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元年（1628年2月5日─1629年1月23日）11—12月，澳門有1艘帆船駛抵望加錫貿易，於第二年5月離開。另有2艘澳門船赴馬尼拉貿易。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p. 94—95.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75.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2月21日，菲利浦三世致信葡印總督，囑咐澳門葡人興建城牆和炮台時不要招致華人發怒。Documentos Rern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1, p.149.

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9月底，費爾南•安德拉德船隊抵達廣州城下，葡人船隊在桅杆上升旗，然後船上又鳴放禮炮三響，向對方致敬。當時在廣州城的大員僅布政使吳廷舉。郭棐稱：“佛郎機大舶突入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為名，右布政使兼副使吳廷舉聽之。”吳氏指責葡方三件事違規：第一，無廣州大吏的批准擅入；第二，鳴炮；第三，懸旗或豎長矛。費爾南•安德拉德進行了多次道歉，不久，雙方消除誤解。兩廣總督陳金、三堂總鎮太監寧誠，總兵武定侯郭勳先後回到廣州，並在官衙中聽取葡人代理商的匯報。聽完匯報後，陳金命令葡人使臣“去光孝寺習禮三日”，方肯接見。10月底，在炮聲和號聲中，托梅•皮雷斯和隨行7人著節日盛裝登上廣州石碼頭。然後將使團及隨行人員安排在十八甫蜆子步的懷遠驛下榻，等候北京傳旨接見。費爾南•安德拉德將大使送到驛館後，他也獲得廣東官方給他的一間房屋，方便其出售貨物。他和他的代理商、書記員及其他幾位葡商均上岸經營貿易，而且以最優惠的價格進行。不久，其貨物全部賣完。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69《外志》3《番夷》。《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38頁。陳金，湖廣應城人。兩次擔任兩廣總督。第一次出任兩廣總督在正德元年十二月，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年“以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再至廣東出任兩廣總督(《明武宗實錄》卷20，正德元年十二月戊申，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10《職官表》下)。又《明武宗實錄》卷152，正德十二年八月戊辰及卷155，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丁亥記載，郭勳和陳金在廣東會見葡萄牙使團後不久就離開廣東。光孝寺，在廣州舊城西北，廣州著名佛教古刹，三國時即建為寺，明憲宗時正式定名光孝寺。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4，第194—200頁。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雜論》3稱：“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頭，始引見。總督衙門吩咐：《大明會典》原不載此國，令在驛中安歇，待奏准才可起送。”顧應祥是第一次進入廣州的葡萄牙使團的見證人，其記錄當可信，但他稱葡使團人員“皆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確實費解。(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3《兵器•佛朗機圖說》，四庫全書本《籌海圖編》題為胡宗憲撰，有誤。《籌海圖編》作者原為鄭若曾，天啟年間，胡宗憲之孫胡燈等重校該書時，將“昆山鄭若曾輯”改為“胡宗憲輯議”，並作了某些必要的剜補改動。後人即沿用胡宗憲之名。)我們認為很可能是因為葡使團中有通事5人及許多僕役，這些通事和僕役可能是馬來人，故作“回回打扮”。明政府既將葡人使臣視為“回回”，為什麼又要安排在佛教寺廟習禮？殊不可解。高德勝：《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第138頁。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28《驛傳》稱：懷遠驛，原額館夫8名，事為安養夷人而設，近年番船俱無進貢，亦無番夷在驛安養。前項館夫，欲行裁革，誠恐後有番船到事□□，缺人供應，□存舊額。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5第308—309頁：十八甫蜆子步在廣州舊城西關，甫即鋪。懷遠驛即在蜆子步。洪武三年於浙江、福建、廣東三市舶可設驛館，廣東名懷遠驛。永樂四年，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蕃人。《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8章，第140—141頁。

崇禎十一年（1638年2月14日─1639年2月2日）10月26日，耶穌會著名華人畫師尼閣老•喬萬尼神父高足倪雅谷修士逝世。倪雅穀，字一誠，其教名Jacques Niva。1579年生於日本，其母為日本人，其父為華人。他幼年時在日本天草志岐修院隨尼閣老•喬萬尼學繪畫，甚得乃師真傳。自1601年從日本返回澳門，一直在中國內地及澳門從事教會繪畫事業，直至病逝。葬於聖保祿教堂聖米迦勒壇附近。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第7—9頁。

崇禎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月2日，多明我會會士郭琦（Angelo Cocchi）和托瑪紹•謝拉（Tommasao Serra）一行13人前往中國，途中，謝拉等5人被殺，郭琦及其他同伴則於本日到達福建之福寧州。這應是第一批繞開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多明我會士。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804頁；José Maria, Gonzdles, Histó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1, p. 51.

萬曆五年（1577年1月19日─1578年2月6日）澳門有2艘葡萄牙大黑船赴長崎貿易。G. B. Souza, The Survir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55.

嘉靖十二年(1533年1月25日─1534年1月13日)本年，馬六甲要塞司令保祿•伽瑪(Paulo da Gama)長期與鄰國交戰後，派特使曼努埃爾•郭丁紐(Manuel Godinho)分別與彭亨、北大年締結和約，並對他們說：葡萄牙人再度去中國做生意，並在閩浙沿海發現了50個好過廣州的港口。從這一年開始，葡萄牙商人又開始頻繁往來於中國沿海，一位佚名葡萄牙船長來到廣東舊港碼頭東涌並在此交了關稅，接著，準備給向廣東收稅官員送一隻紅寶石戒指，價值40克魯紮多，還有其他一些首飾，官員不但不收，還下令要懲處他。且言：中國正直官員是不收受賄賂的，尤其不收外國人的賄賂。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e descobrimento e da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Vol. VIII, CHLXVI.Raffaella D'Intino, Inform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 p. 60.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0月26日，澳門致菲利浦三世信稱，當時聖保祿學院有100多名修士及神父。並稱，日本每年從馬六甲海關獲得1000克魯紮多，用於設立一個學院，日本學院可在對日貿易船隊中販運50擔生絲。中國教區則可從馬六甲海關臨時支取2000克魯紮多，而在他們航行所販賣的貨物出售後歸還。還稱，日本和中國教區在澳門有300兩白銀的屋鋪收入，這兩個教會共有8000兩白銀作為資本，投資於對日貿易。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第1函盒，1622年10月26日致菲利浦三世信函。

嘉靖十九年(1540年2月8日─1541年1月26日)11月，法里亞•索薩船隊抵達漳州港，在那裡又遇到從雙嶼返回的5艘葡萄牙大船。據從雙嶼來的葡萄牙人說，那裡有許多越冬的葡萄牙人，還有葡人不斷從馬六甲、巽他(Sunta)、暹羅和北大年來，他們在那裡做生意。費爾南•平托：《遠遊記》第57章，第166─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