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有（[1830]-1896）漁農工商（晚清澳門華商、中國官員、工業）、社會（慈善公益）、宗族（華人宗族）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陳勉雲，原名陳應釗，別署眠雲，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人。民國政要、教授。 勉雲生於書香世家。父親陳耀藜是南洋僑商，香港設有經營進出口業務分莊。外海興建鄉立第一小學校時，他捐助一棟校舍。勉雲童年在外地讀書，後入讀廣州嶺南中學。1917年秋，他九歲時升讀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翌年華北運動會在保定舉行，他代表學校參加，寄寓清帝行宮內。 當時北京政府總統是舊官僚徐世昌，軍閥爭權攻戰，南北對峙，勉雲感觸殊深。 1923年，勉雲在北大畢業後，留在北京，期間，他暢遊蘇杭等地名勝古跡，寄懷感詠，曾往返香港省親，後回廣州居住，時值軍閥割據和混戰。1930年春，勉雲任浙江省民政廳視察，僅一年就辭職，回廣州家居住“漁廬”，隨後任職於廣東造幣廠。 1932年3月，國民黨政府在洛陽召開困難會議，勉雲作為黨國元勳陳少白的秘書，被邀偕從到洛陽赴會。會後，他感作《入洛》詩：“無風無雨過清明，准擬看花入洛城。國難議來無一是，姚黃魏紫恥相迎。＂ 1936年，勉雲就任國立廣東法科學院教授，作有《登鎮海樓》詩： “天南孤峙趙佗城，此日憑臨百感生。萬戶蒼茫餘落日，半江搖漾動危旌。 空期陸賈能招諭，莫效終童更請纓。百卻危樓今尚在，中原回首暮雲橫。＂ 同年7月，陳濟棠宣佈下野。過了一年，勉雲任廣東財政廳專員，到中山縣巡視，旅次寫下《聞山海關已失》： “穿雲越峻一條龍，萬里蟠來渤海東。矯首為關稱第一，如何一夜葬秋風。＂ 同年，勉雲回廣州後，懷著憂國傷時的心情，寫了一首《聞居庸雁門諸關先後淪陷》詩： “秦皇天際插長城，千載何曾便罷兵？此日河汾烽火急，一時哀雁盡南征。＂ 1938年10月12日，日寇登陸大鵬灣，廣州危急。17日，勉雲隨當局西遷到連州，廣州於21日淪陷。當時他途中停留韶關，沉痛寫出七絕一首《聞廣州淪陷》： “痛絕瀋陽無抵抗，差強人意是蘆溝。 奈何聞警才數日，又送天南第一州！＂ 同年冬，勉雲辭去各個職務，間關跋涉到達澳門，居住在澳門大堂街，期間寫了不少憂國傷時的詩詞。如《街頭》： “知又何鄉走難來，攜兒托缽日空回！ 街頭濕遍如何睡？入夜風寒雨更哀。＂ 過了一年，勉雲受聘於澳門執信中學，越一年，赴香港省視老親，為了侍奉，在華英女中擔任國文教師。香港淪陷後，他返回澳門，後在蔡高中學當主任。 1946年，勉雲的老友郁達夫去世了，他創作一首七律挽詩《悼郁達夫》： “誰識達夫真達夫，後家先國不糊塗。武陵不辨來時路，合浦徒還去後珠。 共賞奇文開浪漫，終酬壯志擲頭顱。金甌幸保—無缺，炎海英魂招得無？＂ 勉雲一直在澳門當教師，直至1965年。勉雲遭遇喪偶之痛，辭職返港。他身染沉屙，藥石無靈，1967年6月病逝，終年69歲。 陳勉雲著有《眠雲吟草》，未付印。[1] 現錄陳勉雲關於澳門的詩五首： 《南灣踏月》(二選一，作於1938年) 近海無風亦自涼，頑雲開處月蒼蒼。小山對起如牛角，知是東西兩望洋。 《南灣步月》(四首) [2] 南灣踱盡又西灣，好是榕風水月間。地盡知無雄氣象，海雲時插幾屏山。 濠江兩度見秋風，故國烽煙路未通。我亦何心賞明月，任他潛躲亂雲中。 海月堤燈金溜波，風帆煙艇晚來多。分明不是西郊畔，卻似昌華舊苑過。[3] 寓近南灣得月先，故山如夢隔秋煙。破鞋短褐蒲葵扇，更踏南灣又一年。 [1]陳冠夫、陳滄海：《愛國詩人陳勉雲教授紀述》，載《江門文史》（第29輯），江門：江門政協，1995，第97-102頁。 [2]《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3]華舊苑：為南越宮園，在廣州西灣河畔。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陳芳次子。與孫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奧蘭尼學校讀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代其父管理畜牧場。繼自辦華人英語學校，任校長兼教員。1890年隨父返國，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門的業務。1892年秋，孫中山大學畢業後來澳門行醫濟世，陳席儒聯同盧九、何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介紹並頌揚孫中山醫術高明，支持孫中山在澳門行醫。1900年，陳席儒與弟弟陳賡虞一起，資助港幣100萬元給孫中山，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由孫中山重建的廣東革命政府財政空虛，陳席儒慷慨解囊，資助27萬元。其父去世後接手港澳商務，任香港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總經理、香港中日銀行董事。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被委任為廣東省省長。一度隨陳炯明出走。後在澳門從事古董生意。

字鳳舒，號懺盦、珠海夢餘生。廣東歸善（今惠陽）人。廖仲愷之兄。留學美國。曾任中國駐古巴領事、巴拿馬公使、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生前常住香港。生平好究詩詞，用粵語入詩，奇趣百出。著有《嬉笑集》、《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等。澳門日報出版社曾再版《嬉笑集》。

外交官。字葆林，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時學於上海廣方言館。1875年（清光緒元年）赴美，為中國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學生之一。1881年回國後，入天津電報學堂和醫學堂，並被李鴻章聘為家庭敎師。後任駐紐約領事館翻譯。1884年充駐美使館翻譯。嗣任直隸候補道、洋務局總辦、北洋大臣洋務文案。後歷充駐新加坡及澳洲總領事，駐英、法公使館參贊。1910年任外務部右丞，旋任駐英國大使。民國成立後，再任駐英公使。1914年6月返國後，常住澳門，出任澳門華人代表，曾任廣東省政府高等顧問等。1942年病逝，葬於西洋墳場。

名天顯，號道普，小名阿爽，在廣東行商時名吳天垣，外國人稱為爽官。廣東香山翠微鄉（今屬珠海）人。出身寒微，早年曾在澳門、廣州等地販雞為業。1832年在廣州開設同順行承充行商。1839年曾參加與外商商議禁止鴉片入口的具結問題。1843年廣州開埠後，經營茶葉貿易，積累巨資，並投資旗昌洋行，成為該行七大股東之一。約1845年到上海，經營鴉片走私、茶葉貿易、典當業等。還捐資獲候補道。1848年任蘇松太道，嗣兼江海關監督。任職期間，與英、法、美等國初步確立了近代海關税務司制度和租界制度，出賣海關主權和領土主權。1853年又倡行“借師助剿”，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上海小刀會起義。因涉官場權力傾軋，被清廷革職，後被復用。傳1859年後從上海返回廣東。1866年在家鄉病卒。

中國外交家。山西臨猗人。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歷任紅軍第五軍團衛生部部長、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後方衛生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歷任新四軍第三旅政委，蘇中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歷任第七縱隊司令員兼政委，中共蘇中區黨委書記、蘇中軍區政委，第七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外交部副部長、部長。1978年後，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國務委員，港澳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等職。中共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二、第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1988年10月至1993年3月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並於1992年親自來澳門聽取諮詢意見。1993年3月代表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關於基本法起草工作說明的報告。

字念慈，族名宗辰。廣東香山唐家村（今屬珠海）人。唐紹儀之子。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習外交。1930年返國後供職外交部。1932年為外交部專員。旋回粵供職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政府駐澳門專員。1947年任中國政府駐檀香山總領事。1949年後，在澳門經商。1979年在美國病逝。

字韶選、少泉，號霞公。廣東南海人。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中舉人。1895年赴京會試，參加“公車上書”。1904年舉進士，入翰林，點庶吉士。回穗助兩廣總督岑春煊辦學務，功授編修。後官至江蘇候補道。嗣返粵，充當廣州清鄉總辦。1911年協助潘達微收殮廣州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遺骸。武昌起義後，力勸李准反正，參與促成廣東和平光復。辛亥革命後，在港經商，代理英美煙草公司買辦。1930年辭職返穗定居，後在穗郊羅崗洞創辦江蘭齋農場和蜂場。1938年廣州淪陷後攜眷居港，拒絕擔任日偽廣東省維持會長，常來往港澳間。現存於澳門龍記酒家的書法橫幅，為江氏的存世佳品。著有《蘭齋詩詞存》。

名宜登，廣東南海人。早年隨父赴越南經商，曾在居留地集眾抗議對待華僑苛例，並開設學校、醫院，合資創建航業公司。1902年始毀家紓難，竭力襄助孫中山，曾遭清政府通緝。1913年歸國後，遭龍濟光之嫌而避居澳門。嗣應孫中山之邀回國參加政府工作。1923年任大本營建設部工商局局長。次年9月任銅鼓開埠籌備委員，旋任大本營建設部次長。1926年奉命籌備南海九江市政，任特別市政專員；6月在赴商會會議途中，被匪徒阻擊中彈身卒。

古桂芬，原名古金漢，字漢松，號蒼雪，原籍香山縣神前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神前村），生於秘魯利馬京城一個華僑商人家庭。農學家。 父親古益壽自幼家貧，克勤克儉，從麵包鋪工人到店主、麵粉批發商，最後成為房地產富商，在利馬京城西北擁有大農莊，並在利馬市內擁有一條街。 桂芬五歲時，奉父命隨母親凌氏回國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在家鄉書塾接受啟蒙，後來全家遷往澳門定居；11歲時隨兄長古金旋、古金祥入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學校；高中時轉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讀書，兩年完成高中課程，18歲時畢業。 桂芬讀書時，正值辛亥革命。他雖年幼，逐漸覺醒並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與同學馮秋雪、馮印雪串連培基小學同學成立非儒會，致力思想解放，從事實際救國活動。桂芬被會員推選為幹部，全校高小優秀同學一致參加。桂芬密切地聯繫幹部與會員，經常交流愛國思想，保持正義信念。 1911年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失敗，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桂芬和馮秋雪、趙連城等愛國學生毅然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參與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 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由孫中山委派謝英伯領導，在澳門創辦公開的濠鏡閱讀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和掩護秘密的會員組織革命活動。桂芬加入時14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會會員稱為“小朋友”。他參加革命後，敢於對組織負責，滿腔熱情投入革命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南北各省紛紛響應，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佈獨立。澳門同盟會分批開赴香山前山、灣仔接管各級地方政權宣傳，需要孫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書，作為接收工作指南。當時該書不能公開印刷，同盟會決定由組織內有文化少年會員突擊手抄。桂芬平日愛好吟詩填詞，練出一手流暢的書法，他接受任務後，只用三天時間，突擊完成《革命方略》手抄書兩本，同志們無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會後改為國民黨，當時黨人爭權奪利，國民黨逐漸變成腐敗無能組織。桂芬和馮秋雪等創辦“雪堂詩社”，出版詩社月刊，抨擊黨人腐化墮落、貪污舞弊。他出版詩集，發揚正氣，以正人心。後來，桂芬追隨老同盟會員劉思復加入心社，揭露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與醜惡制度，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倡無種界、無國界進入大同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桂芬青年時期形成剛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於污泥而不染”。 桂芬19歲時，考入嶺南大學，先在農科預科班就讀兩年，系統地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語；1918年升入大學農科本科班攻讀農學各科；1922年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士學位。同時，桂芬與同學楊桂瓊女士結婚。楊桂瓊父親楊德初與孫眉一起加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興中會，從事商業，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 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桂芬決心以農業科學作為服務祖國的終生職業。他既受父親早年經營秘魯農莊種植甘蔗的影響，又受家鄉農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決心學好農業科學，改善農民生活。他接受當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所說的中國人必須自辦農業大學的引導，學習西方農業科學，藉以改良中國落後的農業技術。桂芬特意著重鑽研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等有關科目，自學成才，為日後更好服務祖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作出貢獻。 大學畢業後，桂芬前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碩士學位課程。桂芬具有充實專業基礎，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學業，可以空出較多時間在加州和檀島進行實習。 楊桂瓊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在檀島交遊甚廣，島上華僑多經營甘蔗園，與夏威夷糖業公司都有業務來往。桂芬藉此機會，通過楊家友人介紹進入該公司實習，他很快掌握要領，駕輕就熟地工作，為公司解決生產上實際問題，不久被聘為技師。經夏威夷大學學位評審委員會考核後，發出證書給加州大學農業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機會，他考察各糖廠機械化生產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實他的糖業建設本領。 在加州農場實習，桂芬主要解決他對經濟作物果品生產與果品農產品加工的感性知識問題，長期勞碌奔波於國內外農場實習，養成艱苦奮鬥的高尚情操風格，表現出富有恆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農科碩士學位後，回到父親遺下的秘魯莊園，與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經營農莊。 古氏農莊，內稱古益壽農莊，外稱發隆公司農場，位於秘魯利馬西北百家米省，擁有土地1500多畝。當時主要生產甘蔗、糧食、蔬果和六畜。桂芬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自己擔任農場主任，全面負責農場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他首先規劃農場的改建和擴建，組織工人與農機進場開墾荒地500畝，擴大果品種植、畜牧飼養和農產品加工用地。轉變原有單一甘蔗生產為多種經營，為開辦果園、牧場、農產品加工廠創造條件。 第二步工作是種植秘魯木瓜、石榴、番荔枝等傳統優良果品，引進檀島鳳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呂宋芒果，越南山竹、人蔘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種。 1925年5月，桂芬開始為鍾榮光前期考察秘魯做好準備，首先是會見秘魯華僑總會（秘魯通惠總局）領導，遞交嶺南大學致總局的公函。說明嶺南大學經孫中山大元帥府批准可在校內原農學系擴大建立農學院，故校方委託鍾榮光出國往南北美洲向華僑籌款興辦嶺南農業大學（後改為農學院），及順道考察美國與秘魯農業，望旅秘華僑社團給予協助。 旅秘華僑與華人一直熱心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和興辦實業，秘魯通惠總局出面與華僑各社團聯絡，為組織歡迎鍾榮光來秘魯籌劃款項與考察，專門成立辦事機構。桂芬以嶺南大學代表身份參加籌組辦事處和開展歡迎工作。鍾榮光監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籌得美金五萬餘元。 桂芬陪同鍾榮光考察利馬郊區農業，參觀在秘魯古印加帝國時遺下的傳統農業地帶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鍾榮光在農莊住下，接受古家招待並在夜間興致勃勃地聽取桂芬詳細彙報農莊的經營管理。鍾榮光獨具慧眼，經考察秘魯農業和視察古氏農莊後，他斷言：秘魯農業條件與中國廣東自然條件類同。 他對桂芬說，既然在秘魯經營農業，目前正擴建農場，不妨將在中國所學的知識、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和秘魯古印加的優良農業傳統三者結合起來，創辦農場。鍾榮光深入淺出提出運用三國不同的農科技術於中國農業技術建設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啟發。之後，桂芬滿懷信心地辦好古氏莊園，積累為祖國未來農業技術應用的經驗和智慧。 1922-1927年，經過桂芬三年改革擴建，發隆公司農場業務蒸蒸日上，經濟長足發展。 1927年底，鍾榮光辭去南京政府僑委工作職務，回到廣州重任嶺南大學校長。目的是辦好農學院及擴大校務，準備條件成熟時，把孫逸仙醫學院合併改為嶺南大學附屬孫逸仙醫學院。當時，鍾榮光考慮召回嶺南大學前農學系的畢業學生回校工作，因此經華人校董會研究，決定聘桂芬回校當農學院農學系講師。 1928年春，桂芬回國時，路經檀香山，上岸探望楊氏親人外，詳細考察夏威夷罐頭生產。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後，轉澳門抵達廣州，下學期開始在嶺南大學工作，擔任農學院農藝系助教，兼任廣東省建設廳技正；1929年任嶺南大學附中農業高中部主任；1930年廣東省設立農業局，桂芬被聘為該局技正；1931年升任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嶺南大學農藝系主任、嶺南大學校部農場主任、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主任及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林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主任。[1] 為了報效鄉梓，桂芬在中山縣會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設立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業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現今珠海那洲農場就是當年桂芬的農業試驗場。會同和那洲農場到處瓜果繁茂，奇花異果，仍保留當年農業試驗場興盛時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廣東省農林局改組，嶺南大學校友馮銳擔任局長。 1932年，桂芬向原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財政廳長林雲陔介紹說，該校教授馮銳對蔗糖業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著，馮銳向林雲陔提出一份發展廣東蔗糖業的意見書，意見書上認為廣東省的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於發展蔗糖事業，同時廣東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礎，每年運銷華北各地的土糖數量很大，如改種高產的渣華（爪哇）蔗種，改用新式機器製糖，就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而且投資少，利潤多，見效快。 林雲陔十分贊同，不久委任馮銳為廣東省農林局長，主辦其事。桂芬擔任該局技正兼農藝主任。在林雲陔和馮銳的努力下，只用兩年時間，全省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榨量達1500噸以上的製糖廠七個，並附設有酒精廠。 當時太古洋行買辦、會同村人莫應溎看見了商機，引進國外一流的製糖機器。桂芬利用他們家族在秘魯的製糖產業優勢，把中美洲先進的製糖技術引進珠海。三人深謀遠略和天時地利的條件造就聲名大振的珠海製糖業，同時為民族資本的發展史留下光輝的一筆。[2] 1933年，桂芬提升為嶺南大學農藝系副教授，仍任農藝系主任；1934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代院長；1935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37年提升為農藝園藝學教授仍兼任農學院長、校農場主任；1938年以嶺南大學農學院任務繁重為由，申請辭去農林局副局長一職，經批准後，他專志農科教育事業，為國家培育農科人才。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復課，桂芬三次往返香港與韶關，不辭勞苦地為內遷農學院回國開辦而奔波。遷校期間，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勞累過度在曲江病逝，年僅43歲。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會河西醫院去世後，鍾榮光為紀念桂芬而題詞，公正評價其一生： 生為農學，死為農學；既忠於校，尤忠於國；效基督之犧牲，難苦仍樂；甫大一家當今大時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覺。 古桂芬為祖國農業教育，為祖國農業生產建設，勞苦功高，言行堪為世範。教育部決定通令褒揚。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偕夫人吳菊芳女士親自到曲江循道會醫院向古桂芬遺體告別，褒揚他為祖國農科教育所作的貢獻。[1] [1]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珠海文史》（第15輯），珠海：珠海政協，2005，第164-170頁。 [2]《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投身革命農業報國》，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林警魂，香山縣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人，生於華僑家庭。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香山縣長。安堂第19代傳孫。[1] 警魂20歲時，進入廣東講武堂讀書，肄業後與楊鶴齡、陳少白等交往，以辦理鹽務為掩護，開展革命工作。 1907年，警魂追隨孫中山革命，在廣西鎮南關（今友誼關）與清軍作戰七晝夜，因革命軍寡不敵眾，敗退入越南境內。 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警魂參與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逃到澳門。之後，孫中山電告警魂前往河內，委託他負責南方統籌部澳門總支部工作，招集加盟同志策動革命。於是，警魂和劉思復、林君復、鄭彼岸、林了儂等人聯絡，策動駐香山前山的新軍反正。 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支部在澳門南灣街41號召開緊急會議，根據孫中山的指示，決定策動香山起義。警魂和林君復、鄭彼岸、莫紀彭等參加會議。會議為起義制訂出周密的行動計劃，編制聯絡暗號“從哪裡來？”、“中國人”、“甚麼業？”、“辦中國事”。[2] 香山光復後，警魂和任鶴年等指揮香軍進軍廣州，成為最早進入廣州的一支起義隊伍。 民國成立後不久，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警魂轉往香港經商。 1916年4月，警魂回到香山領導民軍討伐軍閥龍濟光，在石岐西郊與駐縣的濟軍激戰，迫使濟軍撤離石岐。縣知事藍和光離開香山，民軍勝利開入縣城。 1924年8月，警魂擔任香山縣長，同年12月去職。 1925年，警魂擔任中山縣沙田自衛總局長時，受帝國主義分子指使，破壞省港大罷工。10月28日糾集團隊攻入石岐，縣長黃居素逃走，他再任縣長。11月13日，黃居素回縣復任縣長後，他前往香港經商。[3] 1941年，香港淪陷後，日軍威迫警魂當日軍傀儡，但他堅強不屈，輾轉奔赴韶關。抗日勝利後，警魂擔任中國革命同盟會常務委員、廣州市中山同鄉會理事長。[1]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香山起義紀實（一）》，載《中山僑刊》，第92期，第24-25版，2011年2月1日。 [3]《林警魂》，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1月28日，http://baike.baidu.com/view/1543733.htm。

朱梅官，原名朱作寧，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早期著名華商。 清乾隆年間，朱梅官來到澳門開店經營絲茶貿易，逐漸致富，由監生捐官為納州同職銜，時人稱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門開辦商行，同時經營銀號，成為澳門當時著名的華商之一。他與澳葡判事官眉額帶嚦關係密切。眉額帶嚦是當時澳門的重要葡商，擔任澳葡判事官一職16年，與英國的大鴉片商比爾勾結，大規模地經營鴉片貿易。 在巨額利益的驅使下，朱梅官成為清嘉慶年間澳門主要的華人鴉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葉兌換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參，除貨抵外，安多利還應找回梅官番銀3480元。安多利擬於1814年9月底回國，所乘之船停泊於香山縣外海。朱梅官等人趕至逼索欠銀。適逢有葡萄牙船駛到，安多利當向船長借銀。該船長回答無銀，僅有鴉片。結果，朱梅官等應允收下鴉片120筒（每筒約二斤七兩）。因鴉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擔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經過，乘機把鴉片轉賣給一夥不相識的人，得銀3840元。 海盜張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鴉片貿易實情。在緝獲若干鴉片走私船後，通過審訊，他獲悉澳門有個鴉片窩子。福建方面就把情報移送廣東當局。1815年春，兩廣總督據此查拿涉案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縣官員乘機敲詐，透出口風：若交八萬銀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額太大，鴉片商拒絕。於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廣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後，他們被迫供認販賣鴉片的事實。[2] 朱梅官獲罪充軍後，致函眉額帶嚦借錢，照例贖罪。 朱梅官等人後被革去職銜，在犯事地方各枷號一個月後，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賣鴉片銀兩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為清政府禁煙政策變化的一個契機。 澳門華商走私鴉片，無不與澳葡有關，清政府對澳葡採取了較為嚴厲的管制措施。之後到澳門貨船，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准貿易。若多船皆帶有鴉片，也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都不准貿易，立即逐回本國。[1] 現今，澳門新馬路爐石塘街口，1918年開闢新馬路之前，有一條小巷弄名曰“賦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極愛梅花，在家中花園植梅百株，為當時澳門華商津津樂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後，香山縣丞將他的大宅拍賣所得款項入庫。“賦梅里”不復有梅花，但巷里名稱仍存留至今。[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3-44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豐居士：《盧氏娛園慘遭商家摧殘》，載《新報》，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爾善。澳門大鴉片商。[1] 蔡保官販賣鴉片發了財，捐官成為“州同知銜”（知府，從六品文官）。當時澳門華籍鴉片煙商，幾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給做生意帶來便利。時人稱他蔡保官，成為澳葡“華籍仕紳”。[2] 清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縣丞周飛鴻據澳門舉人趙允箐舉報，查處蔡保官租賃洋樓開設的鴉片煙館。[3] 嘉慶年間，張保仔做海匪紅旗幫首領時，與多位澳門鴉片煙商關係密切，參與大規模走私澳門鴉片活動。他與蔡保官的關係最好。後來，張保仔向兩廣總督百齡遞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轉遞給香山縣駐澳門佐堂縣丞。經蔡保官介紹，張保仔認識了澳門朋友、中醫周飛鴻。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張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門、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兩廣總督百齡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張保仔“福建水師千總”職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隊，同時賞賜他大筆銀兩，讓他為部下在陸上買地建房定居。隨即朝廷命令張保仔率水師到粵西沿海剿滅海盜，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盜”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過程中，張保仔對清廷供出澳門有一個“鴉片窩子”。 兩廣督撫立即在張保仔投降招安後的翌日，發出海捕文告（通緝令），捉拿“澳門華民”蔡保官和紀申官、王扁、朱梅官、紀開鳳、王棧官、王蓄官、吳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運、卓開官、徐秀官等20人，最後只抓獲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脫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據說張保仔在作供後，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暫避風頭。 蔡保官在澳門開設的鴉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樓（現今聖約瑟教區中學對面），是一幢三層葡式洋樓，天台上有一個大涼亭，紅瓦亭頂，十分搶眼。 蔡保官經常邀請朋友在這涼亭下飲茶談事，眺望南灣海景。當時有一位叫劉志鵬的秀才在蔡保官處做師爺，他精通風水術數，曾勸蔡保官不可把鴉片公司設在如此顯眼招搖處，更指味囒樓頂的紅頂涼亭“受風招邪”，定會對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禍臨到。 蔡保官不為所動。據說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緝，生意大敗。[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42頁。 [2]金豐居士：《味囒樓紅瓦招搖受風招邪不利宅主》，載《新報》，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黃巧波：《清末民初時期中山地區禁毒概況》，載《中山日報》，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陳芳次子。與孫中山是校友，一同在檀香山奧蘭尼學校讀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代其父管理畜牧場。繼自辦華人英語學校，任校長兼教員。1890年隨父返國，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門的業務。1892年秋，孫中山大學畢業後來澳門行醫濟世，陳席儒聯同盧九、何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介紹並頌揚孫中山醫術高明，支持孫中山在澳門行醫。1900年，陳席儒與弟弟陳賡虞一起，資助港幣100萬元給孫中山，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由孫中山重建的廣東革命政府財政空虛，陳席儒慷慨解囊，資助27萬元。其父去世後接手港澳商務，任香港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總經理、香港中日銀行董事。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被委任為廣東省省長。一度隨陳炯明出走。後在澳門從事古董生意。

朱秉筠，字觀松，號鶴亭，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世居廣州。[1]進士、知縣。 朱秉筠自幼聰穎，勤奮不倦，抱有大志；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參加會試，成為甲午恩科第111名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榮登進士三甲第31名，後分發為知縣。[2]抗戰期間，1939年，朱秉筠避居澳門，與汪兆鏞友好。 朱秉筠去世時，終年93歲。 朱秉筠之子朱兆洪，號寬甫，生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事教育事業：著有《耐冷樓詞集》。[1] 朱秉筠著作《近代粵詞蒐逸‧續篇》，未刊。[3] 現錄朱秉筠作於1939年的詩一首： 《疏影》[4] （汪憬吾同年與予乃羅浮山酥醪觀道侶也，己卯暮春避寇濠江，會飲於金城酒樓，因賦此解。時鍾道士在座，說羅浮山中種梅花甚多，故篇末及之。） 濠江避俗，喜忽來舊雨，跫音空谷。 異地重遊，風景依然，惆悵故園心目。 東風若作繁華主，欲甚把殘春輕促。 倚書欄，又是黃昏，消得幾番幽獨。 須信人間易老同，亂紅也轉變，一片新綠。 惟有青山，相對無言，不管浮生榮辱。 他年會約酥醪醉，笑指點，閒雲喬木。 耐歲寒。添種梅花，晚節共誇松竹。[5] [1]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466頁。 [2]朱保炯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866頁。 [3]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73頁。 [4]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292-293頁。 [5]金城酒樓在新馬路中央酒店六樓，經營粵菜為當時澳門高級食府。本詞錄自余少飄所編《近代粵詞蒐逸‧續篇》。

字鳳舒，號懺盦、珠海夢餘生。廣東歸善（今惠陽）人。廖仲愷之兄。留學美國。曾任中國駐古巴領事、巴拿馬公使、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生前常住香港。生平好究詩詞，用粵語入詩，奇趣百出。著有《嬉笑集》、《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等。澳門日報出版社曾再版《嬉笑集》。

明代戲曲家。字義仍，號海若、若士。江西臨川人。萬曆十一年（1583）中進士後，任南京大常寺博士和禮部主事。萬曆十九年，上疏直請皇帝罷斥奸臣，提拔賢才，但萬曆皇帝有意袒護權臣，把他遠謫到廣東徐聞縣，降職為典史。湯顯祖翻越大庾嶺，來到廣東南雄縣，後到達廣州。直到十一月，湯顯祖乘船從番禺南下，出虎門，來到珠江左側的貿易港香山澳（即澳門）。這期間，湯顯祖寫下了《聽香山譯者》（兩首）、《香山驗香所採香口號》、《香嶴逢賈胡》四首關於澳門的詩。在這些詩篇中，他描繪了葡萄牙商人：“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雲檣。”形容葡萄牙少女：“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這些詩篇，成了傳世最早以澳門為素材的中文古詩。湯顯祖來到華洋雜處的澳門，香山澳通事向他介紹了海外貿易的盛況，他用詩的語言，描繪了一幅16世紀的澳門風情畫，不僅在澳門文學史上有極高的價值，還成為直接反映明朝萬曆年間澳門歷史及社會生活最生動、最珍貴的史料。他在澳門的短暫停留所獲得的深刻印象，甚至影響其日後的文學創作。他的傳世之作有傳奇《牡丹亭》（即《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和《紫釵記》，合稱《臨川四夢》或《玉茗堂四夢》。《牡丹亭》的第二十一齣“謁遇”中提到“番鬼們建造”的香山澳多寶寺，從側面反映了澳門聖保祿教堂的影響。

陳蘭芝，字拂霞，號馥亭[1]，香山縣小黃圃鄉（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小黃圃社區）人。[2] 蘭芝自幼聰敏好動，讀書重在領會大意，不願受繁文縟節所束縛，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稍長，廣泛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同時，刻苦練習騎馬射箭，志在大幹一番事業。 青年時代，蘭芝多次到江南探望任知縣的胞兄，並且出謀劃策協助兄長解決政務上的棘手問題。兄長見弟弟足智多謀，為人正直，適合從政，決定入京設法為他籌謀官職。 後來，在兄長幫助下，蘭芝被任命為山東高唐知縣。高唐縣地處七省要衝，軍需、京餉、重囚往來不絕，稍有疏忽就會出現事故。歷任縣官儘管小心翼翼，難免不出差錯。而蘭芝雖初出茅廬，在任四年，把政務治理得井井有條，無可挑剔，使原先對他心存懷疑的上司同僚無不佩服，刮目相看。 蘭芝作風刻苦，勇於任事，事無大小，從不掉以輕心，堅持親力親為，一抓到底。 清乾隆年間，蘭芝從弟子員生調任山東高唐州州判，主理農事生產和官糧儲運事務。當時高唐南部河道淤塞，水災時有發生，百姓難以維持生計，紛紛逃荒，百里荒蕪，罕見人煙。 蘭芝深入勘察地勢，發現漯河故道，幾百里長，直抵禹城，堵塞很久了。他向上司建議重修漯河故道，獲得批准。蘭芝奉命監督工程，調動民夫近萬人上陣。他廢寢忘餐投入工作，使日以繼夜在各工地巡查，檢查過問每個環節。工程後期，蘭芝因勞累過度而病倒，但他堅持上堤巡視。部下深受感動，大家都忠於職守，拼命工作。做到一半時，忽然大雨淋漓，掘泥工程前功幾乎盡廢。知州意欲停工，撤退民夫。 蘭芝堅信工程可以成功，勸說現在上游已初步疏通，下流仍然阻塞，萬一天雨滂沱，下流鄉縣必成澤國，造成災難就不可收拾。工程繼續做下去，竣工有望。 不久，天氣轉晴，蘭芝親自督工，露宿河岸，力爭早日完成疏導工程，工程終於在雨季前竣工。竣工不久，就遇上河水氾濫，已經疏通好的河道發揮重要的作用。高唐及鄰縣農田廬舍無恙，黎民百姓皆大歡喜，將這條河叫作陳公河。[3] 蘭芝修築城牆，在原先估計之外，命令人員多造磚數百萬加固地基。州長因此責備蘭芝勞民傷財。蘭芝說城工堅固，十年內不管有沒有澇災，都備無患，這不是重傷財勞民。 第二年夏雨，西邊城牆突然塌陷。蘭芝馬上命人搬來磚塊在原先做好的地基上修建，工程不多花力氣就完成了。大家都十分佩服他。 蘭芝為官，從來不獨斷和自恃聰明，一心為民請命，正直不阿，以身作則，努力推行利民便民措施，樹立正氣，上下同心，迅速營造出有利於執法的局面。另一方面，他愛護部下，知人善任，賞罰分明，威信甚高，下級都樂於為他效力。[1] 有一年冬，朝廷西北用兵，上級官員賞識蘭芝的才能，指派他押運山東全軍糧餉百餘萬出大散關，限期緊迫。時值連日大風雪，經過四川時道路被雨雪阻斷。 蘭芝以濃厚的情誼和誠信為人，感動了將士，率領他們日夜兼程，饑渴勞頓，艱苦備嘗，而部下始終沒有怨言。 最後幾天，風雪更急，趕路更多，在晚上三更時分才到達驛站，僅休息兩個時辰。天一亮，軍士們就不顧疲倦，一致要求上路。縱然道路崎嶇萬狀，大家義無反顧。等到抵達軍門，還未到規定的時限。 蘭芝負責通緝搜捕王倫的餘黨，該案牽涉面很廣，他把尺度抓得很嚴，認真把主犯、從犯與脅從區別開來，許多與此案有牽連的人都沒被濫捕錯判。沿路見到遺下的骸骨，蘭芝不禁流下了眼淚。有人說逆賊的屍骨值得可惜嗎？蘭芝說，愚蠢的民眾造反，國法已得到申張，掩埋他們的屍骨，以彰法外的仁度，不更好嗎？於是，蘭芝命令手下撿埋沿途的屍首，幾個縣百姓聽聞，無不感動哭泣。[3] 之後，蘭芝指導修築高唐城垣和押解百萬軍餉往四川兩件重要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現。當時，朝廷以軍功優待，決定委任他當重要官職並予封賞。[2]蘭芝急流勇退，託病謝辭，請假休養。他離開時，數以萬計黎民百姓相送，沿途數十里人群揮淚道別。[2] 相傳相莊立村之前，此處是一個很大的村莊，後來因為一種叫紅金豆的害蟲致使全村滅絕，才由官府遷民至此的。相莊之前，此地就建有東方朔祠，據《高唐州志》（光緒）載：“東方朔祠在州東北十里，朔平原人，高唐舊隸平原。祠廢碑存……州判陳蘭芝立東方朔故里碑於城北”。 後來，蘭芝遍游泰嶽、嵩山、華山、西湖、天山、五台、雁蕩、羅浮諸名勝。 蘭芝編輯的作品有《嶺南風雅》三卷，收錄自唐代張九齡起，至清朝止，分為詩、賦、記、序等體裁，其中收入穗籍崔有之、李昂英、李德、黃哲等人作品，包括《廣州歌》、《白雲山》、《荔灣漁隱》等描寫廣州風物的詩歌。[4] 蘭芝編著《魯蜀文獻》兩卷、《錦岩志略》，並補校《家禮辨定》、《嶺南名勝記》、《願體集》等。[1] 約清乾隆五十年（1785），蘭芝在番禹河南澳峽東街卉木精舍居住，增輯明代郭棐（篤周）《嶺海名勝記》32卷。[5]其中，《嶺海名勝記》第一卷。首白雲山記，次海珠記，次靈洲山記，次崖山記，次南海廟志，次浮邱山記，次西樵山記，次海幢志，次澳門記，次石門記，次飛來寺記，次花田記，次江門記，次七星崖記，次羚羊峽記，次鼎湖山記，次三峽記，次九成台記，次珠池記，次奇甸記，次梅嶺，次韓山祠記，次鶴峰記，次曹溪志略，次丹霞勝略，次風度樓記，次羅浮山記。茲篇共記嶺南27處名勝。每一名勝，皆擇其最顯勝處詳述，餘則略明其事，可謂有詳有略。其於因名人留跡而其地亦名者，則有詳證。如風度樓條下，詳考張九齡之有關故實。[6] 現錄陳蘭芝的詩兩首：[7] 《贈海光大師入主海幢法席》 梵王宮殿鎮南天，閡敞輝煌七座連。金色映搖珠海月，慈雲飛度素馨田。 毗盧閣上千山雨，瘞鹿亭中萬樹蟬。福地若無師願力，是公何以證真詮。 白雲山色入香台，門接曹溪水繞來。廿八葉傳天竺遠，大千法說海幢開。 魚龍泊岸聽清梵，獦狚參師學辯才。鐙火萬龕明徹夜，遊人錯認是黃梅。 [1]《陳蘭芝》，載李有華、張解民編：《順德歷史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第182-184頁。 [2]《陳蘭芝‧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58頁。 [3]《陳蘭芝》，載《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4]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南海神廟文獻匯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第7頁。 [5]高唐政協：《地名專輯》，載《高唐文史資料》（第19輯），高唐：高唐政協，第183頁。 [6]《嶺海名勝記》，載“知識貝殼＂網，2013年6月22日，http://www.zsbeike.com/index.php?m=content&c=zhuanye&a=show_qw&id=43091183。 [7]陳景鍇：《陳蘭芝》，載《海珠古詩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第207-208頁。

曹善謙，字子揮，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之子。[1]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曹善謙有兄弟十多個：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等。[1] 1[與“曹有＂條重覆者建議刪除]882年，曹善謙時任候選同知官銜，後升為知府，發起籌辦上海機器造紙局，通過買辦鄭觀應代為具稟李鴻章呈准開設。該廠名義資本15萬兩，實收11萬兩。除曹善謙和兄長曹子俊（德商禪臣洋行買辦）兩位股東外，還有鄭觀應、唐景星、李秋坪等人。曹善謙在上海楊樹浦購地12畝多，著手籌建，但籌辦一年，工程僅得2/5，資本就告罄。1884年春，曹善謙回廣東懇求曹子俊來滬接辦，並請求父親從澳門陸續匯款75700餘兩，用來建設上海機器造紙局。1884年8月上海機器造紙局投產，主要設備有多烘缸長網造紙機一台，另有切布機及軋竹機等設備，採用破布、麻繩、廢紙、竹料製造漂白施膠的洋式紙張，工人100人，日產兩噸。1892年3月，曹子俊向股東公佈1884-1891年曆年膨脹淨虧116919兩，資不抵債。[2] 曹子俊在主持上海機器造紙局時，長期依靠借貸度日，甚至以廠產向洋人律師威金生押借45000兩周轉，簽名畫押，按期付息，逾期不付任憑招賣。他東挪西借，仍難以維持。而威金生等債主屢次催還借款本息。終因籌款無著，1892年5月，曹子俊被迫報招賣廠。之後，曹子俊登報公開檢討，說明經營不善，負債累累，各債主日夜追索，登報邀請股東查核帳目，商定行止，又無反應，才被迫招賣廠產的緣由。[3] 曹子俊和李松雲發起中國製造熟皮公司；與陸敬南、袁承齋等五人擔任英商上海五彩畫印有限公司董事；與唐廷樞、鄭觀應、唐茂枝（廷植）、唐傑臣等香山籍人士成為近代上海外商企業中的著名華人董事之一。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3]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第67-70頁。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