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7月15日，中文报纸《大众报》创刊。由陈天心创办并兼任首任社长。因经费短绌，为节省开支，报社同陈少伟创办的《朝阳日报》共用社址，设于营地大街104号。抗日战争期间，《大众报》与澳门四界救灾会合作，以义卖、劝捐等形式支持国内抗战工作。1946年，陈天心举家返回广州，赞助人曾枝西也无暇兼顾，报社遂于1947年春暂时停刊。1948年初，资深报人蔡凌霜由香港到澳门主持《大众报》复刊并兼任第二任社长。

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11月8日，《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创刊。该报又译作《广州纪事报》、《广州志乘》，由著名鸦片走私商人马地臣创办，1831年转到爱尔兰籍英商阿尔图·基廷（Arthur S.Keating）名下，是第一份在华英文报纸。报纸报导外商活动和当地新闻，鼓吹自由贸易，是在华英国散商的喉舌。其第一任编辑是美国人威廉·伍德，后因伍德与马地臣意见发生分歧，由英国人约翰·斯雷德（John Slade）接任编辑，马礼逊、马儒翰、德庇时以及郭实猎等人是报纸的重要撰稿人。报纸初为半月刊，内容包括纪录报和行情表两部分；1834年1月7日开始改为周报，行情表退居较次要的地位，不再每期刊登。由于澳门为在华英商的居留地， 每年3─8月在澳门出版，9月至翌年2月在广州出版，其在澳门的社址是澳门白马行街1号的麦格尼克洋行（Magniac ＆Co.）。1839年报社迁到澳门，1843年报社迁往香港，改称《香港纪录报》。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10月15日，新文学杂志《小齿轮》在澳门出版。这个刊物由一位双腿瘫痪的作家鲁衡主编。鲁衡其时属于港澳左翼文艺组织群力学社的主力成员。该学社希望合“群力”从事文化工作，而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印行《小齿轮》。《小齿轮》深受当时文学中心上海的影响，反映澳门文坛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左倾思潮是一致的。同日，该刊创刊号发表冯骚的散文《舱中之夜》，这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一篇与澳门有关的散文。

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9月l2日，澳门创办了取消海外省办报禁令后在澳门出现的第一张报纸《中国之蜂》，本日出版第1期。该报宗旨鼓吹立宪派各项主张，大胆地抨击反对派，成为新政权的喉舌。该报创刊者为立宪派领袖巴波沙中校，出版者为多明我会修士贡萨洛·阿马兰特（António de S. Gonçalo de Amarante）。报纸由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协助印刷，每逢周四出版，每期4页，每页双栏。其第l期社论全文如下：受澳门议事会的委托，我们认为，本报编辑的职责，就是真实全面的将上个月19日澳门居民聚集在自由亭周围，推翻了忍受多年的专制统治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告诉读者，尽管此项任务非我们力量所能及，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同时我们也渴望尽绵薄之力，来赞扬这一终结了独裁统治、巩固了澳门民众权利与义务、并在公众的欢呼声和喜悦之情中，按照澳门全体公民的愿望成立了临时政府的壮举。而这个政府，在它成立后短短的时间里，通过它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忱以及为国家谋利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自己。永远忠于尊贵的国家的人民，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们的热情在这一事件中充分说明，对祖国的爱和无畏的勇气，并不只是表现在战场上——于炮火声中挥剑冲杀，力挫顽敌；在和平年代，他们同样随处可见，并为我们的英雄带来常青的桂冠。那一天，澳门人民表现出来的和平、安宁和良好的秩序，将成为一座永恒的丰碑，世代传颂。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而政府却固执地、甚至使用对葡国人来说不仅是不当简直是卑鄙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引发这一事件的）主要的原因。因而，公众曾多次向市政府上书，指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政府，筑起一道堤坝，以阻挡危害商业活动的罪恶的洪流，以阻止那即将到来的独裁统治。而现实中的一切却是这样：一个作为危害本城商业活动从而危害整个城市的罪恶根源的权力机关仍然被保留着。如果这种状况像往常那样继续下去的话，人们所预见的只是一个充满著不幸结果的悲惨的未来。我们不惮多余地认为，在其他国家，工业、农业是支柱产业和带来财富的基础；但是在澳门，却完全不是这样。商业构成了这个葡萄牙王国的小小一部分存在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个权力机关的无力，本城的贸易日趋衰落。他们容忍和允许外国船只满载走私的货物进出本市的港口，从而使本市的商人和本国的商品遭受损失。本国的商人在贸易活动中无利可图，而外国商人却大获其利。以上种种激起了民众的义愤，迫使他们在上个月的17日最后一次上书，并于18日从他们中推选出三名代表进行请愿。最后终于使全民大会在19日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举行全民选举，选出了未来政府的成员，而原来的那个权力机构将被公众的表决排除在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有关我们的祖国实行立宪的消息传达到澳门时引起的不安，如果我们回忆起有人曾试图盗窃那些从里斯本来的公开的文件，如果我们观察到那些真正的爱国者所遭到的无礼的斥责与威胁，如果我们指出接受立宪制度是对政府成员的刺激，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以上的事件，我们就会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最终向公众表示接受立宪制度，只不过是在特定环境下的权宜之计，决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表现。我们用不着将现政府成立时发生的种种事件逐一进行讨论，只需将以下几次会议记录刊登在报纸上，就足以使我们的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了。而读者读过这些会议记录并深入思考之后，就可以对我们所反映的这些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了。相信大家知道，我们再也不会因贿赂和逢迎出卖我们的笔了。另外，处于良好的愿望，我们将从法律的角度向大家提供专家分析，以此来为那些不知情的人释疑解惑，并回答另一些人对我们的连续不断的攻击。同时，我们还要向我们的同胞介绍澳门人民在动摇强权统治的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以及刚刚成立的明智的临时政府的忠诚和它的政务活动；向澳门人民说明他们具体的权利与义务；最后还要指出这座城市渴望得到的种种改善。这些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同样不会忽略国内外发生的有关葡萄牙的新闻。此外我们恳求同胞们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们，并希望你们中的饱学之士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减轻我们的负担。《中国之蜂》在澳门的出现，当然首先是由于1821年葡萄牙新政府解除了1737年的禁止海外出版书报法令和自1768年开始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通过了新闻自由法案。然而，真正导致《中国之蜂》在澳门出版的原因，主要是在澳门日益强大的葡萄牙本土政治力量和澳门土生葡人对自治诉求之间的斗争。于是，《中国之蜂》从创刊开始，便站在居澳葡人的角度，为葡萄牙的立宪革命胜利而呐喊，为在总督手中夺回权力而欢呼，并以立宪派机关报和立宪派政府公报自居，又同时以保皇派为攻击和报复的对象。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9月1日，葡文报纸《澳门日报》(Diário de Macau)问世，副题为《新闻、文学及历史普及期刊》(Jornal Noticioso, Literário e de Divulgação Histórica)。它是澳门出版的第一份葡文日报，每星期逢周一和周六不出版，至11月29日停刊，共出版65期。创办人为克莱雅．门德斯(Correia Mendes)、安东尼奥．沙明度神父和史学家白乐嘉，其中沙明度神父担任社长。该报始终坚持不问政治的原则，然而由于另一位办报人路加士(Lucas)收取政治选举候选人的资助，一定要在报纸中加入政治内容，于是三位创办人随即宣布退出。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9月，葡文月刊《爆竹》(O Petardo)在香港创办，土生葡人伊西多罗．科斯塔(Isidoro Maria da Costa)担任主编，编辑部设在澳门，并于香港都爹利街(Duddel Street)3号印刷。该报以抨击澳督巴波沙及其领导的政府为目的，为避免政治上的麻烦，故设在香港印刷出版。但最终还是因该报的反政府性质，香港警方1929年9月对《爆竹》刊物进行调查，后将调查结果通报葡萄牙驻港领事。科斯塔在威胁之下不得不于该月停止出版该报，但继续在香港英文《中国事实报》(China Truth)上抨击巴波沙总督，企图推翻澳门政府，并使葡萄牙在外国人面前威信扫地。12月，香港警员突然搜查科斯塔住所，查封了他与其他人相互串联的一批信件。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11月，中文报纸《朝阳日报》创刊。创办人陈少伟兼任社长，编辑为蔡凌霜。该报系爱国进步的民办报纸，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副刊与连环漫画颇具特色，成为澳门青年文字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园地，在澳门地区颇负盛名。该报初以炉石塘街承印商号阁楼为社址，后于1933年迁往营地大街104号，同《大众报》共用社址，直至1939年停办。30年代前中期，澳门人口不多，工商业落后，居民生活水准低，该报广告收入少，连续多年入不敷出，经营甚感困难。后获体育界人士麦荆雷及曾枝西女士大力支持，并采取与《大众报》合作经营的方式才得以继续出版。抗战爆发后，该报与 《大众报》成为澳门民众办报的两面爱国旗帜，为抗日救亡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本年，中文报纸《平民报》、《民生报》创刊，并首次接受澳门政府资助。《平民报》由马普全先生创刊，《民生报》由马宝金先生创办，督印人文非一。两报社址均在澳门新马路24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报与《澳门时报》同在一处印刷。由于编辑人员少，新闻、电讯大致相同，只是广告及副刊内容各有不同，故销售量持续低迷，至30年代末期停办。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6月3日，澳门华人陈峰海特意在清平戏院举行华文报纸《澳门商报》揭幕礼，警察厅长阿尔杜．贾巴素为之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