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2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第二次护法运动爆发，并派其子孙科为特派员，在澳门鹅眉街10号设立办事处，继续策动护法斗争，号召在粤海陆军起义响应，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该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筹款，购买军火，联络同志。鹅眉街10号是一幢3层的葡式洋楼，是孙中山的老友弗兰西斯科．飞南第的物业，他无偿借给孙中山使用作为中国国民党澳门办事处。1923年，孙科离澳，此宅归还飞南第。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1月10日，新工务公共工程司司长奥古斯托．地厘古 (Adriano Augusto Trigo)工程师抵澳履新。他为澳门城市饮用水的勘测、汲取、储存及供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曹善允，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香港律师，社会政治家、活动家，绅商。曹有之子。 父亲曹有是澳门富商，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国国籍，1880年，曹有获得葡皇钦赐维索萨庄园圣母无原罪勋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为首位被葡国册封为骑士的华人；获得清廷钦赐二品衔及赏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后，澳门生意由长子曹善业接手打理。曹善业与父亲一样，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不错，官至四品，后因经营不善，官司不断，大部分产业被政府没收。曹家淡出澳门，后人陆续迁往香港发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学习国学。1886年，得到父亲好友兼同乡香港殷富韦宝珊的赞助，他游历英国。同年秋，他考入英格兰切尔滕纳姆学院，修读法律；1890年毕业后，最初在伦敦一所律师楼实习。1896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英格兰及威尔士最高法院认可，成为执业律师。1897年，他选择返港发展，同年7月3日获得香港最高法院认可为执业律师。他自己创办“曹善允律师楼”，独力经营律师业务，成为香港开埠早年少有的华人执业律师。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师的英国律师学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师楼遂易名为“曹善允学洵律师楼”（Messrs. Ts’o & Hodgson），成为当时香港一所著名律师楼。同时，他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启爵士和区德锐意在九龙寨城对开的九龙湾，填海建造类似英式“花园城市”的高尚住宅区，两人以自己的名字创立启德营业有限公司，与何启关系友好的善允应邀加入董事局。该公司董事局全由华人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寿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枢等绅商。 1910年，何启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龙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启德公司成立后，填海计划遭遇重重困难。何启因投资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区德等人接济。1912年起，除代何启缴交办公室租金外，善允义务出资为他雇请一名文员。1914年，何启病逝后，善允和区德等各自出资750港元，办理殓葬何启事宜和接济何家人。之后，善允继续主持填海计划，并成功争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计划，分三期的启德填海计划于1916年正式展开，启德公司完成前两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却无疾而终。 1929-1937年，善允担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并担任洁净局议员、团防局绅、香港大学校董、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成为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办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 1903年，善允出任雅丽氏纪念医院财务董事，先后参与筹办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的产科医院和护士学校，并促成另一所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的创立。1922年，善允和雅丽氏纪念医院的欧海伦医生在西区创建赞育医院，后来转交政府管理，成为香港第一所公立产科医院。因他在雅丽氏纪念医院服务的成绩，香港政府邀请他加入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为华人公共医疗服务的发展出谋献策。[1][2] 1915年，港岛西区爆发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张政府为该区华人接种牛痘，并亲自到社区劝导市民种痘。数月之间，三十多万华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3] 善允积极参与香港公共事务，深知华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出国留学，不但长途跋涉，学费高昂，容易与华人社会脱节，大力提倡在香港兴办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启爵士和善允为首的八位华商，连署上书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学的学校，专门招收华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获得由英国来港的圣公会班纳牧师热心协助。在善允等人呼吁下，香港华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为创校经费，最终促成圣士提反男校（今圣士提反书院）1903年在西营盘创校。圣士提反男校是当时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伦注册的学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辖。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拨地在赤柱兴建新校舍，善允作为校董兼创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获邀在新校动土仪式上致辞。之后，善允和何启进一步提出构思兴办一所兼收男女学童的小学暨幼稚园，获得各界响应。1904年，该校草创于卑利士道，1905年迁到坚道，并交由圣公会营办，1906年正名为圣士提反女校（今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后又开设中学部。1918年，坚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坏，学校被迫暂迁往巴丙顿道，1922年迁往列堤顿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顿道新校舍主楼举行奠基礼，适值访港的皇储威尔士太子爱德华主礼，并由善允和圣公会副主教班纳致以谢辞。1926年，圣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会，善允当选为校董之一。 通过与好友何启的关系，1914年善允被委任为圣保罗男校（今圣保罗书院）校董，同年校舍扩建，校方委任他为筹款委员会秘书。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获邀出任筹款委员会委员。1925年，善允和周寿臣、罗旭和、李右泉及冯平山等绅商倡建一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西式中学，促成官立汉文学校于1926年成立。官立汉文学校是香港首间官立中文学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学。1916年，善允在着手发展启德滨时，有感于九龙城地区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学的机会，积极筹款兴学。1920年，启德公司创办人区德病逝后，留下遗嘱馈赠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龙办学。不久，善允成功游说太古洋行买办莫干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够资金筹办学校。在得到圣保罗男校校长史超域牧师协助下，1926年在启德滨创校，初期租用伍朝枢的物业作为校址。为纪念区德（泽民）和莫干生两人对创校的贡献，学校取名为民生书院；而善允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1939年，民生书院复迁到九龙塘东宝庭道继续办学。[1][2]1920年，香港政府设立教育委员会，为教育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善允被委为成员，一直连任20年。1951年，他以83岁高龄出任香港大学终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终年85岁。 曹善允的妻子陈桂卿于1947年12月11日，因热心公益事业，获港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儿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儿曹慧姬、曹丽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热衷体操和体育运动，入读切尔滕纳姆书院时，代表校方参与足球比赛；晚年时，他热爱麻将、读书，尤其喜欢中国文学。曹善允及儿子曹峻安从1920-1939年、1939-1957年担任后备警队荣誉总监。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辅助警察队总监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载“读秀＂网，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4]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郑卓，原名郑卓轩，香山三乡桥头（今属中山市三乡镇桥头村）人。兴中会会员、孙中山侍卫。 孙中山为他改名郑卓，人称德叔，早年参加三合会。1897年，郑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在澳门草堆街孙中山创办的中西药局当搬运工。后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药局交与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为革命党人常集会之所。 郑一方面做运货，一方面担任交通传讯。郑与孙昌是好朋友，常得机会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见郑身体好、功夫好，通晓英文、法文，又会开汽车和轮船，就留在身边做侍卫，后郑当上侍从武官。在广西镇南关起义时，郑担任司令部副官，负责掌管粮食。孙中山派郑向马君武学制炸药。1913年，他随孙中山南下，巡视南方各省督办铁路，后随孙中山赴美国三藩市、西雅图、洛杉矶和加拿大温哥华、法国巴黎、日本等地。1918年，郑担任广三铁路机务段长，一年多后，回到孙中山身边当侍从武官。1923年8月，郑被委任为大本营巩固军副官长；1925年1月被委任为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财政部总务处缉私课课长，1931年任中山县公安局局长，后任岐关车路公司副经理等职。后来，郑定居澳门。[2] 1982年6月，应江门政协之邀，郑撰写《孙中山先生在江门轶事》一文。1908年，郑、卢怡若等五人护卫孙中山，都带有手枪和炸弹。孙中山乔装为郎中，化名姓徐。时值农历正月十五，茶庵寺进香人多，孙中山等推迟到正月十七日到达茶庵寺，在一间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布下哨岗。刚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发现山下来了一队清兵。一向很镇定的孙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进行，难道走漏了消息？当时郑等采取紧急措施，陈少白、刘义、黄顺护卫孙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带路，走上茶庵寺后山茂林深竹中一条小路，绕到海边去。在那里有小船可以过渡，必要时从水路撤退。卢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郑装作茶庵寺的“后生”，下山探听消息。郑赶到山腰，发现数十个清兵护拥著几顶轿正上山。轿子里坐的都是女眷。郑根据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经验，清兵出动围捕党人，决不会带女眷。郑立即将消息飞报回去。事后，据茶庵寺的和尚向进香的女眷和清兵打听，才知这是一场误会。原来当时江门商业发达，与香港有火船往来，成为水陆交通要道，所以有一营清朝陆军驻守。营长当时叫“管带”。另外，在江门堵头山有个炮台，炮台台长是外省人，与陆军营管带、两家女眷都有往来，这两位“官太太”听说茶庵寺香火很旺，决定前来参神，认为正月十五人多，选定正月十七才来。因茶庵寺在山区，她们的丈夫恐怕有“山贼”，多派护兵保护。 孙中山、陈少白、刘义、黄顺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陈宜禧派他的侄子陈忠堂到茶庵寺来迎接孙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郑在澳门举行102岁寿宴会；后与女儿一家同住。 1988年，郑在石岐苏华赞医院逝世，终年104岁。[1] [1]中山市外事侨务局、中山市港澳事务局：《中山市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页。 [2]《郑卓》，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门政协：《江门文史资料》（第8辑），江门：江门政协，1982，第1-3页。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南村人。翻译家、文化名人。 若茗学生时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欧洲数国从事反帝救国运动；在荷兰、比利时，他担任反帝大同盟书记。 在巴黎，若茗参加编辑出版《救国时报》，宣传反帝救国。1938年，他与妻子张悟真回国。若茗通晓八种语言，长期在中共机关、报刊，从事外事、新闻、翻译等工作。 若茗先后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委会委员；1939年，在延安担任《新中华报》总编辑，兼任中央出版委员会委员、《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国组组长、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外事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凉山主持召开《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调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张映吾、若茗、王楫、杨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茗历任武汉外事处处长及党组书记、华东分局外事委员会副主席、广东外事处处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宝安县委书记。[1] 1952年7月25日，“关闸事件”发生当天，中共进行“闭关”，切断内地粮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资的运送，一时间，澳门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当时，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答复说，公司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联系。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厅里来回踱步，罗保在他身边陪着，整个客厅被一股压抑的气氛所笼罩。突然，澳督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当天深夜，罗保找到澳门商会有关负责人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马万祺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澳葡当局的态度。 随后，饶彰风将澳葡当局的意思告诉叶剑英，叶剑英随即召开会议商讨，由于中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葡当局直接接触，所以最后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达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从石岐奔赴拱北关闸。同时，澳葡代表与何贤、马万祺也通过关闸准备开始事件后中葡双方的第一次谈判。经过15次谈判，8月23日，澳葡当局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澳葡方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43720300元（旧币）。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得到和平解决。[3] 1959年6月，深圳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原广东省外办主任、当时下放到宝安县任县委书记的若茗担任总指挥，宝安县统战部部长兼深圳镇委书记马志民任第一副总指挥。当时26岁的林辉煌负责水库的技术，担任宝安县水电局副局长。[4] 1960年1月3日，苏联海洋生物学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宝安县参观海水养殖场等地，时任县委书记若茗、县长吉凤亭在铁路贵宾室接见了他们。[5] 1960年11月15日，宝安县政府代表若茗与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签署了供水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次年，深圳水库的水输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毛泽东选集》编译组工作；1962年，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残。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编译局办公室内去世，年仅57岁。 1979年后，中共中央为曹若茗平反昭雪，并召开追悼会。[1] 曹若茗与张悟真生育儿子曹依吾、曹立吾。 张悟真（1901-1997）是湖南浏阳人，画家；1925年，毕业于长沙衡粹女校图画科；1925-1932年在印尼华侨学校任美术教员；1932-1936年，她留学法国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期间参加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和反帝大同盟；与曹若茗结婚。 1936年冬，张悟真参加巴黎《中国救国时报》工作；1938年回国任《新华日报》美术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从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1950-1954年，在汉口、广州从事外事工作；1954年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对外联络部副主任；1965年被评为全国妇女模范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页。 [2]陈家鹦、周立军：《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载《人民政协报》，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发关闸血战澳葡赔款四亿元》，载“大洋新闻＂网，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饱经水荒苦宝安纾解燃眉急》，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载“深圳市宝安档案馆＂网，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张悟真》，载“读秀＂网，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陈鹏超，乳名立，字卓平，号遇宗，生于台山县冲萋六村大乎里（今属台山市斗山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者、民国政要、革命诗人、爱国实业家。[1][2] 父亲在新加坡十字街经商，开设陈泗隆号杂货店。鹏超八岁时，随母赴新加坡，后随叔叔回国读书，先后在六村鳖峰书院、广海书院、台城宁阳书院等接受赵宗坛、赵鲁庵等13位塾师的指点。他学文习武，学业不断长进，喜舞双刀；又擅诗词，有儒侠之风。受到赵鲁庵维新思想的影响，他从小树立献身社会、爱国爱乡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参加清政府补行的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高中第35名举人。赴考前，鹏超在友人处看到了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一文，深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气学识所折服，产生追随孙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鹏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务活动中与同盟会员多有接触，思想上倾向于革命。次年，适值孙中山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来到新加坡，鹏超即请同盟会员卢礼明引见，并由卢礼明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鹏超宣誓加入同盟会。 鹏超入会后，四处奔波为革命筹款，多次以陈泗隆号的名义把款汇回国内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将新加坡陈泗隆号与香港公慎隆号合股经营，自己完全摆脱商务，住在澳门荷兰园，专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鹏超以副会长兼秘书的身份，协助林君复，代替谢英伯主持澳门同盟分会活动，并成立“濠镜阅书报社”，作为同盟分会活动的公开场所，宣传反清革命，发展会员，筹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鹏超回台山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逃到香港后，他与李天德等人创办《民生丛报》。他一边任编辑，一边为3月29日的广州起义筹款；期间著有《组织澳门同盟分会》、《组织澳门阅报社》等重要诗作。[1] 广州起义失败后，鹏超回到澳门，与林君复、莫纪彭、何振等人几经努力，策动前山清廷新军起义。起义成功后，经过整编，鹏超任参谋，随军开进广州。后来武昌起义成功，广州光复，鹏超所在队伍编成北伐军参加北伐。他不赞成北伐，认为“民国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马事农街”，主张“欲复长江北，先安五岭南”。当北伐军开拨时，他留下来担任省临时议会议员和都督府枢密部参议。 1912年3月，鹏超被胡汉民委派为茂名县知事兼会办高州军务。茂名是高州首县，当时无人主持县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乱。鹏超到任后，召开县议会，筹议地方上兴革事宜；组织法庭，审理民间刑事诉讼案件；筹划高州至水东的公路；禁烟禁赌；复设县城及四乡的警察，维护地方治安；多次带兵督战，剿匪锄奸。从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鹏超辞去茂名知事一职，改任两阳绥靖处督办。当时，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莫测，袁世凯派兵南下，龙济光在广州大肆搜捕，通缉革命党人。鹏超逃亡于港澳与新加坡之间，仍竭力为讨袁驱龙筹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经叶夏声介绍，许崇智主盟，鹏超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起，鹏超在澳门设帐授徒；著有《濠镜讲学》等诗。他成为澳门文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革命诗人，其作品以宣杨革命精神为主题，风格以明快浅白见称。[1]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期间，鹏超受孙中山派遣前往南洋与邓泽如一起，经营军事内围公债，为革命筹饷，历时一个月，得款三万余元。几年逃亡生活中，鹏超耳闻目睹一些政客及军阀中的黑暗，深感悲愤；他力劝孙中山调离陈炯明的意见不被接纳，对革命前途产生疑虑。之后，鹏超立意从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退出，回到故乡致力于地方治安和公益事业。 1918年春，鹏超受家乡绅耆联名之邀，回到六村组建团防公所，抗拒土匪。鹏超仿兵营制招募壮丁120人，编为六村团军，自己担任团务监督。他一方面向海外华侨募款，不断更新六村团军的武器装备和通信设备；另一方面开办军官讲习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陆军速成科的形式进行培训，提高官兵的素质。1924年，他出任台山县下三都筹防局局长，致力于发展地方武装，维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鹏超向六村自治会提出筹建太和医院的倡议和计划，得到赞同。他吸取筹建太和学校失败的教训，立即撰写印发《创建六村太和医院劝捐序》，在海内外华侨、侨眷中广为宣传，大造舆论；同时成立九人组成的筹备机构进行工作，他自任筹款专员，负责全面联系。他一边为筹建医院做准备，一边到香港招股，创办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为之后发展实业打下基础。 1928年元旦，鹏超见筹款时机成熟，乘坐“昃臣总统号”轮船从香港出发，经吴淞口、神户、横滨，渡过太平洋，直抵美国金门，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动。回港后，他又与陈孔森继续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万多元。回乡后，成立太和医院建筑委员会，鹏超任会长。次年择定院址，1931年3月动工，1932年年底揭幕开业。后来，他又发动族人继续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医院更为完善。太和医院占地7000多平方米，园林布局，配套齐全，设备先进，颇具规模，成为台山县南部地区的医疗中心。在农村建成如此规模的医院，成为当时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骄傲。 太和医院建成后，鹏超又一鼓作气，筹建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总行大厦和广州爱群大厦。爱群大厦楼高15层，壮观雄伟，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建筑之冠。它的照片被许多厂家用作商标，之后几十年，它一直作为广州的标志之一。 鹏超造福于民不遗余力。日寇侵华战争，使其实业受到沉重打击。1941年台山县沦陷时，他已64岁，仍参加香港台山商会救济委员会，为了救济台山的灾民，远赴新加坡筹款。 鹏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说。他认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项，且年已花甲，须要抓紧遂此心愿。于是，他回到乡下，一连用了八个月时间，将以前自己写的1000多首诗歌中，重新校删审定，选出280首编成《爱竹斋诗钞初编》，1938年5月自费出版。 鹏超的诗作多是对时局、人生的有感而发，诗风坦直、豪爽。他在事业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时跌伤左足、留下残疾等种种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写诗，用诗记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见所闻，抒发对时局和人生的感慨，缅怀往事，赞颂友情。他从这时期的作品中筛选出332首，编成《爱竹斋诗钞续编》。友人称赞他这时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郁雄劲之气。迥非雕琢藻饰，徒寄兴于风云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将自己撰写的《行年纪要》、《爱竹斋诗钞初编》、《爱竹斋诗钞续编》、《爱竹斋文钞》、《观山纪要》等作品，汇集编成《爱竹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东雅印务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鹏超在香港病逝，终年76岁。[1] 现录陈鹏超的诗一首： 《澳居闲写》[3][4] 国难依然鼎沸时，澳居何日赋归辞。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乱岂无郭子仪。 [1]陈日生：《陈卓平（1877-1953）》，载“江门市五邑图书馆＂网，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郑炜明：《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下）》，载《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第50-55页。 [3]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5页。 [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辛亥革命诗歌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页。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17日，澳督巴波沙任职期满，改由副将奥古斯托．山度士署理澳门总督，直至本年8月23日。

曹善业，字子基，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有长子。1[与“曹有＂条重复者建议删除]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善业、何穗田及港绅陈赓虞资助来到澳门，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积极支持。曹有作为镜湖医院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担保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1] 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1]他和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连旺，字穗田）等澳门知名人士联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他的崇高医德。[2] 1896年，父亲逝世后，曹善业接管家业。1890年1月，他将父亲创办的缫丝厂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时，他与何连旺、宋子衡、卢九、陈恒等创办其祥丝厂，1898年3月，其祥丝厂关闭。曹善业以时宝堂司理人的身份，出价3010元买下其祥丝厂的铺底、上盖、机器、家俬等。 曹善业在经商之余，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董事；1894年任公钞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钞局书吏；1902年任业钞公会正会员；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员等职。 曹善业秉承其父之风，对澳葡政府多有贡献，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许。 曹善业拥有众多的物业：水坑尾街两间、白马行街两间、天神巷两间、大炮台街两间、高尾街一间、十八间（街名）两间、草堆街四间、炉石塘两间、赵家巷一间、桔仔街两间、连兴街一间、兴隆街一间、连胜街四间、柚果里一间、由义巷34间、下环街六间、黑侄巷三间等。1908年2月，曹善业因欠银一案，上述物业被按察司按时价估银43150元。 后来文史学者发现，当时曹善业名下的物业有两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草堆街80号”是孙中山当年在澳门创办的“中西药局”的旧址，另外一处“由义巷”被确认为当时兴中会澳门的通信联络点。 1905年，曹善业被推举为镜湖小学校长，该校是晚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华人学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门业主曹善根、曹善麟（两人均为曹善业弟弟），控告曹善业欠银，将他名下物业于是日估价出投招买，包括水坑尾街、白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义巷等物业80余处，总共约值银50200元。[4] 1924年，曹善业去世，年仅59岁。 曹善业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师、社会活动家；是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校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参与创办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1922年与欧海伦医生合作创办赞育医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华人社区推动种痘运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他又发起组织创办民生书院，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5] 2[有关内容与“曹善谦＂条重复，建议删除]008年初，在珠海凤凰山公路隧道附近，发现了曹子基（善业）夫妇墓。曹子基墓碑身写着“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显考讳善业号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资政大夫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衔。在墓葬遗址发现一块“圣旨”碑，属于曹子基夫妇墓的“奉天诰命”碑，碑额为“圣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业第十五子曹思泉（军）四个儿女一行，专程从广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馆，对珠海文保工作者对其先辈曹子基夫妇墓的发现和抢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谢。[6] 曹思泉于2013年1月3日逝世，终年96岁。[7]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澳门曹家》，载“族谱录纪念网＂，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5]《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门商人，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曹子基后人珠海寻根》，载“珠海视窗＂网，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传世》，载“族谱录纪念网＂，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