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陳權，又名陳淪，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生於澳門。著名工運領袖、烈士。陳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個，陳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門經營一間小店鋪維持生活。他少年時，祖父不幸去世，家道從此破落。不久，母親患病早逝。父親體弱多病，被迫將長女賣給香港一戶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擔落在陳一人身上，他帶著弟弟陳九榆幫人打短工，在街邊賣雲吞，卻難使一家五口得到溫飽。年邁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艱難的生活環境，使陳快速成熟起來，對這個吃人的剝削社會無比憎恨。 1915年，年僅13歲的陳帶著弟弟到香港謀生，先在海員俱樂部半工半讀，之後到“亞洲皇后”號輪船上當海員，陳九榆在九龍太古貨倉當搬運工人。不久，祖母、父親相繼去世，幼妹陳淑英也來到香港當車衣女工，陳兄妹三個相依為命。後來，在陳的影響下，陳九榆和陳淑英都參加革命。 在“亞洲皇后”船上，陳結識了比他大一歲的陳郁，並成為好友。當時海員受盡壓迫和剝削，懷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孫中山為革命而奔走於海內外，常與香港海員接觸，大力鼓勵海員們團結起來，為獲得應有的權益而鬥爭。陳炳生、蘇兆徵、林偉民等人於1913年在海員中成立“聯義社”，為孫中山籌措經費、運送軍械和掩護革命黨人。陳參加聯義社，並很快成為“亞洲皇后”號輪船聯義社分部的負責人。為了團結教育海員，解決大家的福利問題，他和陳郁在船上成立劇社“工餘樂社”。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乘坐“亞洲皇后”輪從香港到檀香山。陳特地邀請孫中山夫婦觀看“工餘樂社”社員演出的戲劇節目，孫中山看後讚不絕口，叫宋慶齡即席題寫了“聲聞湖海，誼重鄉邦”八個大字，贈送給他們留念。陳等接過這珍貴的墨寶，十分興奮。 1921年3月，林偉民、蘇兆徵等先進分子建立中國海員第一個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陳成為該會的骨幹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員工會的支部。1922年1月，海員工會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勞動待遇，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陳帶領全船工友積極參加罷工。經過這次鬥爭，陳更加認識到工人團結鬥爭的巨大作用，他經常接近林偉民、蘇兆徵等人，熱心地為工會工作。林偉民、蘇兆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常對陳等工會幹部進行教育，使他對黨的認識不斷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示威遊行的工人，製造“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廣州後，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省港大罷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帶頭回應。根據蘇兆徵的指示，陳在碼頭向海員們宣傳罷工的目的和意義，將船票分發給他們，送他們回廣州參加罷工。隨後，陳帶著弟弟陳九榆、妹妹陳淑英回到廣州。他來到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報到。蘇兆徵指示他帶人持廣東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閉煙館、賭館，將其改為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在罷工爆發後，中共廣東區委十分重視在海員中吸收黨員。1925年6-7月，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和梁祖誼介紹陳郁入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黨支部，張瑞成擔任支部書記，陳和梁祖誼、陳春林、何來、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為主要成員，在香港海員中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陳成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黨團成員。 1925年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團負責人鄧中夏、蘇兆徵等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提議，建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是一個充分體現工人階級民主權利的機構，可以討論決定重大決策問題，選舉和罷免罷工委員會職員，制訂罷工中的一切規例和法則，在罷工鬥爭中具有至高無尚的權力。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選舉了80名海員，組成海員代表團出席罷工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就是陳。陳十分感謝工人群眾對自己的信任，他決心全力反映海員們的意願和要求，爭取罷工的勝利。每次開會前，鄧中夏都要召集陳、彭松福、羅珠等十多名黨團員在文明路區黨委二樓開會，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上應提出甚麼議程和方案，聽取省港委員會黨團對議案的指示。會後，陳等人就與各工會的代表交換意見，將黨的主張巧妙地在各代表團中散佈，以保證在代表大會上能通過中共黨組織提出的意見。陳領導的海員代表團人數眾多，意見統一，在代表大會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具有豐富的閱歷，能耐心地向眾人說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悅誠服擁護他。陳鐵面無私，敢作敢為，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英勇鬥爭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賊梁子光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上誣衊蘇兆徵貪污受賄，並要毆打罷工委員會顧問黃平。陳挺身而出，衝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兇，迫使梁子光等退出會場。8月13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扣押梁子光。陳自告奮勇，親自帶領十多名工人到東亞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東園關押。1926年初，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譚華澤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陳知道後，檢舉了譚華澤的劣行，提議當場審訊他。接著，陳又帶人將譚華澤押到代表大會，當眾出示罪證，譚華澤不得不低頭認罪。 1926年3月31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百次會議，陳總結代表大會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不是三兩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長期的奮鬥。在此長期奮鬥中，內部一定要很團結，很嚴密，才可以致勝。”當時，工人們稱陳、何耀全、彭松福、羅珠、黃釗等五人出席罷工代表大會的黨員為“五虎將”。 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廣東區委成功地進行廣州、香港的工會組織統一運動，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為後來的革命鬥爭打下了雄厚的基礎。陳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l925年7月下旬，鄧中夏兩次召集蘇兆徵、李森、何耀全、林昌熾、陳等人在區黨委開會，認為在香港除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等屬大產業工會外，其他大多數工會都是行會和同鄉會，不符合國際職工工會的組織原則。香港不少工會被黑社會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組織散漫，行動不統一，嚴重影響省港罷工鬥爭的深入開展。因此，鄧中夏、李森等提出培養工運骨幹，教育、爭取廣大工人群眾，先按產業建立現代工會，然後再成立香港統一的工會組織。同年冬，海員黨支部決定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為核心，策動香港運輸業工會的大聯合。11月初的一天，他們組織在廣州的海員在越秀山海員路舉行遊行活動，參加人數達七八千人，並邀請香港各工會的負責人出席。蘇兆徵、陳、戴卓民先後站在海員亭上發表演講，號召香港運輸行業的工人發揚1922年海員大罷工的光榮傳統，立即聯合起來，在統一的工會領導下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在反帝鬥爭中起先鋒作用。工人們聽後紛紛鼓掌表示贊成。1926年1月3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廣州太平戲院召開全體同人大會，討論改組問題，陳、何來、唐漢、張瑞成相繼發言，說明改組海員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大會選出蘇兆徵、陳等一百名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全國海員代表大會，1月5日，全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在文明路廣東大學舉行，到會代表和來賓一千多人，陳擔任大會的宣佈員（執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禮堂舉行第一次會議，陳又被推選為臨時主席。1月9日，大會決定成立全國海員總工會，選舉蘇兆徵、譚華澤、陳等15人為執行委員。1月16日，全國海員總工會在陳的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公推蘇兆徵擔任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擔任組織部主任兼調查部主任，並和何來等一起負責廣州分會工作。全國海員總工會成立，促進全國海員的團結，對其他行業的工會影響甚大。在黨培養下，陳從一個普通的海員成長為全國海員的領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海員俱樂部召集香港汽車、郵差、內河、集賢、帆船等工會代表開會，陳擔任會議主席。大家一致贊成組織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3月1日晚，陳參加運輸業工會的籌備會議，並負責起草工會的組織章程。3月19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在省教育會禮堂舉行成立典禮。3月26日，陳在香港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組織章程草案，徵求大家的意見。經代表們討論後加以修改，得到大會的一致通過，4月10日，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宣佈成立。這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慶祝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認為統一香港工會組織已成熟，決定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為兩大支柱，帶動各行各業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4月4日晚，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在惠州會館主持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馮敬、陳、黃金源等24人被推選為香港總工會籌委會委員。陳負責籌委會秘書處工作。4月9日，籌委會在東園訓育亭開會，陳擔任宣佈員。4月15日，香港總工會在歡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陳是大會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4月23日，香港各工會代表經過八小時的投票選舉，選出馮敬、陳等21人為香港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4月25日，香港總工會代表大會閉幕，陳在會上作了大會經過的報告。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陳作為海員代表參加大會。之後，陳作為香港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活躍在省港工運戰線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總工會召開常務會議，負責組織部工作的陳作了情況彙報。6月27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九次常務會議，陳作了組織發展的報告。7月13日，海員勞動童子團成立，陳代表全國海員總工會為成立典禮揭幕。7月19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陳總結組織部的工作。同年冬，他與一個海員的女兒謝有容結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陳參加處理罷工工人的善後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員的復工問題。1927年初，受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委派，陳前往比利時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及殖民地侵略大會。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廣州發生“四一五”政變，大批工友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感到無比悲憤。他在香港銅鑼灣租了一所房子，領導省港海員與敵人鬥爭。他建立海員義勇團、罷工維持隊等工人秘密團體。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成立南方局，陳被任命為南方局成員。9月下旬，他又赴汕頭準備運送軍械給南昌起義軍。10月15日，他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並投入到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領導人回穗參加起義，陳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陳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領導長江中下游的海員工人運動。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開設怡安俱樂部，作為聯絡站。1929年2月，敵人在愉安俱樂部逮捕陳等人。他在敵人審訊時編造一套假口供，說自己名叫陳淪，是一個海員，因到怡安俱樂部找人而被誤捕。敵人摸不清陳的底細，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監獄中，他表現出無比堅定的革命意志。當妻子來探監時，他勸妻子不要傷心，將唯一的女兒撫養成人。他托妻子轉告妹妹陳淑英，要她努力為黨工作，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1929年冬，陳患了重病，獄方不給治療。同年11月1日，陳含恨病逝，年僅27歲。 陳權長期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是省港聞名的工人領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認陳權為革命烈士。[1] [1]《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廣東中山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顧問，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澳門中山同鄉聯誼會監事長，澳門博彩研究學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中醫藥學會顧問等。歷任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兼職首席研究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廣東省中山市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澳門校友會創會會長等。主要編著有《澳門經濟年鑑》、《澳門問題》、《澳門教育改革》等。曾發表評論和論文3000餘篇，1992年及1995年先後獲英國劍橋傳記中心（IBC）世界智慧名人榮譽證書和美國傳記研究中心（ABI）頒發世界名人證書。2005年1月於澳門逝世。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2月22日，法官兼司庫米蘭達•索薩(António de Miranda e Sousa)以及他的助手里貝羅•吉瑪拉斯(António José da Costa João Ribeiro Guimaraes)和公證員亞歷山德勒•康博斯(Alexandre Pereira de Campos)，及以主教名義前來的代理主教庫斯托迪奧•吉爾(Custódio Fernando Gil)，抵達澳門，居住聖保祿學院，法官米蘭達•索薩將學院交予代理主教庫斯托迪奧•吉爾。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月30日─1768年2月17日)11月12日，果阿首席法官科斯達•法貢德斯(Caetano Manuel da Costa Fágundes)從果阿到達澳門，調查前任總督馬托斯•沙麗華與議事會發生爭執之事。

陳淑英，女，原名陳妹，又名鄭妹，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2]，生於澳門一個貧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個，淑英居末。她兩歲時，母親去世，八歲時父親病逝。大姐八歲時被賣到香港。二姐十歲時被人拐走。二哥陳權在香港“亞洲皇后”號輪船當海員，另一個哥哥陳妃榆是香港某貨倉工人。[2]淑英與祖母相依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個富有人家當婢女，後在一間製衣店當女工。 兩個哥哥早年參加革命鬥爭，加入中國共產黨。陳權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成為陳郁和鄧榮入黨的介紹人。在兄長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響下，淑英開始懂得革命道理，認識到窮人只有跟著共產黨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陳權、陳郁、鄧榮受黨的指示回到廣州工作，淑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與第一批工人回到廣州參加革命鬥爭。期間，她認識陳郁、鄧榮等同志，參加組織安排的青年訓練學習班，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榮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習結束後，她被分配到海員工會宣傳隊工作，負責在勞動童子團學校進行活動，與大家一起唱歌學文化。宣傳隊分成幾個小組，帶著資料高舉紅旗到街道、公園及公共場所宣傳革命形勢，宣傳罷工委員會的主張，揭發資本家、反動派對工人的迫害，喚起民眾的覺醒；爭取廣大群眾積極支持罷工工人的鬥爭，加入示威遊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積極開展募捐活動，將紙花圖畫等物品進行義賣。她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業，對罷工運動作出積極的貢獻，被海員工會稱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於革命需要，黨組織安排淑英與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聯絡站，負責轉遞黨的文件。期間，她扮成家庭主婦，周旋於鄰居少奶、太太中間，參與打牌，以掩護自己的身份，保護黨的機關安全，確保任務順利完成。9月，由於形勢變化，為了安全起見，上級決定撤銷這個聯絡點，把淑英調回海員工會。後來，她與其他幾個同志協助織造工會培養一批青年骨幹，從事宣傳活動工作。 1927年，廣州反動當局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到處殺害共產黨員、革命工人和革命婦女，封殺革命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迫解散，海員工會被國民黨搞的“海員工作改組委員會”所破壞，廣州處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員工會的領導下，堅持地下鬥爭，秘密散發傳單，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叛變。羅大妹、鄧金娣在執行任務時被敵人發現而被捕遇害。戰友的犧牲更激發淑英的鬥志，她不顧個人安危，堅決接過烈士未竟的事業，繼續鬥爭下去。她膽大心細，眼靈手快，密切注意各種情況，見機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務。 同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淑英和海員工會的成員及工人赤衛隊一起參加起義的戰鬥。當天晚上，她與其他同志一聽到起義的信號，隨著工人赤衛隊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佔領維新路市警察局、財政廳等，解救監獄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後，淑英和鄧榮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崗，暗中監視敵人的動靜。他們機警敏捷，從過往行人中逮到兩個國民黨任軍事法官、殘殺革命同志的劊子手，並將他們押解到指揮部就地處決，為民除害。 起義第四天，淑英站崗放哨後回到鄧榮家。當晚在家裡不斷聽到馬路和門口打殺聲、槍炮聲徹夜不絕，敵人要進行反攻了。為保守黨的秘密，她與鄧榮連夜把收藏的文件燒掉，撬開石頭把蘇聯列寧船來華時送的徽章及海員工會會章埋好。佛曉時，槍聲和喊殺聲停了，馬路上躺滿了革命士兵、工人、婦女的屍體。起義失敗了。 之後，陳郁和鄧榮前往香港。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只好隱藏在鄧榮家裡住了一段時間才到香港。她與組織聯繫上後，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廣發洋服店當交通員。為了便於工作，她經常扮成學生，完成通知開會或傳遞文件等任務。這時，鄧榮在俄國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與鄧榮在革命鬥爭中相識相愛，後結為夫妻。兩年後，鄧榮調到岸上負責團工作。 1930年5月，由於叛徒出賣，鄧榮在香港被捕入獄。40天後，港英當局把鄧榮他們驅逐出境。淑英跟隨鄧榮去上海，在船上鄧榮被同民黨特務跟蹤，船一到上海，鄧榮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敵人跟蹤脫不了身，但為了尋找二哥陳權營救丈夫，她只好披頭散髮裝成瘋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敵人抓走了。她無法營救鄧榮，敵人對鄧榮威脅利誘卻一無所獲，不久把他解回廣州殺害。鄧榮犧牲時才22歲。同年11月，陳權在上海壯烈犧牲。 在丈夫鄧榮和二哥相繼犧牲後，淑英從上海返回香港。期間，國民黨特務企圖從她身上找尋在鄧榮那裡得不到的線索，先後寫過幾封假信，騙她去廣州，但她識破敵人的陰謀，始終沒有上當。 1931年，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生活沒有著落的情況下，回到家鄉。由於家鄉沒有親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區界沖村舅舅。從此，她改名換姓，跟舅舅姓鄭，叫鄭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艱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淑英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成為互助組合作社的帶頭人，1950-1977年，她連續多年被選為縣、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先進模範代表。 1958年，淑英調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擔任院長一職，她把敬老院當成自己的家，認真負責，勇挑重擔。當時院裡有50多位老人，每月鄉里撥給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糧。淑英沒有工資收入，靠六元撫恤金和大隊配給的口糧生活。她沒向困難低頭，自己動手，開荒種菜，養豬養雞，想方設法讓老人吃飽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時，她總是無微不至地看護、照顧，端飯餵食，倒屎倒尿。就這樣，她一幹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負責的老人先後去世為止。 1959年，淑英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政協珠海市第一屆委員會成立，淑英連續擔任第一、二屆政協委員十年，她不顧年邁體弱，踴躍參加各種會議，積極參加市政建設大計的協商，經常用革命傳統教育青年下一代。請人代寫提案，為省、市政協、黨史部門提供文史資料數萬字。 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歲。[3] [1]珠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珠海市志》（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頁。 [2]《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鄭靜等：《她為革命奉獻了一切——記參加廣州起義的陳淑英同志》，載《珠海婦女人物錄》，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59-66頁。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2月13日─1764年2月1日)12月15日，大炮台陸軍少尉曼努埃爾•巴達利亞(Manuel José Batalha)接受青洲的田地和其他所有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