《林福祥》，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1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443。 [2]《林福祥》，载“中国青年网＂，2011年12月26日，http://agzy.youth.cn/xzzh/yinglie/200912/t20091209_1105586.htm。

魏源，原名魏远达，字默深，生于湖南邵阳县一都金潭（今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镇学堂湾村）。进士、著名经学家、政治家。 先祖原是江西省太和县人，明朝初年迁徙到邵阳金潭定居。 魏源出身于中小地主官僚家庭，15岁中秀才；21岁时随父至京师，从刘逢禄治公羊学，并与龚自珍、林则徐结识，共同研究学问，谈论时政。1828年，他考中举人，之后屡试不第，1844年荣登进士。他以知州分发江苏，历任东台、兴比县知事，1850年任高邮州知州；1853年组织地主武装团练，准备抵抗太天平国农民军。因耽误驿事，他被清政府革职。不久恢复官职。 晚年时候，魏源在家潜心研究佛学，法名承贯，辑有《净土四经》。 1857年，魏源在杭州东园僧舍病逝，终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海国图志》、《圣武记》、《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集》、《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数十种，其中《海国图志》、《圣武记》最著名，影响最深远。 1841年，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并在前线亲自审讯俘虏。后见清政府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官，立志著述。1842年完成《圣武记》，叙述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及军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赢，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不材，则国祯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的人才论观点。 魏源依据林则徐所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1852年成为百卷本。它囊括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 为了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国人能战胜外国侵略者。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勿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他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使国家富强。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 他并在《默觚》中发挥“变古越尽，便民越甚”和“及之而后知，屦之而后艰”的主张，实为近代中国改良思想的前驱。对清王朝长期昧于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关锁国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1851年，魏源授高邮知州，公余整理著述，1853年完成《元史新编》。后来，他以“迟误驿报”、“玩视军机”革职，不久复职，他以年逾六旬、世乱多故而辞去。 魏源是一个著名的经学家和政治家、清代的进步思想家。他在浙江参加鸦片战争；提倡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复古，主张变法和建立近代化工业。编著的《海国图志》对当时了解外国情况，具有很大价值，被人们认为“奇书”。[1] 1848年，魏源用了半年时间，行程八千里，游遍东南半壁河山，远至岭南、澳门、香港，留下了诗篇。 魏源抵澳门后，应好客的“葡萄亚国人”委理多之邀，到他家花园做客。只见亭台楼阁，怪石古木，珍禽异鸟，多为海外种。委理多请魏源登上花园内的小楼，魏源看见室内摆放著一架洋琴，有半张茶几大小，琴上架以铜丝。魏源请主人拨奏给他欣赏，委理多不擅，但入室请出妻子代为演奏。只见女主人按照琴谱，手足应节，洋琴音调和谐，极其妍妙，与禽鸟的啾啾声、海涛的哗哗声，隐隐应和。演奏罢，委理多又领来两个孩子相见，都不到十岁，冰肌雪肤，瞳剪秋水，魏源在中原从未见过。委理多知道魏源能诗，请求留句。于是，魏源作《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喃喃诵之。委理多听后大喜，回赠洋画送别。 《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2] 澳门自明中叶为西洋市埠，园亭楼阁，如游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种。其樊禽之所，网其上以铜丝，纵横十丈，高五丈，其中池沼树木，飞浴啄息，空旷自如，忘其在樊也。园主人曰委理多，葡萄亚国人。好客，延登其楼，有洋琴如半几，架以铜丝。请其鼓，则辞不能。俄入内，出其室[3]，按谱鼓之，手足应节，音调妍妙，与禽声海涛声隐隐应和。鼓罢，复出其二子。长者九岁，仌肌雪肤[4]，瞳翦秋水，中原未之见也。主人闻予能文，乞留数句。喃喃诵之，大喜，赠洋画而别。 天风吹我大西洋，谁知西洋即在澳门之岛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园与海涛隔一墙。墙中禽作百蛮语，楼上人通百鸟语。鸟声即作琴声谱，自言传自龙宫女。蝉翼纤罗发鬌鬖[5]，廿弦能作千声弹。初如细雨吹云间，写出天风海浪寒。故将儿女幽囱态[6]，似诉去国万里关山难。倏然风利帆归岛，鸟唬花放樯声浩。触碎珊瑚拉瑟声，龙王乱撤珍珠宝。有时变节非丝竹，忽又无声任剥啄。雨雨风风海上来，萧萧落落镫前簇。[7]突并千声归一声，关山一雁寥天独。万籁无声海不波，银河转上西南屋。乌乎，谁言隔海九万里，同此海天云月耳。[8]膝前况立双童子，一双瞳子翦秋水。我昔梦蓬莱，有人长似尔。[9]鞭骑么凤如竹马[10]，桃花一别三千纪。[11]乌乎，人生几度三千纪，海风吹人人老矣！[12] [1]夏剑钦、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1-33页。 [2]黄雨：《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第445-446页。 [3]出其室：请出他的妻子来。 [4]仌：“冰”的古字。 [5]鬌鬖：低垂。 [6]幽囱（聪）：嫺静聪明。 [7]镫前簇：箭落马前。 [8]耳：语助词。 [9]尔：你。以上二句比他为仙童。 [10]么凤：鸟名。一名桐花凤。此处指仙凤。 [11]桃花：指天上蟠桃花。《武帝内传》载：“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以上二句，意谓自从梦里见他，别后至今已三千年。 [12]作者想像丰富，写琴声可与《琵琶行》媲美；结束处尤为奇妙，使人有天马行空之感。

黄玉堂，字仙裴，祖籍顺德林头（今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林头村），定居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1]进士、山西提学使、书法家。黄渭樵之父。 先祖迁居香山铁城，至玉堂是第六代。父亲黄焕寅，字茂东，号启明。[2]兄弟四个，玉堂排行第四。长兄黄玉书成为举人。二兄黄玉筵也是举人。三兄黄玉湖。 清同治十二年（1873），玉堂高中举人。[3] 同治十三年（1874），荣登甲戌科二甲第四十四名进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两任顺天同考官，后任侍读学士，官至山西提学使。 玉堂自小好学，博览典籍，入读词馆；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中华民国六个朝代，阅尽人间沧桑，看遍风云变幻。他为人谦虚，不耻下问。他任翰林院编修，经常将自己的诗词作品请教同乡私塾老师黄椒升（衍昌），一时传为佳话。黄椒升非常赏识玉堂的君子作风，专门填词一首赞扬他：“今日京华尘不染，甘向园林高寄。一番自笑，痴人如此，铁板铜琶流绝唱，对寒窗，静把吟毫理，歌一阕，西风起。＂ 黄家一直以诗书传家，却不喜做官。玉堂做了十几年官，开始厌倦，在母亲去世后，他辞官隐居，以文艺自娱自乐。 玉堂擅长书法，用笔浑厚，大度宽宏，结体舒博，章法疏朗有致，用墨浓重，法度严谨。书风与当时李其仪、李洵安、吴应扬等有相近之处，但他更突显个性。[1] 民国二年（1913），玉堂去世，终年72岁。 黄玉堂著有《瑞莲轩诗钞》、《痴梦斋词草》等书。顺德市博物馆藏有他写的《行书条幅》、《行书园面》。《广东文物》刊载简又文藏有他写的《字轴》。 [3]黄玉堂之子黄渭樵是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岭南双杰”之一。另一子黄元勋（孟徒）也是书法家。 黄玉堂任职翰林时，光绪年间，香山县连续几次发大水，毁掉不少农田。按照清朝惯例，水灾之后，农民可以围堤淤地，叫“围沙田”。光绪十二年（1886），水灾之后，黄玉书主持香山县“围沙田”工作。共有89户农民参与，每围一亩地，上交一定数量的银两。按照清政府要求，他们给香山县衙打了报告，获得批准。在89户农民各自上缴银两，还给水灾所毁土地的主人——顺德豪绅何太英补偿1700多两银子。 当时何太英之子何崇光，与黄玉堂同年成为进士，受到朝廷重视，担任御史总管。 何太英想趁修围堤之机，强占香山大南沙数百亩良田，遭到黄玉书等人拒绝。何太英看软的不行，就带着手下对“围沙田”的农民大打出手，并恶人先告状，指使何崇光弹劾黄玉书等人。 朝廷通知两广总督张之洞，让他尽快查清案件。张之洞详细了解情况后，秉公办理。何太英一看要吃亏，公然在公堂上把何崇光提拔的情况，写了小纸条递给张之洞。张之洞根本不吃这一套，把何崇光家族横行乡里的情况写成奏折，如实上报。结果何崇光及其父亲兄弟子侄七人被捕入狱。此案对中山影响很大，黄玉书按制度办事、张之洞秉公执法，成为当时香山街知巷闻的话题。[4] 清宣统元年（1909），黄玉堂担任香山县农务分会总理，举人刘曜垣等人任董事。顺德绅士冯国材在香山大黄圃成立安洲农务分会，管辖东海十六沙，冯国材任总理。同年冯国材之子冯毓灵成立龙洞农务分所，管辖西海十八沙。宣统二年（1910），大黄圃乡人、大理寺评事、举人何国华、乡绅李仲英等人为夺回大黄圃的土地，上告官府要求撤销安洲农务会，成立大黄圃乡分所，但未能得到官府的支持。[5] 现录黄玉堂的诗两首：[6] 《缪君星帆来书，自述迁居镜湖，暇与寺僧接晤，赋此答之》 镜湖今已属蛮方，迁地谁言便不良？古寺风清君自适，愁城日困我徒伤。 洁身转慨客无地，充耳还寻醉有乡。花事飘零春易尽，故应三径渐全荒。 《水龙吟‧对月》 麝兰香烬余熏，晚风轻篆炉烟细。珠帘初卷，一轮刚满，淡云无翳。漏响催莲，露痕侵桂，残机懒理。想妆楼夜悄，阑干倚遍，空惆怅，人千里。 为问人间天上，算团圆、一年曾几。栖鸦梦冷，吟蛩声咽，谁家秋思。渐减清辉，乍圆还缺，月犹如此。对中庭地白，含情待诉，欲眠犹未。 [1]卢德铭：《书坛名家——黄玉堂》，载“中山网＂，2008年8月28日，http://www.zsnews.cn/zt/zsarts/showcontent.asp?id=574430。 [2]《林达老师家世搜索之二》，载“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lg.html。 [3]顺德市博物馆：《顺德书画人物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第111页。 [4]《林达老师家世搜索之四》，载“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ml.html。 [5]陈贤庆：《天下粮仓》，载《中山日报》，2006年10月7日。 [6]邓国光、曲奉先：《中国历代咏月诗词全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第1063页。

黄德峻，字景崧，号琴山[1]，广东省高要县（今高要市）人。进士、诗人。 黄德峻生于清嘉庆元年（1796）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嘉庆十八年（1813），高中举人；清道光二年（1822）荣登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泉州知府，署福建粮储道、延建邵道；后因事被免职。 道光三十年（1850），黄德峻去世，年仅54岁。 黄德峻是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元华、伍崇曜兄弟好友。父母去世后，他寄寓伍氏西园；喜爱收藏法书名画，收藏甚富。 黄德峻擅长作诗，谭莹谓其诗有渐近自然者。又以倚声擅扬，佳者与吴兰修《桐华阁词》雁行。著有《樵香阁诗钞》、《三十六鸳鸯馆词》。 现录黄德峻的诗两首：[2] 《澳门》 传闻形胜似莲花，孤屿南浮水一涯。[3]潮落海门分十字[4]，钟鸣山寺礼三巴。[5] 鲸鲵浪静通番舶[6]，蛎蛤塘宽占蜑家。[7]好是葡萄新酒美[8]，高台风月不须赊。[9][10] 《妈阁次壁间张太守道源韵》 蠔镜殷勤照，鸿泥一再经。片云移太华，孤阁控重溟。 打岸涛头白，撑天石骨青。望洋应有叹，风急昼冥冥。 [1]朱彭寿：《清代人物大事纪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953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49-250页。 [3]一涯：一边。涯，水边、地边。 [4]潮落海门分十字：海有上下十字二门。 [5]钟鸣山寺礼三巴：山上有三巴寺，每七日为期，侵晨撞巨钟，声闻十数里。夷人男妇咸集，听僧演说，曰礼拜。 [6]鲸鲵浪静通番舶：当时海寇初平。 [7]蛎蛤塘宽占蜑家：青洲一带海中，土人多以种蠔为业，名曰蠔塘。蛎蛤，蛎，牡蛎，俗称蠔；蛤，蛤蜊。皆海产。占蜑家，为蜑家所占。蠔塘，又称蠔田。澳门附近亦多蠔田，这首诗可以为证。 [8]葡萄新酒：指红葡萄酒或葡萄红露酒。 [9]高台：山有南北二台。 [10]腹联上句原注：“时海寇初平。”嘉庆初年，粤东海盗蠭起。至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两广总督百龄至香山，招降海盗首领张保，事始平息。事见道光《香山县志‧事略》，这首诗当作于同年或稍后。

陈兰芝，字拂霞，号馥亭[1]，香山县小黄圃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小黄圃社区）人。[2] 兰芝自幼聪敏好动，读书重在领会大意，不愿受繁文缛节所束缚，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稍长，广泛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同时，刻苦练习骑马射箭，志在大干一番事业。 青年时代，兰芝多次到江南探望任知县的胞兄，并且出谋划策协助兄长解决政务上的棘手问题。兄长见弟弟足智多谋，为人正直，适合从政，决定入京设法为他筹谋官职。 后来，在兄长帮助下，兰芝被任命为山东高唐知县。高唐县地处七省要冲，军需、京饷、重囚往来不绝，稍有疏忽就会出现事故。历任县官尽管小心翼翼，难免不出差错。而兰芝虽初出茅庐，在任四年，把政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无可挑剔，使原先对他心存怀疑的上司同僚无不佩服，刮目相看。 兰芝作风刻苦，勇于任事，事无大小，从不掉以轻心，坚持亲力亲为，一抓到底。 清乾隆年间，兰芝从弟子员生调任山东高唐州州判，主理农事生产和官粮储运事务。当时高唐南部河道淤塞，水灾时有发生，百姓难以维持生计，纷纷逃荒，百里荒芜，罕见人烟。 兰芝深入勘察地势，发现漯河故道，几百里长，直抵禹城，堵塞很久了。他向上司建议重修漯河故道，获得批准。兰芝奉命监督工程，调动民夫近万人上阵。他废寝忘餐投入工作，使日以继夜在各工地巡查，检查过问每个环节。工程后期，兰芝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但他坚持上堤巡视。部下深受感动，大家都忠于职守，拼命工作。做到一半时，忽然大雨淋漓，掘泥工程前功几乎尽废。知州意欲停工，撤退民夫。 兰芝坚信工程可以成功，劝说现在上游已初步疏通，下流仍然阻塞，万一天雨滂沱，下流乡县必成泽国，造成灾难就不可收拾。工程继续做下去，竣工有望。 不久，天气转晴，兰芝亲自督工，露宿河岸，力争早日完成疏导工程，工程终于在雨季前竣工。竣工不久，就遇上河水氾滥，已经疏通好的河道发挥重要的作用。高唐及邻县农田庐舍无恙，黎民百姓皆大欢喜，将这条河叫作陈公河。[3] 兰芝修筑城墙，在原先估计之外，命令人员多造砖数百万加固地基。州长因此责备兰芝劳民伤财。兰芝说城工坚固，十年内不管有没有涝灾，都备无患，这不是重伤财劳民。 第二年夏雨，西边城墙突然塌陷。兰芝马上命人搬来砖块在原先做好的地基上修建，工程不多花力气就完成了。大家都十分佩服他。 兰芝为官，从来不独断和自恃聪明，一心为民请命，正直不阿，以身作则，努力推行利民便民措施，树立正气，上下同心，迅速营造出有利于执法的局面。另一方面，他爱护部下，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威信甚高，下级都乐于为他效力。[1] 有一年冬，朝廷西北用兵，上级官员赏识兰芝的才能，指派他押运山东全军粮饷百余万出大散关，限期紧迫。时值连日大风雪，经过四川时道路被雨雪阻断。 兰芝以浓厚的情谊和诚信为人，感动了将士，率领他们日夜兼程，饥渴劳顿，艰苦备尝，而部下始终没有怨言。 最后几天，风雪更急，赶路更多，在晚上三更时分才到达驿站，仅休息两个时辰。天一亮，军士们就不顾疲倦，一致要求上路。纵然道路崎岖万状，大家义无反顾。等到抵达军门，还未到规定的时限。 兰芝负责通缉搜捕王伦的余党，该案牵涉面很广，他把尺度抓得很严，认真把主犯、从犯与胁从区别开来，许多与此案有牵连的人都没被滥捕错判。沿路见到遗下的骸骨，兰芝不禁流下了眼泪。有人说逆贼的尸骨值得可惜吗？兰芝说，愚蠢的民众造反，国法已得到申张，掩埋他们的尸骨，以彰法外的仁度，不更好吗？于是，兰芝命令手下捡埋沿途的尸首，几个县百姓听闻，无不感动哭泣。[3] 之后，兰芝指导修筑高唐城垣和押解百万军饷往四川两件重要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当时，朝廷以军功优待，决定委任他当重要官职并予封赏。[2]兰芝急流勇退，托病谢辞，请假休养。他离开时，数以万计黎民百姓相送，沿途数十里人群挥泪道别。[2] 相传相庄立村之前，此处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后来因为一种叫红金豆的害虫致使全村灭绝，才由官府迁民至此的。相庄之前，此地就建有东方朔祠，据《高唐州志》（光绪）载：“东方朔祠在州东北十里，朔平原人，高唐旧隶平原。祠废碑存……州判陈兰芝立东方朔故里碑于城北”。 后来，兰芝遍游泰岳、嵩山、华山、西湖、天山、五台、雁荡、罗浮诸名胜。 兰芝编辑的作品有《岭南风雅》三卷，收录自唐代张九龄起，至清朝止，分为诗、赋、记、序等体裁，其中收入穗籍崔有之、李昂英、李德、黄哲等人作品，包括《广州歌》、《白云山》、《荔湾渔隐》等描写广州风物的诗歌。[4] 兰芝编著《鲁蜀文献》两卷、《锦岩志略》，并补校《家礼辨定》、《岭南名胜记》、《愿体集》等。[1] 约清乾隆五十年（1785），兰芝在番禹河南澳峡东街卉木精舍居住，增辑明代郭棐（笃周）《岭海名胜记》32卷。[5]其中，《岭海名胜记》第一卷。首白云山记，次海珠记，次灵洲山记，次崖山记，次南海庙志，次浮邱山记，次西樵山记，次海幢志，次澳门记，次石门记，次飞来寺记，次花田记，次江门记，次七星崖记，次羚羊峡记，次鼎湖山记，次三峡记，次九成台记，次珠池记，次奇甸记，次梅岭，次韩山祠记，次鹤峰记，次曹溪志略，次丹霞胜略，次风度楼记，次罗浮山记。兹篇共记岭南27处名胜。每一名胜，皆择其最显胜处详述，余则略明其事，可谓有详有略。其于因名人留迹而其地亦名者，则有详证。如风度楼条下，详考张九龄之有关故实。[6] 现录陈兰芝的诗两首：[7] 《赠海光大师入主海幢法席》 梵王宫殿镇南天，阂敞辉煌七座连。金色映摇珠海月，慈云飞度素馨田。 毗卢阁上千山雨，瘗鹿亭中万树蝉。福地若无师愿力，是公何以证真诠。 白云山色入香台，门接曹溪水绕来。廿八叶传天竺远，大千法说海幢开。 鱼龙泊岸听清梵，獦狚参师学辩才。镫火万龛明彻夜，游人错认是黄梅。 [1].《陈兰芝》，载李有华、张解民编：《顺德历史人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182-184页。 [2].《陈兰芝‧清》，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58页。 [3].《陈兰芝》，载《香山县乡土志》（卷四‧耆旧录）。 [4].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南海神庙文献汇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第7页。 [5].高唐政协：《地名专辑》，载《高唐文史资料》（第19辑），高唐：高唐政协，第183页。 [6].《岭海名胜记》，载“知识贝壳＂网，2013年6月22日，http://www.zsbeike.com/index.php?m=content&c=zhuanye&a=show_qw&id=43091183。 [7].陈景锴：《陈兰芝》，载《海珠古诗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第207-208页。

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慈善家。郑观应之父。 文瑞出身于封建知识份子家庭，“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仇，丹铅殆遍”。 文瑞从小聪慧，读书勤奋，早年致力科举，但未能考取功名，经过奋斗官至巡按，当过上海道。遵循郑家传统，科举不成，为养家糊口，他四处跑生意，到过南洋，多次出入澳门，但仍不忘读书和著述。清咸丰三年（1853），文瑞前往上海经商，稍有积蓄后，回到故乡，在家乡香山雍陌和澳门开设私塾，长期充当“蔽貌科名，设帐授徒”的布衣塾师。他对先贤教诲和嘉言懿行特别感兴趣，一边读书，一边抄录大量格言和故事，并编辑成书，名为《训俗良规》和《劝戒录》，自费印刷，广为派送和热心讲解。 文瑞回乡后，热心参与乡村中筹置义田，兴立善堂，修建宗祠、书院、道路、桥梁等公益事业，关注民生。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王承基等绅士在《上李鸿章禀》中，说郑文瑞“家居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地方公举：若水利，若桥梁，若义仓，或创或困，无不尽力乐输，弹心规画”。 清光绪三年（1877），文瑞发动亲戚和分散各地谋生的儿子们劝赈倡捐数十万两银，赈济山西特大旱灾，救活不少人。经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清政府准许在香山家乡竖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在澳门下环龙头左巷新建的郑家大屋里，悬挂由湘军首领曾国藩胞弟、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国荃赠送的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崇德厚施”四个金漆大字，上款是诰封荣禄大夫郑文瑞。光绪十九年（1893），文瑞去世，终年81岁。 郑文瑞诰授奉直大夫，光禄寺署正随带，加二级，赏戴花翎，覃恩晋封通政大夫，叠封荣禄大夫。 郑文瑞娶香山三乡平岚旧大墟陈氏（1814-1849）为妻，即郑观应母亲，生育郑思齐、郑观应、郑思贤；诰赠宜人，屡赠太夫人，覃恩叠赠一品太夫人；葬于广州省城大北门小金钟岗将军岭（地名）。 后娶香山石岐刘氏（1838-1906）为继室，生育郑官桂、郑庆麟、郑庆蕃、郑官寿、郑庆镗、郑九如；诰封宜人，晋封夫人，覃恩叠封一品夫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又娶香山那洲（今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村）梁氏（1827-1921）为妾，诰封宜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地名）。郑文瑞共生育九子和八女，八个女儿依次嫁与曾、区、邓、陈、陈、张、杨、容姓人家。[1] 郑文瑞一生节俭持家，却尽力周济贫苦亲邻，他的行为和思想，成为郑观应树立良好的榜样。 郑观应故居位于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故居为郑观应出资为父亲郑文瑞而建。现今，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2]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6-17页。 [2]《（郑观应故居）百年“秀峰家塾”荣耀三乡仁厚郑氏兄弟名留故里》，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14日。

黄德峻，字景崧，号琴山[1]，广东省高要县（今高要市）人。进士、诗人。 黄德峻生于清嘉庆元年（1796）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嘉庆十八年（1813），高中举人；清道光二年（1822）荣登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泉州知府，署福建粮储道、延建邵道；后因事被免职。 道光三十年（1850），黄德峻去世，年仅54岁。 黄德峻是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元华、伍崇曜兄弟好友。父母去世后，他寄寓伍氏西园；喜爱收藏法书名画，收藏甚富。 黄德峻擅长作诗，谭莹谓其诗有渐近自然者。又以倚声擅扬，佳者与吴兰修《桐华阁词》雁行。著有《樵香阁诗钞》、《三十六鸳鸯馆词》。 现录黄德峻的诗两首：[2] 《澳门》 传闻形胜似莲花，孤屿南浮水一涯。[3]潮落海门分十字[4]，钟鸣山寺礼三巴。[5] 鲸鲵浪静通番舶[6]，蛎蛤塘宽占蜑家。[7]好是葡萄新酒美[8]，高台风月不须赊。[9][10] 《妈阁次壁间张太守道源韵》 蠔镜殷勤照，鸿泥一再经。片云移太华，孤阁控重溟。 打岸涛头白，撑天石骨青。望洋应有叹，风急昼冥冥。 [1]朱彭寿：《清代人物大事纪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953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49-250页。 [3]一涯：一边。涯，水边、地边。 [4]潮落海门分十字：海有上下十字二门。 [5]钟鸣山寺礼三巴：山上有三巴寺，每七日为期，侵晨撞巨钟，声闻十数里。夷人男妇咸集，听僧演说，曰礼拜。 [6]鲸鲵浪静通番舶：当时海寇初平。 [7]蛎蛤塘宽占蜑家：青洲一带海中，土人多以种蠔为业，名曰蠔塘。蛎蛤，蛎，牡蛎，俗称蠔；蛤，蛤蜊。皆海产。占蜑家，为蜑家所占。蠔塘，又称蠔田。澳门附近亦多蠔田，这首诗可以为证。 [8]葡萄新酒：指红葡萄酒或葡萄红露酒。 [9]高台：山有南北二台。 [10]腹联上句原注：“时海寇初平。”嘉庆初年，粤东海盗蠭起。至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两广总督百龄至香山，招降海盗首领张保，事始平息。事见道光《香山县志‧事略》，这首诗当作于同年或稍后。

黄恩彤，原名黄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山东宁阳（今宁阳县蒋集添福庄）人。广东巡抚。 恩彤幼时聪颖，五岁时读家塾，11岁入童科，15岁县试第一，得选补邑生，岁科试皆名列前茅，以优等选为廪生；清道光二年（1822）中举；道光六年（1826）荣登进士，授刑部主事，潜心钻研律例，先后充任提牢、热河理刑司员等，随刑部大臣往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办案，升任刑部郎中。 道光十九年（1839），恩彤出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次年，担任广西乡试正考官；不久任江南盐法道道员，监督官盐销售；道光二十二年（1842）调任江苏按察使。 鸦片战争开始后，恩彤参与办理对外交涉，力主妥协。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他随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侵略军谈判议和事宜，8月29日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当时有一个英兵调戏中国妇女，遭到群众痛打。恩彤得知后，“亟登舟往谢。以翌日枷锁军犯数名充殴者诣夷船谢罪”。为防备南京市民闹事，通令城内实行保甲法，并出告示宣称“夷人为乞抚而来，非求战也。”清廷以议和有功，授恩彤二品职衔。 南京缔约后，恩彤又随耆英、伊里布赴广东，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先后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升任广东巡抚。期间，英国侵略者提出进入广州城的无理要求，气焰嚣张。广东人民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反入城斗争。对此，恩彤认为广东人民“结队横行，骄悍难削”、“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极力反对爱国人民武装反侵略的斗争。道光二十六年（1846），英人再次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恩彤与耆英联衔发布告示，禁止人民阻挠英人入城，引起广州人民强烈义愤。数千民众冲进知府衙门，火烧知府刘浔朝珠公服。恩彤遭舆论斥责，被人参劾。不久，他监临文武乡试，因为一位逾八旬的武生请把总职衔上疏，遭道光帝严旨训斥，经吏部严议降三级调用，由两广总督耆英差遣，不久以同知起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人又欲进入广州城，并向耆英提出诸多侵略条款，以武力相要胁。当时耆英已任协办大学士，欲摆脱困境，与恩彤等密谋对策。恩彤进言：“英人要约多款，若不尽许之，恐难拒其入城之请，不如尽许其他条款，惟进城之事则缓两年，期间，公早召内阁，可置身事外。”耆英采纳恩彤的建议，答应英国侵略者租地、建房等多项要求，并允许英人两年后入广州城。此事泄露后，舆论譁然，广州街头出现大量揭帖，痛斥耆英和恩彤等人“抑民奉外”的罪行。 此次事件后，恩彤以亲老遵例归养，返回宁阳。清咸丰元年（1851），他总纂《宁阳县志》，将所作部分诗文收入志中，并收入他的考证文章《成城辩》、《宁阳龚邱两故城之说》、《汶阳说》等。咸丰三年（1853），他撰成《两汉史断》六卷；咸丰七年（1857），他将其《三国志》读书劄记汇为十卷。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美、俄居间调停。咸丰帝派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办理议和交涉。惠亲王绵愉等人联衔保奏耆英参与其事。恩彤受命赴津协办，等他抵达天津，《天津条约》已定，之后他回归故里。 咸丰九年（1859），恩彤主持编纂《滋阳县志》，三月完成。在修志过程中，他节冗理乱，补缺润瘠，使该志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使新志增色不少。咸丰十年（1860）九月，捻军大举进入鲁南地区。恩彤在添福庄举办团练，并亲自筹划建筑坞堡，坚壁清野，倡率连村筑堡，人共为守，以对抗捻军。捻军由添福庄一带经过数十次，都未能接近该堡。朝廷以恩彤“剿捻有功”，以三品封典。 同年，恩彤著成《知止堂文集》。文集中诗文大都平实自然，不事雕琢，从中可看出其宦海行踪和心态活动。书中收录耆英祝寿所作七律四首，对耆英推崇备至，亦自矜办外交之功。清光绪元年（1875），他手录70岁后所作诗文书稿为一卷，取刘禹锡“莫道桑榆晚，徽霞尚满天”诗意，名之曰《余霞集》。当时他居乡25年，饱经人世沧桑、战争离乱。长期生活在民间，他对人民生活疾苦和胥吏贪酷多有了解。《余霞集》中所收《采料谣》、《催租隶》、《南村有老民》、《两生》等诗文，都为关心民瘼之作。次年，他上书大宪，撰文《代阖邑绅士禀请详免秸料》，力图减轻乡梓百姓负担。《余霞集》还收录《答尹仙桥水部论英吉利》、《友人论弗兰西》等，提出“以夷制夷”的见解。 恩彤居乡期间，关心农事，著有《蚕桑录要》五卷、《去腾必效录》二卷、《河干赘语》七卷，对农业生产颇有裨益。光绪五年（1879），他再任总纂，重修《宁阳县志》。光绪八年（1882），重逢乡举，清廷赐予鹿鸣宴，赏还二品顶戴。 光绪九年（1883），恩彤在乡里去世，终年82岁。 黄恩彤一生著书甚丰，所编文集及杂着百余卷数百万言。主要著作还有《名宦传》二卷、《离骚分段约说》一卷、《余霞诗》一卷、《秋声词》一卷、《飞鸿集文》四卷、《抚远纪略》一卷、《憩亭诗稿》一卷、《使粤诗草》一卷、《忘余诗草》一卷、《飞鸿集诗》四卷、《大清律例按语根源》104卷、《稀龄追忆录》四卷、续一卷。[1] 现存黄恩彤的澳门妈阁庙石刻。道光二十四年（1844），黄恩彤与潘仕成等参加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谈判后，同游妈阁庙后所作。 “仓山峨峨，碧海回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 道光甲辰五月，偕潘德佘方伯仕成，赵怡山侍御长龄，铜竹樵司马□来游妈阁，书此以志。宁阳黄恩彤”[2] [1]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65-67页。 [2]蒋维锬、刘福铸：《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诗词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第185-186页。

黄玉堂，字仙裴，祖籍顺德林头（今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林头村），定居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1]进士、山西提学使、书法家。黄渭樵之父。 先祖迁居香山铁城，至玉堂是第六代。父亲黄焕寅，字茂东，号启明。[2]兄弟四个，玉堂排行第四。长兄黄玉书成为举人。二兄黄玉筵也是举人。三兄黄玉湖。 清同治十二年（1873），玉堂高中举人。[3] 同治十三年（1874），荣登甲戌科二甲第四十四名进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两任顺天同考官，后任侍读学士，官至山西提学使。 玉堂自小好学，博览典籍，入读词馆；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中华民国六个朝代，阅尽人间沧桑，看遍风云变幻。他为人谦虚，不耻下问。他任翰林院编修，经常将自己的诗词作品请教同乡私塾老师黄椒升（衍昌），一时传为佳话。黄椒升非常赏识玉堂的君子作风，专门填词一首赞扬他：“今日京华尘不染，甘向园林高寄。一番自笑，痴人如此，铁板铜琶流绝唱，对寒窗，静把吟毫理，歌一阕，西风起。＂ 黄家一直以诗书传家，却不喜做官。玉堂做了十几年官，开始厌倦，在母亲去世后，他辞官隐居，以文艺自娱自乐。 玉堂擅长书法，用笔浑厚，大度宽宏，结体舒博，章法疏朗有致，用墨浓重，法度严谨。书风与当时李其仪、李洵安、吴应扬等有相近之处，但他更突显个性。[1] 民国二年（1913），玉堂去世，终年72岁。 黄玉堂著有《瑞莲轩诗钞》、《痴梦斋词草》等书。顺德市博物馆藏有他写的《行书条幅》、《行书园面》。《广东文物》刊载简又文藏有他写的《字轴》。[3]黄玉堂之子黄渭樵是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岭南双杰”之一。另一子黄元勋（孟徒）也是书法家。 黄玉堂任职翰林时，光绪年间，香山县连续几次发大水，毁掉不少农田。按照清朝惯例，水灾之后，农民可以围堤淤地，叫“围沙田”。光绪十二年（1886），水灾之后，黄玉书主持香山县“围沙田”工作。共有89户农民参与，每围一亩地，上交一定数量的银两。按照清政府要求，他们给香山县衙打了报告，获得批准。在89户农民各自上缴银两，还给水灾所毁土地的主人——顺德豪绅何太英补偿1700多两银子。 当时何太英之子何崇光，与黄玉堂同年成为进士，受到朝廷重视，担任御史总管。何太英想趁修围堤之机，强占香山大南沙数百亩良田，遭到黄玉书等人拒绝。何太英看软的不行，就带着手下对“围沙田”的农民大打出手，并恶人先告状，指使何崇光弹劾黄玉书等人。朝廷通知两广总督张之洞，让他尽快查清案件。张之洞详细了解情况后，秉公办理。何太英一看要吃亏，公然在公堂上把何崇光提拔的情况，写了小纸条递给张之洞。张之洞根本不吃这一套，把何崇光家族横行乡里的情况写成奏折，如实上报。结果何崇光及其父亲兄弟子侄七人被捕入狱。此案对中山影响很大，黄玉书按制度办事、张之洞秉公执法，成为当时香山街知巷闻的话题。[4] 清宣统元年（1909），黄玉堂担任香山县农务分会总理，举人刘曜垣等人任董事。顺德绅士冯国材在香山大黄圃成立安洲农务分会，管辖东海十六沙，冯国材任总理。同年冯国材之子冯毓灵成立龙洞农务分所，管辖西海十八沙。宣统二年（1910），大黄圃乡人、大理寺评事、举人何国华、乡绅李仲英等人为夺回大黄圃的土地，上告官府要求撤销安洲农务会，成立大黄圃乡分所，但未能得到官府的支持。[5] 现录黄玉堂的诗两首：[6] 《缪君星帆来书，自述迁居镜湖，暇与寺僧接晤，赋此答之》 镜湖今已属蛮方，迁地谁言便不良？古寺风清君自适，愁城日困我徒伤。 洁身转慨客无地，充耳还寻醉有乡。花事飘零春易尽，故应三径渐全荒。 《水龙吟‧对月》 麝兰香烬余熏，晚风轻篆炉烟细。珠帘初卷，一轮刚满，淡云无翳。漏响催莲，露痕侵桂，残机懒理。想妆楼夜悄，阑干倚遍，空惆怅，人千里。 为问人间天上，算团圆、一年曾几。栖鸦梦冷，吟蛩声咽，谁家秋思。渐减清辉，乍圆还缺，月犹如此。对中庭地白，含情待诉，欲眠犹未。 [1]卢德铭：《书坛名家——黄玉堂》，载“中山网＂，2008年8月28日，http://www.zsnews.cn/zt/zsarts/showcontent.asp?id=574430。 [2]《林达老师家世搜索之二》，载“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lg.html。 [3]顺德市博物馆：《顺德书画人物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第111页。 [4]《林达老师家世搜索之四》，载“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ml.html。 [5]陈贤庆：《天下粮仓》，载《中山日报》，2006年10月7日。 [6]邓国光、曲奉先：《中国历代咏月诗词全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第1063页。

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1862年随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到北京，任总税务司署署理文案税务司，兼任李泰国的首席秘书。赫德接手总税务司后，金登干成为赫德的助手与密友，与之合作34年。在中国任职期间，为创办中国邮政提出重要建议。他又是海关稽核工作的权威，经常出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䜣之门。赫德把原来的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性质加以改变，使它从一个纯事务性的机构变成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机构。1874年派金登干以“无任所秘书”的头衔任主任。赫德插手中国的外文事务，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也成为代理清政府办理某些欧洲事务的外文机构，使英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代清政府向英国购买船舰，筹集借款等。金登干于1885年参与策划《中法新约》。1887年赫德指示金登干前往里斯本参加缉私会议时直接同葡国政府谈判，3月26日，金登干与葡国政府在议订的《中葡里斯本草约》上签字。草约共四款，其中第二款是“中国允准葡国永驻理澳门及属澳之地”。同年12月1日，由奕劻、孙毓汶为全权代表，同葡萄牙大使兼澳门总督罗沙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根据条约，中国正式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葡萄牙同意“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

明代戏曲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后，任南京大常寺博士和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上疏直请皇帝罢斥奸臣，提拔贤才，但万历皇帝有意袒护权臣，把他远谪到广东徐闻县，降职为典史。汤显祖翻越大庾岭，来到广东南雄县，后到达广州。直到十一月，汤显祖乘船从番禺南下，出虎门，来到珠江左侧的贸易港香山澳（即澳门）。这期间，汤显祖写下了《听香山译者》（两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香岙逢贾胡》四首关于澳门的诗。在这些诗篇中，他描绘了葡萄牙商人：“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形容葡萄牙少女：“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这些诗篇，成了传世最早以澳门为素材的中文古诗。汤显祖来到华洋杂处的澳门，香山澳通事向他介绍了海外贸易的盛况，他用诗的语言，描绘了一幅16世纪的澳门风情画，不仅在澳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价值，还成为直接反映明朝万历年间澳门历史及社会生活最生动、最珍贵的史料。他在澳门的短暂停留所获得的深刻印象，甚至影响其日后的文学创作。他的传世之作有传奇《牡丹亭》（即《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和《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牡丹亭》的第二十一出“谒遇”中提到“番鬼们建造”的香山澳多宝寺，从侧面反映了澳门圣保禄教堂的影响。

前中央驻澳联络办官员。陕西人。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高级经济师。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研究、实务和领导工作。历任广东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长助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5年来澳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社长、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广东香山杨梅斜村（今属珠海）人。陈芳次子。与孙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奥兰尼学校读书。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代其父管理畜牧场。继自办华人英语学校，任校长兼教员。1890年随父返国，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门的业务。1892年秋，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来澳门行医济世，陈席儒联同卢九、何穗田等澳门知名人士，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介绍并颂扬孙中山医术高明，支持孙中山在澳门行医。1900年，陈席儒与弟弟陈赓虞一起，资助港币100万元给孙中山，创办由陈少白主持的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1921年，由孙中山重建的广东革命政府财政空虚，陈席儒慷慨解囊，资助27万元。其父去世后接手港澳商务，任香港道格拉斯轮船公司总经理、香港中日银行董事。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被委任为广东省省长。一度随陈炯明出走。后在澳门从事古董生意。

朱梅官，原名朱作宁，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早期著名华商。 清乾隆年间，朱梅官来到澳门开店经营丝茶贸易，逐渐致富，由监生捐官为纳州同职衔，时人称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门开办商行，同时经营银号，成为澳门当时著名的华商之一。他与澳葡判事官眉额带呖关系密切。眉额带呖是当时澳门的重要葡商，担任澳葡判事官一职16年，与英国的大鸦片商比尔勾结，大规模地经营鸦片贸易。 在巨额利益的驱使下，朱梅官成为清嘉庆年间澳门主要的华人鸦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叶兑换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参，除货抵外，安多利还应找回梅官番银3480元。安多利拟于1814年9月底回国，所乘之船停泊于香山县外海。朱梅官等人赶至逼索欠银。适逢有葡萄牙船驶到，安多利当向船长借银。该船长回答无银，仅有鸦片。结果，朱梅官等应允收下鸦片120筒（每筒约二斤七两）。因鸦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担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经过，乘机把鸦片转卖给一伙不相识的人，得银3840元。 海盗张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鸦片贸易实情。在缉获若干鸦片走私船后，通过审讯，他获悉澳门有个鸦片窝子。福建方面就把情报移送广东当局。1815年春，两广总督据此查拿涉案的澳门居民纪申官、王仑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县官员乘机敲诈，透出口风：若交八万银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额太大，鸦片商拒绝。于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广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后，他们被迫供认贩卖鸦片的事实。[2] 朱梅官获罪充军后，致函眉额带呖借钱，照例赎罪。 朱梅官等人后被革去职衔，在犯事地方各枷号一个月后，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卖鸦片银两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为清政府禁烟政策变化的一个契机。 澳门华商走私鸦片，无不与澳葡有关，清政府对澳葡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管制措施。之后到澳门货船，均须逐船查验，如一船带有鸦片，即将此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多船皆带有鸦片，也必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都不准贸易，立即逐回本国。[1] 现今，澳门新马路炉石塘街口，1918年开辟新马路之前，有一条小巷弄名曰“赋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极爱梅花，在家中花园植梅百株，为当时澳门华商津津乐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后，香山县丞将他的大宅拍卖所得款项入库。“赋梅里”不复有梅花，但巷里名称仍存留至今。[3]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6，第43-44页。 [2]雪珥：《腐烂的帝国》，载“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丰居士：《卢氏娱园惨遭商家摧残》，载《新报》，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曹有（[1830]-1896）渔农工商（晚清澳门华商、中国官员、工业）、社会（慈善公益）、宗族（华人宗族）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陈勉云，原名陈应钊，别署眠云，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人。民国政要、教授。 勉云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陈耀藜是南洋侨商，香港设有经营进出口业务分庄。外海兴建乡立第一小学校时，他捐助一栋校舍。勉云童年在外地读书，后入读广州岭南中学。1917年秋，他九岁时升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翌年华北运动会在保定举行，他代表学校参加，寄寓清帝行宫内。 当时北京政府总统是旧官僚徐世昌，军阀争权攻战，南北对峙，勉云感触殊深。 1923年，勉云在北大毕业后，留在北京，期间，他畅游苏杭等地名胜古迹，寄怀感咏，曾往返香港省亲，后回广州居住，时值军阀割据和混战。1930年春，勉云任浙江省民政厅视察，仅一年就辞职，回广州家居住“渔庐”，随后任职于广东造币厂。 1932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开困难会议，勉云作为党国元勋陈少白的秘书，被邀偕从到洛阳赴会。会后，他感作《入洛》诗：“无风无雨过清明，准拟看花入洛城。国难议来无一是，姚黄魏紫耻相迎。＂ 1936年，勉云就任国立广东法科学院教授，作有《登镇海楼》诗： “天南孤峙赵佗城，此日凭临百感生。万户苍茫余落日，半江摇漾动危旌。 空期陆贾能招谕，莫效终童更请缨。百却危楼今尚在，中原回首暮云横。＂ 同年7月，陈济棠宣布下野。过了一年，勉云任广东财政厅专员，到中山县巡视，旅次写下《闻山海关已失》： “穿云越峻一条龙，万里蟠来渤海东。矫首为关称第一，如何一夜葬秋风。＂ 同年，勉云回广州后，怀着忧国伤时的心情，写了一首《闻居庸雁门诸关先后沦陷》诗： “秦皇天际插长城，千载何曾便罢兵？此日河汾烽火急，一时哀雁尽南征。＂ 1938年10月12日，日寇登陆大鹏湾，广州危急。17日，勉云随当局西迁到连州，广州于21日沦陷。当时他途中停留韶关，沉痛写出七绝一首《闻广州沦陷》： “痛绝沈阳无抵抗，差强人意是芦沟。 奈何闻警才数日，又送天南第一州！＂ 同年冬，勉云辞去各个职务，间关跋涉到达澳门，居住在澳门大堂街，期间写了不少忧国伤时的诗词。如《街头》： “知又何乡走难来，携儿托钵日空回！ 街头湿遍如何睡？入夜风寒雨更哀。＂ 过了一年，勉云受聘于澳门执信中学，越一年，赴香港省视老亲，为了侍奉，在华英女中担任国文教师。香港沦陷后，他返回澳门，后在蔡高中学当主任。 1946年，勉云的老友郁达夫去世了，他创作一首七律挽诗《悼郁达夫》： “谁识达夫真达夫，后家先国不糊涂。武陵不辨来时路，合浦徒还去后珠。 共赏奇文开浪漫，终酬壮志掷头颅。金瓯幸保—无缺，炎海英魂招得无？＂ 勉云一直在澳门当教师，直至1965年。勉云遭遇丧偶之痛，辞职返港。他身染沉屙，药石无灵，1967年6月病逝，终年69岁。 陈勉云著有《眠云吟草》，未付印。[1] 现录陈勉云关于澳门的诗五首： 《南湾踏月》(二选一，作于1938年) 近海无风亦自凉，顽云开处月苍苍。小山对起如牛角，知是东西两望洋。 《南湾步月》(四首) [2] 南湾踱尽又西湾，好是榕风水月间。地尽知无雄气象，海云时插几屏山。 濠江两度见秋风，故国烽烟路未通。我亦何心赏明月，任他潜躲乱云中。 海月堤灯金溜波，风帆烟艇晚来多。分明不是西郊畔，却似昌华旧苑过。[3] 寓近南湾得月先，故山如梦隔秋烟。破鞋短褐蒲葵扇，更踏南湾又一年。 [1]陈冠夫、陈沧海：《爱国诗人陈勉云教授纪述》，载《江门文史》（第29辑），江门：江门政协，1995，第97-102页。 [2]《近代作品》，载“爱书堂＂网，2012年12月3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3]华旧苑：为南越宫园，在广州西湾河畔。

曹善谦，字子挥，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有之子。[1] 父亲曹有是澳门富商。曹善谦有兄弟十多个：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等。[1] 1[与“曹有＂条重复者建议删除]882年，曹善谦时任候选同知官衔，后升为知府，发起筹办上海机器造纸局，通过买办郑观应代为具禀李鸿章呈准开设。该厂名义资本15万两，实收11万两。除曹善谦和兄长曹子俊（德商禅臣洋行买办）两位股东外，还有郑观应、唐景星、李秋坪等人。曹善谦在上海杨树浦购地12亩多，着手筹建，但筹办一年，工程仅得2/5，资本就告罄。1884年春，曹善谦回广东恳求曹子俊来沪接办，并请求父亲从澳门陆续汇款75700余两，用来建设上海机器造纸局。1884年8月上海机器造纸局投产，主要设备有多烘缸长网造纸机一台，另有切布机及轧竹机等设备，采用破布、麻绳、废纸、竹料制造漂白施胶的洋式纸张，工人100人，日产两吨。1892年3月，曹子俊向股东公布1884-1891年历年膨胀净亏116919两，资不抵债。[2] 曹子俊在主持上海机器造纸局时，长期依靠借贷度日，甚至以厂产向洋人律师威金生押借45000两周转，签名画押，按期付息，逾期不付任凭招卖。他东挪西借，仍难以维持。而威金生等债主屡次催还借款本息。终因筹款无著，1892年5月，曹子俊被迫报招卖厂。之后，曹子俊登报公开检讨，说明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各债主日夜追索，登报邀请股东查核帐目，商定行止，又无反应，才被迫招卖厂产的缘由。[3] 曹子俊和李松云发起中国制造熟皮公司；与陆敬南、袁承斋等五人担任英商上海五彩画印有限公司董事；与唐廷枢、郑观应、唐茂枝（廷植）、唐杰臣等香山籍人士成为近代上海外商企业中的著名华人董事之一。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第67-70页。

鲍俊，字宗垣，号逸卿，又自号石溪生，香山县山场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山场村）人。进士、岭南著名书法家和诗人。 鲍出身于书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资聪明，少怀大志，从小与兄长鲍禹入读私塾，熟读唐诗宋词。他酷爱书法；当时偶见“能素吴公祠”的匾额，书迹秀逸洒脱，仰慕不已，回家日夕临摹，旁人微词侧目，亦不为所动，坚持到底。除读书外，他喜欢收集和研究古籍书画，尤其喜爱书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飞手劄、吴镇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册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鲍与兄长鲍禹同时考中举人，鲍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鲍荣登癸未科第二名进士。殿试卷子须用工整的小楷写成，皇帝御览的卷子中，鲍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赐他“书法冠场”四字，以示褒奖。他获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补员外郎，即用郎中。 鲍的楷书源出二王，参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笔法，整饬中有浑厚之意。他最擅长行草，传世之作以行书为多。他与张维屏、黎简等齐名，成为晚清岭南著名书画家之一。[2] 鲍亦善擘窠大书，现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题摩崖石刻“石溪”、“鹅”、“莲岛”等大字。“鹅”字行书，字大三尺见方，仿效绍兴兰亭中相传为王羲之所书的“鹅池”碑中的“鹅”字。右下侧有题记“名署亦兰亭，谁作兰亭记。敢说溪鹅书，止学古鹅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鲍俊题。” 鲍对水墨画很有造诣，尤长于画松、梅、竹、兰、菊和仕女图，用笔清爽，气韵疏秀。他在乡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几幅水墨画，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其中《倒吊松》长一丈三尺、宽六尺，当时写生于石溪吕祖庙侧一棵参天老松，朝暮观摩，悉心钻研；画出为一条赤花藤组绕古松，一直蔓及秃断的树顶，再向横斜的松推倒吊下来，构思独特，着色浓重，色彩层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鲍辞官回粤闲居，在广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构筑“榕塘吟馆”，种植一棵老榕，古干参天，榕树之下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楼，有桥有廊，名曰“也圆”。春秋佳节，他置酒邀朋，吟诗作画。 鲍生性孝顺。父亲喜爱山水，他请人绘画《策杖观山图》，并遍邀名流题咏，欲使父亲的精神意象流传于诗词翰墨间。 鲍的书法，变化多姿，清新古朴，自成一派。他从小聪颖过人，被父亲誉为“心通手灵”。晚年时，鲍在家乡松邻祠设立一个书房，名曰“经佘”，与几个文友一起观书临帖，切磋字画。每日必在书房将名家字帖临摹，以求神韵。他临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时代，就创造出个人独特的书法风格，名噪一时。[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鲍在家乡石溪仿王羲之兰亭修禊，在半山临溪之处筑有亭榭两座、书室两间，经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觞，泼墨挥毫，作画吟诗。沿溪留下32处摩崖石刻，都是当年来自南海、番禺、新会、香山等地文友的诗词和题记。现今，亭榭书室已毁坏，但遗址尚存，石柱上刻着黄琛于道光乙巳年（1845）题写的楹联“到处有天机流水高山随俯仰，此涧无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时，鲍回归故里，在凤山书院和丰湖书院讲学。 鸦片战争后，鲍出于义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义士沈亚米等刺杀澳门总督亚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登基，鲍以“咸岁双春逢雨水，丰年盛世两中秋”赋联，呈献咸丰帝。咸丰帝阅后大悦，遂召他“入都补官”。鲍应诏入京途中，突患痈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广州去世，年仅54岁。 鲍俊著有《榕塘吟馆诗钞》、《倚霞阁词钞》、《罗浮游草》、《鲍逸卿草法》等文献。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沪及珠海乡间尚存有山石、祠庙的“墨宝”。[1][2] 鲍俊墓与妻子骸迁葬于家乡山场蛇地坟场。1988年，珠海市博物馆出资将鲍俊夫妇墓移葬石溪。[4] 现录鲍俊的诗两首： 《行香子‧澳门》[5] 濠镜波平，四面钟声。礼耶稣，果供香迎。 帘垂粉壁，山锁莲茎。看海东西，楼高下，艇纵横。 飓母时鸣，百丈潮生。卷腥风，浪拍蛟鲸。 沙关夕照，妈阁朝晴。爱蜡鱼黄，银虾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归夕阳中。烟火万家团远树，楼台上界动寒钟。 似从空际寻瑶岛，不辨岩边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4辑），珠海：珠海政协，1986，第73-83页。 [2]卢德铭：《画坛名家——鲍俊》，载《中山日报》，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页。 [4]《鲍俊》，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刘福铸等：《历代妈祖诗咏辑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页。

鲍华，乳名金桥，曾用名鲍兆华、包华、鲍雁坡、鲍哲魂，笔名列昂，香山县白石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白石村）人。 鲍幼时丧母，随父旅居日本横滨。鲍居长，弟妹众多（生母生育三子、继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难。他13岁时进入一家商行当童工，三年后，转到横滨中华会馆工作。 鲍自小刻苦好学，业余时勤奋自学，稍长，接受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满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的镇压屠杀，有感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时任起义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潘兆銮在横滨成立党支部。鲍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加入日本进步华侨青年组织的“黎明社”，散发有关反对蒋介石的传单，后加入中共党的周边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觉悟不断提高，改名“鲍兆华”，以示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经潘兆銮介绍，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日本当局发动大规模迫害日华侨和留学生事件，他被捕入狱；翌年秋，被日本当局递解出境。他回到澳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心情十分苦闷，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离群之雁。之后，他在香港鱼栏打工、在澳门以卖报为生。[1] 1931年，鲍结识澳门地下党员黄新英[1]，之后共同创办濠江中学校暨附属小学（今濠江中学），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社会爱国活动；认真传授知识，启发学生认识现实，追求真理；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受到社会正直人士和学生家长的赞许。黄仁辅担任首任校长，学生百多人，贫苦学生可获减免学费。两年后，因学校经济困难，鲍和黄新英让与黄晓生（健）接办。[2]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展开，鲍以濠江中学为据点，组织师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话剧，并举办“国耻周”纪念活动，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了进一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他创办学生书店，出版《学生杂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经常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又与广州林锋等创办《南国青年》小报，宣传抗日。之后，他和廖锦涛发动部分学生和汽车业职工，组织“绿光剧社”，进行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抗战前夕，鲍与陈少陵组织“救国会”，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工人、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过鲍等人六七年艰苦工作，澳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爱国同胞、拯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根据地，为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组建及后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打下一定的基础。[1] 抗战爆发后，鲍回到广州会见杨康华，研究率领部分澳门抗日青年回内地参加救亡斗争的问题。接着，旅澳服务团由中共澳门地下党负责人余美庆组建完成，函鲍速返澳门。之后，鲍经常来往于澳港穗之间，担任旅澳服务团的后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庆介绍下，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澳服务团成员60多人从澳门出发，经江门、新会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剧、演讲、出壁报，宣传抗日，影响颇大。同年底抵台山时，台城国民党当局竟将他们拘捕，解送广东绥靖公署军法处，后囚押于南石头监狱。鲍闻讯后，马上找到杨康华研究，后到香港向高连贯汇报，决定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接着，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报》首先披露旅澳服务团被拘捕消息，呼吁各界营救；港澳各报竞相转载，予以回应。不久，上海“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等发出通电，敦促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释放旅澳服务团全体成员。在爱国舆论的压力下，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将服务团全体成员释放。旅澳服务团返澳休整后，又到中山一带开展救亡活动。广州沦陷后，经党组织批准，决定解散，由陈少陵、鲍率领奔赴四会县，参加驻四会的广东税警总团政训处政训大队，鲍和陈少陵被任命为上尉视察员。 1939年1月，政训处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级为特别支部）成立，陈少陵任书记，鲍担任宣传委员。不久，陈少陵调去三水，鲍接任支部书记。期间，他在中共四会临时工委领导下，组织特支党员到四会各地深入开展抗日活动，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会、三水开展“肃托”斗争，解散中共政训处特别支部和三水特别支部。在这场错误斗争中，鲍被内定为托派，遭受清洗，开除党籍。 1940年1月，日寇进犯清远，税警团奉命抵抗。鲍虽遭到错误处理，仍以大义为重，积极组织救援队，奔赴前线，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4月，鲍离开当地，经乐昌曲江进入乳源，担任县文教馆干事，后到乳源县第一小学任教。乳源经济文化较落后，全县连一所中学也没有。鲍四处奔走，拜会有识之士，亲谒县政当局，提议创办乳源中学。1941年秋，创办乳源县第一所中学，鲍被聘任教。期间，他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课外读书会，并创立“民主同盟”。在鲍的影响下，乳源中学不少学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鲍组织乳源中学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在学校动员学生报告参加“青年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并取得胜利，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2月，将他逐出乳源县。在进步学生的掩护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党在乳源建立组织，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指派邝哲民和潘达（潘兆銮之子）审查鲍的历史和表现，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鲍离党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组织的怀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发动剿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内战，对持有异见的鲍始终心怀芥蒂。1946年2月，鲍又一次被驱逐出乳源县。4月，他前往香港，创办《论坛》小报，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7年8月，他到东莞虎门中学任教；10月，受华南分部派遣返回粤北。他先后任北江第一支队青工班负责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北江革命干部学校负责人，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鲍被任命为北江公学副教育长，继任韶关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勇挑重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广大师生，致力教育教学改革，使该校成为全省教育战线的先进单位。 1954年8月，鲍被加以“托派”和“自首叛党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党，并撤销韶关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妻子冯昭仪受到株连。在逆境中，他坚信自己无辜，坚信党组织终会澄清问题，将每月应交的党费储存起来，等到恢复党籍时一起交纳。1964年4月，鲍因病在广州逝世，年仅53岁。他在弥留之际唯一的遗嘱，就是要求组织澄清自己的问题，恢复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委刘田夫、梁威林等领导亲自向党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平反鲍华的冤案，党组织重新审查。1981年9月，中共韶关市委作出决定，否定鲍华“叛徒”、“托派”等问题，恢复其党籍和名誉，对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他是好党员、好干部。[1][3] [1]苏鼎常、肖清：《鲍华》，载《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页。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页。 [3]《党史人物——鲍华》，载“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