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業餘畫家。又譯作普斯帕。普氏家族世代在印度做官。業餘隨錢納利習畫，擅長水彩畫，模仿喬治‧錢納利的筆法幾乎達到了亂真的地步。曾到澳門和廣州經商，同時亦畫了不少風景畫。1838年在澳門畫的《聖玫瑰堂》水彩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創作的《澳門媽閣廟》頗有東方情趣。

字正馨，號息心老人、息心居士。廣東南海人。少時涉獵諸子百家、星象輿地諸書，曾執教於村塾。1859年赴安南（今越南）佐兄料理商務，經商致富。1872年回國。翌年，在南海西樵鄉簡村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該廠採用自己設計的機器設備，僱用工人六七百人，出絲精美光潔，遠銷歐美，為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經營的機器繅絲廠。1881年該廠因同業競爭，被視為異端，南海知縣下令停產。遂將絲廠遷徙澳門，初名和昌，後改名復和隆，歷四年多時間。1885年復將絲廠遷回簡村，改名世昌綸，繼續經營。1903年在南海去世。著有《理氣溯源》、《蠶桑譜》、《周易理數會通》、《陳啟沅算學》等。

名達權，號平庸。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讀於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與容閎為同學。1847年在該學堂美籍教員布朗的帶領和香港《德臣西報》的資助下，赴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學習，為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報》社學經營管理、翻譯和印刷業務。後任倫敦布道會印刷廠總管。1869年被推為東華醫院倡建總理之一。次年，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1871年與王韜一起開辦中華印務總局。後在清廷駐美使館充任翻譯官。1874年參與創辦《循環日報》。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華人陪審員，也曾出任香港定例局及潔淨局非官守議員。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7月19日，澳門土生葡人富商雅努阿里奧·阿爾梅達（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在加爾各答的朋友家去世。阿爾梅達是澳門土生葡人阿爾梅達家族的創始人。1759年9月19日生於里斯本，約17歲時開始赴東方從事商業貿易，很快便成為澳門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是“聖米格爾（S.Miguel）”號和“路戈尼亞”號兩艘船的船主，並參與組建著名的澳門儲金局，任第一任總裁。他在澳門靠內港司打口（下環街2號）有一幢宮殿式的大宅，被人稱為“新花園”。他極其富有，據傳，他家雇有100名印度兵為其看家護院，刮颱風時，甚至讓人用裝有硬幣的麻袋堵塞家門，以防水浸，每個袋子裝有100枚錢幣。阿爾梅達1806年6月25日被封為基督騎士，1815年1月3日被封為王室貴族，1815年6月15日被封為聖若澤（S.José de Porto Alegre）男爵，現在的三層樓上街葡文名Rua do Barão，意為“男爵街”，即為紀念他而命名的；另外打鐵斜巷葡文名為“Calçada da Januário”，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19世紀初，該家族已經衰落，1825年其主要物業“男爵宮（新花園）”被賣給卡內羅家族。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p.89—90; Manuel Teixeira，Toponimia de Macau，Vol.2，pp.334—335.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2月19日，澳門土生葡人富商、政壇名人若阿金·巴羅斯在澳門大堂區逝世。巴羅斯1753年生於里斯本縣。先在澳門經商，為第二十號額船“聖安東尼—盧濟塔尼亞（Santo António Lusitania）”號商船船主，主要航行於果阿與澳門之間，曾擔任澳門仁慈堂主席，1801年任葡屬印度領地的兵頭。1809年任澳門議事會市政議員，他還先後於1799、1807、1809、1810、1815、1818及1821年七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其子小若阿金·巴羅斯（José Joaquim de Barros Jr.）1841年11月4日在大堂區去世時，為澳門仁慈堂留下了一大筆遺產。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Vol.1, p.451；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pp.201—202.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1月14日，澳門土生富商安東尼奧·巴萊托（António Lourenço Barreto）在澳門風順堂逝世。安東尼奧是澳門土生巴萊托家族的第三代，從他這一代起巴萊托家族開始定居澳門。安東尼奧1778年4月22日生於孟買，後赴澳經商，與其弟巴爾托洛梅烏·巴萊托（Bartolomeu Barreto）同為澳門保險行負責人。由於他在1823年保守派複辟中表現的忠誠和熱情，1825年被授予騎士勳章，1832年當選為議事會商務監理。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1, p.406.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本年，澳門土生富商安東尼奧·埃薩在澳門花王堂區逝世。安東尼奧·埃薩是澳門土生埃薩家族的第一代。1770年3月21日生於里斯本，1790年到澳門，即為澳門重要的商業人物，是18世紀90年代活躍在海上貿易的商人，他於1802年及1812年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1023.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8月9日，美國珀金斯洋行代表托馬斯·福布斯（Thomas Forbes）乘自己的遊艇從廣州去澳門，在回程中，遇颱風淹死，同船遇難的還有旗昌洋行書記員蒙遜。威廉·亨特：《廣州番鬼錄》，第88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8日，澳門土生富商皮奧·馬葵士在澳門逝世。皮奧是澳門土生馬葵士家族的第二代，為多明戈斯·馬葵士的次子。1783年5月6日生於澳門大堂區。他是“壯麗（Magnífico）”號商船的船東，先後於1816年、1819年及1820年三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曾多次代表議事會赴巴西見葡萄牙國王。馬葵士家族極其富有，其住宅在風順堂區，與聖若瑟修院相對。在他的財產清單中，其住宅當時估價為1萬澳門元。他的財產還有許多珍貴的紋章、名畫及聖器等，其中還包括7名奴隸，2名為卡菲爾（Cafre）人，5名為帝汶人。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563.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7月1日，一艘美國小船“華盛頓夫人（Lady Washington）”號停泊澳門海面，該船是居住在廣州的美國人豪厄爾（Howell）的財產，現載有少量香料由巴達維亞駛回。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97頁。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英國商人達衛森（W. S. Davidson）來到澳門，為了不被東印度公司趕出中國，他申請加入了葡萄牙國籍。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27頁。

清嘉慶四年（1799年2月5日─1800年1月24日）18世紀90年代澳門主要的土生富商有若阿金‧利馬（Joaquim Rodrigues Lima)家族、門德斯，阿拉烏茹(José Mendes Araújo)家族、雅努阿里奧‧阿美達（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家族、伊納爵‧拉帕 (Inácio Gonçalves Lapa)家族、公薩維斯‧佩雷拉(Manuel António José Gonçalves Pereira)家族、奧利維拉‧馬托斯(Antó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家族、擺華（Francisco José de Paiva）家族及安東尼奧‧埃薩 (António de Eça)家族。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p. 150—162.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2月10日，活躍在粵澳兩地的亞美尼亞巨商馬休斯•約翰尼斯在廣州病逝。他的遺囑的執行，在澳門引起極大的關注。因為涉及幾十萬西班牙銀元。根據遺囑，馬休斯贈給澳門主教5000元，用以分發給各教堂及神職人員；又捐其10歲孩子的教父馬努埃爾•巴羅斯（Manuel Vicente Rosa de Barros）5000元，給孩子的保姆埃萊納•格雷亞斯（Elena Gracias）200元，給僕人哈龍（Haron）400元，留下1000元由仁慈堂佈施給澳門的窮人。剩下的財產分為五個部分：將第一部分留給其妹妹的女兒瑪麗亞•比古姆（Maria Begum），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財產投資一樁有保障的生意，賺錢用來維持他這位侄女的生活。第二部分財產用來安撫他本人的靈魂。它將交付一家有名望的公司用來進行可靠的投資，其利潤分成 四份分別交給耶路撒冷、阿拉拉特（Ararat）、俄羅斯及尤爾法城（Julpha）的亞美尼亞教堂。剩下的三部分即財產的3/5留給他兒子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投資所用，但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遺產由他的生意夥伴佩古斯 •亞當（Pegus Adam）、約翰尼斯的母親沃塔尼斯（Vertannis）及馬休斯的兄弟拉紮羅•約翰尼斯（Lazaro Johannes）共同管理。他的遺產中有12張債務單據，分別為亞美尼亞、英國、瑞典、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總值為112500元。他留下的內港附近的豪宅價值6000元，馬休斯生前的財產遠比澳門的年度財政預算要大得多，許多澳門政府部門都要依賴於他的資金，以致掌握這座城市命脈的人們不允許他轉移走他的財產，以防這座城市的財政崩潰。他的兄弟拉紮羅繼續留在澳門來照看未完成的生意， 當然也試圖積累起自己的財富。馬休斯的家族對澳門與廣州有巨大的影響。在1802年，拉紮羅和他的家族移居到了加爾各答。其子小拉紮羅•約翰尼斯（Lázaro Johannes Jr.），出生在澳門，由兩位中國籍天主教徒撫養大，並教他中文。施其樂、范岱克：《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載《文化雜誌》第55期，2005年；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文稱馬休斯逝世於1794年12月24日。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p. 122—13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23, p. 237; 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3月7日，澳門著名土生葡人富商甘博亞（中文名夜呣）在本日之前去世。甘博亞作為澳門土生甘博亞家族第二代，1754年8月26日生於里斯本。1775年來到澳門，主要經營棉花及鴉片貿易，據統計從1784年至 其去世前的13年時間，甘博亞獲發19次船照出海貿易，成為18世紀後期澳門最重要的商人及船主。1793年和1795年兩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1795年11月1日被選為仁慈堂會員。甘博亞去世後，澳門將奧斯定堂前地附近的一條街命名為“甘博亞街（Rua do Gambõa）”，華人則稱之為夜呣街。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 224.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2月25日，澳門土生富商弗洛瑞安諾·蘭熱爾（Floriano António Rangel）在澳門大堂區逝世。弗洛瑞安諾是澳門土生蘭熱爾（Rangel）家族中的第四代。1778年10月25日生。很早就承繼父業，在澳門從事海上貿易，數年中駕駛各類船隻航行於澳門、孟買（Bombaim）、孟加拉國、馬德拉斯（Madrasta）及果阿等港口之間，積累了不少財富。1809年以“尤利塞斯（Ulisses）”號商船商務負責人身份赴巴西，受到攝政王的接待；1810年7月19日被頒授基督騎士勳章。多次出任澳門議事會議員，1825年任澳門初級法官，1829年被選為仁慈堂主席及聖母玫瑰教友會主席，1831年任議事會理事官。1837年任花王堂區和大堂區調解法官，為蘭熱爾氏家族中最有作為者。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3, p.10.

蔡克庭，香山縣北嶺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北嶺村）人。澳門富商。 克庭在澳門經商，抗戰前在澳門開設“三和公司”，經營汽油、火水等，規模較大，擁有“俄國麵包公司”和“廬山影相館”，經營“花尾大渡”號客輪，往返澳門與三埠（開平）航線，在澳門工商界頗有聲望。他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擔任澳門同善堂董事，對家鄉辦校、興修水利等事業，建樹良多。[1] 1914年，克庭與郭杓、區利仁等澳門一批熱心英文教育的人士發起成立樹學會，成為澳門早期的民間團體。他們設法籌募經費，建立一所初具規模的英文學校，取名為澳門英文學校（簡稱M.E.C），郭杓擔任校長。按照香港學制，設置中一至中五各級，高年級完全用英文講課，學期結束時，參加香港大學堂的初級試和本級試，成為當時澳門研習英文最完備的學校。1921年增設漢文小學部，改稱澳門英文、漢文學校，校址遷往大廟頂街蔡家大屋。後因管理體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漢文部分開辦學，英文部因“樹學會”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戰時期，克庭激於愛國義憤，不顧澳門商務繁忙，接受家鄉民眾的要求，兼任北嶺鄉鄉長，親自帶領自衛隊抗擊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陸後數天，派出一股兵力從拱北東海邊（接連橋處）向拱北一帶登陸，克庭帶領鄉自衛隊在“墳頭拗”及“嶺仔”兩處阻擊，擊斃日軍一人，擊傷一人。而自衛隊員黎日蘇、徐孑盡壯烈犧牲。第二天，澳門報紙報導“北嶺鄉長蔡克庭，指揮自衛隊英勇抗日，阻擊日寇登陸，挫敗日軍銳氣”，大加讚揚。 日寇攻佔拱北後，北嶺鄉大多數鄉民都逃到澳門避難。克庭熱情接待全部鄉民，他將往返澳門與三埠間的“花尾大渡”號停航，泊在澳門筷子基處，安排好各個家庭住宿，單身漢安排在“三和公司”廠房居住。鄉民把“花尾大渡”號客輪稱為“難民船”。克庭自己出資及鄉府政的餘資資助，每月向鄉民發放糧食，並按月發給一些零用錢。經過約八個月，日寇才准許鄉民回鄉種地，鄉民逐漸回鄉。克庭此舉，北嶺鄉民感恩戴德，永記在心。[1] 1942年10月，經澳門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鏡湖醫院慈善會，每年一屆，這屆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劉敘堂。劉敘堂一心想推薦馬萬祺加入值理會，想請馬萬祺替代自己。但馬萬祺一再辭謝，劉敘堂改請克庭加入值理會。從此，克庭為鏡湖醫院發展盡心盡力，作出重要的貢獻。[3] 1945年，抗戰勝利後，克庭從澳門回到北嶺鄉，慶祝抗日勝利。他自己出資在北嶺鄉蔡氏大宗祠，宴請全村鄉親老少，盛況空前。 克庭為北嶺小學出錢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帶動下，鄉民紛紛捐資，他邀請同鄉徐禮儒協助辦好北嶺小學，他自任校長。除聘請良師外，還增添設備、學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長人翁聞名，鄉中喜慶事宜、公益事業，都與他商量，他無不熱心大力支持。[1] 後來，克庭重返澳門經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鑾在重慶結識張大千，兩人成為至交好友。1949年春節過後，克庭邀請張大千從香港前來澳門遊玩。張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門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門郵政總局後面大堂街18號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廈），一住就是三個半月。張大千結識澳門畫家黃蘊玉、容漱石、馬少如、招名山，攝影家盧勢東等文人。當時，張大千在蔡家辟有畫室，經常揮毫潑墨，他對澳門本地畫家十分熱情，不時請他們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畫，一起切磋畫藝，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張大千遍遊澳門名勝古跡，如大三巴牌坊、媽姐閣（媽閣廟）、觀音堂（普濟禪院）等。張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靜，很有規律。他每天早晚兩次去西灣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時到盧家花園觀景。他在蔡家的大廳鋪了一張畫案，有空時就作書繪畫。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張大千求畫。張大千看見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齡，長得亭亭玉立，楚楚動人，擬將畫畫在她身上。之後，蔡小姐做好白綢旗袍，趕緊拿給張大千，克庭興致勃勃地跟來觀賞。張大千將這件新白綢旗袍鋪在畫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筆，在旗袍上面畫開了。不多一會，就畫好了。蔡小姐欣喜地從畫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見雪白的正面上畫上了一朵盛開的紅荷花，還有一兩個含苞欲放的花蕾。整個構圖顯露出荷花嬌艷，荷葉碧綠，十分雅致。蔡小姐將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紅花綠葉襯托下，顯得秀麗可人。克庭誇讚不已。時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將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搖過市，專門到幾家朋友處展示。克庭發現張大千喜歡動物，尤其愛猿。於是請朋友幫忙，出重金托人從泰國買回來兩隻長臂白猿，送給張大千。這兩隻白猿，臂長過膝，行動敏捷，脾氣溫馴，渾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張大千時而在園內對猿寫生，時而逗猿嬉戲，引以為樂；還畫了多幅猿畫，送給克庭，他如獲至寶。[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個兒子在外國成為博士、成為專家，一子在香港經營航務。女兒蔡美靈與香港“李錦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文達結婚，夫婦倆繼承先輩業績，關心桑梓建設事業，捐資創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紀念學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門去世。 現錄蔡克庭題寫的楹聯一首： 《澳門普濟禪院》[6] 智慧無窮，以所空空諸歷劫； 慈悲莫大，將已壽壽彼蒼生。 [1]溫鼎銘：《我所認識的蔡克庭先生》，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1-103頁。 [2]《樹學會》，載“世界名人網＂，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4]《張大千與澳門》，載“中國新聞網＂，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翹：《張大千：飛揚世界》，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頁。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佛緣資訊＂網，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盧榮傑，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生於香港。澳門精武會副主席。 盧榮傑入讀聖士提反學校，後赴上海留學，權衡時局，決心棄學經商，就在上海經營出入口生意。1932年，盧榮傑被澳葡政府委任為西洋專賣局華經理，被鏡湖醫院聘為董事，澳門精武會公推為副主席。[1] 1933年，日本郵船公司聘盧榮傑為香港華經理。他的個人資產50萬美元。[2]盧榮傑熱心社會公益，1935年被選為東華三院總理、1936年被推為東華三院主席。[1]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4頁。 [2]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三十年代南洋華僑領袖調查報告書》（續），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第12頁。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潘柏泉(又作潘伯荃，占元票廠)、李旭軒(謙源炮竹行)、蔡文軒、張玉波(全益山貨行)、合吉甫(寶衡銀業行)、鄭逸舟(鴻安洋貨行)、黃叔平(源泰昌永義堂)、潘祺初(三井燕梳行)、杜雲軒(行安泰南北行)、虞舜琴(仁興押)、黃昌榮(廣生源藥材行)、劉振晃(祥發號)。

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吳梅一，香山三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人。岐關公司創辦人之一。 1928年，鄭芷湘、鄭禮卿、黃昌恆及吳梅一發起成立岐關公司。岐關公司原名是岐關築路行車公司，後簡稱為岐關車路（岐關東路從石岐至拱北關閘）公司。除他們發起外，還有一百多人參加創辦，大多數是當時的軍政界及工商界人士，省級縣級都有。該公司總辦事處原設在石岐，澳門只稱作代辦處，因為它是在國內註冊的。 該公司的集資辦法有兩種，一是投資認股，每股毫銀伍元，另一種是築路收購土地作股，即公路經過的土地，以地價作股。因為當時土地按價太低，曾經有過抗拒收購的事故，但因該公司財雄勢大，抗拒是沒有作用的，結果還是不得不把股票收下。 解放初期，1950年人民政府認為岐關公司是官僚資本，實行接管，收歸國有，該公司絕大部分財產在澳門。最後通過該公司廣大職工把在澳門的全部財產接運過來。接管後該公司改為廣中公司，因當時公司逐步伸展到廣州，而在澳門仍然保留用岐關車路公司名稱。[1] [1]林子英：《岐關公司史略》，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33-134頁。

吳志強，澳門富商。 抗戰時期，中山抗日義勇大隊在澳門建立秘密辦事處，為部隊開展募捐籌款，籌集軍需給養。義勇大隊送少量的傷患到澳門救治，得到鏡湖醫院柯麟醫生等醫護人員的悉心醫護。吳志強、傅老榕、何賢、嚴仙洲等愛國人士，積極籌集捐款中儲券100多萬元和藥品一批，暗中支援五桂山抗日遊擊隊。[1] [1]立日：《港台億萬富豪傳2》，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第10-16頁。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盧廉若、余惠民 (瑞泰南北行)、何寶嚴、吳星堂 (正和綢緞行)、周藻昌 (昌記銀業行)、黃尊廷 (遠來欄牲口行)、潘德馨 (永和隆藥行)、張子怡 (錦德盛米店)、黃焯垣 (協昌永義堂)、馬守衡 (廣源故衣行)、陳嶧伯 (雲來茶居行)、陳卓平 (永紹祥洋貨行)。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陳炳謙，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生於澳門。富商、慈善家。 炳謙早年隨兄長前往上海打拼，初做絲茶進出口貿易，後在祥茂洋行工作。該洋行經營“祥茂牌”肥皂而出名，被列入“五大洋商洋行”。 經過30多年奮鬥，炳謙成功躋身上海巨富行列，搬進華山路富人區。他是投資房地產最多、置產最廣的房地產大業主，成立申達經租處，經租包括大樓、公寓、倉庫等房屋845幢。 民國初年至20世紀30年代，炳謙擔任廣東旅滬兩大同鄉組織——廣肇公所董事以及粵僑商業聯合會會長，人稱“閘北士紳”，德高望重，名耀上海灘。 炳謙一生行義，結交很多朋友。他擁有中國、葡萄牙雙重國籍，一度遭到公開質疑。 1910年，中國北方災害不斷，來滬災民絡繹不絕。炳謙長期支持閘北和虹口的社會公益事業，設立收養災民的工藝所，開辦初小學，讓災民子女能夠讀書。他投資20萬元，支持閘北商辦水電專案。在反袁期間，他組織參與抵制擠兌銀行活動，維護當時金融穩定。 同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襲擊虹口一帶，市民在惶恐中失去理智，與政府官員發生火拼，使得本來混亂的防疫工作陷入僵局。炳謙在中間調停時，率先提出一個大膽設想——馬上設立一家防疫醫院。與政府幾天交難，他得到主管部門“四天之內建立醫院”的回覆。短短幾天，南洋公司八萬兩，廣永盛號三萬兩，廣發源號二萬兩，陳輔臣1.5萬兩，陳炳謙1.5萬兩，先施公司一萬兩……炳謙讓奇跡發生了，各界商業富豪慷慨解囊，一個符合各項標準的防疫醫院（今為上海傳染病醫院）如期在四天內改建建成。 1919年2月，粵連年頻發水旱災害，災變迭至，出現米荒。此次米荒為數十年所未有現，饑民遍野，慘不忍睹。炳謙決定救災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思考一個萬全之策，大力支援家鄉人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炳謙想到年前成立的粵僑商業聯合會，這是他等廣幫商人在廣肇公所的基礎上發起成立的組織。廣肇公所是一個老牌的民間團體，徐潤在上海創業時成立。 1918年上半年，霍守華、馮少山等廣肇公所新派人物與一眾元老意見不合，廣肇公所陷入分裂狀態。炳謙作為廣肇公所董事，非常讚賞新派人物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他並不希望廣肇公所從此分裂。社會動盪時期，廣幫商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商業團體，來鞏固幾十年來在上海取得的成就。於是，粵僑商業聯合會這個純商業組織應運而生。成立當天，潮州會館、潮州糖雜貨聯合會、雜糧幫慎守堂、進出口幫裕安堂、糖雜貨幫廣安糖、綢布幫守經堂、皮木幫慎安堂、肇慶同鄉會、南海會館、順德會館、三水勇義堂、東莞保安會館等都來慶賀。廣肇公所新舊派人士送來了賀儀，並極力要求炳謙繼續擔任廣肇公所的核心董事。 炳謙說幹就幹，分別給廣肇公所舊派人士黃式如、馮少山、唐紹儀掛了一個電話。第二天，他們分頭行動起來。 1919年，南北軍閥爭個你死我活，各種政治勢力此起彼伏，外國瓜分中國，步步緊逼。在國將不國之際，由政府來組織救災絕對是行不通的。經過簡單討論，炳謙決定單幹，很快組織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民間平調網絡。 今次從蘇皖地區將大量的糧食運回廣東，並非易事。世界大戰剛結束，西洋各國因糧食短缺，搶米風潮不斷，各國買辦已把目光瞄向了長江沿線的產米區域。國內南北軍閥對峙，軍糧短缺，地方軍政府更不會輕易地將糧食這一戰略物資拱手讓人。當時《申報》報導，廣東政府曾向上海總商會發來200張免稅護照，希望江蘇政府能對平調米放行，並進行稅收優惠，但很快江蘇省政府以議會未通過為由，否決這一請求。平調之難，早在意料之中。 3月7日，炳謙在二百餘人參加的粵僑商業聯合會特別會上宣佈，首批超過二萬石（16000袋，每袋140斤）的平調米已採辦完成。他和黃式如通過個人關係辦來“米照”（當時糧食外運，需要辦“護照”），向輪船招商局租定的船隻已駛向蕪湖裝貨，第一批平調米，最快月中可運送到災區。 散會後，炳謙親自向由廣州南洋煙草公司簡照南兄弟、廣東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等發起的糧食救濟委員會，發去一份電報。簡照南、陳廉伯接到電報後馬上會意，很快在當地報紙上，將蘇米即將抵粵的消息公諸於眾。雖然幾十萬饑民仍處於奄奄待斃的慘境，但平調米的消息，卻如一種神奇的力量，穩住了每天都在不斷瘋漲的米價。 首批米運抵廣州不久的一個晚上，粵僑商業聯合會在上海虯江路上海大戲院義演。炳謙率先上台，熱情洋溢地向三千多名鄉紳名流發表演說，稱首批平調米到達廣州後，廣州米價日跌，雖斗米千錢，諸位個個功德無量。演講剛結束，助手立刻走上前去跟他耳語了一番，他的臉立刻沉了下來，但為不掃諸位鄉紳的興致，他帶頭唱了一段粵曲。深夜12點，義演散場。炳謙回到家後難以入睡，助手帶來的消息就是最近一直困擾他的問題：除首批平調米成功運抵廣州外，之後陸續運出平調米，仍被海關扣押著。對此，炳謙其實早有防備。在租用船隻時，他所選船號不是輪船招商局，就是叫得起大名的洋行貨輪，或直接租用掛著洋人國旗的外國輪船。如此大規模往外運糧，不免引起各方的猜疑。尤其是北方軍閥，對廣東商幫支持孫中山革命軍政府，更是懷恨在心。掛著洋旗的商船，看來也走不通了。 宋子文、李宗仁、杜月笙、張謇、蘇葆笙……很快，炳謙想到這些響噹噹的人物，他們或許能幫上忙。不知是給面子這些大人物，還是給錢消災，抑或是北京、上海、廣東各地要求放行平調米的請願活動不斷爆發，給當局施加壓力，後來被阻的平調貨輪，都放行了。之後，每隔一周，廣州到達一船平調米，災情很快得到緩解。為保證平調米公平發放，廣東糧食救濟會派專員對平調米收磅入倉，並派專員收發，成立稽核部。之前成立各種平調公所，全歸糧食救濟會管理。當時，炳謙被選為救濟會名譽總理。他再一次發揮自己的正能量，建議糧食救濟會在每一處發放點，豎起捐款大戶的商號或會旗。一時間，社會好評如潮。那些鄉紳名流心裡舒坦，捐款時出手更大方了。 1919年4月，知名人士徐固卿聯合胡漢民、吳鐵城等發起善後協會，4月20日抵達上海，與滬上粵商翹楚進行商討。胡漢民將在粵地看到的情形悉數道來，辛亥革命以來，多個省軍隊集中在廣東，稅收繁重到了極點，使當地民窮財盡。社會治安更是混亂，盜賊勒索搶砸橫行，運輸不通、商販絕跡；政府官吏還魚肉百姓，許多大商巨賈投奔洋人旗下，或避難港澳等地，民不聊生。當時記者就此問題，請會長炳謙發表看法。炳謙說：以上痛苦比米荒更甚！並贊成善後協會擬定的包括禁賭、治河、裁兵等事宜。隨後，他又表示，即將到來的5月正是廣東青黃不接之時，平調大米將源源不斷運往廣州。 在炳謙等領導下，粵僑商業聯合會堅持不懈，堅持了數月，籌集資金上百萬元，共採辦36萬石蘇皖大米，分14批運抵廣州，最終成功幫助鄉親應對了這次百年不遇的米荒。歷史上民間團體為平災荒，組織多次糧食平調，但此次大規模平調，堪稱空前。 炳謙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粵僑商業聯合會認購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二五庫券達十萬元。 孫中山去世後，炳謙被推舉為赴粵參觀的首批代表，因事未能成行。 1938年7月，炳謙在澳門去世，終年78歲。 宋子文、吳鐵城、杜月笙、馮炳南等寓居澳門名人組成治喪委員會，宋子文題“典型猶在”，李宗仁題“潛德幽光”，杜月笙題“蓬島歸真”，這是對陳炳謙一生行善最好的注腳。[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以傷兵醫院名義，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呼籲各界人士踴躍捐輸。陳炳謙向中國紅十字會捐助一萬銀元，並借一輛大汽車給紅十字會和粵商公立兩醫院，用來救護傷兵。[2] 陳炳謙娶有妻妾六個，生育子女多個。後來，其子女不斷為遺產之事發生糾紛。[3]陳炳謙兩個兒子在上海曾遭到綁架。[3][4] 現存陳炳謙之子長子陳木、次子陳勝的兩間大屋，都在珠海市梅溪村。[5] 1930年，陳炳謙豪宅在上海華山路與烏魯木齊中路交叉處（近華山路）一側，建造一幢保存較完整的中國傳統宮殿式住宅。無論在建築造型，還是色彩運用，其藝術處理水準達到日臻完善的程度。首先屋頂、牆身、台基三部分組合而成的建築形體構圖方式，使中國古建築造型達到了功能、結構、藝術的完美統一。這把具有中國古建築特色的“三段式”構圖的三個要素完全表現出來，屋頂採用重簷清代大式建築中的廡殿大屋頂，微微向上反曲的屋簷，屋頂轉角處的起翹，以及屋面舉折形成的柔美的屋頂曲線，展示出一種穩定、舒展、飄逸的形態。屋面鋪蓋綠色的琉璃瓦，顯得清麗而宏偉。 陳家人一直居住至上海解放前夕，後移居香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房管部門接管陳炳謙豪宅，現作上海華山醫院化驗樓使用。[6] 現錄陳炳謙賀潘飛聲（1858-1934）60歲壽誕的對聯一副：[7] 歲曆大撓一甲子； 詩同故里十先生。 [1]《陳炳謙與史上最大民間平調》，載“中山網＂，2012年3月15日，http://www.zsnews.cn/Culture/2010/09/12/1516356.shtml。 [2]陳麗鳳等：《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64-165頁。 [3]馬學強、張秀莉：《二十世紀前期買辦及其社會生活狀況研究》，載《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 [4]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45頁。 [5]陳素璧：《閘北巨富梅溪義紳尋蹤珠海歷史名人陳炳謙》，載《珠海特區報》，2012年7月15日。 [6]《陳炳謙住宅華山醫院5號樓》，載“新浪地產網＂網，2009年12月28日，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09/06/16/26263.html。 [7]《潘飛聲》，載“搜搜百科＂網，2012年11月18日，http://baike.soso.com/h426391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