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北愛爾蘭人。任中國海關總税務司長達45年（1863-1908），被清朝政府視為“客卿”。1854年（咸豐四年）來華，1854-1858年間，先後在英國駐寧波和廣州領事館擔任翻譯和助理。1859年參加中國海關工作，任粵海關副税務司。1861年起，代理總税務司職務。1863年1月（同治二年十月）繼李泰國任海關總税務司。1885年（光緒十一年）6月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公使，未就。1908年休假離職回國，仍掛着總税務司的頭銜，直至逝世。赫德主持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在海關建立了總税務司的絕對統治，並把他的活動伸向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各個方面。他曾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顧問的身份參與清朝政府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各種交涉，如1885年《中法和約草案》，以及後來的中緬交涉和印藏交涉等。1887年，赫德派其秘書、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幹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就澳門的地位問題與葡國政府談判，雙方最後於1887年3月26日簽署《中葡里斯本草約》，共四款，其中第二款“定准由中國堅准，葡國永居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第三款“定准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草約簽署後，以兩廣總督張之洞為代表的地方當局多持異議。葡萄牙全權代表羅沙（Tomás de Sousa Rosa）於1887年8月11日到京議約，但雙方對澳門及其屬地界址等分歧甚大，赫德從中“調解”，並向總理衙門陳述意見。最後兩國分別由奕劻、孫毓汶和羅沙於12月1日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並於1888年4月28日在天津換文。該條約第二款對《中葡里斯本草約》予以承認，從而正式承認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

又名國芬。廣東香山楊梅斜村（今屬珠海）人。早年隨叔父赴美國夏威夷經商。1870年創辦芳植記公司，從事甘蔗種植和製糖業，後漸發迹為夏威夷巨富，成為早期的華僑“百萬富翁”，被譽為“商界王子”，並成為夏威夷國王駙馬。1878年後，曾任夏威夷政府樞密院顧問、華人商董、中國駐夏威夷領事。1882年辭職。1890年變賣資產60萬美元，返香港、澳門投資火輪業和酒店業，定居澳門。首先引進汽車來澳門，出資捐建從關閘往前山的七公里長的寬敞石板路，並在家鄉創辦學校和其他慈善事業。1906年在澳門病逝。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為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因此澳門議事會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復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認為這樣比較滿意，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13世紀—1760》第l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雇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系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萬曆十一年（1583年1月24日─1584年2月11日）英女王批准英國“中國公司”組織一次對華航行，由愛德華•芬頓（Edward Fenton）指揮，航至巴西時，遇阻於西班牙艦隊，被迫回國。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13世紀—1760》第1卷，第59頁。

清代軍政大臣。字元撫、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人。福建候官（今福州市閩候）人。嘉慶朝進士，曾與龔自珍、黃爵滋、魏源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1831年任河東河道總督時曾修治黃河下游，1832年任江蘇巡撫，又興修白茆河、瀏河等水利。1838年（道光十八年）任湖廣總督時，嚴禁鴉片，成效卓著，是主張禁煙的代表人物。同年受道光皇帝之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輸入，次年到廣東。為瞭解西方國家情況，派人翻譯外文書報，編成《四洲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協力查禁鴉片，嚴令英美煙販繳出鴉片237萬斤，在虎門當眾銷毀，並積極加強海防，倡辦民團，多次擊退英軍武裝挑釁。他認為，廣東中路的要口，“虎門為最，次即澳門”，在澳葡人“兵單力薄”，因此增派軍隊對澳門水陸加倍嚴防，並親自到澳門巡視。林則徐抵抗外國侵略的壯舉，激發了澳門同胞的愛國精神。1840年1月任兩廣總督。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嚴密設防，使英軍在廣東無法得逞。因受主張投降的官員誣陷，被革職。次年被派赴浙江籌劃海防，不久發往新疆充軍。1842年抵伊犁，曾在新疆興修水利，開墾屯田。1845年起用為陝西巡撫，擢雲貴總督，因病辭職回籍。1850年起用為欽差大臣，前往廣西鎮壓農民起義，在潮州途中病逝。著有《林文忠公政書》等。

澳門第79任總督。又譯作亞馬喇、亞馬勒。1846年4月從里斯本抵澳門任澳督。係海軍軍人，其右臂在年輕時參加葡萄牙開拓巴西殖民地戰爭中被大炮打去，葡人稱其為“獨臂將軍”。上任後，在澳門推行殖民擴張政策，1846年5月，宣佈對華籍居民徵收地租、人頭税和不動產税，把原本只對葡人實行的統治權力，擴大到華籍居民。他下令所有在澳門停泊的中國船隻要向“船政廳”登記納税。1848年下令開闢馬路，掘毀關閘一帶村民的墳墓。1849年3月5日，他限令設在關前街的中國海關“關部行台”八天內撤出，3月13日派兵搗毀海關，並隨即拆毀豎立在市政廳的刻有《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的石碑，並擅自審判在澳門的華人。其擴張行徑激起了中國居民的義憤，1849年8月22日在關閘附近，被望廈村民沈志亮等人刺殺。澳葡當局歷來視亞馬留為英雄，澳門有四條街道掛上他的名字，這些街道的中文名稱分別是東望洋街、關閘馬路、亞馬喇圓形地（銅馬廣場）和亞馬喇馬路。

英國上議院議員、勳爵、皇家海軍大校。1833年代替東印度公司派出的大班，被任命為英國第一任駐華商務監督，處理英國商人在廣州的各項事務。1834年7月15日到澳門，提出以武力佔領香港的主張。7月25日擅自進入廣州，要面見兩廣總督盧坤。由於違反慣例，盧坤令行商勸他返回澳門。律勞卑態度傲慢，斷然拒絕，導致中英貿易中止、廣州至澳門交通被封鎖。9月5日律勞卑要求停泊虎門的兩艘英艦闖入黃埔，以威脅中國改變既定政策。盧坤調集大軍據險設防並斷絕英國商行的糧食供應，以懲戒其踐踏中國法律、砲轟城寨、軍艦擅闖珠江之罪，限期派人要把他押回澳門。時人稱此事件為“律勞卑戰爭”或“律勞卑的失敗”。律勞卑被迫於21日在清廷恢復貿易的條件下率領軍艦退回澳門。10月因患瘧疾死於澳門。

中國近代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原名光照，族名達萌，號純甫。廣東香山南屏鄉（今屬珠海，與澳門一水之隔）人。1841年入讀澳門馬禮遜學堂。1847年隨校長塞繆爾‧布朗赴美，入讀孟松學校及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為中國最早的留美著名大學畢業生，也是第一個獲外國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次年經澳門回國，先後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江海關等處任職，並曾一度經商。1860年赴太平天國天京（今南京）參觀，向洪仁玕提出實行新政的七項建議。1863年入曾國藩幕，為籌建江南製造局，赴美購買機器。多次向清廷建議選派青少年赴美留學，以振國勢，1872-1875年受命主持選派幼童赴美留學，任留美學生監督，開創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之先河。為國家培養了詹天佑、唐紹儀等100多位名人，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上貢獻良多。容閎堪稱中國留學生之父。1875年兼任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公使。1895年返國後，曾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方案。1898年參加變法維新活動，戊戌政變後逃離北京。1900年在上海參加唐才常主持的張園會議，被推為“中國國會”會長，旋因清廷通緝而出逃香港，途中結識孫中山。1902年再度赴美，居美期間積極支持同盟會的革命事業。1912年4月21日病逝於美國寓所。著有《西學東漸記》等。其女兒曾居澳門，孫兒現尚在澳門。

字芸墅。安徽宣城人。清乾隆初年由拔貢生保舉知縣事，先後在廣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等地知縣。乾隆十一年（1746）權澳門同知事，兩年後實授澳門同知。在任內，曾報請查封唐人廟。1748年發生葡萄牙士兵在澳門殺死華人李廷富、簡亞二一案，葡人駐澳兵頭若些拒不肯向中國交出凶犯，他反覆與之交涉，最後終獲解決。又與香山知縣暴煜制《澳夷善後事宜條議》12條勒石刊佈，重申中國在澳門的行政司法主權。但朝廷對該案處理結果不滿，被降職去任。遂返鄉隱居，不復為官。他平生好文，著作除與印光任合著《澳門紀略》外，還有《辛辛草》、《吳越吟》、《耳鳴集》等。

晚清高官。字孝達，號香濤，晚號抱冰。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同治進士。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1873年授四川學政。1879年反對崇厚與俄國簽訂《里瓦幾亞條約》。1882年（清光緒八年）任山西巡撫。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從山西巡撫調昇兩廣總督，起用馮子材，於廣西邊界重挫法軍。1889年調湖廣總督，開辦實業，倡興教育。1894年代劉坤一為兩江總督。《馬關條約》議訂時，他曾上疏阻議，呼籲變通陳法，力除積弊。1898年4月，撰《勸學篇》，提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1900年，北方義和團運動時，力主鎮壓，保護使館。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創東南互保，鎮壓兩湖反洋教斗爭和唐才常自立軍起義。1901年與劉坤一聯銜會奏變法條陳。1902年充督辦商務大臣，再署兩江總督。1903年上奏後辦京師大學堂。1906年，晉協辦大學士，擢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兼管學部。1908年督辦粵漢鐵路。1909年釐金”及“澳門界址”等問題與葡人多有交涉。

楊雲驤，字貽騋，號楚田，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人。清代名將。 雲驤自小習武，練就出一副剛強磊落的性格，為人正義不屈，重承諾，講誠信，樂善好施。少年時，他是個活潑的武打生，每逢廟會就與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術助興。青年時代，他目睹洋人佔據澳門，搞走私鴉片和侵略擴張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行為萬分氣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軍前山寨，決心投身於保家衛國。[1] 雲驤辦事機智勇敢，愛恨分明，出入於澳門與內地之間剿匪捉賊，捕無不獲，葡萄牙人“聞雲驤名皆畏服”。清咸豐三年（1853），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葉名琛率拖船三百餘艘在沿海緝捕海盜，海盜頭目潛藏澳門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為能有包庇脫身之日。雲驤奉命追蹤，深入虎穴，將海盜頭目擒拿帶走。當時葡萄牙人乾瞪眼，卻不敢輕舉妄動。陸豐縣拐匪張炳勾結洋人販賣華工牟利，誘騙93名鄉民上船賣“豬仔”運至澳門。船將近到澳門時，這些“豬仔”知道上當，紛紛跳船逃走。他們聚在灣仔銀坑村外，舉目無親，餓了三天，無疑在等死。雲驤知道後，馬上給予食宿，又稟告香山知縣將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國起義，上海發生反清小刀會起義，起義軍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調派大軍鎮壓。英、法、美等殖民主義者趁火打劫，以保護上海“租界為名”，出兵長江口；後又製造事端，發動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戰”。小刀會起義期間，雲驤奉命率部分廣東水師北上增援清軍，遇到一支駐長江口耀武揚威的英軍船隊，英軍無視中國主權，向附近清軍陸軍營地發炮，並逼近雲驤所率水軍。雲驤奮然指揮水軍發炮還擊，一炮打中英軍指揮船，炸傷指揮官手臂，英軍慌作一團，狼狽逃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保奏雲驤為和平營都司（正四品），咸豐皇帝賜賞雲驤花翎荷包。[2] 雲驤對清廷出賣主權以換取上海殖民主義者聯合攻打小刀會的做法，十分不滿。小刀會起義平息後，清廷允許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權，洋人肆意欺負中國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再次打了敗仗，割地賠款。 有見及此，雲驤悲觀絕望，毅然辭官歸里。之後，廣東提督吳元猷、兩廣總督勞祟光、兩江總督曾國藩他們分別向雲驤贈送“公忠體國”、“正直無畏”、“四知衍澤”金匾懸額，勸其復職。他不為所動，一一謝絕。[1] 清同治三年（1864），雲驤在南屏將軍山和灣仔加林山之間，開闢“竹仙洞”隱居，寄意是修築人間仙境，在此終老。後來，雲驤和楊蘭皋等族人籌劃興建楊氏大宗祠，致力於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籌資辦義學，教育後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農曆五月二十日，雲驤去世，終年71歲。同治十年（1871），澳門鏡湖醫院創建之初，參與集資創建的澳門本土商人及商號共達152家，醫院主體建築為一連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後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兩邊偏廳，共有大屋九間，另外還有醫房三座60間，分別稱為“福壽”、“康寧”、“平安”醫房。初建時，醫院佔地達18.592畝，折合12萬平方尺，是一座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醫院除建築用地是由政府撥給外，其餘費用全部由本地華商集資。 眾人以始創維艱，綢繆不易，故集眾推舉倡建值事，三記行、柯秉樟、楊雲驤等152人司其事。創建值事會管理鏡湖醫院三年。[4] 現存楊氏大宗祠是楊雲驤故居，又稱“下將軍第”，建於清道光八年（1828），位於南屏鎮北山村下街。該祠堂為三進院落四合院式佈局，坐南向北，主體建築面闊五間並左右青雲巷和兩廂42米，深三進60米，硬山頂、青磚牆，抬樑與穿斗混合式木構架結構。建築面積2520平方米，佔地面積8838平方米。在建築的樑枋、屋簷、山牆和基礎等處，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磚雕、灰塑等裝飾。整座建築的結構和藝術裝飾結合完美，氣勢恢宏。 每年春節剛過，祠堂內右邊盛開著艷麗的玉堂春。當年修建祠堂時，楊氏家族花了500兩白銀從外地買回來種植，至今有超過190年的歷史。花開爛漫時，一樹紫色煙雲，美不勝收。[5] 晚年時候，楊雲驤在竹仙洞石壁上題詩一首《覺步雲路紫門登高望遠》[6]，以述情懷： 廿年征戰罷，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暉，園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擬作滄江叟[8]，長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頁。 [2]朱強：《關於楊雲驤、楊鎮海父子生平》，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9-112頁。 [3]珠海政協、《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編輯委員會：《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頁。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鎮北山村東南。 [8]滄江：泛稱江。江水足青蒼包，故稱。

張玉堂，字翰生，號應麟，自署香山人，自稱翰墨將軍，廣東歸善（今屬惠州市惠陽區）人。書法家、詩人。 玉堂少年好學，屢試不中，憤而投筆從戎；因作戰勇敢，善於智謀策略，得到提拔。 1843年，玉堂任職於香山縣，擔任右營都司；1847年，調到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擔任營都司。後來，他終老於香山，自署香山人。 玉堂行伍出身，但為人風雅，自稱翰墨將軍；能詩，擅長蘭竹詩，著有《公餘閒詠集》。善書，尤擅拳書和指書，書寫方法是棉花包裹拳頭或指頭書寫，筆劃沉實，結字敦厚，以重為巧，自成一體。1847年夏，玉堂為香山鐵城（今中山市石岐）西山寺所書之行書門聯“紅棉舊蔭，福地重光”。作品以拳書寫而成，佈局均稱中顯靈動，結體沉雄渾厚中顯氣勢，寬宏博大而莊重自然。雖為拳書，但毫無庸俗之氣，堪稱佳作。[1] 1843年，玉堂將一首詩刻於澳門媽閣廟石上。 何須仙島覓蓬萊，海覺天然古剎開。奇石欲浮蠔鏡去，慈雲常擁黌蚭來。 蓮花湧座承甘露，榕樹蟠岩蔭玉台。誰向名山留妙筆，淋漓潑墨破蒼苔。 1849年，玉堂在澳媽祖廟留下另一處摩崖石刻“名岩戊午冬日香山玉堂張應麟書”。 1854年，玉堂從前山參將調升大鵬協副將。期間，他組織軍民修築馬路（今香港九龍界限街），阻止外國人擅自闖入，維護當地社會秩序和治安。他代理水師提督，修整虎門炮台。他擔任大鵬協副將13年，成為清代惠州與港澳關係最密切的官員之一。[2] 1870年，玉堂去世，終年76歲。 [1]盧德銘：《書壇名家——張玉堂》，載《中山日報》，第3426期，C2版，2004年5月24日。 [2]《張玉堂》，載“惠城地情網＂，2012年3月11日，http://fzb.hcq.gov.cn/list.asp?id=25434。

林福祥，字亮予，號季薇、又作季眉，原籍香山縣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生於澳門一個富商家庭。[1]英烈。 福祥從小廣讀詩文，喜談兵略，但屢試不中，創作《試場失意放歌》，以宣洩胸中的鬱悶。他在澳門長大，最知夷性，尤其對葡萄牙、英國等列強向中國大量輸入毒品鴉片、掠奪我國領土和資源的海盜行為，十分憤慨。他從小立下了禁煙驅夷的決心，積極擁護林則徐堅決禁毒的抗英行為，對誓死保衛國土、英勇戰死沙場的英烈極為欽佩。 1841年1月7日，英國侵略軍進攻珠江口大角、沙角山炮台。駐守的清軍官兵與侵略者浴血奮戰。副將陳連升及其子陳長鵬身先士卒，在武器落後、人員被大量裁減、英軍艦炮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仍不畏強敵，率領官兵拼死血戰，直到最後壯烈犧牲。沙角山炮台失守，副將的戰馬被英國侵略軍掠去香港。這匹訓練有素的戰馬，像他的主人一樣，“忍餓骨立，猶守節不變”而死。 福祥深有感觸，撰寫一首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義馬行》詩，序說：“義馬者，副將陳公連升所禦也。英夷入寇，副將提兵應敵，父子皆歿於陣，馬為逆酋所獲……飼以芻秣，不食，遂棄之深山中，馬得以生。嗟乎！一馬之微，猶能感主恩，思敵愾而況食毛踐土。可不思殺敵致果，馳驅報國哉！”詩中有“願乘此馬破夷狄，手縛單于靖邊域”等句，以示對英雄和戰馬的景仰崇敬，滿懷對侵略者的激憤和殺敵救國的抱負。 英軍侵佔香港，接連攻陷虎門要塞。福祥想到一定與林則徐被革職和琦善力反前任、妥協投降有關。福祥頻繁往來於省港澳之間，看到英夷的掠奪野心擴張，對廣州的安危十分擔憂。當時，林則徐被撤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職務，移居高第街連陽鹽務公所。福祥和廣州民眾一起上門看望慰問林則徐，各界抗英群眾送來表揚、讚頌林則徐的頌牌。福祥自己送的頌牌寫著“千古吾師，繼往開來”，既讚美稱頌林則徐，又表達自己繼承禁煙抗英未竟事業的宏願。 英侵略軍開始武裝進攻廣州的部署時，為實現“忠孝兩全”，福祥晝夜趕寫《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帶著年逾七旬的老母親，專程從澳門趕到省城，把慈母安置到遠離廣州近百華里的花縣花山避戰亂，當即要求從軍殺敵。福祥首先求見廣州知府余保純，條陳武裝保衛廣州的方略。 余保純卻冷冷地對他，不屑地順手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放在一邊，說道：“英軍炮利船堅，不好惹。他們遠渡重洋來此，志在經商，滿足了他們，自然不會搗亂。” 福祥想申辯幾句，余保純卻說：“杞人憂天！”福祥一怔，非常不滿，又不能在知府大人面前發作。他對余保純說：“余大人，學生只記住中國一句古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林某只求退敵救國，沒甚麼別的想法。”余保純氣得跳了起來，立即示意跟班送客。 福祥滿腔的愛國熱情，竟被余保純潑了一盆冷水，十分氣憤，後悔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交給這樣的昏官。但他不死心，繼續尋找上陣殺敵、護衛廣州的門路。當時祁𡎴被任命為兩廣總督。正好福祥的恩師、香山名士黃培芳做了祁𡎴的幕僚，黃培芳把福祥薦給祁𡎴。祁𡎴委派福祥招募水勇，組成“平海營”，任命他為“管帶”。福祥很快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招募得善泅且武藝高、有膽色的壯漢572名，配備好戰船16艘，領了足夠的槍、炮，經過短期軍事訓練，立即投入保衛廣州的戰鬥。 1841年5月20日深夜，清廷駐守廣州的靖逆大將軍奕山冒險夜襲英軍遭慘敗，率官兵退入城區緊閉城門不出。21日始，侵華英軍南北夾攻廣州。福祥管帶率水勇戰船先後在珠江河水道白鵝潭、泥城與英夷打了兩仗。奕山懾於英軍艦堅炮利，主動與英軍談和，簽訂《廣州停戰協議》，條件是向敵軍交出600萬元“贖城費”，把城區近四萬名清軍撤出廣州60里外。 福祥率水勇配合三元里103名鄉義勇反攻，與英軍爭奪城北高地四方炮台。福祥在陣地前沿，親自開炮轟擊炮台，壓住英軍的火力，掩護義勇衝殺。這次雖未有攻下四方炮台，但打亂了英軍當天的攻城計劃，打死打傷70名英軍官兵。“平海營”水勇犧牲五名，受傷數十名。接著，福祥率“平海營”加盟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並成為戰將，在泥城、牛欄崗一帶與英侵略軍打了一場硬仗，打得英侵略軍顧不得大英帝國的“尊嚴”，紛紛跪地求饒。英軍敗退回城北高地。數萬名義勇，與連夜趕來參戰的十多萬名珠三角各地的義勇，把敵軍司令部四方炮台包圍得水泄不通。正要待天明全殲敵人，卻被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替侵略軍解圍，軟硬兼施驅散抗戰民眾，把敵人從死裡救活。因為“平海營”是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中“半官半民”的序列，配有槍支火炮，在這次戰鬥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進攻廣州的英國侵略軍被廣東人民打敗，由清廷廣東當局派部隊護送退出珠江口。清廷制止平英團水勇、義勇截殺戰敗者。6月8日，英國侵略者全軍6000多人和大小艦船撤退到香港。這次戰役，侵略者傷亡慘重，英軍被平英團打死200多人、受輕重傷300多人、生俘15人，僥倖在戰場生還的，到港後許多患病或死亡。英侵華海軍司令辛好士上校，被平英團打敗那天，因驚慌過度又中暑著涼，精神受到重創，熱病大作，五天後死於香港；參與指揮第三十七團的達夫陸軍上尉，在牛欄崗作戰感冒並患腦膜炎而病死，同葬在澳門。 6月8日，福祥等將領應邀出席廣州知府在大佛寺擺設的筵席，慶祝抗戰勝利。福祥獲賞帶藍翎。他捐資2100餘兩白銀置購洋槍火藥，封五品職銜，被委以率帶水勇護衛省城。 6月10日，福祥率“平海營”水勇撤離石井橋駐地之前，以個人名義擺設90桌酒席，大宴“平海營”全體水勇和平英團眾頭領及士紳。席間，福祥正式提出要收復香港。他對與會者說，今春英夷強佔我香港島，實屬無理兼可惡！牛欄崗大捷，英軍退回高地，全殲在即。當事者出城解圍，讓番鬼撤回香港。本人之見，萬不可讓英夷在港島盤踞，應一鼓作氣，乘勝收復國土，雪洗恥辱。否則，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平英團眾頭領對漢奸知府余保純放走英國侵略軍，一直心不甘，憋了一肚氣。現在聽福祥提出要追殲英夷，收復香港，一致同意，並作出戰術決策，伺機帶義勇出戰。 8月10日，英國政府新任命的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璞鼎查、新任侵華遠征軍總司令兼海軍司令巴加，帶領大批艦艇和軍隊來到香港。8月21日，英軍傾巢出動，北犯福建、浙江。當時，福祥派潛港島的偵探瞭解到：璞鼎查、巴加率領的精兵艦船都已東進，錢糧輜重，俱屯在香港。留守香港的英兵只有三幾百人，都是羸弱之卒，且又無兵頭統領，只留一名管理民情兼理錢糧的官員監守。若此時出兵收復香港，燒其積聚，英軍進無所食，退無所據，不戰自潰了。 福祥在給祁𡎴的報告中，列舉出兵收復香港的有利條件，指出當時存在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可勝因素。特別強調說，比者官兵同心，紳勇欲戰，且自有三元里大捷，更覺勇氣百倍。他建議：“由香港後路，潛師襲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便可取勝”。他重申“和不足恃”的主張，認為“香港不可不復”，倘若“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貽反噬之悔。”他上書兩廣總督立下軍令狀“乞即收復香港”，“願自率本隊以當前鋒，少有畏縮，即正軍法亦無悔焉。” 清廷廣東當局沒有採納福祥的意見，更沒同意他率水勇、義勇收復香港，使他報國無門，憋了一肚子氣。他針對兩廣總督和靖逆大將軍的“恐夷病”，陸續撰寫《論粵東事勢》和《論勝敗形勢》。在《論勝敗形勢》裡，他用具體的事實，分析敵我雙方的力量和國情，批駁英軍船堅炮利、不可戰勝之說。他還整理了在戰時寫的《三元里打仗日記》。 30日晚，英軍敗退回四方炮台，我水勇、義勇團把敵人包圍，終夜嚴守等待天亮後全部生擒。不料當局出城彈壓，訓斥水勇、義勇多事，驅散抗戰民眾，替英軍解圍，使義律、臥鳥古率部隊逃生。 英軍侵華頭目璞鼎查用武力逼迫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後，率艦隊南下，要進廣州城擴張。福祥把全體水勇開到珠江一線阻截。平英團各頭領在兩岸糾集20萬義勇聲援，堅決不准許英軍進入廣州，嚇得璞鼎查把艦隊停在獅子洋江面，最後撤回香港。 1846年下半年，福祥卸任護衛廣州的水勇管帶之職，出任江西贛州定南廳同知，之後升任南昌、撫州、饒州知府等職，仕途順暢。福祥擔任吉安贛寧兵備道駐守吉安之時，攻吉安城的正好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部先鋒“花旗軍”頭領周春（後被洪秀全封為太平天國懷王）。 周春原是禺北太和市同升社學教頭、三元里平英團戰將，與福祥結為患難兄弟，感情甚篤。現在各事其主，兵戎相見。論實力，周春的隊伍此時擴充至兩萬人，比福祥的守軍強大兩倍。周春寫好一封信讓小妾飛舵鳳化裝農婦進城送給福祥，讓福祥反水，投奔太平軍，一起殺清妖，打江山。福祥閱信後，既喜又驚：喜的是圍攻吉安的太平軍頭領竟然是周春大哥；驚的是一旦朝廷獲悉，留在南昌城的家眷必定被滿門抄斬。福祥迷戀自己的仕途，沒與周春合作。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人向清廷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條約》，開放更多的口岸，准許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特權，遭到清政府的拒絕。侵略者並不死心，時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香港總督文翰和駐廣州“領事”巴夏里，先後到南京做說客，拉攏誘惑洪秀全聯手反清，但要價很高，遭天王堅決拒絕。英國人看到太平天國沒給他們好處，就與清廷聯合鎮壓太平軍。當時南昌府正被太平軍包圍。其中英國人先後以送洋槍洋炮支援福祥，對付太平軍以解南昌之圍，作為誘餌拉攏他。福祥對英國人的侵略行為刻骨仇恨，尤其對未能收復香港一直耿耿於懷。他拒絕與侵略者合作，表示要收復失地香港並把英夷趕出中國。因政績卓著，福祥提升二品浙江布政使。 1861年12月，忠王李秀成率太平軍攻陷杭州，福祥被俘，李秀成待他為上賓，在忠王書房談論政事至深夜。福祥妻子潘氏、陳氏，在太平軍攻城時死於亂軍中。福祥的女兒自殺。幼子不知下落。忠王派出親兵替他找回。 福祥投誠太平軍，過了十多天，他不願留在軍營，想回鄉發展。李秀成送他300兩銀，他僅領了百兩，臨行前他寫信與忠王辭行。福祥激動地對李秀成說：“今世不能為友補報，來世不忘。忠王本事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 福祥因參加平英團抗英救國以及對忠王李秀成的言行，使清廷極為反感。當福祥攜帶幼子離開上海回粵途經衢州時，被時任浙江巡撫左宗棠捕獲，1864年3月被殺害，年僅50歲。 周春率太平軍去劫法場，救不到林福祥，救回林福祥的幼子。 林福祥死前懊悔交加。[1][2] 林福祥還著有《平海心籌》等文獻。 [1]《林福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1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443。 [2]《林福祥》，載“中國青年網＂，2011年12月26日，http://agzy.youth.cn/xzzh/yinglie/200912/t20091209_1105586.htm。

因亞馬勒事件，令沉寂已經許久之澳城，又得乘機擴展起來。未士基打（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本迺一個澳葡土生之軍曹，竟然率兵佔領關閘汛及拉塔山炮台。後更擄去汛兵三名，勒迫廣東官吏交兇，及索還亞馬勒之首級和斷臂。還駐軍北山嶺，作城下之需求。時值滿清末葉，政治已經腐敗，外交更為荏弱。凡事不惜壓迫人民，以保其苟延殘喘之帝制。雖喪權失地，仍愛粉飾昇平。是時處理該事件者，為兩廣總督徐廣縉（徐廣晉）。既以沈米烈士定讞，復得道光皇帝之聖寵嘉獎。王先謙所編之東華錄，其所載清朝道光皇帝對徐廣縉奏報辦理沈米狙殺亞馬勒案件經過所頒之上諭稱：“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己卯，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西洋兵頭亞馬勒（亞馬留）在關閘外被人殺死。該國領事將關閘汛兵擄去三名，求為緝兇。旋緝獲兇犯沈志亮，據供亞馬勒行為兇暴，在三巴門外開闢馬道，平毀附近墳墓。該犯祖墳，亦被平燬，心懷憤恨，起意殺死除害。臣等當即恭請王命，將沈志亮正法梟示。札知該知事，遂將汛兵三人交出。數月以來，一切安靜如常，得旨，所辦萬分允當，可嘉之至。朕幸得賢能柱石之臣也。”讀此上諭，真所謂有此糊塗總督，更有此烏龍皇帝也。該事件果如此便算完結乎？數月以來，果一切安靜如常乎？此不過上下相孚，以求譖治苟安之政策耳。而當時澳葡對於滿清處理該事件，還未滿意，乘機需索賠償，正未有艾也。 聞未士基打進攻北山嶺拉塔炮台時，戰情異常劇烈。據葡人朱薩士之《澳門史》記載，其第三四三至三四五頁云:“當此緊張時局,澳葡土生軍曹希士基打曾向執政議會要求，許其選一勁旅，率領攻取北由嶺拉塔山炮台，雖任何犧牲，亦所弗恤云。在場之外國長官亦嘉其志，議會亦絕無顧慮與以手令，任其前去，以免司令官之阻撓也。當時議會主席為馬達主教，亦揚手示意，虔誠祝福其到前線去。“未士基打既獲議會手令，迺到司令部挑選十六名敢死隊，並攜帶榴彈炮一具——該炮迺法國海軍司令前贈亞馬勒者，整師向郊外進發，並向拉塔炮台射擊，彈落守衛叢中，衆皆辟易。但該炮只一發就脫輪損壞耳。再乞司令許其衝鋒，襲擊炮台，願隨往者又二十人。迺散作單行，沿崎嶇山徑攀援前進，冒猛烈炮火，不顧一切。司令以為危險，鳴號召其退回。詎未士基打仍率領卅六人，反吹號前進。未幾，一彈中號手，未士基打迺咽喊向前。撲近台基，炮火遂失效用，遂被其衝上炮台，猶如獨臂之聖靈（Passaleao）來相助者。故後來澳葡改稱北山嶺為Passaleao 也。“當時正烈日懸空，一葡兵以國旗覆於胸前，冒彈先登炮台，此為唯一之傷者。而滿清士兵見大勢已去，迺攜帶死傷士卒，棄壘逃亡。是時只餘一滿清軍官留守壘中，正擬引炮反擊，忽中彈倒地。未士基打迺割取其首級及手臂，插於刺刀上，攜歸留作戰利品；後更將炮台之藥庫及城牆炸燬，破壞殆盡焉。”照葡人所紀如是，而此場戰爭亦慘酷矣。溯自道光二十九年亞馬勒事件發生後，澳葡軍曹未士基打既領兵將古關閘汛牆，及拉塔山炮台佔領。至是澳城之領域就猝然擴展至北山嶺區。後來延至光緒年間，始由署前山同知蔡國楨派兵收回。據新修《香山縣誌》續編之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界址情形疏》有云:“一查由關閘至北山嶺一帶陸路約四五里，道光二十九年經葡兵侵入，認為葡界。光緒十五年署前山同知蔡國楨增設汛房，葡人照會爭為兩國公共之地，後經蔡國楨派兵收回，常川駐守，稟奉核定仍歸中國獨。”“一查拉塔石炮台，自道光二十一年創建，二十九年被葡兵侵入佔駐炮台，認為葡屬。光緒十六年署前山同知蔡國楨派兵收回，加築圍牆，仍將望廈村山後大炮數座移入，常川駐守。”惟古關閘汛牆自光緒十五年由蔡國楨派兵收回，增設汛房，常川駐守後，延至同治十三年時，又因界務齟齬，被葡人拆毀，改建現在之關閘。事先於同治二年，澳葡已自將澳城牆垣拆毀，而澳城區域，遂被擴展至新關閘現址矣。據楊文駿之《查覆澳門新舊界址情形疏》亦有云:“一查蓮花莖有關閘一所，建自前明萬曆二年，為防禦洋人要隘。嘉慶十四年立遊擊專營，為前山營添關閘汛，以把總一員駐防，後改都司專營，歸前山協管轄。道光二十一年新建拉塔石炮台，將把總移駐炮台，仍兼關閘汛務。道光二十九年將該把總及炮位防兵，退遷望廈村山後。其關閘汛牆，係同治十三年被洋人拆毀。改建綠衣館，並設大關閘，竟將三巴門以北至關閘地方，自稱為葡界。”在道咸同光年間，中國之滿清皇朝，正是多事之秋。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中日大戰，義和團事件等等，內政腐敗，中乾外露。於是英法德日等帝國主義者，皆乘機拓殖攫地。當時澳葡有亞馬勒事件藉口，進兵關閘汛及拉塔炮台，作城下要脅，因此得將澳城區域，擴展開來，由三巴門城牆以北，至關閘地方，自認為葡界耳。歷年經過，據新修《香山縣誌》續編之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界址情形疏》記載稱：“一查塔石、沙崗、新橋、沙梨頭、石牆街五村，共民房舖戶數百家，係同治二年佔去添設馬路門牌。”“一查龍田村，民房一百餘家，係光緒五年佔去將村左村後兩處，改造馬路。光緒九年，編入西洋戶籍，設立門牌。”“一查旺廈村，民房五百餘家，係光緒九年佔去添設綠衣館，及馬路門牌。”“一查青洲，在關閘之西，拉塔石炮台之南，本係前山營所屬之島……並非人租界。光緒十二年，葡人竟將其租與英人，開設公司，在該島建窟，製造英坭土磚，每年收租銀一千二百両。”如是云云，可知自從道光廿九年起，終清一代，澳城已遞年擴展。由封關逐吏，停稅毀碑，拒交澳門地租，宣佈為自由港。以至佔領關閘，進兵北嶺，拆澳 城，驅澳丞，編門牌，開馬路，將我國錦綉山河的整個濠鏡墺，合併各小村，聯築 青洲島，成為此廣袤之澳門市焉。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1月10日，新工務公共工程司司長奧古斯托．地厘古 (Adriano Augusto Trigo)工程師抵澳履新。他為澳門城市飲用水的勘測、汲取、儲存及供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南村人。翻譯家、文化名人。 若茗學生時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數國從事反帝救國運動；在荷蘭、比利時，他擔任反帝大同盟書記。 在巴黎，若茗參加編輯出版《救國時報》，宣傳反帝救國。1938年，他與妻子張悟真回國。若茗通曉八種語言，長期在中共機關、報刊，從事外事、新聞、翻譯等工作。 若茗先後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委會委員；1939年，在延安擔任《新中華報》總編輯，兼任中央出版委員會委員、《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國組組長、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外事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涼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第一次編務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調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楊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張映吾、若茗、王楫、楊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若茗歷任武漢外事處處長及黨組書記、華東分局外事委員會副主席、廣東外事處處長，廣東省外事辦副主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共寶安縣委書記。[1] 1952年7月25日，“關閘事件”發生當天，中共進行“閉關”，切斷內地糧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資的運送，一時間，澳門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亂。當時，澳督史伯泰感覺到事態的嚴重，趕忙叫經濟局長羅保給與中共有聯繫的南光公司打電話。誰知，對方答覆說，公司負責人都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聯繫。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廳裡來回踱步，羅保在他身邊陪著，整個客廳被一股壓抑的氣氛所籠罩。突然，澳督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的人聯繫一下，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當天深夜，羅保找到澳門商會有關負責人馬萬祺，將澳督的意思告訴他，希望他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的辦法。馬萬祺於當夜打電話到廣州，向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報告澳葡當局的態度。 隨後，饒彰風將澳葡當局的意思告訴葉劍英，葉劍英隨即召開會議商討，由於中國與葡萄牙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葡當局直接接觸，所以最後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與澳門方面談判。黃曹二人於當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達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從石岐奔赴拱北關閘。同時，澳葡代表與何賢、馬萬祺也通過關閘準備開始事件後中葡雙方的第一次談判。經過15次談判，8月23日，澳葡當局向中國方面遞交了道歉書，承認錯誤，並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挑釁，澳葡方從原警戒線後撤50米，向我方賠償人民幣443720300元（舊幣）。至此，拖了一個月的關閘事件，終於得到和平解決。[3] 1959年6月，深圳水庫工程指揮部正式成立，原廣東省外辦主任、當時下放到寶安縣任縣委書記的若茗擔任總指揮，寶安縣統戰部部長兼深圳鎮委書記馬志民任第一副總指揮。當時26歲的林輝煌負責水庫的技術，擔任寶安縣水電局副局長。[4] 1960年1月3日，蘇聯海洋生物學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寶安縣參觀海水養殖場等地，時任縣委書記若茗、縣長吉鳳亭在鐵路貴賓室接見了他們。[5] 1960年11月15日，寶安縣政府代表若茗與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簽署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次年，深圳水庫的水輸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毛澤東選集》編譯組工作；1962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殘。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編譯局辦公室內去世，年僅57歲。 1979年後，中共中央為曹若茗平反昭雪，並召開追悼會。[1] 曹若茗與張悟真生育兒子曹依吾、曹立吾。 張悟真（1901-1997）是湖南瀏陽人，畫家；1925年，畢業於長沙衡粹女校圖畫科；1925-1932年在印尼華僑學校任美術教員；1932-1936年，她留學法國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期間參加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和反帝大同盟；與曹若茗結婚。 1936年冬，張悟真參加巴黎《中國救國時報》工作；1938年回國任《新華日報》美術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1950-1954年，在漢口、廣州從事外事工作；1954年調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先後擔任副秘書長、對外聯絡部副主任；1965年被評為全國婦女模範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頁。 [2]陳家鸚、周立軍：《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載《人民政協報》，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發關閘血戰澳葡賠款四億元》，載“大洋新聞＂網，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飽經水荒苦寶安紓解燃眉急》，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寶安地方史大事記》，載“深圳市寶安檔案館＂網，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張悟真》，載“讀秀＂網，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28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護法宣言》，第二次護法運動爆發，並派其子孫科為特派員，在澳門鵝眉街10號設立辦事處，繼續策動護法鬥爭，號召在粵海陸軍起義響應，驅逐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該辦事處的主要工作是籌款，購買軍火，聯絡同志。鵝眉街10號是一幢3層的葡式洋樓，是孫中山的老友弗蘭西斯科．飛南第的物業，他無償借給孫中山使用作為中國國民黨澳門辦事處。1923年，孫科離澳，此宅歸還飛南第。

崔樂其，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2] 父親崔諾枝是澳門紳士，富甲一方，樂於參與慈善活動；擔任澳門鏡湖醫院總協理、同善堂主席及澳門商會總協理。20世紀30年代日寇侵華時，他聯同多名澳門商界人士籌款，大力支持東北抗日義軍活動。[3]現今，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崔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崔老先生的敬意。 樂其葡文了得，擔任澳門特首何厚鏵之父何賢的葡文秘書。抗戰時期，他和何賢一起經營黃金生意。當時，何賢任職於澳門大豐銀行，與商人鍾子光及澳門經濟局長羅保，獲得合資經營黃金買賣的專營權。之後，樂其開設誠興金行，在誠興金行的基礎上，他創辦澳門誠興銀行，從事多元化銀行業務。1989年，誠興銀行被何鴻燊持有的澳娛公司收購。 1952年7月，澳門與內地發生“關閘事件”，葡國駐澳門士兵與中國解放軍在邊境地帶發生衝突。當時，澳督羅必信就通過樂其，聯絡何賢與中方商談。8月23日，澳門葡政府正式派代表向中方前山邊防局書面道歉，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8月25日，中方恢復前山拱北與澳門的陸地交通，中葡雙方的緊張關係解除。樂其和何賢等人在“關閘事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4] 樂其和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並稱為“澳門三旗”。2002年，他和崔德祺、馬萬祺分別榮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金蓮花和大蓮花勳章，一時傳為佳話。 1982年5月20日，樂其時任澳門市政廳主席，與葡國里斯本市政廳主席Nuno Krus Abecassis在里斯本簽署締結姐妹市議定書。根據該協定，兩地開展一系列文化、社會、教育、資訊及旅遊方面的交流活動，如舉辦展覽、交換文件及接待受訓的市政技術人員。一直以來，他熱心澳門公益事務，擔任澳門政府諮詢會委員，誠興銀行股東大會主席，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兼任澳門多所中文學校校董；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及澳門紅十字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另外，他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 2000年6月，樂其當選為第六十五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後因他年事已高，轉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較少出現在公眾面前。 樂其十分關心家鄉南海發展情況，積極捐資支援家鄉公益事業；2005年1月，獲佛山市人民政府頒授“佛山市榮譽市民”稱號。[3] 2006年，樂其去世，終年84歲。 [1]《崔樂其》，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0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zh/%E5%B4%94%E6%A8%82%E5%85%B6。 [2]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 [3]莊海源：《母親出身澳門望族》，載《香港文匯報》，2005年7月1日。 [4]《52年澳門“關閘事件”：中葡雙方炮戰近一周》，載“中華網＂，2012年9月16日，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20529/17225485_1.html。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23日，少校施利華 (Henrique Monteiro da Correia Silva)就任澳門總督。

成克大，字子來，直隸大名（今河北省大名縣）人。首任粵海關監督、澳門海關開創者。 父親成基命是明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兄長成克鞏是清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學士、戶部尚書。清順治十七年（1660），克大考中舉人，性格激烈齟齬，不合於時。 克大幼時喪父，以母親在而不仕，居家奉母20餘年。母親去世後，克大獲授內閣中書，遷戶部廣西司主事，擢戶部貴州司員外郎。當時黔粵軍務興，度支數倍他司，克大練達精密，處之裕如。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克大創設粵海關，奉命擔任監督（當時海關設滿、漢監督各一員）。克大經過家鄉時，受兄長成克鞏的告誡“勿厭清貧”。廣東香山（澳門），舊為西人所居，名為鬼卒，俗尚火攻。聽聞克大到來，其酋長率隊來迎，刀劍森列，儼若勁敵。克大宣聖上恩威，無不懾服。 康熙二十七年（1688），克大正式在澳門設置海關機構，名曰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下設大馬頭、關閘、娘媽閣、南灣等四個稅館，具體負責徵收關稅事宜。任職期間，他不納賄賂，開清廉之氣；處事公允，有大國之風。有位商人激怒鬼卒，奔訴求救。鬼卒追趕至門，氣勢洶洶。 克大神色自若，手檄通譯，召集酋長，曉之以理，事情得到解決。克大完成差事後，復任戶部江西司郎中；升任貴州鎮遠知府。鎮遠時值兵患後，民憊財殫，苗人雜處。克大招集流亡，興辦學校，查禁奸宄，約束屬下，政績卓然。郡人為屏山遺愛碑紀其事。 後來，因成克鞏去世，克大乞求回鄉。他好為詩歌，兼善顏真卿書法；著有《春秋精義》、《歷遊詩》行世。克大去世時，62歲。 成克大是首任粵海關監督，同時是澳門海關的開創者，任職期間，不僅能妥善處理內外糾紛以維持國體，而且樹立海關官員清貧廉潔的典範。 成克大著有《歷遊詩》、《春秋精義》等文獻。 現錄成克大的詩兩首： 《仲冬赴澳》（二選一）[1] 炎方霜雪少，海氣夜寒生。飄搖舟一葉，遊子衣裳輕。 饑渴莫我問，骨肉萬里情。泠泠晚潮水，凄清欸乃聲。 獨憐宵征客，憔悴百愁並。顧影無儔匹，仰盼悲參橫。 《濠鏡澳即事》 編竹張飛蓋，肩輿類短牀。兜羅衣尚錦，篤耨珮含香。 茉莉蒸花露，檳榔當酒漿。倭絲襟底貯，但嗅不須嘗。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62頁。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25日，曼努埃爾．羅查和恩里克．瓦爾德斯 (Henrique Valdez)兩人當選澳門選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