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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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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陈芳,1825-1906
福建人。早年到澳门经商,1860年(清咸丰十年)与友人合伙,组建一家名为“绍昌堂”的置业公司,买下原庇里喇茶叶行的旧址,并将后门对开一带海滩填平,开辟福隆新街、福荣里、清和里、福隆新巷、清平直街、蓬莱新街、新市巷、新利巷、福寿里、白眼塘街等街道,兴建大小铺户160余间,使该处成为澳门一新区。1864年(清同治三年)后,绍昌堂各股东因澳门市面冷落,铺户建成后颇难出租,均提出退股。王禄与其子王棣遂将全部股份承受,又改名集成堂,管理这新建的160余间铺户,成为澳门当时最大的业主,也是澳门当时的首富。1870年澳督与王禄父子协商,以深巷仔街尾一块海滩地相赠为条件,要求在此兴建一座大戏院──清平戏院。王氏乃于1870年10月动工,至1875年(清光绪元年)全部就绪。王氏对于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良多,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名绅。
王禄,1794-
清代画家。广东南海人。关乔昌之弟。活跃于1840-1870年间,擅水彩、水粉,名重一时,画作中署“庭呱”。喜爱临摹法国画家博尔杰的作品。曾于澳门生活4年,曾一度作为乔治·钱纳利的助手;还曾在广州十三行同文街开设画馆。其画吸收了欧洲古典油画的光感、渲染和透视技法,亭台楼阁的表现方法则靠近中国传统的界画,人物的表现形式似焦秉贞一路。作品色彩明净,极富层次。钱氏对其评价甚高,认为他在“1838年以前已经很闻名了”。存世作品有水粉画《恭亲王奕䜣像》及大量反映19世纪中叶广东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情景的外销画。
关联昌
清代油画家。又名林呱。广东南海人。主要绘画油画肖像,技法趋近于英国当时流行风格和寓澳的英籍画家乔治·钱纳利,并与之有紧密的联系。于广州十三行同文街16号设有画店,销售油画肖像。1845年9月将画馆搬往香港皇后大道3号的奥斯活大厦。1841年有油画《茶商毛升肖像》展于美国纽约。1843年曾在澳门小住,为当地美国侨民绘画肖像。1851年有油画《伍浩官肖像》、《耆英像》及《林则徐像》展于波士顿的文艺协会;其中《林则徐像》又展于英国伦敦。存世作品尚有油画《自画像》、《美籍船长》及《森梅尔高佛肖像》(1825)等。
关乔昌,1801-1854
中国近代思想家、实业家、经济学家。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鹤山人,生于广东香山雍陌乡。少年时在澳门读书,17岁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先后当过英商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买办,32岁任英商太古行轮船公司总理兼营栈房。后来受李鸿章委办上海电报局,创办机器织布局、造纸局等。39岁时由太古洋行转入官督商办的上海招商局为帮办,并到南洋考察。他在1862年撰写的《救时揭要》和1874年撰写的《易言》中,除了宣传他的改良思想外,还有《澳门猪仔论》、《澳门窝匪论》等揭露澳门时弊的篇章。从1886~1891年,洋务官僚利用织布局的亏欠对他进行迫害,从此赋闲居于澳门。现位于澳门下环街龙头左巷10号的“郑家大屋”,乃是郑观应协助父亲兴建的祖屋。当时,他贫病交加,杞忧忠愤,两不能禁,抱着“勿为外人所侮”的愿望,著成了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并把孙中山的《农功》等文章收入该书。这部以富强救国为主题的煌煌巨著在当时振聋发聩,风行全国,对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于1894年完成。1906年,他因回家守制而长期留居澳门,在这一期间,他发表了很多关于鼓吹君主立宪的言论,并于1907年编辑、整理了他的文集《盛世危言后编》。其故居郑家大屋是澳门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建筑群12个古建之一。
郑观应,1842-1922
巨商、慈善家。原名卢华绍,字焯之,因在兄弟中排第九,故称卢九。广东新会人,出身贫寒,后到广州等地经营钱庄,烟、赌起家,且在澳门承投得赌权,并经营鸦片,两项在当年均为合法事业,遂成巨富,成为清光绪年间澳门赌王。著名的“官绅俱乐部”──澳门宜安公司,即为卢九所设。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对澳门镜湖医院、同善堂以及内地严重灾害给予大量捐献。1890年、1894年两次获授葡萄牙国王勋章,成为名噪一时的濠镜绅士。澳门有一条卢九街即为纪念他。
卢九,1837-1906
名达权,号平庸。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与容闳为同学。1847年在该学堂美籍教员布朗的带领和香港《德臣西报》的资助下,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报》社学经营管理、翻译和印刷业务。后任伦敦布道会印刷厂总管。1869年被推为东华医院倡建总理之一。次年,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1年与王韬一起开办中华印务总局。后在清廷驻美使馆充任翻译官。1874年参与创办《循环日报》。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华人陪审员,也曾出任香港定例局及洁净局非官守议员。
黄胜,1830-
又名国芬。广东香山杨梅斜村(今属珠海)人。早年随叔父赴美国夏威夷经商。1870年创办芳植记公司,从事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后渐发迹为夏威夷巨富,成为早期的华侨“百万富翁”,被誉为“商界王子”,并成为夏威夷国王驸马。1878年后,曾任夏威夷政府枢密院顾问、华人商董、中国驻夏威夷领事。1882年辞职。1890年变卖资产60万美元,返香港、澳门投资火轮业和酒店业,定居澳门。首先引进汽车来澳门,出资捐建从关闸往前山的七公里长的宽敞石板路,并在家乡创办学校和其他慈善事业。1906年在澳门病逝。
陈芳,1825-1906
赵允箐,字孔坚,号筠如,香山县人,世居澳门望厦村。举人、诗人。赵元辂之子、赵同义之孙。[1] 先祖原籍浙江浦江,明洪武年间赵彦方担任香山知县,死于任内,其后人一直寄籍香山。明崇祯年间,香山赵彦方后人一支迁居澳门,历六世至赵封石,在澳门望厦村建设赵氏家庙。之后,望厦村赵氏家族以书礼传家。[2]1777年,赵元辂成为丁酉科第十八名举人。 1801年,赵允箐成为辛酉科第四名举人,担任始兴训导。[3]赵氏父子相继高中举人,有“父子登科”的美誉。牌匾现仍存于营地大街赵家巷赵氏大屋。[1] 1817年10月2日,香山县官员派出赵允箐、监生叶恒澍会同地保清查澳葡私占官地的情况。根据他们回来上交的报告记录“澳门夷人历来添造,房屋俱系汉人瞒禀照旧修复,拼工包整,已照原界溢出数倍”。说明在鸦片战争以前,葡人租界围墙未被拆除,但租界内葡人房屋增加几倍,而且澳门围墙以外一带建造许多房屋,许多到澳门谋生的华人居住。[3] 1828年,赵元辂获圣旨诰封。同年小阳春,赵允箐将祖父赵同义的诗《腊日登海觉寺》刻在澳门妈阁庙石上。[4]1819年,赵允箐著有《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重修妈祖阁碑记》等文献。[5]画家招子庸从小随父亲读书,后又向赵允箐、张维屏等名士拜师学艺。[6]赵允箐评价诗人黄仲则(1749-1783)“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7] 赵元辂、赵允箐创办的赵氏父子私塾是澳门最早的私塾,建于19世纪初叶。当时澳门教育界素乏名望之士培育人才,赵氏父子以位于望厦村观音堂对面的赵氏家庙偏殿作为私塾,教授学生以八股文章,或对联诗赋,或四书五经。因教育得法,其门下弟子大多成为知名人士,如内阁侍读学士曾望颜等人。当时赵氏父子私塾成为最受欢迎的私塾,而赵氏父子成为澳门最有声望的教师。[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540页。 [2]黄鸿钊:《澳门同知与近代澳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59页。 [3]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95页。 [4]蒋维锬、刘福铸:《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诗词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第121页。 [5]《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69页。 [6]陈滢:《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30页。 [7]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0年10月28日,http://www.cssn.cn/news/533246.htm。
赵允菁,1768-1834
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慈善家。郑观应之父。 文瑞出身于封建知识份子家庭,“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仇,丹铅殆遍”。 文瑞从小聪慧,读书勤奋,早年致力科举,但未能考取功名,经过奋斗官至巡按,当过上海道。遵循郑家传统,科举不成,为养家糊口,他四处跑生意,到过南洋,多次出入澳门,但仍不忘读书和著述。清咸丰三年(1853),文瑞前往上海经商,稍有积蓄后,回到故乡,在家乡香山雍陌和澳门开设私塾,长期充当“蔽貌科名,设帐授徒”的布衣塾师。他对先贤教诲和嘉言懿行特别感兴趣,一边读书,一边抄录大量格言和故事,并编辑成书,名为《训俗良规》和《劝戒录》,自费印刷,广为派送和热心讲解。 文瑞回乡后,热心参与乡村中筹置义田,兴立善堂,修建宗祠、书院、道路、桥梁等公益事业,关注民生。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王承基等绅士在《上李鸿章禀》中,说郑文瑞“家居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地方公举:若水利,若桥梁,若义仓,或创或困,无不尽力乐输,弹心规画”。 清光绪三年(1877),文瑞发动亲戚和分散各地谋生的儿子们劝赈倡捐数十万两银,赈济山西特大旱灾,救活不少人。经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清政府准许在香山家乡竖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在澳门下环龙头左巷新建的郑家大屋里,悬挂由湘军首领曾国藩胞弟、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国荃赠送的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崇德厚施”四个金漆大字,上款是诰封荣禄大夫郑文瑞。光绪十九年(1893),文瑞去世,终年81岁。 郑文瑞诰授奉直大夫,光禄寺署正随带,加二级,赏戴花翎,覃恩晋封通政大夫,叠封荣禄大夫。 郑文瑞娶香山三乡平岚旧大墟陈氏(1814-1849)为妻,即郑观应母亲,生育郑思齐、郑观应、郑思贤;诰赠宜人,屡赠太夫人,覃恩叠赠一品太夫人;葬于广州省城大北门小金钟岗将军岭(地名)。 后娶香山石岐刘氏(1838-1906)为继室,生育郑官桂、郑庆麟、郑庆蕃、郑官寿、郑庆镗、郑九如;诰封宜人,晋封夫人,覃恩叠封一品夫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又娶香山那洲(今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村)梁氏(1827-1921)为妾,诰封宜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地名)。郑文瑞共生育九子和八女,八个女儿依次嫁与曾、区、邓、陈、陈、张、杨、容姓人家。[1] 郑文瑞一生节俭持家,却尽力周济贫苦亲邻,他的行为和思想,成为郑观应树立良好的榜样。 郑观应故居位于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故居为郑观应出资为父亲郑文瑞而建。现今,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2]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6-17页。 [2]《(郑观应故居)百年“秀峰家塾”荣耀三乡仁厚郑氏兄弟名留故里》,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14日。
郑文瑞,1812-1893
黄绍统,字燕勋,号翼堂[1],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教育家。黄培芳之父、黄佐第七代孙。 绍统八岁时,父亲黄冕去世。[1]家里贫苦,他吃几个螺就算一餐,却怡然自得,勤奋读书。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绍统考中己卯科举人,选授石城(今廉江)县训导。期间,他善于根据各个学生的天资、性格、勤情等情况,分类给予教导,建立一套使各类生员都能接受,并能促使学业长进程序。对于贫寒儒士,尤加意扶持指导,极大地鼓舞学生们勤奋苦学,被推荐乡试者就有多名。绍统授课的课堂,称为“仰山堂”,后人称他为“仰山先生”。 绍统在石城任教18年,后调任琼州(海南岛)府学教授。赴任时,石城民众送行队伍排了20多里,沿途设帐篷30多个,作为接待绍统休息的地方,成为该县空前盛事。 琼州府有一个纨绔子弟,行为恶劣,生活浪荡,被府学开除学籍。绍统到任不久,该生由父兄陪前来拜访,送上千两银锭,以请求准予复学;又请州府高官代为说情。 绍统正言厉色拒之说,我万万不能收不义之财,不做非礼非义之事。否则,败坏学风,遗臭万年。 绍统为人正直,恭俭勤奋,潜心治学,为海南岛培养了大批有识之士。 乾隆五十三年(1788),绍统在海南去世,终年62岁。 吊唁者络绎不绝。石城人士听闻噩耗,也渡海过来致哀。黄家人扶灵经石城返回香山时,大批民众素衣拦路哭奠。灵柩运抵省城泰泉旧里时,石城百姓有来省城作客者,都前来吊唁。之后,每逢考期,石城县人赴考者,一定先到泰泉旧里的黄氏祠门下举行拜祭仪式。 黄绍统博学能文,尤长于诗;遗著有《石城县志》八卷、《仰山堂集》三卷、《三唐诗选》三卷、《历朝赋选》四卷、《列朝古文杂选》四卷及《古文五选》等。 黄绍统在仰山堂自署堂楹云:“为伦类中所当行之事,作天地间不可少之人"。 《粤东诗海》评价黄绍统:“诗不炫异,不求工,不规规摹仿,即事抒怀,自合温柔敦厚。” 现录黄绍统的诗一首: 《莲峰晚照》[2] 绕城山势折,取道晚登临。云过筛松影,风来送梵音。 炊烟浮地起,夕照入林深。今日多园乐,依然作客心。 黄绍统生育两子:黄式方(沃楷)、黄培芳。黄式方是清代诗人,21岁时病逝。[1]黄培芳是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进步学者;著作有《易宗》九卷、《书训纂》12卷、《诗文参》20卷、《礼记郑注翼》12卷、《春秋左传翼》30卷、《十三经或问》13卷、《四书阐注阐》19卷、《四书考释》19卷等50多种共数百卷。[3] [1]林子雄:《黄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98页。 [2]《黄绍统、黄培芳父子‧清》,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65-70页。 [3]赵国勇:《黄培芳在荔山乡》,载《斗门文史》(第9辑),珠海:斗门政协,1989,第40-41页。
黄绍统,1726-1788
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慈善家。郑观应之父。 文瑞出身于封建知识份子家庭,“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仇,丹铅殆遍”。 文瑞从小聪慧,读书勤奋,早年致力科举,但未能考取功名,经过奋斗官至巡按,当过上海道。遵循郑家传统,科举不成,为养家糊口,他四处跑生意,到过南洋,多次出入澳门,但仍不忘读书和著述。清咸丰三年(1853),文瑞前往上海经商,稍有积蓄后,回到故乡,在家乡香山雍陌和澳门开设私塾,长期充当“蔽貌科名,设帐授徒”的布衣塾师。他对先贤教诲和嘉言懿行特别感兴趣,一边读书,一边抄录大量格言和故事,并编辑成书,名为《训俗良规》和《劝戒录》,自费印刷,广为派送和热心讲解。 文瑞回乡后,热心参与乡村中筹置义田,兴立善堂,修建宗祠、书院、道路、桥梁等公益事业,关注民生。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王承基等绅士在《上李鸿章禀》中,说郑文瑞“家居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地方公举:若水利,若桥梁,若义仓,或创或困,无不尽力乐输,弹心规画”。 清光绪三年(1877),文瑞发动亲戚和分散各地谋生的儿子们劝赈倡捐数十万两银,赈济山西特大旱灾,救活不少人。经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清政府准许在香山家乡竖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在澳门下环龙头左巷新建的郑家大屋里,悬挂由湘军首领曾国藩胞弟、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国荃赠送的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崇德厚施”四个金漆大字,上款是诰封荣禄大夫郑文瑞。光绪十九年(1893),文瑞去世,终年81岁。 郑文瑞诰授奉直大夫,光禄寺署正随带,加二级,赏戴花翎,覃恩晋封通政大夫,叠封荣禄大夫。 郑文瑞娶香山三乡平岚旧大墟陈氏(1814-1849)为妻,即郑观应母亲,生育郑思齐、郑观应、郑思贤;诰赠宜人,屡赠太夫人,覃恩叠赠一品太夫人;葬于广州省城大北门小金钟岗将军岭(地名)。后娶香山石岐刘氏(1838-1906)为继室,生育郑官桂、郑庆麟、郑庆蕃、郑官寿、郑庆镗、郑九如;诰封宜人,晋封夫人,覃恩叠封一品夫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又娶香山那洲(今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村)梁氏(1827-1921)为妾,诰封宜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地名)。郑文瑞共生育九子和八女,八个女儿依次嫁与曾、区、邓、陈、陈、张、杨、容姓人家。[1] 郑文瑞一生节俭持家,却尽力周济贫苦亲邻,他的行为和思想,成为郑观应树立良好的榜样。 郑观应故居位于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故居为郑观应出资为父亲郑文瑞而建。现今,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2]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6-17页。 [2]《(郑观应故居)百年“秀峰家塾”荣耀三乡仁厚郑氏兄弟名留故里》,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14日。
郑文瑞,1812-1893
赵允箐,字孔坚,号筠如,香山县人,世居澳门望厦村。举人、诗人。赵元辂之子、赵同义之孙。[1] 先祖原籍浙江浦江,明洪武年间赵彦方担任香山知县,死于任内,其后人一直寄籍香山。明崇祯年间,香山赵彦方后人一支迁居澳门,历六世至赵封石,在澳门望厦村建设赵氏家庙。之后,望厦村赵氏家族以书礼传家。[2]1777年,赵元辂成为丁酉科第十八名举人。 1801年,赵允箐成为辛酉科第四名举人,担任始兴训导。[3]赵氏父子相继高中举人,有“父子登科”的美誉。牌匾现仍存于营地大街赵家巷赵氏大屋。[1] 1817年10月2日,香山县官员派出赵允箐、监生叶恒澍会同地保清查澳葡私占官地的情况。根据他们回来上交的报告记录“澳门夷人历来添造,房屋俱系汉人瞒禀照旧修复,拼工包整,已照原界溢出数倍”。说明在鸦片战争以前,葡人租界围墙未被拆除,但租界内葡人房屋增加几倍,而且澳门围墙以外一带建造许多房屋,许多到澳门谋生的华人居住。[3] 1828年,赵元辂获圣旨诰封。同年小阳春,赵允箐将祖父赵同义的诗《腊日登海觉寺》刻在澳门妈阁庙石上。[4]1819年,赵允箐著有《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重修妈祖阁碑记》等文献。[5]画家招子庸从小随父亲读书,后又向赵允箐、张维屏等名士拜师学艺。[6]赵允箐评价诗人黄仲则(1749-1783)“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7] 赵元辂、赵允箐创办的赵氏父子私塾是澳门最早的私塾,建于19世纪初叶。当时澳门教育界素乏名望之士培育人才,赵氏父子以位于望厦村观音堂对面的赵氏家庙偏殿作为私塾,教授学生以八股文章,或对联诗赋,或四书五经。因教育得法,其门下弟子大多成为知名人士,如内阁侍读学士曾望颜等人。当时赵氏父子私塾成为最受欢迎的私塾,而赵氏父子成为澳门最有声望的教师。[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540页。 [2]黄鸿钊:《澳门同知与近代澳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59页。 [3]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95页。 [4]蒋维锬、刘福铸:《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诗词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第121页。 [5]《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69页。 [6]陈滢:《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30页。 [7]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0年10月28日,http://www.cssn.cn/news/533246.htm。
赵允菁,1768-1834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陈芳,1825-1906
毕漪汶,女,原籍广州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生于香港。澳门教育家。[2]澳门富商毕侣俭与元配妻子所生的女儿。[3] 漪汶少年时代入读澳门粤华中学,高二后转读培正中学。受粤华中学廖奉基校长的影响,在进步同学介绍下,她参加“群学社读书会”,开始阅读苏联进步小说,对新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她经历日寇侵华的磨难,与同学辗转回到内地求学,1949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同年,她回到澳门,在朋友支持下,接办经济困难的东南学校。东南学校建于1949年,已有60多年历史,发展成为具备从幼稚园至高中完整规模的学校,学校发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漪汶的心血。她竭尽心力为澳门培育良才,深得东南学校教师、家长、校友和学生的爱戴,凝聚成“爱国、爱澳、爱校、爱家”的东南学校精神。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她在东南学校升起了五星红旗,东南学校成为澳门第一批升起五星红旗的教育机构。 1997年,漪汶成立“东南教育促进会”,注册为法人团体,她把用自己名义注册、有近五十年历史的东南学校所有财产交由该会管理。这一义举,获得澳门各界社会的赞扬和钦佩。 为了教育事业,漪汶鞠躬尽瘁,终生不嫁。她不仅对教育事业倾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对澳门整个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1949年开始,她参加澳门中华教育会工作,历任监事、理事长,2004年起担任副会长,为澳门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为澳门繁荣稳定作出杰出的贡献。1982-1994年,她担任中华教育会理事长。期间,她与全体同仁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为教师争取提高其专业地位,为教师争取合理的待遇,为在职教师争取到专业文凭课程;改建教育会大楼,发展会员文体福利工作,关心老年教师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1988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漪汶担任委员,与其他委员一起承担制定颁布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历史使命。1993年1月起草委员会召开的第九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方案。她成为澳门特区区旗设计意念最早的提起人之一。她参加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在后过渡期积极进行宣传和推介基本法活动;历任广东省第六届、七届、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任第二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澳门语言状况关注委员会委员等职。 漪汶热心办学,关心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尤其对澳门慈善事业及内地偏远贫困地区捐资助学。她担任澳门大专基金会会董兼监事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教育顾问、澳门镜湖慈善会名誉董事、中山大学澳门校友会永远会长等职;[1]1988年荣获澳葡政府教育劳绩勋章;2003年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功绩勋章。 2006年,漪汶去世,终年82岁。2007年4月24日,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4] [1]《毕校长回顾》,载“东南学校"网,2012年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811页。 [3]郑振伟:《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3页。 [4]《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新闻局"网,2007年11月24日,http://www.gcs.gov.mo/showCNImage.php?DataUcn=6538&PageLang=C。
毕漪汶,1924-2006
陈晚霞,女,原籍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生于澳门。陈永安之女、陈龙孙女、陈芳曾孙女。 父亲陈永安三岁时[3],跟着爷爷陈芳在梅溪村长大,陈芳对这个长孙非常痛爱,爱护有加,经常给予教诲。后来,陈永安入读日本陆军学校,加入同盟会,担任岐关公路公司第一任董事长。 陈永安先后娶了四房太太,但只有晚霞这一根独苗,加上父亲过继给叔叔陈赓儒,太祖母李杏这一房人,这一代只有她一个了。 晚霞生于澳门医院,在澳门读小学,在广州读中学,在上海沪江大学读大学。小时候,家里人怕晚霞被宠坏,在读小学三年级时就把她送到学校寄宿。在上海读书时,晚霞认识了莫先生,1943年与莫先生结婚,1973年从香港到美国定居;夫妻生育两女一子。 多年来,晚霞一直是协助丈夫打理生意。莫先生于1984年逝世。 1985年,晚霞第一次回到梅溪村,之后几乎每年,她都要回乡一次。每次回来,她都拿着一束鲜花去陈家墓地,把鲜花轻轻放在墓地里,然后在墓地石凳上坐一坐。 岐关公路公司剪彩时,晚霞约十岁,穿一件花的天鹅绒衣服,站在父亲旁边,她身后站的是当时中国交通部官员,再后面站的是港督和澳督。剪彩结束时,她就先走了,走在港督和澳督的前面。父亲当时40多岁,瘦瘦的,模样很英俊。当时岐关公路是全国最好的一条公路,剪彩盛况空前。[1] 1993年,晚霞从美国带回陈芳木雕饰盒,捐赠给珠海市博物馆。该盒是陈芳担任清朝驻夏威夷第一任商董的遗物,花梨木质,长方体,有盖,长26.5厘米,宽11.5厘米,高8厘米,盒四边浮雕人物亭榭,盖面雕刻几株花卉。[4] 2000年9月,晚霞去世,终年83岁。 [1]武廷兰:《美丽的珠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52页。 [2]陈晚霞卒年资料由刘云德教授提供。 [3]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4]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79页。
陈晚霞,1917-2000
陈权,又名陈沦,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生于澳门。著名工运领袖、烈士。陈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个,陈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门经营一间小店铺维持生活。他少年时,祖父不幸去世,家道从此破落。不久,母亲患病早逝。父亲体弱多病,被迫将长女卖给香港一户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担落在陈一人身上,他带着弟弟陈九榆帮人打短工,在街边卖云吞,却难使一家五口得到温饱。年迈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艰难的生活环境,使陈快速成熟起来,对这个吃人的剥削社会无比憎恨。 1915年,年仅13岁的陈带着弟弟到香港谋生,先在海员俱乐部半工半读,之后到“亚洲皇后”号轮船上当海员,陈九榆在九龙太古货仓当搬运工人。不久,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幼妹陈淑英也来到香港当车衣女工,陈兄妹三个相依为命。后来,在陈的影响下,陈九榆和陈淑英都参加革命。 在“亚洲皇后”船上,陈结识了比他大一岁的陈郁,并成为好友。当时海员受尽压迫和剥削,怀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孙中山为革命而奔走于海内外,常与香港海员接触,大力鼓励海员们团结起来,为获得应有的权益而斗争。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于1913年在海员中成立“联义社”,为孙中山筹措经费、运送军械和掩护革命党人。陈参加联义社,并很快成为“亚洲皇后”号轮船联义社分部的负责人。为了团结教育海员,解决大家的福利问题,他和陈郁在船上成立剧社“工余乐社”。有一次,孙中山与宋庆龄乘坐“亚洲皇后”轮从香港到檀香山。陈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观看“工余乐社”社员演出的戏剧节目,孙中山看后赞不绝口,叫宋庆龄即席题写了“声闻湖海,谊重乡邦”八个大字,赠送给他们留念。陈等接过这珍贵的墨宝,十分兴奋。 1921年3月,林伟民、苏兆征等先进分子建立中国海员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陈成为该会的骨干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员工会的支部。1922年1月,海员工会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待遇,发动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带领全船工友积极参加罢工。经过这次斗争,陈更加认识到工人团结斗争的巨大作用,他经常接近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热心地为工会工作。林伟民、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常对陈等工会干部进行教育,使他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杀害示威游行的工人,制造“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带头回应。根据苏兆征的指示,陈在码头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随后,陈带着弟弟陈九榆、妹妹陈淑英回到广州。他来到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到。苏兆征指示他带人持广东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闭烟馆、赌馆,将其改为罢工工人宿舍和饭堂。在罢工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十分重视在海员中吸收党员。1925年6-7月,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和梁祖谊介绍陈郁入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党支部,张瑞成担任支部书记,陈和梁祖谊、陈春林、何来、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为主要成员,在香港海员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陈成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成员。 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负责人邓中夏、苏兆征等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提议,建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充分体现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机构,可以讨论决定重大决策问题,选举和罢免罢工委员会职员,制订罢工中的一切规例和法则,在罢工斗争中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选举了80名海员,组成海员代表团出席罢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就是陈。陈十分感谢工人群众对自己的信任,他决心全力反映海员们的意愿和要求,争取罢工的胜利。每次开会前,邓中夏都要召集陈、彭松福、罗珠等十多名党团员在文明路区党委二楼开会,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应提出甚么议程和方案,听取省港委员会党团对议案的指示。会后,陈等人就与各工会的代表交换意见,将党的主张巧妙地在各代表团中散布,以保证在代表大会上能通过中共党组织提出的意见。陈领导的海员代表团人数众多,意见统一,在代表大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具有丰富的阅历,能耐心地向众人说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悦诚服拥护他。陈铁面无私,敢作敢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斗争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贼梁子光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诬蔑苏兆征贪污受贿,并要殴打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陈挺身而出,冲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凶,迫使梁子光等退出会场。8月13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扣押梁子光。陈自告奋勇,亲自带领十多名工人到东亚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东园关押。1926年初,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谭华泽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陈知道后,检举了谭华泽的劣行,提议当场审讯他。接着,陈又带人将谭华泽押到代表大会,当众出示罪证,谭华泽不得不低头认罪。 1926年3月31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百次会议,陈总结代表大会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这次反帝国主义不是三两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长期的奋斗。在此长期奋斗中,内部一定要很团结,很严密,才可以致胜。”当时,工人们称陈、何耀全、彭松福、罗珠、黄钊等五人出席罢工代表大会的党员为“五虎将”。 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广东区委成功地进行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统一运动,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陈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l925年7月下旬,邓中夏两次召集苏兆征、李森、何耀全、林昌炽、陈等人在区党委开会,认为在香港除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等属大产业工会外,其他大多数工会都是行会和同乡会,不符合国际职工工会的组织原则。香港不少工会被黑社会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组织散漫,行动不统一,严重影响省港罢工斗争的深入开展。因此,邓中夏、李森等提出培养工运骨干,教育、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先按产业建立现代工会,然后再成立香港统一的工会组织。同年冬,海员党支部决定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核心,策动香港运输业工会的大联合。11月初的一天,他们组织在广州的海员在越秀山海员路举行游行活动,参加人数达七八千人,并邀请香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出席。苏兆征、陈、戴卓民先后站在海员亭上发表演讲,号召香港运输行业的工人发扬1922年海员大罢工的光荣传统,立即联合起来,在统一的工会领导下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反帝斗争中起先锋作用。工人们听后纷纷鼓掌表示赞成。1926年1月3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广州太平戏院召开全体同人大会,讨论改组问题,陈、何来、唐汉、张瑞成相继发言,说明改组海员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大会选出苏兆征、陈等一百名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海员代表大会,1月5日,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文明路广东大学举行,到会代表和来宾一千多人,陈担任大会的宣布员(执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礼堂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又被推选为临时主席。1月9日,大会决定成立全国海员总工会,选举苏兆征、谭华泽、陈等15人为执行委员。1月16日,全国海员总工会在陈的主持下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公推苏兆征担任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担任组织部主任兼调查部主任,并和何来等一起负责广州分会工作。全国海员总工会成立,促进全国海员的团结,对其他行业的工会影响甚大。在党培养下,陈从一个普通的海员成长为全国海员的领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海员俱乐部召集香港汽车、邮差、内河、集贤、帆船等工会代表开会,陈担任会议主席。大家一致赞成组织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3月1日晚,陈参加运输业工会的筹备会议,并负责起草工会的组织章程。3月19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在省教育会礼堂举行成立典礼。3月26日,陈在香港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章程草案,征求大家的意见。经代表们讨论后加以修改,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4月10日,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宣布成立。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庆祝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认为统一香港工会组织已成熟,决定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为两大支柱,带动各行各业工会,成立香港总工会。4月4日晚,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在惠州会馆主持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冯敬、陈、黄金源等24人被推选为香港总工会筹委会委员。陈负责筹委会秘书处工作。4月9日,筹委会在东园训育亭开会,陈担任宣布员。4月15日,香港总工会在欢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陈是大会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4月23日,香港各工会代表经过八小时的投票选举,选出冯敬、陈等21人为香港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4月25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闭幕,陈在会上作了大会经过的报告。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作为海员代表参加大会。之后,陈作为香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活跃在省港工运战线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总工会召开常务会议,负责组织部工作的陈作了情况汇报。6月27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九次常务会议,陈作了组织发展的报告。7月13日,海员劳动童子团成立,陈代表全国海员总工会为成立典礼揭幕。7月19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十二次常务会议,陈总结组织部的工作。同年冬,他与一个海员的女儿谢有容结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结束,陈参加处理罢工工人的善后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员的复工问题。1927年初,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派,陈前往比利时参加世界反帝国主义及殖民地侵略大会。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大批工友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感到无比悲愤。他在香港铜锣湾租了一所房子,领导省港海员与敌人斗争。他建立海员义勇团、罢工维持队等工人秘密团体。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南方局,陈被任命为南方局成员。9月下旬,他又赴汕头准备运送军械给南昌起义军。10月15日,他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投入到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领导人回穗参加起义,陈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陈被调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领导长江中下游的海员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开设怡安俱乐部,作为联络站。1929年2月,敌人在愉安俱乐部逮捕陈等人。他在敌人审讯时编造一套假口供,说自己名叫陈沦,是一个海员,因到怡安俱乐部找人而被误捕。敌人摸不清陈的底细,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监狱中,他表现出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当妻子来探监时,他劝妻子不要伤心,将唯一的女儿抚养成人。他托妻子转告妹妹陈淑英,要她努力为党工作,随时准备流血牺牲。 1929年冬,陈患了重病,狱方不给治疗。同年11月1日,陈含恨病逝,年仅27岁。 陈权长期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省港闻名的工人领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认陈权为革命烈士。[1] [1]《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陈权,1902-1929
曹思泉(1917-2013)[1][2]宗族(华人宗族) 曹思泉,又名曹军,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善业第十五子、曹有之孙。 1939年,曹思泉从澳门回广东参加抗战,后来加入共产党。几十年来,他几乎没有提及自己家族的情况。 曹思泉之女曹海燕回忆说,2011年母亲节,她带着快95岁的父亲外出吃饭。回家后,父亲显得特别高兴,很有兴致地对家人说,他的父亲叫“曹善业”。 曹海燕的儿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用“曹善业”这个名字在电脑上进行搜索,结果意外发现就在几年前,珠海有一座古墓被发现,而古墓的主人就叫“曹善业”。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曹思泉的子女和孙辈们激动不已。他们瞒着老人寻找了更多资料,并与珠海市博物馆馆长张建军取得联系,最终证实古墓主人“曹善业”就是曹思泉的亲生父亲。[1]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思泉的四个儿女一行,专程从广州来到珠海市博物馆,对珠海文保工作者对其先辈曹子基(善业)夫妇墓的发现和抢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谢。[3] 曹有后人被找到的消息,引起了澳门特区民政总署的关注。2011年9月17日下午,澳门特区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文化设施处技术员梁毅鹏和珠海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特意来到广州,拜访这位著名华商的后人,一同前来的还有澳门大学历史系的两名学生。他们在向广州曹氏家族成员了解更多资料的同时,也给曹思泉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两张很可能是曹军老人的爷爷和奶奶的照片。梁毅鹏介绍说,这两张照片是澳门特区民政总署在曹家以前的住宅中发现的,“现在还无法确定他们究竟是曹军老人的爷爷、奶奶还是其他亲戚。” 曹思泉坐在轮椅上,捧起这两张泛黄的老照片仔细端详,连父亲的面孔都记不清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95岁大寿这天,意外看到很可能是自己祖父母的照片。作为回赠,老人将自己的一幅书法作品送给澳门民政总署,字画盒上写着“曹善业第十五子曹军九十五岁送”。梁毅鹏表示,他会将这份来自广州的珍贵礼物带回澳门,作为澳门民政总署获得的一份历史资料保存起来。[1] 2013年1月3日,曹思泉去世,终年96岁。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2] [1]《95岁老人梅花村贺寿》,载《广州日报》,2011年9月18日。 [2]《厚德传世》,载“族谱录纪念网",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3]《祖籍珠海的澳门商人,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曹子基后人珠海寻根》,载“珠海视窗"网,2011年12月30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曹思泉,1917-2013
蔡克庭,香山县北岭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北岭村)人。澳门富商。 克庭在澳门经商,抗战前在澳门开设“三和公司”,经营汽油、火水等,规模较大,拥有“俄国面包公司”和“庐山影相馆”,经营“花尾大渡”号客轮,往返澳门与三埠(开平)航线,在澳门工商界颇有声望。他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乐善好施,担任澳门同善堂董事,对家乡办校、兴修水利等事业,建树良多。[1] 1914年,克庭与郭杓、区利仁等澳门一批热心英文教育的人士发起成立树学会,成为澳门早期的民间团体。他们设法筹募经费,建立一所初具规模的英文学校,取名为澳门英文学校(简称M.E.C),郭杓担任校长。按照香港学制,设置中一至中五各级,高年级完全用英文讲课,学期结束时,参加香港大学堂的初级试和本级试,成为当时澳门研习英文最完备的学校。1921年增设汉文小学部,改称澳门英文、汉文学校,校址迁往大庙顶街蔡家大屋。后因管理体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汉文部分开办学,英文部因“树学会”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战时期,克庭激于爱国义愤,不顾澳门商务繁忙,接受家乡民众的要求,兼任北岭乡乡长,亲自带领自卫队抗击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陆后数天,派出一股兵力从拱北东海边(接连桥处)向拱北一带登陆,克庭带领乡自卫队在“坟头拗”及“岭仔”两处阻击,击毙日军一人,击伤一人。而自卫队员黎日苏、徐孑尽壮烈牺牲。第二天,澳门报纸报导“北岭乡长蔡克庭,指挥自卫队英勇抗日,阻击日寇登陆,挫败日军锐气”,大加赞扬。 日寇攻占拱北后,北岭乡大多数乡民都逃到澳门避难。克庭热情接待全部乡民,他将往返澳门与三埠间的“花尾大渡”号停航,泊在澳门筷子基处,安排好各个家庭住宿,单身汉安排在“三和公司”厂房居住。乡民把“花尾大渡”号客轮称为“难民船”。克庭自己出资及乡府政的余资资助,每月向乡民发放粮食,并按月发给一些零用钱。经过约八个月,日寇才准许乡民回乡种地,乡民逐渐回乡。克庭此举,北岭乡民感恩戴德,永记在心。[1] 1942年10月,经澳门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镜湖医院慈善会,每年一届,这届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刘叙堂。刘叙堂一心想推荐马万祺加入值理会,想请马万祺替代自己。但马万祺一再辞谢,刘叙堂改请克庭加入值理会。从此,克庭为镜湖医院发展尽心尽力,作出重要的贡献。[3]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克庭从澳门回到北岭乡,庆祝抗日胜利。他自己出资在北岭乡蔡氏大宗祠,宴请全村乡亲老少,盛况空前。 克庭为北岭小学出钱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带动下,乡民纷纷捐资,他邀请同乡徐礼儒协助办好北岭小学,他自任校长。除聘请良师外,还增添设备、学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长人翁闻名,乡中喜庆事宜、公益事业,都与他商量,他无不热心大力支持。[1] 后来,克庭重返澳门经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銮在重庆结识张大千,两人成为至交好友。1949年春节过后,克庭邀请张大千从香港前来澳门游玩。张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门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门邮政总局后面大堂街18号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厦),一住就是三个半月。张大千结识澳门画家黄蕴玉、容漱石、马少如、招名山,摄影家卢势东等文人。当时,张大千在蔡家辟有画室,经常挥毫泼墨,他对澳门本地画家十分热情,不时请他们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画,一起切磋画艺,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张大千遍游澳门名胜古迹,如大三巴牌坊、妈姐阁(妈阁庙)、观音堂(普济禅院)等。张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静,很有规律。他每天早晚两次去西湾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时到卢家花园观景。他在蔡家的大厅铺了一张画案,有空时就作书绘画。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张大千求画。张大千看见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龄,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拟将画画在她身上。之后,蔡小姐做好白绸旗袍,赶紧拿给张大千,克庭兴致勃勃地跟来观赏。张大千将这件新白绸旗袍铺在画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笔,在旗袍上面画开了。不多一会,就画好了。蔡小姐欣喜地从画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见雪白的正面上画上了一朵盛开的红荷花,还有一两个含苞欲放的花蕾。整个构图显露出荷花娇艳,荷叶碧绿,十分雅致。蔡小姐将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红花绿叶衬托下,显得秀丽可人。克庭夸赞不已。时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将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专门到几家朋友处展示。克庭发现张大千喜欢动物,尤其爱猿。于是请朋友帮忙,出重金托人从泰国买回来两只长臂白猿,送给张大千。这两只白猿,臂长过膝,行动敏捷,脾气温驯,浑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张大千时而在园内对猿写生,时而逗猿嬉戏,引以为乐;还画了多幅猿画,送给克庭,他如获至宝。[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个儿子在外国成为博士、成为专家,一子在香港经营航务。女儿蔡美灵与香港“李锦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达结婚,夫妇俩继承先辈业绩,关心桑梓建设事业,捐资创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纪念学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门去世。 现录蔡克庭题写的楹联一首: 《澳门普济禅院》[6] 智慧无穷,以所空空诸历劫; 慈悲莫大,将已寿寿彼苍生。 [1]温鼎铭:《我所认识的蔡克庭先生》,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1-103页。 [2]《树学会》,载“世界名人网",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谢常青:《马万祺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4]《张大千与澳门》,载“中国新闻网",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翘:《张大千:飞扬世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页。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佛缘资讯"网,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蔡克庭
曹思晃,祖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著名宗教人士。澳门立法局议员曹善荣第四子、曹有之孙。 思晃先在澳门政府公学学习葡文,1910年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1913年受洗于圣保罗堂;1919年在广州协和神科大学毕业,同年,在伦敦会督被册为会吏。 1922年,思晃被封为牧师,1923年担任澳洲华人教会主任牧师。[1] 1909年,林护、黄茂林、李维桢三位华人及史超域牧师等商议组织堂会,并在香港中环兴建一座礼拜堂。经过两年努力,新堂落成。1928年1月,思晃牧师被聘为主任,并宣布圣公会圣保罗堂为一牧区直辖会督。 1928年,思晃与何玉瑛(1898-?)女士结婚。何玉瑛是香港女子基督教会负责人。从这年起,思晃一直主持该堂教务14年,扩展圣堂,发展教友。 1930年,教友人数大增,何玉瑛倡议筹款50000元扩充圣堂及建筑牧师住宅。1934年得到何会督的帮助,港府再给地2300尺,扩展顺利,圣堂加长40尺,并加建阁楼及牧师住宅。 1940年,思晃前往云南讲学半年。 1941年12月8日,日寇袭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圣堂变为宪兵讲习所,圣堂改在伍廷芳堂聚集,思晃被迫迁居。他被列入宪兵部黑名单,不得不离港赴桂林避难。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0月10日,召开和平感恩大会,思晃和何会督等陆续归来,恢复办理堂务,各项事务渐复常态。 1958年,教区议会通过选举牧区议员新例,思晃召开教友大会,宣布明年施政纲要。这年起圣公会圣保罗堂增设主日早堂祟拜。[2] 1960年5月,思晃退休,由彭牧师接替管理堂务。 思晃历任国联会香港分会董事、反对蓄婢会值理、圣保罗男、女校董事等职,他热心宣道,翻译见长。世界著名演讲家艾迪博士、龚士德博来港布道,他担任翻译,成为香港著名宗教人士。[1]香港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的圣公会思晃学校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思晃夫妇生育儿子曹安邦、曹安民。 曹安邦(Paul On-pong Tso)生于1929年,美国华人生物物理化学家。1949年获广州岭南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5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历任加州理工学院助教(1952-1955)、生物化学教研室研究员(1955-1961)、高级研究员(1961-1962);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放射系生物物理化学副教授(1962-1967)、教授(1967-1973)、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兼教授(1973-1980)、环境卫生学系环境卫生生物学教授(1980年后)。美国生物物理学会、美国生物化学学会、美国微生物学会、美国细胞生物学会、美国癌研究协会等学术团体会员,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5年应邀访华,进行学术交流;主要著作有《核酸化学的基本原理》二卷(1974年)《哺乳动物遗传器的分子生物学》二卷(1977年)等。妻子黄凤坤。[3] 曹安民(Mark O. M. Tso)是美国Johns Hopkin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眼科及病理学科著名眼科教授。鉴于他对中国眼科学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经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教授签署,报北京大学校长签署,经国家教育部部长签署,作为2009年中国政府友谊奖候选外国专家,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专家局,经友谊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务院批准,决定授予曹安民教授2009年度“友谊奖”。 曹安民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名誉教授、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主任、香港眼科医师学院顾问,前任院长、亚太眼科学会委员,名誉信托人、世界眼科学院第十一讲座教授,世界眼科理事会副主席。 1961-1967年,曹安民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院任外科实习医师和眼科住院医师。完成眼科住院医师培训后,1969年进入美国军队总医院病理学院任眼科医师和病理研究员,完成两年病理学专科培训后兼任美国佐治亚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眼科学临床助理教授,研究副教授。1976-1994年,任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医学院Lions眼科研究院眼科学教授,Ceorgiana Theobald眼科病理室主任,伊利诺州立大学眼耳医院视网膜黄斑病科主任,伊利诺Lions眼库主任。1994-1999年,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系讲座教授、主任、香港大学眼科名誉临床教授、香港眼科学院院长及奠基人。 曹安民从海外筹募赞助基金,2001年建造起一座15000平方米北京大学眼科中心大楼,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于2001年10月开幕,为病人服务,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聘任曹安民教授为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主任。他领导的北京大学眼科中心成为国内重点的眼科中心之一。 曹安民担任国际眼科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经他长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使中华眼科学会2002年加入国际眼科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成为理事会正式成员。 1992年始,曹安民以中美眼科学会的名义出资为中华眼科学会设立金苹果奖和金钥匙奖,每年表彰中国眼科专家在中国眼科学教育及眼科临床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2005年始为中国引进国际眼科医师资格考试,使中国眼科医师与国际先进水准接轨,该考试每年由卫生部国家考试中心举行;他在海外筹措无偿捐赠基金创建中国“防盲治盲扶贫光明工程”,在河南开封、山东临沂启动“防盲治盲光明工程”,为农村贫困农民眼病患者服务。 2007年,经曹安民推荐,国际眼科学会出资赞助在亚洲建立北京大学Eli Lilly糖尿病眼病中心,作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糖尿病眼病防盲治盲工作的样板。[4]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07页。 [2]《我们的历史》,载“圣公会圣保罗堂"网,2012年11月11日,http://dhk.hkskh.org/stpaul/aboutus.aspx?id=43。 [3]《曹安邦》,载“中华侨乡网",2011年10月18日,http://www.chnqxw.com/2011/0510/2960.html。 [4]《曹安民》,载“互动百科"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baike.com/wiki/%E6%9B%B9%E5%AE%89%E6%B0%91。
曹思晃,1895-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陈芳,1825-1906
曹雨亭,字应逵,号雨亭,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有兄长。[1]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逐渐在澳门繁衍,发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74年秋,澳门遭受飓风之灾,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在郑观应等带动下,澳门绅商纷纷助筹赈务,设立“澳门协赈公所”,专“有募收绅士,随时汇交起解”,救济内地受灾诸省。仅在“协助晋赈一案”内,由山西巡抚劄饬咨报的“办赈出力绅士”名单中,“澳门协赈公所”有何伯贤、冯颂清、陈兆祥、曹应逵、曹应贤(有)、沈荣煜(旺)、伍其政、龚廷章、王应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门“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忧念“晋省久困灾饥”、“慨发宏愿,捐银万两”,善款之巨,为“连年各省筹赈输助”、“无论官捐民捐,均所未觏”。[1] 曹雨亭和周者宜创办广州润身社善堂。润身社善堂原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当时东关汛一些文人学士于1869年在大东门外线香街46号,组织两个吟诗论文的团体。清光绪年间,东关汛一带,时疫流行,贫苦百姓染上瘟疫,无钱医治,又复求救无门,死亡很多。润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惨像,殊觉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两位澳门富商捐资购置广州荣华南46号的四便过大屋兴建堂址,开始办理慈善事业,并由各人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之用。由于措施得当,成绩卓著,影响大。瘟疫过去后,还有不少病患者上门请求医治。该社同人扩大组织,改为专营救济业务的善堂,推举何梦觉为董事长,聘请有名中医数人,打开大门,接受病员,赠医赠药,兼施衣施粥救济贫民。当时劳苦大众及一般人士对该善堂颇为称颂。该善堂并办有润身社小学,由何煜林任校长。润身社驻堂诊症的有梁佩赓、李汇川等医生,并特约会诊医生潘静江。 沦陷期间,全体董事星散。该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负责,取消中医中药,仅派出西医一名驻堂担任医务,其他业务已停办。小学停办了近十年,学校所有设备,损失殆尽。 抗战胜利后,润身社善堂无人负责,由李汇川、周达材、梁锡洪、卢幻海、黄顺之等临时维持,渐次恢复诊疗(李汇川任医生)、教学等业务。之后国民党政府社会局派丁鸿训为负责人到润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麦思敬负责。解放后,润身社善社参加公益社团联合会。1955年迁至中山四路33号(惠爱堂对面)成为公益社团第五诊所,之后又迁河南同庆路,后又由广州市卫生局改为宝岗卫生院。[3] [1]汪叔子:《郑观应与穗澳社会经济合作》,载《澳门回归与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3]广州政协:《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页。
曹雨亭
陈卓禧,又名陈焯熹,原籍番禺县(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港澳实业家。陈绍文四子。 1920年,澳门全新织造厂创建,厂址在沙岗渡船街。前身是澳门仁安泰染布房,该染布房由广东番禺钟村陈占威、陈占安兄弟开设。早在清末年间,陈氏兄弟在番禺沙湾利用人家染坊的废水上街代人染旧衣物而发家,后在番禺市桥开设同安染布店;1910年又在澳门开办仁安泰染布房,经营晒染大成蓝土布及薯茛布等业务。后来,陈占安之子陈慕周、陈觉民、陈绍文三人经营,由长子陈慕周主理。后来,陈绍文四子陈卓禧到新加坡南洋一带考察,发现海外华侨流行穿针织汗衫产品,认为经营针织业大有前途。[1] 1929年[2],在仁安泰染布房的基础上,陈卓禧创办澳门全新织造厂,并担任厂长,出产半胸、文化、背心等汗衫品种。当时针织业正在中国兴起,针织内衣柔软、凉爽、吸汗,穿着舒适,颇受欢迎,非常畅销。 后来省港澳三地的全新织造厂都采用英国进口高级纱支棉生产中、高档的汗衫产品,广销省、港、澳、加(新加坡)等地。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名牌产品相继出现,当时有100支线纱的“303”牌,84支至90支线纱的“宫灯”和“555”牌,80支单竹纱的“505”牌,尤其是“555”牌产品,行销海外,享有盛名。之后,创制80支的“孖七”牌,以纪念“芦沟桥事变”。陈卓禧并从香港总厂捐献十字救护车一部,支援祖国抗战。 当年一般工人月薪仅15元,但一件“555”的线衫要十元,穿得起的非富则贵。全新织造厂全盛时期,全港设有300多个代理商,几乎每间大型百货公司及洋服店都有出售,每日销售量超过100打,除在九龙塘尾道独占一排唐楼“上厂下铺”外,在澳门、广州及新加坡都设有门巿,盛极一时。 为了获取产品销往英属地免税的特惠,1925年在香港塘尾道开设全新分厂。因经营业务需要,总厂改设在香港。1931年,由总厂陈仲纪等人在广州龙津路开设经销分行办事处,1932年筹办广州全新织造厂,由陈伯朋负责管理。解放前盈亏统由香港总厂结算。广州解放后,由总厂划出港币192500元,作为广州全新织造厂独立经营的资金,1951年9月开始独立建帐,独立经营。[2] 50年代,十七八岁的吴志明加入香港全新织造厂做“行街后生”。70年代末,陈氏家族要求他接手经营,为保持传统品牌,自信可以创一番成绩,吴志明答允,并进行大事改革,主力发展出口业务,加上当时欧美的“功夫热”,生意渐有起色。 陈卓禧的妻子曾枝西是澳门妇女运动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和赞助开办澳门《大众报》、《朝阳日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成立“澳门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积极开办“妇女免费识字班”,为澳门同胞爱国运动作出贡献。[3] [1]梁秀、梁爱琼:《广州全新针织厂的社会主义改造》,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卷‧广州分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666-679页。 [2]张慧怡:《港产老牌线衫挣扎求存》,载《东方日报》,2012年1月6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511/00176_050.html。 [3]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536页。
陈卓禧
| 人物: | 黄培芳,1778-1859 |
| 时间: | 清中期(1760-1844年) |
| 1778年 | |
| 清后期(1845-1911年) | |
| 1873年 | |
| 地点: | 中国--广东--廉江 |
| 关键字: | 华人旧体文学 |
| 教育 | |
| 华人宗族 | |
| 诗人 | |
| 教育家 | |
| 进步学者 |
| 资料来源: | 黎细玲编︰《香山人物传略1》,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700-702页。ISBN978-7-5034-52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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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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