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廣東南海人。早年畢業於廣東省立工業專門學校。精美術及體育，初研漢畫，繼入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善畫佛，工真草。作品曾參加全國美展、中日聯展、芝加哥萬國博覽展。又擅武術。歷任廣東省立四中、廣州市立一中、執信女中、培英中學等校主任教員，嶺嶠師範高級圖工樂體班主任，廣東精武體育會常委兼國術部主任，亞東畫社社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避難香港、澳門。抗戰勝利後，因家產和書畫均毀於戰火而輟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曾任南海縣政協委員。1974年1月11日在南海病逝。

畫家。名強（彊），號糖齋，晚年患目疾，號眇叟，書齋名“可叵居”、“意在斯樓”等。廣東番禺人。八歲從舅祖溫其球學畫，13歲從劉慶崧學篆刻。後獲睹黃士陵留在其表叔處的200多份印稿、墨蹟，故能邊學邊悟，領略“黟山派”遺風。18歲在日本藝術學校讀實用美術，苦待三年未能入讀工科基礎課程，於是返國潛心篆刻藝術。1921年前後到北平（今北京），曾為梅蘭芳作舞台佈景，並在琉璃廠掛牌訂潤刻印，後被聘為負責全國官印製作的印鑄局技師。香港淪陷後移居澳門，與蟄居此地的高劍父、楊善深等，出入竹林寺，1941年在米糙街的寶如茶樓曾辦個人書畫展。抗戰勝利後返回香港。50年代初在香港與陳湛銓合辦“經緯書院”，主講中國文學及藝術。又在聯合書院與香港大學校外課程講授篆刻，首開風氣，並曾足履澳門，為人刻石。1983年病逝於香港。他精擅書法篆刻，印風妥貼、自然，在嶺南、港、澳、台及日本等地頗負盛譽，使黃士陵一派在港扎下深根。

晚清官員。字瞻孔，號卓如。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生於澳門望廈，就讀於望廈趙氏父子的著名私塾，學業優異，1822年（清道光二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任監察御史、刑科給事中、光錄寺少卿等。1836年任順天府尹。1840年林則徐開展禁煙時，曾奏請封關禁海，斷絕一切中外貿易，受到林則徐駁斥；同年被調為福建布政使。1852年回澳門休假時，適值康公廟落成，應邀為該廟撰寫碑記。1856年轉任陝西巡撫。以堵截太平軍有功，1859年署四川總督。次年被奏劾，革職回籍。1862年重新起用。1866年任內閣侍讀學士。工書，善畫。1870年病故。

書法、篆刻家。原名瑛，字叔重，別號有寒碧、騷霞、保泰、能齊、珏、律、紅庵、元津、可方、迦陵、厚亞等。廣東南海西樵人。其居室曰“春酒堂”、“煙滸”、“三不以堂”。世居廣州西關，曾、祖、父三代均為清代顯宦。作畫曾師事程竹韻，後專事書法篆刻。1923年移居香港，並與澳門藝術界人士相交。抗戰後回廣州，1952年又經澳門返回香港，頻密往來澳門、香港之間，積極參與澳門書畫藝術活動，影響甚廣。其篆刻嘗從葉退庵游，出入周秦、兩漢，尤以六朝文字入印，頗獲時譽。50歲前後，改弦學黃士陵，刀法為之一變，剛勁從容。晚年尤以善刻橄欖核、桃核印。其邊款流麗遒勁，豐神飄逸。平生孤高兀傲，好飲而狂放；不接件，不談潤例，亦不謀工作。1969年病逝於香港。有《羅叔重書畫集》、《篆刻心法》、《煙滸印稿》、《寒碧詞》等近十種著作問世。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13日─1897年2月1日）12月18日，澳門著名土生畫家畢士達（Marciano António Baptista）在香港凱拉街的住宅中病逝。畢士達，1826年6月5日生於澳門一個貧困的土生葡人家庭，且為私生子。1838年6月入聖若瑟學院小學部讀書，青少年時期一直在澳門生活，少年時即認識著名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成天追隨錢納利，為錢氏做各種雜活，結下深厚的師徒之誼。在錢納利的指導下，畢士達很快成為澳門一名優秀的畫家。他以後雖然在繪畫上有自己獨創的風格，但作品中仍可看出錢納利對他的影響。1857年，畢士達全家移居香港，住奧斯瓦爾朵平台路2號，此後，他本人一直居住香港。為了謀生，他身兼數職，有畫家、美術教師、繪圖員、圖書插頁設計師、舞台美工等等，後來還當過攝影師，而且在這些領域造詣都很精深。畢士達留下了很多美術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即是為我們展示一個正在消失的澳門，從他的畫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古塔、城堡和19世紀中國和歐洲的樓宇，而且可以看到澳門、香港、廣州各式各樣、色彩斑斕的帆船。1875年他應該回過一次澳門，並留下了當時在東望洋山的寫生素描。1914年席爾瓦‧門德斯稱他為“傑出的水彩畫家”，更多人評價他為“19世紀以來澳門最傑出的畫家”。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l, p.358; 胡紀倫（César Guillen-Nuñes）：《馬西亞諾‧巴蒂斯塔一生及其藝術》，載《文化雜誌》第11—12期，1993年，胡紀倫認為畢士達生於1826年5月，與福爾加斯異。

鄧爾雅，原名溥，後更名萬歲，字季雨，號爾疋、尒疋、寵恩，別署綠綺台主、風丁老人；齋堂為綠綺園、鄧齋；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1]著名文字學大家、篆刻家。名儒鄧蓉鏡第四子。 爾雅是東莞鄧雲霄第十一世孫。鄧雲霄是1598年進士，以諫恆出湖廣左右參藩，為官行法嚴毅，為文淵浩宏碩，尤工詩律，著作等身，《紫雲樓詩稿》、《漱玉齋文集》、《詞曲竹林小記》、《筆記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鄧雲霄、鄧逢京父子晚明時期，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黃貞都以篆刻齊名。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沉厚朴茂，饒有可人風致。 父親鄧蓉鏡於1864年考中舉人，1871年榮登進士，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己卯（1879）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官；後為江西督糧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鄧青天”美譽。三次誥授資政大夫，加二品銜花翎。1893年回鄉，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院長）。鄧蓉鏡亦精通篆刻，與篆刻大家黃士陵（牧甫）過從甚密，現存黃士陵為爾雅於1892年所刻“蓮裳翰墨”和後在廣雅書院時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爾雅受到家風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當家庭教師為大他六歲的哥哥講授《文字蒙求》、《說文部首》等書時，爾雅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旁聽生”，他自小略知六書體例。父親在家裡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癡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卻在家裡玩弄石頭，捉力嬉戲，深得父親喜愛。家裡大量的藏書，成為他童年歲月的夥伴，關於篆印的書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裡書，就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當時這類書，都是點石影印出版，價格便宜，而古代圖書、印譜，甚為難得。他四處向戚友借閱，博覽群書。之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篆刻的要領，甚麼沖刀、切刀之法，甚麼陰陽、布白，小小年紀，他自己操刀如筆，八歲時開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執輩的讚賞。 爾雅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自稱是黃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頗有師傳斬釘截鐵之風，方勁古拙之妙，但不為所囿，能入能出，不斷變化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聞名遐邇，蜚聲海外。 1899年，爾雅入讀廣雅書院。1905年偕妻及長子鄧小雅赴日學醫，後改學美術，1910年回國擔任小學教員；次年與潘達微等同辦《時報畫報》、《賞奇畫報》；1912年與黃節等創辦貞社廣州分社；1915年後，爾雅以書刻文章遊藝粵桂等地。 1910年，爾雅名列於《廣印人傳》；1911年在《時事畫報》上刊登潤例，開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過的印無法準確統計，但當數以萬計。他培養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劉玉林、莫鐵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鄧祖傑於藝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爾雅攜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綺園居住；1926年，他與潘達微、黃般若組建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藝觀學會和南社書畫社；1928年擔任《非非畫報》編輯；1932年任中山大學顧問教授，後任第二軍軍長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區綏靖公署委員；1936年與黃節組建南社廣東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廣州淪陷，避兵島上，治印《不求聞達》。1940年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他擔任徵集組組長。日寇侵佔香港後，匿名隱居。抗戰勝利後，治印《幸民》、《歷劫不壞》等。[3] 晚年時期，爾雅喜歡參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謂之“驅使銛筆，毛穎縱橫”。印章風格清麗恬淡，剛勁雋永；刀筆俱現，韻味清朗；還善於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這是他篆刻的一種代表性創造。 在爾雅的影響下，一家人與篆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長子鄧橘，自幼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餘，亦操刀習印，並隨父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參漢金意趣，疏密變化，至堪玩味，深得父執青睞，可惜早逝。次子鄧祖永、三子鄧祖潤、三女鄧復、五女鄧悅，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鄧橘，列名於印人傳中。爾雅的繼室葉奕，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但在爾雅引導下，不時操刀治印，先是由爾雅把印文寫在石上，讓葉奕摹刻；久而久之，葉奕熟能生巧，從摹寫、布白、操刀，揮灑自如。[2]1954年10月6日，爾雅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鄧爾雅著有《文字源流》、《鄧齋印譜》、《鄧齋筆記》、《藝觚草稿》、《藝》、《綠綺園詩集》、《集唐宋詩聯》、《聊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書。[1] 鄧爾雅的外孫和外曾孫喜歡篆刻，只是業餘愛好，無繼承祖業之意。從鄧雲霄算起，篆刻之藝相傳15代，家風不失，難能可貴。鄧爾雅一生刻過多少印，實在無法統計。由東莞政協主編、榮寶齋出版的《鄧爾雅篆刻集》，收入鄧爾雅近2500方印。楷書印似俗實雅，古雅清朗，沖和自然，格調甚高。魚鳥蟲書入印，線條暢達宛轉，盤曲遊動，方寸之間，艷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簡約洗練，線條圓潔厚潤。金石味中透出強烈的裝飾美，別具韻味。[2] 鄧爾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門留下不少寶貴的文化遺產，多幅作品為澳門博物館收藏。2008年12月，澳門行隱畫藝學會主辦的“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舉行。展出20世紀40-50年代旅居澳門的畫家鄧爾雅、馮芝、陳融、沈仲強、鄧芬、李研山、張韶石、傅菩禪、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畫家豐富的文化底蘊、高超的藝術水準，而且可以提高書畫界人士及書畫愛好者的水準。[4] 現錄鄧爾雅作於1923年的詩一首《澳門》：[5] 古刻摩厓不可尋，惟存普濟一禪林。 當時遺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鄧爾雅》，載“鄧爾雅個人官方網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黃大德：《篆刻大家鄧爾雅》，載《東莞日報》，2007年11月28日。 [3]《鄧爾雅》，載“中國硬筆書法線上＂網，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舉行》，載《中國書畫報》，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頁。

馮印雪，名祖祺，號乙庵，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詩人、教育家、書畫家。馮秋雪弟弟。 1919年，印雪與兄長馮秋雪、大嫂趙連城在澳門創辦佩文學校。1924年，他與兄嫂、劉君卉、黃沛功、梁彥明、周佩賢等創立“雪社”，致力詩詞創作。他以吟詠為樂，黃節居住澳門時，頗為賞識他。[1]印雪又能書畫，與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為摯友，後稱為弟子。高劍父在佛山創立春睡畫院，他擔任秘書。 1956年，印雪擔任《澳門美術研究會》（今澳門美協）副理事長；歷任澳門嶺南、粵華、培正等中學教師，擔任越南河內中華學校校長。 印雪深入研究隸書《石門頌》，一生與隸書《石門頌》結下了不解之緣。《石門頌》是東漢建和二年（148）鐫刻在陝西褒城縣褒斜道石門崖壁上的摩崖石刻，四言一韻的文辭為漢中太守王升所撰，嘉賞故司隸校尉楊孟文開鑿石門棧道之功績。《石門頌》誕生的時代，漢隸進入成熟期，成為當時高古奇縱書風的代表。楊守敬評價“其行筆真如野鶴閒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可見，《石門頌》開創了奔放飄逸的書風，對後世影響尤其深遠，歷來深受書法家喜愛和推崇。 印雪臨摹《石門頌》非常成功。他勇於臨摹和創新，用筆以圓筆為主，以籀篆筆法圓起圓收，略加波磔，使線條圓渾舒展，又有自然生動的起伏變化。筆劃粗細較為均勻，行筆沒有刻意的頓挫，藏鋒起筆無明顯的“蠶頭”，收筆含蓄亦少有裝飾性的“雁尾”。他逆筆藏鋒，中鋒行筆，同時折筆處時而筆斷意連，時而提筆暗轉，直中含曲，勁健而不僵硬，臨摹用筆豐富。臨寫《石門頌》需要紮實的書法功底，因它具有濃厚的寫意風格，無論用筆、結字，還是章法都無明顯的規律可循。清人張祖翼跋《石門頌》拓本云“三百年來司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 在大量臨摹《石門頌》的基礎上，1933年，印雪創作《石門頌集聯》。他從臨摹到創作，書法的藝術特性比其他藝術依賴“臨摹”入門和修習的途徑，同時更加注重“創作”蛻化和昇華的境界。從臨摹到創作存在著某種超越因果關係的轉換性奧秘，這是人類悟性的飛躍。作為詩人的印雪，深厚的文化修養是他從臨摹到創作飛躍的基礎。 對於印雪創作《石門頌集聯》的成就，國民黨元老、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題識“漢隸於剛健中饒秀逸氣，以石門頌為最，今觀馮君印雪此作，直窺堂奧，集聯尤雅馴，可喜！”而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的評價更高“印雪弟習漢隸有年，前歲赴越南從事教育事業，不通（問）者將歲，今見其集石門頌碑字聯冊，功力較前邁進，知其隸法必有得於心也。以石門頌碑字無多，而竟能集至五十聯，且聯話皆可喜者，益足貴矣！” 1964年，印雪去世，終年71歲。 2002年，馮印雪的後人將他的書畫遺作和其他文物捐贈給澳門博物館珍藏。這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其中15件書畫作品9月在澳門博物館舉辦的“館藏書畫展”上亮相，彌足珍貴。 馮印雪隸書藝術的傑出成就，不僅在於繼承漢隸的精髓，而且在於他創造了體現時代價值，啟示後人的智慧、理念和精神。馮印雪的隸書作品，無論臨摹或是創作，都反映他師承、取捨和創造的能力。[2] 馮印雪著有《印雪詩鈔》。 現錄馮印雪的詩一首： 《晚雨初歇同秋雪大兄步至駟馬涌荷塘》[1][3] 雨餘芒屨橫塘去[4]，各有情懷向晚晴。風引鳥聲娛寂寞，日斜人影伴伶仃。 石渠汩汩成孤響[5]，荷葉田田未了青。[6]滿地烽煙生事歇，不堪笳吹上江城。[7]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81-282頁。 [2]徐新：《詩人馮印雪與隸書〈石門頌〉》，載“澳門藝術網＂，2010年4月28日，http://www.macauart.net/Comment/ContentC.asp?cid=185&id=404。 [3]駟馬涌荷塘：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紀事內容》：“駟馬涌在哪裡呢？問過不少生長澳門的人都不得要領，他們只說從前有—個碼頭是這樣叫的。偶然在十月初五街沙欄仔附近發現一個古老的街牌，寫著‘泗街’三個字，我知道在清代這裡是北灣的末段，未填海之前可泊船艇，那該是泗碼頭舊址了。地處河邊，填海後低窪的地方可利用作荷塘，地名應是泗涌。泗兩字太偏僻，馮印雪作詩時順手用上同音而文雅的‘駟馬’……駟馬涌就在這裡。” [4]芒屨：草鞋。屨，鞋子。漢以後稱履。 [5]汩汩：水急流貌。《淮南子‧原道》：“源流泉滂，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 [6]田田：葉浮水上貌。《古辭‧江南可採蓮》：“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7]這首詩約作於1921年。

李守真，字浩良、之望，廣東增城（今屬廣州市增城區）荔城鎮李屋村人。嶺南畫派第三代代表人物。 1930年，守真入讀廣州嶺南藝苑，師從趙少昂，同時問教於高劍父、高奇峰。1936年，他遷居香港，開設嶺梅畫院，期間，他與楊善深交善，相互切磋技藝，拓寬藝術視野。[1] 1941年，香港淪陷後，守真避居澳門，又得到高劍父指導；又與楊善深、鄧芬、司徒奇等畫家一起研討畫藝，技藝日進。[1]澳門期間，他痛斥投靠日本人的畫友某君，並將他的信件公之於眾，以示自己的愛國立場。[2] 守真攜帶家眷避亂港澳期間，受聘為嶺梅畫院國畫系主任兼教授，並在香港創辦大風畫社，廣收門徒，造就不少書畫人才。抗戰勝利後，他結束長達十多年的流離生活，重返故園，繼續自己的藝術追求。[2] 守真學藝起步雖晚，但天資聰慧，進步神速，在趙少昂門下苦學三年，領會了嶺南畫派的精髓；熟練掌握“撞水”、“撞粉”等傳統技法，並借鑒西洋畫與日本畫的創作手法。之後，他更廣泛吸收高劍父、高奇峰、楊善深等嶺南畫家之長，融會貫通；又注重觀察寫生，形成造型靈動、色彩明麗、兼工帶寫、雅俗共賞的藝術特色；尤其擅花鳥魚蟲題材，造型準確，墨彩交融。筆下的游魚淡靜悠然，禽鳥生動逼肖，常與煙柳落花一起構成如詩般的畫境。他又喜畫嶺南特有的物產，作品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1] “文革”期間，守真被抄家，家中所藏之歷代名書名畫和他精心繪製的六十餘幅作品被洗劫一空。他因此一夜白髮，大病一場。從此，他低調畫畫，低調做人，畫壇上少了他的身影。 中年以後，守真開始鑽研山水和人物。其中《澄淵魚影》1935年入選“英國倫敦美展”並獲優等獎。此畫中，月影浮動，他擺脫了細膩的寫實主義畫風，致力於“半工意”之中表露自己的情感。在寫作過程中，他首先細心勾畫金魚的頭部，將乾未乾的紙上畫出金魚的尾巴，使其呈現出在水中若隱若現的形狀。此畫明暗有度，朦朧之中又見筆痕，魚兒逐月，熱鬧的情景中又見浪漫氣息。金魚體態多變，姿態自然，糅合了中西技法及攝影藝術的效果，月影下的幾尾金魚意態動人，出神入化。其造詣引起當時畫壇的震動，聲名大振，被人將他與汪亞塵並列，稱“南李北汪金魚王”；從而奠定了守真在南國畫壇的地位。高劍父見此畫高度評價“月下的金魚雖然隱隱若若，但卻栩栩如生，有動感，此畫當稱得上‘金魚王’，實為佳作！”該畫色彩奪目，卻自然素雅，令人回味再三。20世紀50年代，該畫入選“蘇聯造型藝術展”並獲獎。 1944年，守真在英國倫敦美展獲金獎的《草澤雄風》，繪畫草莽中的一隻猛虎。他以橫批的形式精心刻畫出走動於山坡的老虎，虎紋勾畫自然，與其骨骼相合。其虎神情兇猛，頗有威震百獸之雄姿。襯景的草叢以長鋒細線勾出草幹，其葉以側鋒為之，加上因風吹而向畫面的左方搖擺，頗能與虎的姿態保持同一趨勢。以淡墨來表現遠處的草葉在虎的嘴部附近出現，與老虎銀白的鬚走向相反，營造出一種放射狀的效果，明顯的虎鬚和以墨色寫成的草形成了對比。整幅畫面佈局穩妥而又富有動感，獲得高劍父的高度評價。 守真從藝70多年，一直活躍於嶺南畫壇，其作品多次在國內外畫展中獲獎。辛勤創作的同時，作育英才，弟子遍及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及港澳地區，為嶺南畫派的傳承和發揚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 守真主要作品有《澄淵魚影》、《雄風》、《紅棉白孔雀》、《自得》、《野趣》等，30年代起作品多次選送國外展出並獲獎；1956年《丹心白鷳》入選“全國第二屆國畫展”，被評為優秀作品，後又選送“蘇聯造型藝術展覽會”展出，被中國博物館收藏；1972年《灕江春曉》入選加拿大舉辦的“中國畫展”；1979年《九如圖》被收入《廣東國畫選集》；《紅棉小鳥》被收入《太乙樓藏近代名家畫》；1982年6月，集新舊作品百餘幅在廣州舉辦個人回顧畫展。他又擅書法，為廣東省美術家協會會員、廣州中國畫會顧問、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名譽館員。[3] 2002年，守真去世，享年93歲。 2007年10月3日，李守真紀念館在恩平市天湖山莊落成，由天湖山莊業主阮開崧出資興建，建築面積120平方米，展出李守真的多幅珍貴照片，並展出李守真之子李長風提供的李守真珍貴墨寶20多幅，免費向外界開放。[4] 2011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廣州藝術博物院（微博）、嶺南畫派紀念館、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聯合主辦的“李守真藝術回顧展”在廣州藝術博物院展出。[5] [1]《李守真藝術回顧展將在廣州舉辦》，載“新浪網＂，2012年10月25日，http://collection.sina.com.cn/zlxx/20111025/160942868.shtml。 [2]李長風：《口述歷史——淚緬先父李守真》，載“網易博客＂，2011年10月18日，http://huanghuixia.blog.163.com/blog/static/3474071820106535740343/。 [3]金通達：《中國當代國畫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41頁。 [4]李小龍：《嶺南畫派第3代代表人物李守真紀念館在恩平落成》，載《江門日報》，第6581期，第A2版，2007年10月07日。 [5]《李守真作品欣賞》，載“中華文化藝術網＂，2013年6月18日，http://www.orgcc.com/pic/showpic.asp?id=403&pid=5。

畫家。又名耀辰，字居端。廣東新會人，早年就讀於廣州廣府中學，課餘隨潘和學畫。191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回廣州，參加廣州國畫研究會和顒園俱樂部。後曾任汕頭法院、廣州法院書記官、推事和庭長。1931年被聘任為廣州市立美術專門學校校長。抗日戰爭時期，輾轉香港、澳門、湛江等地，在澳門多年，常與畫友同好雅敘。曾與李鳳廷在香港合設鳳研樓畫室。抗戰勝利後返廣州，舉辦個人畫展。1948年移居香港。曾任香港中國美術會主席和華僑書院藝術系主任。擅長國畫、書法、詩，亦精鑒賞。1961年在香港病逝。

女。文史專家、書畫家。廣東南海西樵山人，生於澳門。13歲入私塾，啟蒙老師是曾參與“公車上書”的舉人、著名的平民婦孺教育家陳子褒（榮袞）。17歲在子褒學堂中學畢業時，適逢1912年5月孫中山訪澳在澳門鏡湖醫院禮堂演講，有幸親耳聆聽。後轉往嶺南大學，親授冼星海國文課，支持冼星海到巴黎深造。先後任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文物館館長、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1952年和1964年曾兩度返澳門居住。冼玉清自稱“以事業為丈夫，以學校為家庭，以學生為兒女”，終身不曾婚嫁。逝世時留遺囑將一生積蓄約值50萬港元捐獻給國家。著述甚豐。20年代已有詩作，著有《碧琅玕館詩稿》，深為柳亞子、陳三立等讚賞。對嶺南歷史、風物、史志、文物的發掘整理，成績卓著。有關嶺南文獻研究的著述有《廣東女子藝文考》、《廣東鑒藏家考》、《廣東叢帖敘錄》、《廣東文獻叢談》、《梁廷枏著述錄要》、《招子庸研究》、《陳白沙碧玉考》等。有關對澳門歷史文化教育研究成果，收錄在《冼玉清文集》中。

畫家、嶺南畫派創始人之一。名崙，號爵廷。廣東番禺人。青少年曾肄業於廣東水陸師學堂及澳門嶺南學堂。後師從居廉學畫。1905年在澳門師從法國畫家加麥學習西洋畫。1906年起兩度赴日留學，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歷任同盟會廣東支會會長，支那暗殺團副團長。辛亥革命後，先後創辦春睡畫院，南中美術院，授徒傳藝。後歷任廣東甲種工業學校校長，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廣州市立藝專校長等。1938年廣州淪陷後輾轉到澳門，下榻普濟禪院妙香堂，繼續開辦春睡畫院，多次舉辦師生抗日畫展，為難童籌備經費。生平提倡藝術革命，以“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為號召，掀起“新國畫”運動，創立嶺南畫派，與高奇峰、陳樹人並稱嶺南三傑。擅花鳥蟲魚、山水、人物，又長詩、書。畫作曾在意大利、比利時等博覽會獲最高獎。1951年3月在澳門中央酒店舉辦平生最後一場個人畫展。不久後便因糖尿病，病逝鏡湖醫院，葬於新西洋墳場。著有《我的現代繪畫觀》、《劍父畫集》等。

鮑慶春，香山山場（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澳門書畫家。 現今，珠海石溪公園（香山驛站）石溪摩崖石刻群中，保存有鮑慶春的七律《石溪詩》一首，文字為行草直書，大小為95釐米×58釐米。 現錄鮑慶春的詩一首： 《石溪詩》[1] 蘭亭作自右軍先[2]，今亦蘭亭仿古賢。[3] 天為名山留柱石，人來幽洞聽琴泉。 煙霞共賞胸懷暢，詞賦多歆翰墨傳。 景物曠觀開眼界，應知福地有神仙。 [1]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第128頁。 [2]右軍：王羲之，東晉書法家，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 [3]仿古賢：仿效王羲之蘭亭聚會盛舉。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崇禎十一年（1638年2月14日─1639年2月2日）10月26日，耶穌會著名華人畫師尼閣老•喬萬尼神父高足倪雅谷修士逝世。倪雅穀，字一誠，其教名Jacques Niva。1579年生於日本，其母為日本人，其父為華人。他幼年時在日本天草志岐修院隨尼閣老•喬萬尼學繪畫，甚得乃師真傳。自1601年從日本返回澳門，一直在中國內地及澳門從事教會繪畫事業，直至病逝。葬於聖保祿教堂聖米迦勒壇附近。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第7—9頁。

晚清官員。字瞻孔，號卓如。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生於澳門望廈，就讀於望廈趙氏父子的著名私塾，學業優異，1822年（清道光二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任監察御史、刑科給事中、光錄寺少卿等。1836年任順天府尹。1840年林則徐開展禁煙時，曾奏請封關禁海，斷絕一切中外貿易，受到林則徐駁斥；同年被調為福建布政使。1852年回澳門休假時，適值康公廟落成，應邀為該廟撰寫碑記。1856年轉任陝西巡撫。以堵截太平軍有功，1859年署四川總督。次年被奏劾，革職回籍。1862年重新起用。1866年任內閣侍讀學士。工書，善畫。1870年病故。

廣東南海人。早年畢業於廣東省立工業專門學校。精美術及體育，初研漢畫，繼入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善畫佛，工真草。作品曾參加全國美展、中日聯展、芝加哥萬國博覽展。又擅武術。歷任廣東省立四中、廣州市立一中、執信女中、培英中學等校主任教員，嶺嶠師範高級圖工樂體班主任，廣東精武體育會常委兼國術部主任，亞東畫社社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避難香港、澳門。抗戰勝利後，因家產和書畫均毀於戰火而輟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曾任南海縣政協委員。1974年1月11日在南海病逝。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書法、篆刻家。原名瑛，字叔重，別號有寒碧、騷霞、保泰、能齊、珏、律、紅庵、元津、可方、迦陵、厚亞等。廣東南海西樵人。其居室曰“春酒堂”、“煙滸”、“三不以堂”。世居廣州西關，曾、祖、父三代均為清代顯宦。作畫曾師事程竹韻，後專事書法篆刻。1923年移居香港，並與澳門藝術界人士相交。抗戰後回廣州，1952年又經澳門返回香港，頻密往來澳門、香港之間，積極參與澳門書畫藝術活動，影響甚廣。其篆刻嘗從葉退庵游，出入周秦、兩漢，尤以六朝文字入印，頗獲時譽。50歲前後，改弦學黃士陵，刀法為之一變，剛勁從容。晚年尤以善刻橄欖核、桃核印。其邊款流麗遒勁，豐神飄逸。平生孤高兀傲，好飲而狂放；不接件，不談潤例，亦不謀工作。1969年病逝於香港。有《羅叔重書畫集》、《篆刻心法》、《煙滸印稿》、《寒碧詞》等近十種著作問世。

篆刻、竹刻家。原名漢平，自號雲齋。原籍廣東順德。初從鄧青山學習刻章技藝，藝成執業於廣西梧州，名噪一時；後在廣州、中山石岐開業，以“雲齋”為名，為人篆刻圖章。深慕余仲嘉的竹刻，苦學潛修，盡得其遺韻，所以其竹刻遙承嘉興一脈。20世紀50年代末移居澳門，在草堆街治印，為適合市面需求，多作膠、木、牙、角、石之間章及石牌銅像。其夫人蔡玉英，七子三女俱能奏刀，一門風雅，蜚聲省港澳。竹刻作品多是陽文留青，刻工精絕，與不少著名畫人相交甚深。竹刻一門，非同好者不刻，雖重金相求，必為婉拒。代表作有精刻趙少昂繪蟬二件、趙少昂母親及其本人大理石座；羅叔重、鄧芬及馮康侯書法三件；張大千竹檀木紙鎮，鄧芬、沈葦窗、王石舟的竹刀；楊善深、司徒奇的紙鎮；黎心齋的竹扇骨等。1989年於澳門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