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9月30日，一艘大西洋船來澳門貿易，頂補澳門第十號額船營生。

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澳門進口鴉片2992箱。澳門海關稅總收入63242兩，其中鴉片稅為47872兩。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為了進一步加強對澳門及廣州貿易的管理，廣東政府於本年頒布有關條例：一、各國夷船到粵，內有應進澳門之貨，准其由該船灣泊處所，用舢板起運入澳，不准人船駛入澳海。運畢或有貨尚需進埔，或應回國，即便揚帆，不得久泊零丁、金星門、沙瀝、鷄頸、潭仔、磨刀各洋面，滋生事端。後有來者，照此辦理。倘有應進不進，不應進而進，意圖走私漏稅，均應責成西洋呞咑頭人出具切實擔保不滋各弊甘結，呈送存據。二、各夷船到粵，所載貨物應進埔者，進埔納餉，不准夾帶私貨入口；應進澳者，進澳輸稅，不得夾帶疋頭等物，以杜透漏走私之弊。三、進澳之貨，盡歸議事會經理，倘有唐人私開窯口，天朝文武官嚴行拿辦。四、貨物既經該呞咑辦理，須要妥為照料，爾國夷人如有買私走漏，或互相爭競生事，應責成該夷日按夷律懲辦。五、天朝文武官體恤該夷窮苦，不收陋規，爾等更不得透漏稅餉幹咎。六、貨物入澳，准由澳門碼頭起上議事會，至出貨之時，納清稅餉，應由媽閣關口而出，以便稽查，不得用夷船下載出該夷呞咑碼頭，任聽黑奴等包送走私。

嘉慶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2月16日，有大西洋二桅帆船一艘來澳，該國原系由葡萄牙前往毛利西亞（應指馬來群島），因風不順而駛入澳門。澳關依清政府例，頂補第二號額船營生。5月18日，澳門第二號額船船主安多尼·古魯蘇駕船開往大西洋貿易。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9月4日，呂宋國夷商晏嗱（Ana）船一艘，裝載洋米、銀子前來貿易。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6月2日，葡萄牙王室又頒佈王室敕令對澳門與巴西的自由貿易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即規定：只有在葡萄牙亞洲各領地船廠製造的船隻才可以享受自由貿易的特權。王室旨意在支持葡屬印度的造船事業，尤其是當時的達曼造船廠。但是，當時澳門市民擁有的船隻大部分都不符合這些條件。澳門當時已經選擇好航行巴西的“尤利西斯”號船也不符合這一條件，這艘船是買來的，去達曼訂造船只又來不及。澳門議事會只好向葡萄牙政府請求以特批的名義恩准一次“尤利西斯”號船航行巴西，最後獲得了批准。對澳門來說1810年的王室敕令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效果：一是為葡萄牙商人找到了一條利用中國商品的外銷優勢而獲利的出路，為處於徘徊中的澳門經濟帶來一些活力；二是使澳門商人擺脫了果阿的束縛，長期以來，澳門商業利益一直從屬於果阿，葡印政府強令去葡國或印度的澳門商船入泊果阿並繳納關稅；三是將澳門─果阿─里斯本的傳統航線變為澳門─巴西─里斯本的航線。

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澳門進口鴉片2770箱。澳門海關稅總收入80744兩，其中鴉片稅為44320兩。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6月11日，澳門第五號船主尼阿古·西離華（Niagu Silva）開往小呂宋貿易，所載貨物內有白鉛100擔。這些白鉛，並非前往佛山采買，系嘉慶十三年（1808）三月間第二號商船往哥斯達貿易，置買存留在澳，未經載運出洋。此號船出洋時，該夷家人冒昧搭運出洋，並非違例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