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廣東南海人。早年畢業於廣東省立工業專門學校。精美術及體育，初研漢畫，繼入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善畫佛，工真草。作品曾參加全國美展、中日聯展、芝加哥萬國博覽展。又擅武術。歷任廣東省立四中、廣州市立一中、執信女中、培英中學等校主任教員，嶺嶠師範高級圖工樂體班主任，廣東精武體育會常委兼國術部主任，亞東畫社社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避難香港、澳門。抗戰勝利後，因家產和書畫均毀於戰火而輟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曾任南海縣政協委員。1974年1月11日在南海病逝。

畫家。名強（彊），號糖齋，晚年患目疾，號眇叟，書齋名“可叵居”、“意在斯樓”等。廣東番禺人。八歲從舅祖溫其球學畫，13歲從劉慶崧學篆刻。後獲睹黃士陵留在其表叔處的200多份印稿、墨蹟，故能邊學邊悟，領略“黟山派”遺風。18歲在日本藝術學校讀實用美術，苦待三年未能入讀工科基礎課程，於是返國潛心篆刻藝術。1921年前後到北平（今北京），曾為梅蘭芳作舞台佈景，並在琉璃廠掛牌訂潤刻印，後被聘為負責全國官印製作的印鑄局技師。香港淪陷後移居澳門，與蟄居此地的高劍父、楊善深等，出入竹林寺，1941年在米糙街的寶如茶樓曾辦個人書畫展。抗戰勝利後返回香港。50年代初在香港與陳湛銓合辦“經緯書院”，主講中國文學及藝術。又在聯合書院與香港大學校外課程講授篆刻，首開風氣，並曾足履澳門，為人刻石。1983年病逝於香港。他精擅書法篆刻，印風妥貼、自然，在嶺南、港、澳、台及日本等地頗負盛譽，使黃士陵一派在港扎下深根。

晚清官員。字瞻孔，號卓如。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生於澳門望廈，就讀於望廈趙氏父子的著名私塾，學業優異，1822年（清道光二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任監察御史、刑科給事中、光錄寺少卿等。1836年任順天府尹。1840年林則徐開展禁煙時，曾奏請封關禁海，斷絕一切中外貿易，受到林則徐駁斥；同年被調為福建布政使。1852年回澳門休假時，適值康公廟落成，應邀為該廟撰寫碑記。1856年轉任陝西巡撫。以堵截太平軍有功，1859年署四川總督。次年被奏劾，革職回籍。1862年重新起用。1866年任內閣侍讀學士。工書，善畫。1870年病故。

中國現代畫家。字誦先，號曇殊，別署從心先生、二不居士、泳人等。廣東南海西樵人，出生於廣州。自幼天資過人，詩、文、詞過目不忘。畫學啟蒙於董一夔和張世恩，後私淑譚雲波。曾任廣州市美術專科學校主任教授。鄧氏與潘至中、趙浩公等於1923年組“癸亥合作畫社”。抗戰時流寓澳門，來往港澳，後返廣州。勝利後重蹈濠江，先後居於清平直街“寄閒俱樂部”、荷蘭園大馬路及天神巷。與澳門畫人關係殊深，是“居明軒”主人畫學老師之一。1964年病逝於香港。鄧氏擅繪人物及花鳥，寥寥數筆已可捕捉雀鳥的神韻，有“鄧芬三筆雀”之稱。曾代表廣東畫家出席於上海舉行的“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被張大千譽為“嶺南現代唯一國畫家”。通音律，撰有粵曲《夢覺紅樓》。他所畫仕女，異於清代弱不禁風、帶有病態的美人，充滿現實生活氣息。著名作品有《群鬼爭食圖》、《醉酒圖》、《抱阮圖》等。

書法、篆刻家。原名瑛，字叔重，別號有寒碧、騷霞、保泰、能齊、珏、律、紅庵、元津、可方、迦陵、厚亞等。廣東南海西樵人。其居室曰“春酒堂”、“煙滸”、“三不以堂”。世居廣州西關，曾、祖、父三代均為清代顯宦。作畫曾師事程竹韻，後專事書法篆刻。1923年移居香港，並與澳門藝術界人士相交。抗戰後回廣州，1952年又經澳門返回香港，頻密往來澳門、香港之間，積極參與澳門書畫藝術活動，影響甚廣。其篆刻嘗從葉退庵游，出入周秦、兩漢，尤以六朝文字入印，頗獲時譽。50歲前後，改弦學黃士陵，刀法為之一變，剛勁從容。晚年尤以善刻橄欖核、桃核印。其邊款流麗遒勁，豐神飄逸。平生孤高兀傲，好飲而狂放；不接件，不談潤例，亦不謀工作。1969年病逝於香港。有《羅叔重書畫集》、《篆刻心法》、《煙滸印稿》、《寒碧詞》等近十種著作問世。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13日─1897年2月1日）12月18日，澳門著名土生畫家畢士達（Marciano António Baptista）在香港凱拉街的住宅中病逝。畢士達，1826年6月5日生於澳門一個貧困的土生葡人家庭，且為私生子。1838年6月入聖若瑟學院小學部讀書，青少年時期一直在澳門生活，少年時即認識著名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成天追隨錢納利，為錢氏做各種雜活，結下深厚的師徒之誼。在錢納利的指導下，畢士達很快成為澳門一名優秀的畫家。他以後雖然在繪畫上有自己獨創的風格，但作品中仍可看出錢納利對他的影響。1857年，畢士達全家移居香港，住奧斯瓦爾朵平台路2號，此後，他本人一直居住香港。為了謀生，他身兼數職，有畫家、美術教師、繪圖員、圖書插頁設計師、舞台美工等等，後來還當過攝影師，而且在這些領域造詣都很精深。畢士達留下了很多美術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即是為我們展示一個正在消失的澳門，從他的畫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古塔、城堡和19世紀中國和歐洲的樓宇，而且可以看到澳門、香港、廣州各式各樣、色彩斑斕的帆船。1875年他應該回過一次澳門，並留下了當時在東望洋山的寫生素描。1914年席爾瓦‧門德斯稱他為“傑出的水彩畫家”，更多人評價他為“19世紀以來澳門最傑出的畫家”。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l, p.358; 胡紀倫（César Guillen-Nuñes）：《馬西亞諾‧巴蒂斯塔一生及其藝術》，載《文化雜誌》第11—12期，1993年，胡紀倫認為畢士達生於1826年5月，與福爾加斯異。

鄧爾雅，原名溥，後更名萬歲，字季雨，號爾疋、尒疋、寵恩，別署綠綺台主、風丁老人；齋堂為綠綺園、鄧齋；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1]著名文字學大家、篆刻家。名儒鄧蓉鏡第四子。 爾雅是東莞鄧雲霄第十一世孫。鄧雲霄是1598年進士，以諫恆出湖廣左右參藩，為官行法嚴毅，為文淵浩宏碩，尤工詩律，著作等身，《紫雲樓詩稿》、《漱玉齋文集》、《詞曲竹林小記》、《筆記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鄧雲霄、鄧逢京父子晚明時期，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黃貞都以篆刻齊名。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沉厚朴茂，饒有可人風致。 父親鄧蓉鏡於1864年考中舉人，1871年榮登進士，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己卯（1879）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官；後為江西督糧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鄧青天”美譽。三次誥授資政大夫，加二品銜花翎。1893年回鄉，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院長）。鄧蓉鏡亦精通篆刻，與篆刻大家黃士陵（牧甫）過從甚密，現存黃士陵為爾雅於1892年所刻“蓮裳翰墨”和後在廣雅書院時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爾雅受到家風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當家庭教師為大他六歲的哥哥講授《文字蒙求》、《說文部首》等書時，爾雅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旁聽生”，他自小略知六書體例。父親在家裡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癡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卻在家裡玩弄石頭，捉力嬉戲，深得父親喜愛。家裡大量的藏書，成為他童年歲月的夥伴，關於篆印的書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裡書，就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當時這類書，都是點石影印出版，價格便宜，而古代圖書、印譜，甚為難得。他四處向戚友借閱，博覽群書。之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篆刻的要領，甚麼沖刀、切刀之法，甚麼陰陽、布白，小小年紀，他自己操刀如筆，八歲時開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執輩的讚賞。 爾雅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自稱是黃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頗有師傳斬釘截鐵之風，方勁古拙之妙，但不為所囿，能入能出，不斷變化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聞名遐邇，蜚聲海外。 1899年，爾雅入讀廣雅書院。1905年偕妻及長子鄧小雅赴日學醫，後改學美術，1910年回國擔任小學教員；次年與潘達微等同辦《時報畫報》、《賞奇畫報》；1912年與黃節等創辦貞社廣州分社；1915年後，爾雅以書刻文章遊藝粵桂等地。 1910年，爾雅名列於《廣印人傳》；1911年在《時事畫報》上刊登潤例，開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過的印無法準確統計，但當數以萬計。他培養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劉玉林、莫鐵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鄧祖傑於藝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爾雅攜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綺園居住；1926年，他與潘達微、黃般若組建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藝觀學會和南社書畫社；1928年擔任《非非畫報》編輯；1932年任中山大學顧問教授，後任第二軍軍長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區綏靖公署委員；1936年與黃節組建南社廣東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廣州淪陷，避兵島上，治印《不求聞達》。1940年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他擔任徵集組組長。日寇侵佔香港後，匿名隱居。抗戰勝利後，治印《幸民》、《歷劫不壞》等。[3] 晚年時期，爾雅喜歡參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謂之“驅使銛筆，毛穎縱橫”。印章風格清麗恬淡，剛勁雋永；刀筆俱現，韻味清朗；還善於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這是他篆刻的一種代表性創造。 在爾雅的影響下，一家人與篆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長子鄧橘，自幼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餘，亦操刀習印，並隨父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參漢金意趣，疏密變化，至堪玩味，深得父執青睞，可惜早逝。次子鄧祖永、三子鄧祖潤、三女鄧復、五女鄧悅，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鄧橘，列名於印人傳中。爾雅的繼室葉奕，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但在爾雅引導下，不時操刀治印，先是由爾雅把印文寫在石上，讓葉奕摹刻；久而久之，葉奕熟能生巧，從摹寫、布白、操刀，揮灑自如。[2]1954年10月6日，爾雅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鄧爾雅著有《文字源流》、《鄧齋印譜》、《鄧齋筆記》、《藝觚草稿》、《藝》、《綠綺園詩集》、《集唐宋詩聯》、《聊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書。[1] 鄧爾雅的外孫和外曾孫喜歡篆刻，只是業餘愛好，無繼承祖業之意。從鄧雲霄算起，篆刻之藝相傳15代，家風不失，難能可貴。鄧爾雅一生刻過多少印，實在無法統計。由東莞政協主編、榮寶齋出版的《鄧爾雅篆刻集》，收入鄧爾雅近2500方印。楷書印似俗實雅，古雅清朗，沖和自然，格調甚高。魚鳥蟲書入印，線條暢達宛轉，盤曲遊動，方寸之間，艷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簡約洗練，線條圓潔厚潤。金石味中透出強烈的裝飾美，別具韻味。[2] 鄧爾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門留下不少寶貴的文化遺產，多幅作品為澳門博物館收藏。2008年12月，澳門行隱畫藝學會主辦的“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舉行。展出20世紀40-50年代旅居澳門的畫家鄧爾雅、馮芝、陳融、沈仲強、鄧芬、李研山、張韶石、傅菩禪、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畫家豐富的文化底蘊、高超的藝術水準，而且可以提高書畫界人士及書畫愛好者的水準。[4] 現錄鄧爾雅作於1923年的詩一首《澳門》：[5] 古刻摩厓不可尋，惟存普濟一禪林。 當時遺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鄧爾雅》，載“鄧爾雅個人官方網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黃大德：《篆刻大家鄧爾雅》，載《東莞日報》，2007年11月28日。 [3]《鄧爾雅》，載“中國硬筆書法線上＂網，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舉行》，載《中國書畫報》，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頁。

馮印雪，名祖祺，號乙庵，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詩人、教育家、書畫家。馮秋雪弟弟。 1919年，印雪與兄長馮秋雪、大嫂趙連城在澳門創辦佩文學校。1924年，他與兄嫂、劉君卉、黃沛功、梁彥明、周佩賢等創立“雪社”，致力詩詞創作。他以吟詠為樂，黃節居住澳門時，頗為賞識他。[1]印雪又能書畫，與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為摯友，後稱為弟子。高劍父在佛山創立春睡畫院，他擔任秘書。 1956年，印雪擔任《澳門美術研究會》（今澳門美協）副理事長；歷任澳門嶺南、粵華、培正等中學教師，擔任越南河內中華學校校長。 印雪深入研究隸書《石門頌》，一生與隸書《石門頌》結下了不解之緣。《石門頌》是東漢建和二年（148）鐫刻在陝西褒城縣褒斜道石門崖壁上的摩崖石刻，四言一韻的文辭為漢中太守王升所撰，嘉賞故司隸校尉楊孟文開鑿石門棧道之功績。《石門頌》誕生的時代，漢隸進入成熟期，成為當時高古奇縱書風的代表。楊守敬評價“其行筆真如野鶴閒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可見，《石門頌》開創了奔放飄逸的書風，對後世影響尤其深遠，歷來深受書法家喜愛和推崇。 印雪臨摹《石門頌》非常成功。他勇於臨摹和創新，用筆以圓筆為主，以籀篆筆法圓起圓收，略加波磔，使線條圓渾舒展，又有自然生動的起伏變化。筆劃粗細較為均勻，行筆沒有刻意的頓挫，藏鋒起筆無明顯的“蠶頭”，收筆含蓄亦少有裝飾性的“雁尾”。他逆筆藏鋒，中鋒行筆，同時折筆處時而筆斷意連，時而提筆暗轉，直中含曲，勁健而不僵硬，臨摹用筆豐富。臨寫《石門頌》需要紮實的書法功底，因它具有濃厚的寫意風格，無論用筆、結字，還是章法都無明顯的規律可循。清人張祖翼跋《石門頌》拓本云“三百年來司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 在大量臨摹《石門頌》的基礎上，1933年，印雪創作《石門頌集聯》。他從臨摹到創作，書法的藝術特性比其他藝術依賴“臨摹”入門和修習的途徑，同時更加注重“創作”蛻化和昇華的境界。從臨摹到創作存在著某種超越因果關係的轉換性奧秘，這是人類悟性的飛躍。作為詩人的印雪，深厚的文化修養是他從臨摹到創作飛躍的基礎。 對於印雪創作《石門頌集聯》的成就，國民黨元老、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題識“漢隸於剛健中饒秀逸氣，以石門頌為最，今觀馮君印雪此作，直窺堂奧，集聯尤雅馴，可喜！”而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的評價更高“印雪弟習漢隸有年，前歲赴越南從事教育事業，不通（問）者將歲，今見其集石門頌碑字聯冊，功力較前邁進，知其隸法必有得於心也。以石門頌碑字無多，而竟能集至五十聯，且聯話皆可喜者，益足貴矣！” 1964年，印雪去世，終年71歲。 2002年，馮印雪的後人將他的書畫遺作和其他文物捐贈給澳門博物館珍藏。這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其中15件書畫作品9月在澳門博物館舉辦的“館藏書畫展”上亮相，彌足珍貴。 馮印雪隸書藝術的傑出成就，不僅在於繼承漢隸的精髓，而且在於他創造了體現時代價值，啟示後人的智慧、理念和精神。馮印雪的隸書作品，無論臨摹或是創作，都反映他師承、取捨和創造的能力。[2] 馮印雪著有《印雪詩鈔》。 現錄馮印雪的詩一首： 《晚雨初歇同秋雪大兄步至駟馬涌荷塘》[1][3] 雨餘芒屨橫塘去[4]，各有情懷向晚晴。風引鳥聲娛寂寞，日斜人影伴伶仃。 石渠汩汩成孤響[5]，荷葉田田未了青。[6]滿地烽煙生事歇，不堪笳吹上江城。[7]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81-282頁。 [2]徐新：《詩人馮印雪與隸書〈石門頌〉》，載“澳門藝術網＂，2010年4月28日，http://www.macauart.net/Comment/ContentC.asp?cid=185&id=404。 [3]駟馬涌荷塘：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紀事內容》：“駟馬涌在哪裡呢？問過不少生長澳門的人都不得要領，他們只說從前有—個碼頭是這樣叫的。偶然在十月初五街沙欄仔附近發現一個古老的街牌，寫著‘泗街’三個字，我知道在清代這裡是北灣的末段，未填海之前可泊船艇，那該是泗碼頭舊址了。地處河邊，填海後低窪的地方可利用作荷塘，地名應是泗涌。泗兩字太偏僻，馮印雪作詩時順手用上同音而文雅的‘駟馬’……駟馬涌就在這裡。” [4]芒屨：草鞋。屨，鞋子。漢以後稱履。 [5]汩汩：水急流貌。《淮南子‧原道》：“源流泉滂，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 [6]田田：葉浮水上貌。《古辭‧江南可採蓮》：“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7]這首詩約作於1921年。

李守真，字浩良、之望，廣東增城（今屬廣州市增城區）荔城鎮李屋村人。嶺南畫派第三代代表人物。 1930年，守真入讀廣州嶺南藝苑，師從趙少昂，同時問教於高劍父、高奇峰。1936年，他遷居香港，開設嶺梅畫院，期間，他與楊善深交善，相互切磋技藝，拓寬藝術視野。[1] 1941年，香港淪陷後，守真避居澳門，又得到高劍父指導；又與楊善深、鄧芬、司徒奇等畫家一起研討畫藝，技藝日進。[1]澳門期間，他痛斥投靠日本人的畫友某君，並將他的信件公之於眾，以示自己的愛國立場。[2] 守真攜帶家眷避亂港澳期間，受聘為嶺梅畫院國畫系主任兼教授，並在香港創辦大風畫社，廣收門徒，造就不少書畫人才。抗戰勝利後，他結束長達十多年的流離生活，重返故園，繼續自己的藝術追求。[2] 守真學藝起步雖晚，但天資聰慧，進步神速，在趙少昂門下苦學三年，領會了嶺南畫派的精髓；熟練掌握“撞水”、“撞粉”等傳統技法，並借鑒西洋畫與日本畫的創作手法。之後，他更廣泛吸收高劍父、高奇峰、楊善深等嶺南畫家之長，融會貫通；又注重觀察寫生，形成造型靈動、色彩明麗、兼工帶寫、雅俗共賞的藝術特色；尤其擅花鳥魚蟲題材，造型準確，墨彩交融。筆下的游魚淡靜悠然，禽鳥生動逼肖，常與煙柳落花一起構成如詩般的畫境。他又喜畫嶺南特有的物產，作品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1] “文革”期間，守真被抄家，家中所藏之歷代名書名畫和他精心繪製的六十餘幅作品被洗劫一空。他因此一夜白髮，大病一場。從此，他低調畫畫，低調做人，畫壇上少了他的身影。 中年以後，守真開始鑽研山水和人物。其中《澄淵魚影》1935年入選“英國倫敦美展”並獲優等獎。此畫中，月影浮動，他擺脫了細膩的寫實主義畫風，致力於“半工意”之中表露自己的情感。在寫作過程中，他首先細心勾畫金魚的頭部，將乾未乾的紙上畫出金魚的尾巴，使其呈現出在水中若隱若現的形狀。此畫明暗有度，朦朧之中又見筆痕，魚兒逐月，熱鬧的情景中又見浪漫氣息。金魚體態多變，姿態自然，糅合了中西技法及攝影藝術的效果，月影下的幾尾金魚意態動人，出神入化。其造詣引起當時畫壇的震動，聲名大振，被人將他與汪亞塵並列，稱“南李北汪金魚王”；從而奠定了守真在南國畫壇的地位。高劍父見此畫高度評價“月下的金魚雖然隱隱若若，但卻栩栩如生，有動感，此畫當稱得上‘金魚王’，實為佳作！”該畫色彩奪目，卻自然素雅，令人回味再三。20世紀50年代，該畫入選“蘇聯造型藝術展”並獲獎。 1944年，守真在英國倫敦美展獲金獎的《草澤雄風》，繪畫草莽中的一隻猛虎。他以橫批的形式精心刻畫出走動於山坡的老虎，虎紋勾畫自然，與其骨骼相合。其虎神情兇猛，頗有威震百獸之雄姿。襯景的草叢以長鋒細線勾出草幹，其葉以側鋒為之，加上因風吹而向畫面的左方搖擺，頗能與虎的姿態保持同一趨勢。以淡墨來表現遠處的草葉在虎的嘴部附近出現，與老虎銀白的鬚走向相反，營造出一種放射狀的效果，明顯的虎鬚和以墨色寫成的草形成了對比。整幅畫面佈局穩妥而又富有動感，獲得高劍父的高度評價。 守真從藝70多年，一直活躍於嶺南畫壇，其作品多次在國內外畫展中獲獎。辛勤創作的同時，作育英才，弟子遍及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及港澳地區，為嶺南畫派的傳承和發揚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 守真主要作品有《澄淵魚影》、《雄風》、《紅棉白孔雀》、《自得》、《野趣》等，30年代起作品多次選送國外展出並獲獎；1956年《丹心白鷳》入選“全國第二屆國畫展”，被評為優秀作品，後又選送“蘇聯造型藝術展覽會”展出，被中國博物館收藏；1972年《灕江春曉》入選加拿大舉辦的“中國畫展”；1979年《九如圖》被收入《廣東國畫選集》；《紅棉小鳥》被收入《太乙樓藏近代名家畫》；1982年6月，集新舊作品百餘幅在廣州舉辦個人回顧畫展。他又擅書法，為廣東省美術家協會會員、廣州中國畫會顧問、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名譽館員。[3] 2002年，守真去世，享年93歲。 2007年10月3日，李守真紀念館在恩平市天湖山莊落成，由天湖山莊業主阮開崧出資興建，建築面積120平方米，展出李守真的多幅珍貴照片，並展出李守真之子李長風提供的李守真珍貴墨寶20多幅，免費向外界開放。[4] 2011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廣州藝術博物院（微博）、嶺南畫派紀念館、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聯合主辦的“李守真藝術回顧展”在廣州藝術博物院展出。[5] [1]《李守真藝術回顧展將在廣州舉辦》，載“新浪網＂，2012年10月25日，http://collection.sina.com.cn/zlxx/20111025/160942868.shtml。 [2]李長風：《口述歷史——淚緬先父李守真》，載“網易博客＂，2011年10月18日，http://huanghuixia.blog.163.com/blog/static/3474071820106535740343/。 [3]金通達：《中國當代國畫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41頁。 [4]李小龍：《嶺南畫派第3代代表人物李守真紀念館在恩平落成》，載《江門日報》，第6581期，第A2版，2007年10月07日。 [5]《李守真作品欣賞》，載“中華文化藝術網＂，2013年6月18日，http://www.orgcc.com/pic/showpic.asp?id=403&pid=5。

畫家。又名耀辰，字居端。廣東新會人，早年就讀於廣州廣府中學，課餘隨潘和學畫。191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回廣州，參加廣州國畫研究會和顒園俱樂部。後曾任汕頭法院、廣州法院書記官、推事和庭長。1931年被聘任為廣州市立美術專門學校校長。抗日戰爭時期，輾轉香港、澳門、湛江等地，在澳門多年，常與畫友同好雅敘。曾與李鳳廷在香港合設鳳研樓畫室。抗戰勝利後返廣州，舉辦個人畫展。1948年移居香港。曾任香港中國美術會主席和華僑書院藝術系主任。擅長國畫、書法、詩，亦精鑒賞。1961年在香港病逝。

女。文史專家、書畫家。廣東南海西樵山人，生於澳門。13歲入私塾，啟蒙老師是曾參與“公車上書”的舉人、著名的平民婦孺教育家陳子褒（榮袞）。17歲在子褒學堂中學畢業時，適逢1912年5月孫中山訪澳在澳門鏡湖醫院禮堂演講，有幸親耳聆聽。後轉往嶺南大學，親授冼星海國文課，支持冼星海到巴黎深造。先後任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文物館館長、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1952年和1964年曾兩度返澳門居住。冼玉清自稱“以事業為丈夫，以學校為家庭，以學生為兒女”，終身不曾婚嫁。逝世時留遺囑將一生積蓄約值50萬港元捐獻給國家。著述甚豐。20年代已有詩作，著有《碧琅玕館詩稿》，深為柳亞子、陳三立等讚賞。對嶺南歷史、風物、史志、文物的發掘整理，成績卓著。有關嶺南文獻研究的著述有《廣東女子藝文考》、《廣東鑒藏家考》、《廣東叢帖敘錄》、《廣東文獻叢談》、《梁廷枏著述錄要》、《招子庸研究》、《陳白沙碧玉考》等。有關對澳門歷史文化教育研究成果，收錄在《冼玉清文集》中。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10月29日，北京主教湯士選帶領遣使會士劉思永（Rodrigo da Madre de Deus）、在俗修士戴國恩離開澳門抵達廣州。請求赴京效力。湯士選與劉思永均為天文學家，戴國恩則為畫家。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派遣畫家戴國恩來華時，每年給予其40萬雷阿爾的薪俸，以便他在華定居。隨後，廣東政府委員伴送湯士選、劉思永進京。而戴國恩則不願留在中國而返回澳門，後被議事會押送回里斯本。

崇禎十一年（1638年2月14日─1639年2月2日）10月26日，耶穌會著名華人畫師尼閣老•喬萬尼神父高足倪雅谷修士逝世。倪雅穀，字一誠，其教名Jacques Niva。1579年生於日本，其母為日本人，其父為華人。他幼年時在日本天草志岐修院隨尼閣老•喬萬尼學繪畫，甚得乃師真傳。自1601年從日本返回澳門，一直在中國內地及澳門從事教會繪畫事業，直至病逝。葬於聖保祿教堂聖米迦勒壇附近。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第7—9頁。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篆刻、竹刻家。原名漢平，自號雲齋。原籍廣東順德。初從鄧青山學習刻章技藝，藝成執業於廣西梧州，名噪一時；後在廣州、中山石岐開業，以“雲齋”為名，為人篆刻圖章。深慕余仲嘉的竹刻，苦學潛修，盡得其遺韻，所以其竹刻遙承嘉興一脈。20世紀50年代末移居澳門，在草堆街治印，為適合市面需求，多作膠、木、牙、角、石之間章及石牌銅像。其夫人蔡玉英，七子三女俱能奏刀，一門風雅，蜚聲省港澳。竹刻作品多是陽文留青，刻工精絕，與不少著名畫人相交甚深。竹刻一門，非同好者不刻，雖重金相求，必為婉拒。代表作有精刻趙少昂繪蟬二件、趙少昂母親及其本人大理石座；羅叔重、鄧芬及馮康侯書法三件；張大千竹檀木紙鎮，鄧芬、沈葦窗、王石舟的竹刀；楊善深、司徒奇的紙鎮；黎心齋的竹扇骨等。1989年於澳門逝世。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音樂家。廣東新寧（今台山）人。自幼酷愛音樂，學生時代已通曉高胡、二弦、月琴等。後經常參加廣州業餘音樂社的演出和電台音樂節目的演播活動，潛心鑽研，技藝日趨精湛。1931年參加廣州著名音樂社團素社，任高胡領奏。又曾隨羅九香學奏古箏。1940年移居澳門，長期任職於澳門國際酒店的“國際平面夜總會”粵曲藝團，出任伴奏拍和角色。1949年轉赴香港。1954年回廣州。歷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省文聯副主席、音協廣東分會副主席、廣東音樂研究會名譽會長、廣州民間樂團團長等。擅長高胡、古箏，其主奏的高胡曲《鳥投林》、《春到田間》、《平湖秋月》和箏曲《蕉窗夜雨》等均膾炙人口。又精作曲，主要作品有高胡獨奏《魚游春水》、《花市迎春》，古箏獨奏曲《紡織忙》、《塞上吟》，嗩吶領奏曲《放煙花》等。1990年在廣州逝世。

廣東南海人。早年畢業於廣東省立工業專門學校。精美術及體育，初研漢畫，繼入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善畫佛，工真草。作品曾參加全國美展、中日聯展、芝加哥萬國博覽展。又擅武術。歷任廣東省立四中、廣州市立一中、執信女中、培英中學等校主任教員，嶺嶠師範高級圖工樂體班主任，廣東精武體育會常委兼國術部主任，亞東畫社社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避難香港、澳門。抗戰勝利後，因家產和書畫均毀於戰火而輟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曾任南海縣政協委員。1974年1月11日在南海病逝。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