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早年到澳門經商，1860年（清咸豐十年）與友人合伙，組建一家名為“紹昌堂”的置業公司，買下原庇里喇茶葉行的舊址，並將後門對開一帶海灘填平，開闢福隆新街、福榮里、清和里、福隆新巷、清平直街、蓬萊新街、新市巷、新利巷、福壽里、白眼塘街等街道，興建大小舖戶160餘間，使該處成為澳門一新區。1864年（清同治三年）後，紹昌堂各股東因澳門市面冷落，舖戶建成後頗難出租，均提出退股。王祿與其子王棣遂將全部股份承受，又改名集成堂，管理這新建的160餘間舖戶，成為澳門當時最大的業主，也是澳門當時的首富。1870年澳督與王祿父子協商，以深巷仔街尾一塊海灘地相贈為條件，要求在此興建一座大戲院──清平戲院。王氏乃於1870年10月動工，至1875年（清光緒元年）全部就緒。王氏對於社會公益事業貢獻良多，成為澳門早期華人名紳。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又名國芬。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早年隨叔父赴美國夏威夷經商。1870年創辦芳植記公司，從事甘蔗種植和製糖業，後漸發迹為夏威夷巨富，成為早期的華僑“百萬富翁”，被譽為“商界王子”，並成為夏威夷國王駙馬。1878年後，曾任夏威夷政府樞密院顧問、華人商董、中國駐夏威夷領事。1882年辭職。1890年變賣資產60萬美元，返香港、澳門投資火輪業和酒店業，定居澳門。首先引進汽車來澳門，出資捐建從關閘往前山的七公里長的寬敞石板路，並在家鄉創辦學校和其他慈善事業。1906年在澳門病逝。

福建人。早年到澳門經商，1860年（清咸豐十年）與友人合伙，組建一家名為“紹昌堂”的置業公司，買下原庇里喇茶葉行的舊址，並將後門對開一帶海灘填平，開闢福隆新街、福榮里、清和里、福隆新巷、清平直街、蓬萊新街、新市巷、新利巷、福壽里、白眼塘街等街道，興建大小舖戶160餘間，使該處成為澳門一新區。1864年（清同治三年）後，紹昌堂各股東因澳門市面冷落，舖戶建成後頗難出租，均提出退股。王祿與其子王棣遂將全部股份承受，又改名集成堂，管理這新建的160餘間舖戶，成為澳門當時最大的業主，也是澳門當時的首富。1870年澳督與王祿父子協商，以深巷仔街尾一塊海灘地相贈為條件，要求在此興建一座大戲院──清平戲院。王氏乃於1870年10月動工，至1875年（清光緒元年）全部就緒。王氏對於社會公益事業貢獻良多，成為澳門早期華人名紳。

崔霖，又名崔培生。澳門富商。[1]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三日，崔霖向澳門國課衙門訂立合同，承批花王堂坊空地第一、二、屋、六、七等號數段。後因崔霖不遵守合同，澳門國課衙門將該批地合同批銷作廢。崔霖於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五交存西洋銀行之擔保銀亦一併充公，歸國課衙門。[2] 清宣統三年（1911），崔霖經營生意失敗，將其擁有物業變賣抵債。包括：北便街第42號屋，內有花園1座，掛號第24B部第53頁後幅第6383號，底銀2000元。北便街第26、28、30、32、34、36、38等號屋的空地，每段每年納地租銀1元，掛號第24B部第6384-6390號，每段底銀20元，或共底銀140元。樹根里第10、12、14等號屋的空地，每段每年納地租銀1元，掛號第24B部第6391、6392、6393號、每段底銀20元，或共底銀60元。蟻巷第24號屋空地，每段每年納地租1元，掛號第24B部第6394、6395號，每段底銀20元，或共底銀40元。汛地河邊村第2、4、6、8、10、12、14、16、18、20等號屋的空地，每段每年納地租銀14等號屋的一半，掛號第14B部第3029號，每該屋的一半底銀200元，或共底銀400元。白灰街第27號B，該屋二樓憲門二度，掛號第24B部第103頁第6650號，底銀432元。白灰街第27號C，掛號第24B部第6651號，底銀432元。白頭新街第42B，掛號第24B部第6352號，底銀432元。白頭新街第42B，頭新第24B部第6653號，底銀432元。馬大臣街第12號屋，掛號第18B部第127頁第3643號，底銀500元。白灰街空地一段，九十六勿及廿四仙點丁方，掛號第23B部第5609號，底銀30元。白灰街空地一段，一百一十二勿七十五仙點丁方，掛號第23B部第5610號，底銀40元。羅憲新街空地一段，五十一勿丁方，掛號第23B部第5618號，底銀20元。亞婆井街第16、18等號屋，掛號第24B部第6246、6247號，每間底銀300元，共底銀600元。田一段，舊在羅利老馬路東便，該田一百三十九個丁方勿，掛號第24B部第102頁第6643號，底銀13.9元。空地一段，東向羅利老馬路，南向東望洋街尾，二百七十一丁方勿，掛號第24號B部第102頁第6644號。空地一段，東羅利老馬路，北向東望洋街尾，一百一十二丁方勿，掛號第24B部第6645號，底銀11.2元。空地一段，北向羅利老馬路，附近第十號益多咩，三千九百六十七勿四十二仙點丁方，掛號第24B部第6655號，底銀396.7元。白灰街空地一段，五十勿四十仙點丁方，掛號第23B部第5608號，底銀5元。[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42頁。 [2]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第569頁。 [3]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第554-555頁。

曹善謙，字子揮，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之子。[1]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曹善謙有兄弟十多個：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等。[1] 1882年，曹善謙時任候選同知官銜，後升為知府，發起籌辦上海機器造紙局，通過買辦鄭觀應代為具稟李鴻章呈准開設。該廠名義資本15萬兩，實收11萬兩。除曹善謙和兄長曹子俊（德商禪臣洋行買辦）兩位股東外，還有鄭觀應、唐景星、李秋坪等人。 曹善謙在上海楊樹浦購地12畝多，著手籌建，但籌辦一年，工程僅得五分之二，資本就告罄。1884年春，曹善謙回廣東懇求曹子俊來滬接辦，並請求父親從澳門陸續匯款75700餘兩，用來建設上海機器造紙局。1884年8月上海機器造紙局投產，主要設備有多烘缸長網造紙機一台，另有切布機及軋竹機等設備，採用破布、麻繩、廢紙、竹料製造漂白施膠的洋式紙張，工人100人，日產兩噸。1892年3月，曹子俊向股東公佈1884-1891年曆年膨脹淨虧116919兩，資不抵債。[2] 曹子俊在主持上海機器造紙局時，長期依靠借貸度日，甚至以廠產向洋人律師威金生押借45000兩周轉，簽名畫押，按期付息，逾期不付任憑招賣。他東挪西借，仍難以維持。而威金生等債主屢次催還借款本息。終因籌款無著，1892年5月，曹子俊被迫報招賣廠。之後，曹子俊登報公開檢討，說明經營不善，負債累累，各債主日夜追索，登報邀請股東查核帳目，商定行止，又無反應，才被迫招賣廠產的緣由。[3] 曹子俊和李松雲發起中國製造熟皮公司；與陸敬南、袁承齋等五人擔任英商上海五彩畫印有限公司董事；與唐廷樞、鄭觀應、唐茂枝（廷植）、唐傑臣等香山籍人士成為近代上海外商企業中的著名華人董事之一。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3].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第67-70頁。

林含蓮，又名林蓮、林連、林蓓生、林倩生。澳門著名富商。 林氏家族是澳門望廈、龍田一帶的世家望族，很早時候就家財萬貫。 1848年，林含蓮家族在龍田、望廈等地購置土地“壹拾三畝五分七厘四毫八絲”，其中不少購於清嘉慶年間。1839年9月16日，林含蓮購買受王國賓田一段，坐落在龍田村前土名中塘。大小二丘，該下稅二畝七厘。又土名深泥，大小八丘，該下稅三畝四分。又土名塔石界仔，大小八丘，該下稅七分。以上三處共該下稅田六畝一分七厘。其稅在番南末甲王炯昌瓜，今割歸四二七甲林植穀瓜。[1] 林含蓮熱心時事政治和社會公益事業。1877年，他和顏心發、陳瓊光等擔任重修澳門媽祖閣的值事，參與澳門媽祖閣修建工作。[2] 1891年4月2日，為迎接俄國皇儲到澳門，澳門總督特邀集澳門紳商，聯為公會。華商何連旺被推為該會副主席，盧九為管銀，華商陳芳、曹善業、何連勝、何蕘階、蔡森、柯六及林含蓮等為董事，並且所有備辦費用之銀兩，都是商人自己捐獻。[3] 1896年1月，林含蓮出任公鈔局書吏（局紳），1909年1月，擔任業鈔公會副會員。 林含蓮擁有物業許多，包括板樟堂街十間、河邊新街3.5間、陳樂里11間、通商新街兩間、新埗頭街兩間、柯高街一間、中里一間、爐石塘街一間、敦和里一間、下環街一間、沙梨頭街一間、涼水街一間、定安街一間、南灣街兩間、皇家新街114號屋之一半、116號屋之一半、118號屋之一半、大街三間、草堆橫街三間、公局新市西街兩間、海邊升街一間、又95號屋之一半、97號屋之一半、連丁圍一間、木橋橫街兩間、果棚街一間、大堂街兩間、蓬萊新街六間、木橋街一間半。 林含蓮經營生意，當時以時豐銀號最為知名，他擔任時豐銀店司事。1910年4月，時豐銀店倒閉，他的物業被拍賣抵債，估價銀113650元。[4]據1910年4月4日《華字日報》報導“澳門時豐銀號東主林含蓮，又名林倩生，因有人紛紛到店取回積項，不能應付，以致倒閉”。 關於時豐銀號倒閉的原因，說法不一。據林含蓮本人稱，銀號並非倒閉，只是暫停營業。因他本人吸食鴉片，煙癮日深，巡店漸少，以致被銀號正副司事乘機捲款19萬逃走，銀號因此陷入困境。5月4日，時豐銀號的正、副司事被拘後，因證據不足，無罪釋放。時豐銀號倒閉後，林含蓮家族的生意急轉直下。 林含蓮娶妻妾多，妻吳氏，妾方氏、馮氏、勞氏、黃氏、梁氏。生育兒子多個，長子林煥章（少文），住在三巴仔街第一號屋，元配妻子吳氏所生；次子林煥斌（少寬），住在爐石塘街第57號屋，妾馮氏所生；三子林煥玻，在自置之南灣第67號屋出生。之後，林含蓮加入葡籍，又生三子：林煥玻係妾黃氏所生；林煥瀾係妾勞氏所生；林煥琨係梁氏所生；林煥炳是妾方氏於1872年所生。三子都與父母居住。[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8-179頁。 [2]近代史資料編輯部：《近代史資料總100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199頁。 [3]查燦長：《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347頁。 [4]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42頁。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2月10日─1900年1月30日）6月8日，澳門華商蔡裕光（蔡知儉堂）稟稱，他及他的兒子蔡寬、蔡開、蔡田、蔡維等五人均為澳門出生或澳門生長，並申請加入葡籍。《澳門政府憲報》1899年6月10日第23號。

曹善業，字子基，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長子。1[與“曹有＂條重覆者建議刪除]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善業、何穗田及港紳陳賡虞資助來到澳門，在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積極支持。曹有作為鏡湖醫院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擔保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1] 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1]他和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連旺，字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聯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他的崇高醫德。[2] 1896年，父親逝世後，曹善業接管家業。1890年1月，他將父親創辦的繅絲廠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時，他與何連旺、宋子衡、盧九、陳恆等創辦其祥絲廠，1898年3月，其祥絲廠關閉。曹善業以時寶堂司理人的身份，出價3010元買下其祥絲廠的鋪底、上蓋、機器、家俬等。 曹善業在經商之餘，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活動，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董事；1894年任公鈔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鈔局書吏；1902年任業鈔公會正會員；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員等職。 曹善業秉承其父之風，對澳葡政府多有貢獻，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許。 曹善業擁有眾多的物業：水坑尾街兩間、白馬行街兩間、天神巷兩間、大炮台街兩間、高尾街一間、十八間（街名）兩間、草堆街四間、爐石塘兩間、趙家巷一間、桔仔街兩間、連興街一間、興隆街一間、連勝街四間、柚果里一間、由義巷34間、下環街六間、黑侄巷三間等。1908年2月，曹善業因欠銀一案，上述物業被按察司按時價估銀43150元。 後來文史學者發現，當時曹善業名下的物業有兩處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草堆街80號”是孫中山當年在澳門創辦的“中西藥局”的舊址，另外一處“由義巷”被確認為當時興中會澳門的通信聯絡點。 1905年，曹善業被推舉為鏡湖小學校長，該校是晚清時期最有影響的華人學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門業主曹善根、曹善麟（兩人均為曹善業弟弟），控告曹善業欠銀，將他名下物業於是日估價出投招買，包括水坑尾街、白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義巷等物業80餘處，總共約值銀50200元。[4] 1924年，曹善業去世，年僅59歲。 曹善業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師、社會活動家；是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校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參與創辦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1922年與歐海倫醫生合作創辦贊育醫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華人社區推動種痘運動。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他又發起組織創辦民生書院，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5] 2[有關內容與“曹善謙＂條重覆，建議刪除]008年初，在珠海鳳凰山公路隧道附近，發現了曹子基（善業）夫婦墓。曹子基墓碑身寫著“皇清誥授資政大夫顯考諱善業號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資政大夫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銜。在墓葬遺址發現一塊“聖旨”碑，屬於曹子基夫婦墓的“奉天誥命”碑，碑額為“聖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業第十五子曹思泉（軍）四個兒女一行，專程從廣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館，對珠海文保工作者對其先輩曹子基夫婦墓的發現和搶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謝。[6] 曹思泉於2013年1月3日逝世，終年96歲。[7]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澳門曹家》，載“族譜錄紀念網＂，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5]《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門商人，曾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曹子基後人珠海尋根》，載“珠海視窗＂網，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傳世》，載“族譜錄紀念網＂，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福建人。早年到澳門經商，1860年（清咸豐十年）與友人合伙，組建一家名為“紹昌堂”的置業公司，買下原庇里喇茶葉行的舊址，並將後門對開一帶海灘填平，開闢福隆新街、福榮里、清和里、福隆新巷、清平直街、蓬萊新街、新市巷、新利巷、福壽里、白眼塘街等街道，興建大小舖戶160餘間，使該處成為澳門一新區。1864年（清同治三年）後，紹昌堂各股東因澳門市面冷落，舖戶建成後頗難出租，均提出退股。王祿與其子王棣遂將全部股份承受，又改名集成堂，管理這新建的160餘間舖戶，成為澳門當時最大的業主，也是澳門當時的首富。1870年澳督與王祿父子協商，以深巷仔街尾一塊海灘地相贈為條件，要求在此興建一座大戲院──清平戲院。王氏乃於1870年10月動工，至1875年（清光緒元年）全部就緒。王氏對於社會公益事業貢獻良多，成為澳門早期華人名紳。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9月19日，澳門著名華商蕭瀛洲稟請加入葡萄牙國籍。蕭瀛洲，又名蕭登、蕭文登、蕭亞登、蕭壯宗，廣東香山人，華人蕭五之子。蕭瀛洲為晚清澳門著名華商，19世紀90年代後始進入澳門商界，主要經營博彩業、鴉片貿易及銀號。特別在金融業方面，蕭氏成就更是突出，1896年創辦時豐銀號，1909年又創辦寶裕銀號，1896年擔任澳門鏡湖醫院首總理，1911年納公鈔達1397元，為全澳第一，是為澳門首富。《澳門政府憲報》1898年8月24日第24號，1903年4月18日第16號，1905年10月14日第41號，1906年6月9日第23號，1909年10月16日第42號，1909年5月15日第20號；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246頁。

冼藻揚，又名冼翰廷，原籍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西樵簡村。清末澳門富商。冼玉清之父。[1] 先祖為冼源盛是宋朝象州學正，從南雄珠璣巷遷往南海縣，初居西樵山麓大茂村。冼源盛生育四子，長子冼迪、次子冼逵、三子冼進從大茂村遷往簡村。[2] 清咸豐年間，父母因洪楊之役，鄉間生活艱難，於是，離開家鄉前往澳門打工。藻揚出生後不久，父親去世。[3] 母親蔡氏為人勤儉嚴肅，患有微疾，藻揚事母至孝。藻揚歸家四年，蔡氏去世。[2] 藻揚自少孤苦貧困，對長輩非常孝順。後來，他跟族人來往於欽州、廉州、高州、雷州一帶經商。1899年，藻揚創辦天和輪船公司，通航“和平”、“和貴”號兩輪，開創西江航行汽船的新紀元。後來，他在香港、澳門入股投資電燈公司、牛奶公司、麻纜公司等，並開設建昌榮藥莊，成為當時知名富紳。 藻揚的妻子劉氏是個貧農女，平時較少言語，具有傳統中國婦女的勤儉誠樸，深明大義。劉氏對女兒冼玉清影響最大的是身體力行和克己裕人的品德。冼玉清考慮到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和態度，她放棄個人幸福，克己裕人。 冼家致富足後，劉氏勤儉不改，依然要求子女一定要勤儉節約，並積極參與社會地方公益事業。1928年，藻揚去世，終年78歲。[1] 劉氏於1931年去世。冼藻揚15歲時輟學，他不想後代走自己的舊路，尤其重視子女教育，而且受當時澳門的開明思想影響，不分男女都送入學讀書。 冼藻揚夫婦生育子女七個。長子冼秉鈞在香港大學攻讀商科取得學士學位，1913年在香港自己獨資開辦一家“建昌榮”藥莊公司；1918年，香港政府港督親手授予“宏展港市商務”六字金牌。這是港督最高榮譽獎。[4] 三女冼玉清，弟妹都稱她“三姐”，是知名文史學者、教授，嶺南文獻專家。她一生勤奮治學，著作甚豐；她從事教學工作，熱愛祖國，關心鄉邦文化，為國家圖書館找回流散在港、澳文獻典籍做了不少工作。[3] [1]《冼玉清》，載“佛山市政府網＂，2011年9月4日，http://www.foshan.gov.cn/zjfs/mlfs/fsgk/rwfg/lsmr/201101/t20110112_3883231.html。 [2]鄺希恩：《冼玉清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10，第2-3頁。 [3]高炳禮：《嶺南才女——冼玉清教授與中山圖書館》，載《圖書館論壇》，2004年第6期，第259-262頁。 [4]《名人介紹》，載“百度文庫＂網，2011年9月4日，http://wenku.baidu.com/view/02bf266f25c52cc58bd6bec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