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9月29日，有大西洋船一艘來澳，因該船淺小，向在本國附近埠頭貿易，因遭風漂來澳門，該船難以回國，遂賣與澳商，頂補第十四號額船營生。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為了進一步加強對澳門及廣州貿易的管理，廣東政府於本年頒布有關條例：一、各國夷船到粵，內有應進澳門之貨，准其由該船灣泊處所，用舢板起運入澳，不准人船駛入澳海。運畢或有貨尚需進埔，或應回國，即便揚帆，不得久泊零丁、金星門、沙瀝、鷄頸、潭仔、磨刀各洋面，滋生事端。後有來者，照此辦理。倘有應進不進，不應進而進，意圖走私漏稅，均應責成西洋呞咑頭人出具切實擔保不滋各弊甘結，呈送存據。二、各夷船到粵，所載貨物應進埔者，進埔納餉，不准夾帶私貨入口；應進澳者，進澳輸稅，不得夾帶疋頭等物，以杜透漏走私之弊。三、進澳之貨，盡歸議事會經理，倘有唐人私開窯口，天朝文武官嚴行拿辦。四、貨物既經該呞咑辦理，須要妥為照料，爾國夷人如有買私走漏，或互相爭競生事，應責成該夷日按夷律懲辦。五、天朝文武官體恤該夷窮苦，不收陋規，爾等更不得透漏稅餉幹咎。六、貨物入澳，准由澳門碼頭起上議事會，至出貨之時，納清稅餉，應由媽閣關口而出，以便稽查，不得用夷船下載出該夷呞咑碼頭，任聽黑奴等包送走私。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5月13日，在巴西的葡萄牙王室在里約熱內盧頒布敕令，批准澳門同巴西各港口的自由貿易。敕令全文如下：鑒於地處中國的澳門市議事會諸官員和其他市民們的功績，不僅派一艘船來本港（里約熱內盧）慶賀我順利抵達該州所表現出的忠貞，更由於他們努力挫敗了企圖進犯那塊殖民地的海盜，以及對我的印度各州首府給予的金錢援助，為促進該市之繁榮起見，我決定豁免所有屬於我的葡萄牙臣民或由其支付費用的本國船隻從中國直接出口到本州各港口的商品和物品到達巴西的進口關稅；同樣，准其海上貿易獨立於果阿，但必須每年向那里派去交通船以便與宗主國聯系。財政委員會應照此辦理，並發出所需之批示著令執行。

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澳門進口鴉片2992箱。澳門海關稅總收入63242兩，其中鴉片稅為47872兩。

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2月4日，葡萄牙攝政王頒布特許狀：“朕自決定，凡是來自中國的貨物進入巴西海關，只要是再出口到本國其他各個港口，而凡是屬於葡萄牙臣民的貨物並在本國船隻上運輸者，一律免稅，不再受制於果阿。但是每年必須向那里派遣一艘定期船隻，以運送同宗主國之間的信件。”6月2日又有一封詔書解釋免稅的問題：“這一規定只適用於居住在那個殖民地（澳門）臣民的貨物，而且船隻必須是朕在亞洲的領地船塢建造的。”葡萄牙通過規定企圖進一步發展在遠東尤其是在達曼的造船事業。1808年，澳門的商船都是完全在孟加拉製造的。通過1811年2月4日的特許狀，新的葡萄牙殖民政策得以擴大，同時確定對中國（澳門）開放：“朕決定，通過廣泛的特許來允許朕之臣民從事同在葡屬印度沿海、中國各港口、好望角的我國及外國的海灣、河流、島嶼、港口及葡萄牙、巴西、亞速爾、馬德拉、佛得角、西非沿海港口及其周圍屬於本王室的島嶼自由貿易航行。取消一年多來阻礙貿易繁榮的限制。”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6月11日，澳門第五號船主尼阿古·西離華（Niagu Silva）開往小呂宋貿易，所載貨物內有白鉛100擔。這些白鉛，並非前往佛山采買，系嘉慶十三年（1808）三月間第二號商船往哥斯達貿易，置買存留在澳，未經載運出洋。此號船出洋時，該夷家人冒昧搭運出洋，並非違例購買。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澳門進口鴉片2381箱。澳門海關稅總收入88825兩，其中鴉片稅為38096兩。

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5—6月，小呂宋船二艘分別在5月、6月回帆進口，照例頂額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