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8月14日，奉总督命谕各人知悉：照得现准旧鱼栏华人郑亚初、徐已生、郑亚二、卢亚垒、刘亚看、郑智和等相应照旧承充鱼栏，其所有入澳鲜鱼、咸鱼，全归伊等办理。自咸丰元年（1851）七月初五日起，限期两年，期内不准别人私充。如有违命，按例分别罚银惩罚。各宜知悉。特谕。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门总督贾拉沙发布告示： 据氹仔、过路湾各行铺户及居民人等禀称：氹仔、过路湾鱼生意，今准人揽头承充，在公物会定立合同，于1880年1月1日起行。此虽似有利于国课，而实有损于两湾各项生理之人等情。据此，查该承充人必定折磨渔户，以抽规银填足应纳之价，该渔户等无力完缴，业有舍弃氹仔、过路湾，迁徙大西洋不辖地方营生，致不协助兴旺两湾各项生理。盖此两湾各铺户，所特赖者，系渔户交易为最。若使渔户失散，该铺户必致歇业，舍弃两湾而迁徙别处营生求食耳。至该两湾规项公钞，大约出自各项生意之人，如或各项生意之人歇业，该二处必然失其兴旺，变为无用之区。今查承充人所应纳规价，虽大损于己，亦须缴纳，明见此规必有进入，惟别项之规银公钞定有减少，则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将至，必须筹躇杜绝，或与承充人酌量，或用严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过路湾鲜鱼、咸鱼规银之人禀称：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与公物会所立合同，有窒碍于百姓，并于承充人获利无多，求将合同销废等语。又查，凡有地方之责，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兴其利，并非以百姓受累亦独图国课之裕，况加增此规项，屡非能久远耳。据与公物会商议，无创出销废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禀求，将合同销废，自应准行等因。今据承充人禀请销废合同，本大臣拟以氹仔、过路湾抽收鱼规，著仍照经拟章程办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会立定于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销废。[1] [1]《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12月27日第52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4月23日，澳门公会批准、澳门议事厅议定的《猪槽章程》颁布施行。猪槽设在妈阁，专为存放猪只及㓥宰之所。以免贩卖猪肉各户在铺屋内存养大小猪只，致人畜杂处，兼免晚上在铺私行开宰有损于国课暨本局规项，又免所宰多有羸病之猪，有碍于人民卫生各等弊端。规定由水陆两路运入口之大小猪只，无论系在本澳宰卖或即转运出口，均须将猪在妈阁猪槽存养，俟至开宰或出口起程之时，然后由该槽取出。猪只存豢此槽者，不须纳费，只须派伴自行看守豢养。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月7日，为达到以公平便利之法振兴渔业的目的，澳门政府正式公布属务兼海军部上年11月21日签署的上谕，将澳门盐鱼出入口买卖生意办法更改为专利凭照。先是1906年1月18日上谕规定澳门渔业自由买卖之章程，但最终因议事公局反对等原因并未着手施行，而其时承充合同又至1911年6月30日期满。鉴于自由买卖章程不宜于澳门地区生意，亦无益于政府国课，即澳门渔业生意既不可归一人承充，又不便任各人自由贸易，两者均属不宜，故澳门政府遵照葡国律例，设立澳门鱼商行，归其承办，并规定澳门所有渔业商人均可入行。该行则认定一抽用税额，以纳国课之规定，同时按价以收同年中所收用银，除缴纳国课之认定额规，并支出一切经费外，所有盈余归行内人照数均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本年，澳门鱼栏行变动较大，向来渔船计有700只，今则实存430只，业渔人数约只5000名，以致承顶转让、倒闭等情形颇多。如义友堂刘绍修承顶“源来鱼栏”；郑发等人的“赞利”、“鸿利”二栏的变动；杨士彬承顶澳门营地街市门牌第68号“新两全”鱼栏生意；谭桂甫等人承顶果栏街门牌第19号安吉海味生意；合和堂用本银1500两顶受路湾海旁街门牌第14号锦隆鱼铺生意；义合堂张彭及郑星南、辛俭坡等人合股经营在澳门皇家新街门牌第105号开设的昆隆海味店倒盘等等。据上年的“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透露：澳门盐价日贵，渔户皆欲将鲜鱼装往香港醃制也，应是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