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10月29日，北京主教湯士選帶領遣使會士劉思永（Rodrigo da Madre de Deus）、在俗修士戴國恩離開澳門抵達廣州。請求赴京效力。湯士選與劉思永均為天文學家，戴國恩則為畫家。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派遣畫家戴國恩來華時，每年給予其40萬雷阿爾的薪俸，以便他在華定居。隨後，廣東政府委員伴送湯士選、劉思永進京。而戴國恩則不願留在中國而返回澳門，後被議事會押送回里斯本。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本年，《廣東通志》總纂、廣東著名書法家、畫家謝蘭生與其弟謝迢谷遊澳門，寓居普濟禪院，常在院中作畫，院內妙香堂之匾額“妙香”二字，即為蘭生之手筆。王文達：《澳門掌故》，第66頁。

晚清官員。字瞻孔，號卓如。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生於澳門望廈，就讀於望廈趙氏父子的著名私塾，學業優異，1822年（清道光二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任監察御史、刑科給事中、光錄寺少卿等。1836年任順天府尹。1840年林則徐開展禁煙時，曾奏請封關禁海，斷絕一切中外貿易，受到林則徐駁斥；同年被調為福建布政使。1852年回澳門休假時，適值康公廟落成，應邀為該廟撰寫碑記。1856年轉任陝西巡撫。以堵截太平軍有功，1859年署四川總督。次年被奏劾，革職回籍。1862年重新起用。1866年任內閣侍讀學士。工書，善畫。1870年病故。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10月29日，北京主教湯士選帶領遣使會士劉思永（Rodrigo da Madre de Deus）、在俗修士戴國恩離開澳門抵達廣州。請求赴京效力。湯士選與劉思永均為天文學家，戴國恩則為畫家。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派遣畫家戴國恩來華時，每年給予其40萬雷阿爾的薪俸，以便他在華定居。隨後，廣東政府委員伴送湯士選、劉思永進京。而戴國恩則不願留在中國而返回澳門，後被議事會押送回里斯本。《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廣東巡撫孫士毅奏報西洋人湯士選等情願進京效力情形摺》，第431—432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80頁。

清嘉慶元年（1796年2月9日─1797年1月27日）10月，鑄造藝術家若瑟•彼得里瓦（José António Pedeiriva）在澳門鑄造了聖若瑟教堂鐘樓上的兩口鐘。彼得里瓦是葡萄牙布里松人，為著名的鑄造藝術家，為澳門留下了大量的藝術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99頁。

書法、篆刻家。原名瑛，字叔重，別號有寒碧、騷霞、保泰、能齊、珏、律、紅庵、元津、可方、迦陵、厚亞等。廣東南海西樵人。其居室曰“春酒堂”、“煙滸”、“三不以堂”。世居廣州西關，曾、祖、父三代均為清代顯宦。作畫曾師事程竹韻，後專事書法篆刻。1923年移居香港，並與澳門藝術界人士相交。抗戰後回廣州，1952年又經澳門返回香港，頻密往來澳門、香港之間，積極參與澳門書畫藝術活動，影響甚廣。其篆刻嘗從葉退庵游，出入周秦、兩漢，尤以六朝文字入印，頗獲時譽。50歲前後，改弦學黃士陵，刀法為之一變，剛勁從容。晚年尤以善刻橄欖核、桃核印。其邊款流麗遒勁，豐神飄逸。平生孤高兀傲，好飲而狂放；不接件，不談潤例，亦不謀工作。1969年病逝於香港。有《羅叔重書畫集》、《篆刻心法》、《煙滸印稿》、《寒碧詞》等近十種著作問世。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畫家。名強（彊），號糖齋，晚年患目疾，號眇叟，書齋名“可叵居”、“意在斯樓”等。廣東番禺人。八歲從舅祖溫其球學畫，13歲從劉慶崧學篆刻。後獲睹黃士陵留在其表叔處的200多份印稿、墨蹟，故能邊學邊悟，領略“黟山派”遺風。18歲在日本藝術學校讀實用美術，苦待三年未能入讀工科基礎課程，於是返國潛心篆刻藝術。1921年前後到北平（今北京），曾為梅蘭芳作舞台佈景，並在琉璃廠掛牌訂潤刻印，後被聘為負責全國官印製作的印鑄局技師。香港淪陷後移居澳門，與蟄居此地的高劍父、楊善深等，出入竹林寺，1941年在米糙街的寶如茶樓曾辦個人書畫展。抗戰勝利後返回香港。50年代初在香港與陳湛銓合辦“經緯書院”，主講中國文學及藝術。又在聯合書院與香港大學校外課程講授篆刻，首開風氣，並曾足履澳門，為人刻石。1983年病逝於香港。他精擅書法篆刻，印風妥貼、自然，在嶺南、港、澳、台及日本等地頗負盛譽，使黃士陵一派在港扎下深根。

晚清官員。字瞻孔，號卓如。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生於澳門望廈，就讀於望廈趙氏父子的著名私塾，學業優異，1822年（清道光二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任監察御史、刑科給事中、光錄寺少卿等。1836年任順天府尹。1840年林則徐開展禁煙時，曾奏請封關禁海，斷絕一切中外貿易，受到林則徐駁斥；同年被調為福建布政使。1852年回澳門休假時，適值康公廟落成，應邀為該廟撰寫碑記。1856年轉任陝西巡撫。以堵截太平軍有功，1859年署四川總督。次年被奏劾，革職回籍。1862年重新起用。1866年任內閣侍讀學士。工書，善畫。1870年病故。

鮑慶春，香山山場（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澳門書畫家。 現今，珠海石溪公園（香山驛站）石溪摩崖石刻群中，保存有鮑慶春的七律《石溪詩》一首，文字為行草直書，大小為95釐米×58釐米。 現錄鮑慶春的詩一首： 《石溪詩》[1] 蘭亭作自右軍先[2]，今亦蘭亭仿古賢。[3] 天為名山留柱石，人來幽洞聽琴泉。 煙霞共賞胸懷暢，詞賦多歆翰墨傳。 景物曠觀開眼界，應知福地有神仙。 [1]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第128頁。 [2]右軍：王羲之，東晉書法家，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 [3]仿古賢：仿效王羲之蘭亭聚會盛舉。

萬曆十九年（1591年1月25日─1592年2月12日）12月，戲劇家湯顯祖因貶官去雷州徐聞途經澳門，見到了許多“碧眼愁胡”的外國商人和漂亮的葡萄牙姑娘，還參觀了“番鬼”們建造的“多寶寺”（即天主之母教堂）。後來在創作《牡丹亭》時，還將其在澳門所見所聞記入劇情之中。遊澳期間，他還寫下了三篇吟詠澳門的著名詩篇，為中國文人最早在澳門創作的文學作品。其一為《聽香山譯者》：“占城十日過交欄，十二帆飛看溜還。握栗定留三佛國，采香長傍九州山。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盡頭西海新生月，口出東林倒掛香。”其二為《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不絕如絲戲海龍，大魚春漲吐芙蓉。幹金一片渾閑事，願得為雲護九重。”其三為《香嶴逢賈胡》：“不住田園不樹桑，婀娜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這三首詩真實地反映了葡萄牙人寓居澳門以後，以澳門為中轉站的海上貿易的繁榮，葡商的富裕，以及萬曆皇帝為求龍涎香在香山設立“驗香所”收購葡人龍涎香的情況，詩人對澳門土生葡人少女美麗的讚揚，對葡萄牙富商奢華氣度的讚賞，為中葡文學交往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傳世佳句。徐朔方解此句之“吐芙蓉”，為阿芙蓉，即鴉片，從而推論當時葡萄牙人已販賣鴉片。（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卷11《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第427頁。）筆者亦受其影響，曾將此處之“芙蓉”解釋為“阿芙蓉（即鴉片）”（見《明清士大夫與澳門》之《湯顯祖與澳門》，第75頁）。此處之“芙蓉”二字可見明人葉診之記錄：“龍涎之為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者，和香焚之，則香之翠煙裊空不散。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魚食亦有兩種，海旁有花似木芙蓉，春夏間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咽入，久即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此當即湯顯祖“大魚春漲吐芙蓉”之出處也（參見葉鉁：《明紀遺編》卷2《諸番朝貢大略》）。可知，此處之“芙蓉”並非“阿芙蓉”，而是指龍涎香。此處“香嶴”並非“香山嶴”之省稱，應為“香料之嶴”意。澳門開埠後，大宗香料運抵澳門，龍涎香、龍腦香、龍舌香、迦南香、檀香、降香、速香、乳香等，形形色色，無一不有，澳門成為海外諸國對中國販賣香料的集散地。明朝宮廷及上流社會達官貴人也紛紛派人來澳門求購名貴香料，澳門成為名副其實的“香之城”，故湯顯祖稱其為“香嶴”，除湯氏稱澳門為香嶴外，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2顯宗十一年七月乙丑條：問：“香山島今屬何省？”答曰：“香嶴乃廣東海外之大山，青黎國之鄰界。”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11《聽香山譯者》、《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香嶴逢賈胡》。及湯顯祖：《牡丹亭》第21出《謁遇》；另參見湯開建：《湯顯祖與澳門》，載《明清士大夫與澳門》，第68—85頁。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10月29日，北京主教湯士選帶領遣使會士劉思永（Rodrigo da Madre de Deus）、在俗修士戴國恩離開澳門抵達廣州。請求赴京效力。湯士選與劉思永均為天文學家，戴國恩則為畫家。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派遣畫家戴國恩來華時，每年給予其40萬雷阿爾的薪俸，以便他在華定居。隨後，廣東政府委員伴送湯士選、劉思永進京。而戴國恩則不願留在中國而返回澳門，後被議事會押送回里斯本。

篆刻、竹刻家。原名漢平，自號雲齋。原籍廣東順德。初從鄧青山學習刻章技藝，藝成執業於廣西梧州，名噪一時；後在廣州、中山石岐開業，以“雲齋”為名，為人篆刻圖章。深慕余仲嘉的竹刻，苦學潛修，盡得其遺韻，所以其竹刻遙承嘉興一脈。20世紀50年代末移居澳門，在草堆街治印，為適合市面需求，多作膠、木、牙、角、石之間章及石牌銅像。其夫人蔡玉英，七子三女俱能奏刀，一門風雅，蜚聲省港澳。竹刻作品多是陽文留青，刻工精絕，與不少著名畫人相交甚深。竹刻一門，非同好者不刻，雖重金相求，必為婉拒。代表作有精刻趙少昂繪蟬二件、趙少昂母親及其本人大理石座；羅叔重、鄧芬及馮康侯書法三件；張大千竹檀木紙鎮，鄧芬、沈葦窗、王石舟的竹刀；楊善深、司徒奇的紙鎮；黎心齋的竹扇骨等。1989年於澳門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