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8月13日，1874年番攤專營權承充人不滿足於在陸上經營，故安排兩隻船開往氹仔海面賭博，直到深夜，但遭氹仔炮台軍事長官禁止。[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5月12日，承充第二屆闈姓商人梁六聲稱已經賣出闈姓票超過800000條，卻遭受許多損失和迫害，不能確定能繼續經營三年時間。1月20日，香港禁賭，闈姓和番攤在香港被禁止。他的合夥人，特別是華人文鹹（Veng-Ham），香港鴉片承充人，負責照料闈姓售賣，主要由其交納大部分的承充款——現已不再支持這項生意。面對此種情形，1872年5月20日，公物會宣佈梁六的合同作廢。[1]5月26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闈姓，同華商習應泰（Si-ieng-tae）簽訂合同草案，承充價為三年22000元，自1872年9月27日起。[2] [1]AHU-ACL-SEMU-DGU-005, E-No. 1, No. 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根據以上材料記載，香港的Veng-Ham，在英文中應是Wo Hang Firm。Wo Hang Firm是廣東新會人李升和李良兄弟於1857年在香港設立的公司，公司生意涉及多個領域。公司的漢文名是“和興金山莊”。李升又名李璿，字玉衡。1854年，李氏兄弟在香港以投資地產起家，後又經營銀號生意。1868年，香港賭博合法化，李氏家族獲得承充權。同時，他們還是香港鴉片生意的承充人。1869－1872年，李升是香港東華醫院的倡建首總理。李升於1900年過世。李良於1864年去世。參見Carl T.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pp. 90-91, 1971, Hong Kong. 《東華三院歷屆總理芳名》，載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東華三院發展史》第五輯，香港東華三院庚子年董事會出版，1961年2月。 [2]AHU-ACL-SEMU-DGU-005, F-No. 2, No. 3, No. 4,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門所設賭館，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費，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當眾開票，以價高者准承。現聞該處當道於19日在澳門酌定去取，香港葡國領事署連日由10點鐘代收承充書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詢問。聞此次有願出重價至洋14萬元者。蓋向年澳門賭館共12家，今則擬開16家，故費亦加增也。賭風之盛如此。[1] [1]《申報》1880年9月1日《賭風更盛》。

民國二年 (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2月，《澳門通報》創刊後，該報開銷支出數額龐大，創辦人盧廉若不堪負累，遂請求澳門商會同仁分擔支持。澳門商會同仁遂提議“以賭養報”，於是，澳門賭商蕭瀛洲、區惠波、葉金波等人合股成立“快活樓娛樂公司”，由蕭瀛洲出面領牌承充，由區惠波、葉金波二人主持經營。“快活樓娛樂公司”位於通商新街中段，為一座葡式洋樓，原是“安南船務公司”寫字樓，後被蕭瀛洲買下。“快活樓”樓高3層，樓下一層作“流攤”攤場，二樓設“貴攤”攤台及輪盤賭廳，三樓為貴賓廳。“快活樓”博彩生意極好，主要靠澳門商會同仁捧場。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稱：“在澳門可以自由進行幸運博彩活動，如番攤、摸彩和玩紙牌，並允許通過預先支付牌照費設立適當的場所。”[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1月6日，自省城禁賭之後，澳門16家攤館異常熱鬧，每至燈時，幾無坐立之地。闈姓各廠，更為熱鬧。初十、十一兩日，來電紛馳投猜恐後，門限幾為之穿。在九龍一帶之賭館也遷至澳門，如泗孟街口之大生館、福隆街口之廣勝館。傳聞九龍最有名的寶字攤館也要在澳中開張。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澳門賭博業由澳門市政廳直接經營改為指定中國人合夥經營。這些特許的合夥人，每年要繳納130萬澳元的賭博稅。到1924年，澳門市內已經有十幾個官廳特許的公開賭博場所。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7月31日，澳門仁慈堂彩票，近為澳督查悉各種情弊。選派前譯員伯多祿‧施利華新按察及議事公局之書記同往查辦，查得仁慈票數會計收支事項混亂，數目已三年未有清算審核，並堂內缺去存銀1000餘元。另開票之後，例交公費銀繳進國課衙門，現已遷延數月而不繳。澳督遂將其董事數人撤換，大加整頓，自9月1日起，暫行停收。此事引致澳門葡人內部出現紛爭。仁慈堂主席系國課官阿圖爾‧伯波沙（Arthur Tamagnini Barbosa），聯同大書院主講（即利霄中學校長）高斯華、大狀師播也利士、輪船代理人安東尼奧‧古路斯（António Augusto da Cruz）、狀師阿爾畢諾·叭之咕等人而成一黨（多系仁慈堂司理數目者），利用三巴仔大禮拜堂內所設的教會報，試圖與澳督相抗衡，曆攻督部、輔政司、按察使及皇家律師與夫所屬官，澳督一方亦借西文《鏡海叢報》指攻，由此掀起清末澳葡官場影響最大的一次惡鬥。至9月間，里斯本諭令國課官伯波沙即行離任。俄又接電，伯波沙著即離澳，其同黨大書院主講華士哥並著同離澳門。又傳知澳督，如有委礙政務意中所欲去之人，均得同時逐離，不得留澳。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25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澳門第二屆闈姓，賭商陳恒以每年繳納17033. 3元承充銀的最高價投得，為期三年，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先拿．飛南第伯爵。[1] [1]AHU-ACL-SEMU-DGU-005, A-No.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