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五年（1577年1月19日─1578年2月6日）澳門有2艘葡萄牙大黑船赴長崎貿易。G. B. Souza, The Survir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55.

嘉靖十九年(1540年2月8日─1541年1月26日)11月，法里亞•索薩船隊抵達漳州港，在那裡又遇到從雙嶼返回的5艘葡萄牙大船。據從雙嶼來的葡萄牙人說，那裡有許多越冬的葡萄牙人，還有葡人不斷從馬六甲、巽他(Sunta)、暹羅和北大年來，他們在那裡做生意。費爾南•平托：《遠遊記》第57章，第166─168頁。

崇禎元年（1628年2月5日─1629年1月23日）11—12月，澳門有1艘帆船駛抵望加錫貿易，於第二年5月離開。另有2艘澳門船赴馬尼拉貿易。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p. 94—95.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75.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門致菲利浦三世信稱，當時聖保祿學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並稱，日本每年從馬六甲海關獲得1000克魯紮多，用於設立一個學院，日本學院可在對日貿易船隊中販運50擔生絲。中國教區則可從馬六甲海關臨時支取2000克魯紮多，而在他們航行所販賣的貨物出售後歸還。還稱，日本和中國教區在澳門有300兩白銀的屋鋪收入，這兩個教會共有8000兩白銀作為資本，投資於對日貿易。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6月，陸若漢神父在登州與離京返國的朝鮮鄭鬥源使團相遇。該使團共39人，李榮後為通事。耶穌會拓展朝鮮的傳教早在計劃之中，萬曆四十七年（1619）時，徐光啟與畢方濟曾策劃前往朝鮮傳教旅行。故陸若漢在登州與朝鮮使團的會晤，應該是耶穌會有意安排。在這次會晤中，陸若漢向朝鮮使臣積極宣傳西學，鄭鬥源還安排李榮後向陸若漢學習西洋天文推步法。朝鮮使團在登州啟程時，陸若漢還給朝鮮國王贈送了一批極為珍貴的禮品：《天文圖》、《南北極圖》兩幅、《天文廣教》兩幅、《萬國全圖》五幅、《紅夷炮題本》一冊、千里鏡一部、日晷觀一座、自鳴鐘一部、火炮一門和《治曆緣起》二冊，利瑪竇《天文書》一冊、《遠鏡書》一冊、《千里鏡說》一冊、《職方外紀》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西洋國所獻神威大銃疏》一冊。《李朝仁祖大王實錄》卷24，崇禎四年甲申；安鼎福：《雜同散異》第22冊《與西洋國陸掌教若漢書》。金尚喆等撰：《國朝寶鑒》卷35，轉引《朝鮮西學史研究》第2章，第65頁。

崇禎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月2日，多明我會會士郭琦（Angelo Cocchi）和托瑪紹•謝拉（Tommasao Serra）一行13人前往中國，途中，謝拉等5人被殺，郭琦及其他同伴則於本日到達福建之福寧州。這應是第一批繞開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多明我會士。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804頁；José Maria, Gonzdles, Histó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1, p. 51.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2月21日，菲利浦三世致信葡印總督，囑咐澳門葡人興建城牆和炮台時不要招致華人發怒。Documentos Rern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1, p.149.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1月1日，耶穌會駐澳門司庫維埃拉卸任，由陸若漢出任教區駐澳門司庫，至1623年12月。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対外関係の研究》，第387頁。

崇禎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3月，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菲利浦•羅博（D. Felipe Lobo）率船前往中國貿易，來澳門一路順暢，在本月回程經新加坡海峽時遭荷蘭船隻襲擊，其中4艘船為避免被俘而自焚沉海，所喪失的黃金和銅價值超過50萬銀色勒芬。菲利浦•羅博僥倖逃生。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