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業餘畫家。又譯作普斯帕。普氏家族世代在印度做官。業餘隨錢納利習畫，擅長水彩畫，模仿喬治‧錢納利的筆法幾乎達到了亂真的地步。曾到澳門和廣州經商，同時亦畫了不少風景畫。1838年在澳門畫的《聖玫瑰堂》水彩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創作的《澳門媽閣廟》頗有東方情趣。

字正馨，號息心老人、息心居士。廣東南海人。少時涉獵諸子百家、星象輿地諸書，曾執教於村塾。1859年赴安南（今越南）佐兄料理商務，經商致富。1872年回國。翌年，在南海西樵鄉簡村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該廠採用自己設計的機器設備，僱用工人六七百人，出絲精美光潔，遠銷歐美，為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經營的機器繅絲廠。1881年該廠因同業競爭，被視為異端，南海知縣下令停產。遂將絲廠遷徙澳門，初名和昌，後改名復和隆，歷四年多時間。1885年復將絲廠遷回簡村，改名世昌綸，繼續經營。1903年在南海去世。著有《理氣溯源》、《蠶桑譜》、《周易理數會通》、《陳啟沅算學》等。

名達權，號平庸。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讀於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與容閎為同學。1847年在該學堂美籍教員布朗的帶領和香港《德臣西報》的資助下，赴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學習，為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報》社學經營管理、翻譯和印刷業務。後任倫敦布道會印刷廠總管。1869年被推為東華醫院倡建總理之一。次年，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1871年與王韜一起開辦中華印務總局。後在清廷駐美使館充任翻譯官。1874年參與創辦《循環日報》。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華人陪審員，也曾出任香港定例局及潔淨局非官守議員。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7月19日，澳門土生葡人富商雅努阿里奧·阿爾梅達（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在加爾各答的朋友家去世。阿爾梅達是澳門土生葡人阿爾梅達家族的創始人。1759年9月19日生於里斯本，約17歲時開始赴東方從事商業貿易，很快便成為澳門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是“聖米格爾（S.Miguel）”號和“路戈尼亞”號兩艘船的船主，並參與組建著名的澳門儲金局，任第一任總裁。他在澳門靠內港司打口（下環街2號）有一幢宮殿式的大宅，被人稱為“新花園”。他極其富有，據傳，他家雇有100名印度兵為其看家護院，刮颱風時，甚至讓人用裝有硬幣的麻袋堵塞家門，以防水浸，每個袋子裝有100枚錢幣。阿爾梅達1806年6月25日被封為基督騎士，1815年1月3日被封為王室貴族，1815年6月15日被封為聖若澤（S.José de Porto Alegre）男爵，現在的三層樓上街葡文名Rua do Barão，意為“男爵街”，即為紀念他而命名的；另外打鐵斜巷葡文名為“Calçada da Januário”，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19世紀初，該家族已經衰落，1825年其主要物業“男爵宮（新花園）”被賣給卡內羅家族。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p.89—90; Manuel Teixeira，Toponimia de Macau，Vol.2，pp.334—335.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2月19日，澳門土生葡人富商、政壇名人若阿金·巴羅斯在澳門大堂區逝世。巴羅斯1753年生於里斯本縣。先在澳門經商，為第二十號額船“聖安東尼—盧濟塔尼亞（Santo António Lusitania）”號商船船主，主要航行於果阿與澳門之間，曾擔任澳門仁慈堂主席，1801年任葡屬印度領地的兵頭。1809年任澳門議事會市政議員，他還先後於1799、1807、1809、1810、1815、1818及1821年七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其子小若阿金·巴羅斯（José Joaquim de Barros Jr.）1841年11月4日在大堂區去世時，為澳門仁慈堂留下了一大筆遺產。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Vol.1, p.451；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pp.201—202.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1月14日，澳門土生富商安東尼奧·巴萊托（António Lourenço Barreto）在澳門風順堂逝世。安東尼奧是澳門土生巴萊托家族的第三代，從他這一代起巴萊托家族開始定居澳門。安東尼奧1778年4月22日生於孟買，後赴澳經商，與其弟巴爾托洛梅烏·巴萊托（Bartolomeu Barreto）同為澳門保險行負責人。由於他在1823年保守派複辟中表現的忠誠和熱情，1825年被授予騎士勳章，1832年當選為議事會商務監理。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1, p.406.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本年，澳門土生富商安東尼奧·埃薩在澳門花王堂區逝世。安東尼奧·埃薩是澳門土生埃薩家族的第一代。1770年3月21日生於里斯本，1790年到澳門，即為澳門重要的商業人物，是18世紀90年代活躍在海上貿易的商人，他於1802年及1812年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1023.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8月9日，美國珀金斯洋行代表托馬斯·福布斯（Thomas Forbes）乘自己的遊艇從廣州去澳門，在回程中，遇颱風淹死，同船遇難的還有旗昌洋行書記員蒙遜。威廉·亨特：《廣州番鬼錄》，第88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8日，澳門土生富商皮奧·馬葵士在澳門逝世。皮奧是澳門土生馬葵士家族的第二代，為多明戈斯·馬葵士的次子。1783年5月6日生於澳門大堂區。他是“壯麗（Magnífico）”號商船的船東，先後於1816年、1819年及1820年三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曾多次代表議事會赴巴西見葡萄牙國王。馬葵士家族極其富有，其住宅在風順堂區，與聖若瑟修院相對。在他的財產清單中，其住宅當時估價為1萬澳門元。他的財產還有許多珍貴的紋章、名畫及聖器等，其中還包括7名奴隸，2名為卡菲爾（Cafre）人，5名為帝汶人。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563.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7月1日，一艘美國小船“華盛頓夫人（Lady Washington）”號停泊澳門海面，該船是居住在廣州的美國人豪厄爾（Howell）的財產，現載有少量香料由巴達維亞駛回。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97頁。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英國商人達衛森（W. S. Davidson）來到澳門，為了不被東印度公司趕出中國，他申請加入了葡萄牙國籍。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27頁。

清嘉慶四年（1799年2月5日─1800年1月24日）18世紀90年代澳門主要的土生富商有若阿金‧利馬（Joaquim Rodrigues Lima)家族、門德斯，阿拉烏茹(José Mendes Araújo)家族、雅努阿里奧‧阿美達（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家族、伊納爵‧拉帕 (Inácio Gonçalves Lapa)家族、公薩維斯‧佩雷拉(Manuel António José Gonçalves Pereira)家族、奧利維拉‧馬托斯(Antó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家族、擺華（Francisco José de Paiva）家族及安東尼奧‧埃薩 (António de Eça)家族。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p. 150—162.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2月10日，活躍在粵澳兩地的亞美尼亞巨商馬休斯•約翰尼斯在廣州病逝。他的遺囑的執行，在澳門引起極大的關注。因為涉及幾十萬西班牙銀元。根據遺囑，馬休斯贈給澳門主教5000元，用以分發給各教堂及神職人員；又捐其10歲孩子的教父馬努埃爾•巴羅斯（Manuel Vicente Rosa de Barros）5000元，給孩子的保姆埃萊納•格雷亞斯（Elena Gracias）200元，給僕人哈龍（Haron）400元，留下1000元由仁慈堂佈施給澳門的窮人。剩下的財產分為五個部分：將第一部分留給其妹妹的女兒瑪麗亞•比古姆（Maria Begum），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財產投資一樁有保障的生意，賺錢用來維持他這位侄女的生活。第二部分財產用來安撫他本人的靈魂。它將交付一家有名望的公司用來進行可靠的投資，其利潤分成 四份分別交給耶路撒冷、阿拉拉特（Ararat）、俄羅斯及尤爾法城（Julpha）的亞美尼亞教堂。剩下的三部分即財產的3/5留給他兒子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投資所用，但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遺產由他的生意夥伴佩古斯 •亞當（Pegus Adam）、約翰尼斯的母親沃塔尼斯（Vertannis）及馬休斯的兄弟拉紮羅•約翰尼斯（Lazaro Johannes）共同管理。他的遺產中有12張債務單據，分別為亞美尼亞、英國、瑞典、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總值為112500元。他留下的內港附近的豪宅價值6000元，馬休斯生前的財產遠比澳門的年度財政預算要大得多，許多澳門政府部門都要依賴於他的資金，以致掌握這座城市命脈的人們不允許他轉移走他的財產，以防這座城市的財政崩潰。他的兄弟拉紮羅繼續留在澳門來照看未完成的生意， 當然也試圖積累起自己的財富。馬休斯的家族對澳門與廣州有巨大的影響。在1802年，拉紮羅和他的家族移居到了加爾各答。其子小拉紮羅•約翰尼斯（Lázaro Johannes Jr.），出生在澳門，由兩位中國籍天主教徒撫養大，並教他中文。施其樂、范岱克：《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載《文化雜誌》第55期，2005年；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文稱馬休斯逝世於1794年12月24日。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p. 122—13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23, p. 237; 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3月7日，澳門著名土生葡人富商甘博亞（中文名夜呣）在本日之前去世。甘博亞作為澳門土生甘博亞家族第二代，1754年8月26日生於里斯本。1775年來到澳門，主要經營棉花及鴉片貿易，據統計從1784年至 其去世前的13年時間，甘博亞獲發19次船照出海貿易，成為18世紀後期澳門最重要的商人及船主。1793年和1795年兩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1795年11月1日被選為仁慈堂會員。甘博亞去世後，澳門將奧斯定堂前地附近的一條街命名為“甘博亞街（Rua do Gambõa）”，華人則稱之為夜呣街。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 224.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2月25日，澳門土生富商弗洛瑞安諾·蘭熱爾（Floriano António Rangel）在澳門大堂區逝世。弗洛瑞安諾是澳門土生蘭熱爾（Rangel）家族中的第四代。1778年10月25日生。很早就承繼父業，在澳門從事海上貿易，數年中駕駛各類船隻航行於澳門、孟買（Bombaim）、孟加拉國、馬德拉斯（Madrasta）及果阿等港口之間，積累了不少財富。1809年以“尤利塞斯（Ulisses）”號商船商務負責人身份赴巴西，受到攝政王的接待；1810年7月19日被頒授基督騎士勳章。多次出任澳門議事會議員，1825年任澳門初級法官，1829年被選為仁慈堂主席及聖母玫瑰教友會主席，1831年任議事會理事官。1837年任花王堂區和大堂區調解法官，為蘭熱爾氏家族中最有作為者。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3, p.10.

盧榮傑，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生於香港。澳門精武會副主席。 盧榮傑入讀聖士提反學校，後赴上海留學，權衡時局，決心棄學經商，就在上海經營出入口生意。1932年，盧榮傑被澳葡政府委任為西洋專賣局華經理，被鏡湖醫院聘為董事，澳門精武會公推為副主席。[1] 1933年，日本郵船公司聘盧榮傑為香港華經理。他的個人資產50萬美元。[2]盧榮傑熱心社會公益，1935年被選為東華三院總理、1936年被推為東華三院主席。[1]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4頁。 [2]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三十年代南洋華僑領袖調查報告書》（續），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第12頁。

吳志強，澳門富商。 抗戰時期，中山抗日義勇大隊在澳門建立秘密辦事處，為部隊開展募捐籌款，籌集軍需給養。義勇大隊送少量的傷患到澳門救治，得到鏡湖醫院柯麟醫生等醫護人員的悉心醫護。吳志強、傅老榕、何賢、嚴仙洲等愛國人士，積極籌集捐款中儲券100多萬元和藥品一批，暗中支援五桂山抗日遊擊隊。[1] [1]立日：《港台億萬富豪傳2》，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第10-16頁。

鍾子光，原籍廣東省潮州市[1]，遷居澳門。知名澳門富商。 1932年，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成立，1935年獲專營權，承辦人為羅保、鍾子光、何善衡、梁昌、何賢、何添等人，由鍾子光管理。後由羅保之子羅碧接手負責，1947年由何賢接管，1982年公司改組，何賢出任董事長。[2] 1943年，何鴻燊自己開辦個火水（煤油）公司，並與鍾子光及梁基浩等人合作，開火水提煉廠。由於經營有道，一年下來，賺了不少錢。當時澳門電燈公司所用燃油，八成由他們供應。[3] 1945年初，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換屆改選，金融界鉅子、恆生銀號林炳炎出任主席，他上任後領導機構進行改革，把值理制改為董事制，選出一批為人正直、品質優良的值理繼續留任，何賢、鍾子光任副主席，柯麟當選為董事並被聘為院長。關於手術室問題向澳督提出交涉，終於獲得解決，先後發放黃仲敏、黃耀街、連忠介三位醫師外科執照。[4][5] 1947年，賀明高和鍾子光等人合作開辦一間煤油公司，當時，鍾子光服務於傅老榕公司。後來賀明高遭到澳門黑勢力的沉重打擊，煤油倉庫被手榴彈炸壞，受傷的黑道人物竟強行向賀明高索賠。[6]1948年開始，澳門政府將黃金進口生意批給一個由經濟局局長羅保、商人何賢、鍾子光等組成的恆昌公司經營，從外國（主要是英國和南非）進口黃金，這些貴金屬從國外用飛機運到香港，再用飛機轉運到澳門。當時飛航港澳航線的水陸兩用客機，在黃金運到香港時，負責轉運黃金到澳門的任務梁昌也在恆昌公司任職。[7] 1948年，澳門開始有了公共汽車服務，鍾林輝出資，慘澹經營三年後，由何賢、梁昌、羅保、鍾子光四人集資接辦，公司定名為澳門福利公共汽車公司，但仍虧損。1988年，該公司只有14條行車路線，車輛39輛。該公司進行改組，以新福利公共汽車公司取代舊公司。同年11月，澳葡政府與“新福利”和“澳門”兩家公共汽車公司重新簽訂合約，改善服務，解決市民乘車難的問題。[8]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美珍香”租用之地鋪，1951年，鍾子光與友人以36萬元購入，2012年10月，以3667元/平方英尺天價租出，保守估計地鋪市值達六億元，令持貨逾半個世紀的鍾子光家族身家暴漲，估計物業升值約達6000倍，造就一代鋪王傳奇。[9] [1]經濟導報社：《香港商業手冊》，濟南：經濟導報社，1960，第156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46頁。 [3]馬家斌等：《現代商界大角逐》，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3，第19-20頁。 [4]鄧開頌：《粵澳關係史》，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9，第494頁。 [5]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第139頁。 [6]鍾連城：《賭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212頁。 [7]《細說澳門故事——澳門巨富梁昌致富之路（澳門舊話）》，載“文匯資訊＂網，2010年9月30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8]湯開建：《今日澳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170頁。 [9]《“美珍香＂鋪值六億暴漲六千倍　鍾子光家族持半世紀造就鋪王傳奇》，載《香港經濟日報》，2012年12月31日，http://www.hket.com/eti/article/6bdb5f43-5b0b-4c35-906d-a1fd2c34458e-145908。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盧廉若、余惠民 (瑞泰南北行)、何寶嚴、吳星堂 (正和綢緞行)、周藻昌 (昌記銀業行)、黃尊廷 (遠來欄牲口行)、潘德馨 (永和隆藥行)、張子怡 (錦德盛米店)、黃焯垣 (協昌永義堂)、馬守衡 (廣源故衣行)、陳嶧伯 (雲來茶居行)、陳卓平 (永紹祥洋貨行)。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爾善。澳門大鴉片商。[1] 蔡保官販賣鴉片發了財，捐官成為“州同知銜”（知府，從六品文官）。當時澳門華籍鴉片煙商，幾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給做生意帶來便利。時人稱他蔡保官，成為澳葡“華籍仕紳”。[2] 清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縣丞周飛鴻據澳門舉人趙允箐舉報，查處蔡保官租賃洋樓開設的鴉片煙館。[3] 嘉慶年間，張保仔做海匪紅旗幫首領時，與多位澳門鴉片煙商關係密切，參與大規模走私澳門鴉片活動。他與蔡保官的關係最好。後來，張保仔向兩廣總督百齡遞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轉遞給香山縣駐澳門佐堂縣丞。經蔡保官介紹，張保仔認識了澳門朋友、中醫周飛鴻。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張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門、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兩廣總督百齡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張保仔“福建水師千總”職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隊，同時賞賜他大筆銀兩，讓他為部下在陸上買地建房定居。隨即朝廷命令張保仔率水師到粵西沿海剿滅海盜，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盜”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過程中，張保仔對清廷供出澳門有一個“鴉片窩子”。 兩廣督撫立即在張保仔投降招安後的翌日，發出海捕文告（通緝令），捉拿“澳門華民”蔡保官和紀申官、王扁、朱梅官、紀開鳳、王棧官、王蓄官、吳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運、卓開官、徐秀官等20人，最後只抓獲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脫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據說張保仔在作供後，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暫避風頭。 蔡保官在澳門開設的鴉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樓（現今聖約瑟教區中學對面），是一幢三層葡式洋樓，天台上有一個大涼亭，紅瓦亭頂，十分搶眼。 蔡保官經常邀請朋友在這涼亭下飲茶談事，眺望南灣海景。當時有一位叫劉志鵬的秀才在蔡保官處做師爺，他精通風水術數，曾勸蔡保官不可把鴉片公司設在如此顯眼招搖處，更指味囒樓頂的紅頂涼亭“受風招邪”，定會對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禍臨到。 蔡保官不為所動。據說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緝，生意大敗。[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42頁。 [2]金豐居士：《味囒樓紅瓦招搖受風招邪不利宅主》，載《新報》，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黃巧波：《清末民初時期中山地區禁毒概況》，載《中山日報》，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潘柏泉(又作潘伯荃，占元票廠)、李旭軒(謙源炮竹行)、蔡文軒、張玉波(全益山貨行)、合吉甫(寶衡銀業行)、鄭逸舟(鴻安洋貨行)、黃叔平(源泰昌永義堂)、潘祺初(三井燕梳行)、杜雲軒(行安泰南北行)、虞舜琴(仁興押)、黃昌榮(廣生源藥材行)、劉振晃(祥發號)。

吳梅一，香山三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人。岐關公司創辦人之一。 1928年，鄭芷湘、鄭禮卿、黃昌恆及吳梅一發起成立岐關公司。岐關公司原名是岐關築路行車公司，後簡稱為岐關車路（岐關東路從石岐至拱北關閘）公司。除他們發起外，還有一百多人參加創辦，大多數是當時的軍政界及工商界人士，省級縣級都有。該公司總辦事處原設在石岐，澳門只稱作代辦處，因為它是在國內註冊的。 該公司的集資辦法有兩種，一是投資認股，每股毫銀伍元，另一種是築路收購土地作股，即公路經過的土地，以地價作股。因為當時土地按價太低，曾經有過抗拒收購的事故，但因該公司財雄勢大，抗拒是沒有作用的，結果還是不得不把股票收下。 解放初期，1950年人民政府認為岐關公司是官僚資本，實行接管，收歸國有，該公司絕大部分財產在澳門。最後通過該公司廣大職工把在澳門的全部財產接運過來。接管後該公司改為廣中公司，因當時公司逐步伸展到廣州，而在澳門仍然保留用岐關車路公司名稱。[1] [1]林子英：《岐關公司史略》，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33-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