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三年(1534年1月14日─1535年2月1日)教宗保祿三世(Paulo Ⅲ)發佈通諭，在印度果阿設立總主教區，統轄遠東傳教事務，亦准許葡萄牙國王享有遠東地區的保教權(Patronato)，明確規定，葡王有權向教宗提出主教的人選，也有權提出其他教會高級神職人員以及教會法專家和有俸祿的神職人員的候選人名單。同時葡王有義務為教區提供幫助，滿足教區的需要，包括支付宗教官員工資，建築和修復大、小教堂以及修道院，並為這些宗教設施提供必要的宗教禮儀用品。羅光：《中國天主教歷代分區沿革史》，載羅光的《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第296頁；裴化行(Henri Bernard)：《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志》，第83頁；顧衛民：《17世紀羅馬教廷與葡萄牙在中國傳教事業上的合作與矛盾》，載《文化雜誌》第46期，2003年。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2月1日─1594年2月19日）7月7日，孟三德神父再次提修建聖保祿學院工程需要追加30兩白銀，議事會予以批准，工程負責人伊納修•莫雷拉於本日收到。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11. 關於聖保祿學院建設建造資金問題，各種文獻記載十分混亂。范禮安1593年11月12日的信稱：完成聖保祿學院全部工程需要3000杜卡多。而1594年11月9日的信則稱，聖保祿學院已經完成的部分大約花費34000杜卡多，另外為購買用作神學院菜園的土地和傢俱還花費了31000杜卡多。其中澳門富商金特羅（Pedro Quintero）捐贈其遺產約2000杜卡多和2套住房，通過其他朋友的援助獲得3000杜卡多；范禮安還期待其他的友好關係獲得2000杜卡多（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第298—300頁及第348—353頁）。而據《耶穌會會士在亞洲》鈔本49，Ⅳ，66，第85—87頁，則稱僅“以新的平台至藥房這一段工程就耗資一萬兩白銀”。但無論最後花費多少錢，整個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資金均來自澳門居民，“沒有花費日本和耶穌會一分錢”。（參見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p.13—14.）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1月14日─1554年2月1日)2月，原被安置在梧州的走馬溪之役的被俘葡商兀亮•別列(Galiote Pereira) 逃出廣西，至上川島，不久，返回印度，後撰寫一份有關他被俘後的見聞和經歷，題為《中國聞見錄》。兀亮•別列出生於葡萄牙貝拉省(Beira)的采邑領主家族，他本人則只是隨同葡商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赴中國貿易的普通商人，而根本不是馬六甲國王弟。博克塞：《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之《導言》，第27—28頁。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本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開設了一座圖書館，主要以早期商館藏書作為基礎，加上在華英商以捐贈和集資的形式建立起來。圖書館有1600種不同的作品，約4000冊，主要是歷史、文學及科學著作的普通讀物，語言主要以英文為主。1835年該館關閉。Harriett Low, Light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 378, 88;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9頁；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92頁稱圖書館建於1829年。

康熙十二年（1673年2月17日－1674年2月5日）由香山知縣申良翰主持修纂的《香山縣誌》完成。該志為清朝纂修的第一部香山縣誌。卷首保存有一幅《濠鏡澳圖》，卷10為《澳彝》，其文稱：澳中彝人聚處，雜以唐人黑鬼，則皆聽澳彝驅使者也。澳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議事亭。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彝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番譯傳語。通事率閩粵人，或偶不在側，則上德無由宣，下情無由達。彝人違禁約，多由通事導之。或奉牌拘提，輒避匿。關閘歲放米若干石，每月六啟關。廣肇南韶道發封條六道，令文武官會同驗放，事已封關。我國家之待遠人者，可謂至矣。若信聽通事，驕悍違禁，窩逃人，買子女，一旦閉關遏糴，必致餓殍流離，欲如此日之晏安豐富，豈可得哉？彝俗貴女賤男，生女則喜，長則贅媚入其家為後；生男出贅他氏。奉天主教尤謹，樂施予，以故建寺獨多，有三巴寺、賣家私寺、大寺、飛來寺、發瘋寺、風汛寺、板樟寺、龍鬆寺、醫人寺、尼姑寺、望人寺、唐人寺、花王廟，而崇宏瑰麗，以三巴寺為最。 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首《濠鏡澳圖》及卷10《澳彝》。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澳門聖保祿住校總人數41人，其中神父19人，修士22人。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第94頁。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1月24日，以澳督高若瑟命名的澳門人文學會成立，全部會員共有男女212人。《澳門政府憲報》1889年1月24日第4號。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5月，葡萄牙籍小駱入祿（Jerónimo Rodrigues）神父出任澳門聖保祿學院第6任院長。澳門議事會贈聖保祿學院院長白銀440兩，用於修建學院的教室。當年澳門聖保祿學院在校人數達到110人。高瀬泓一郎：《キリシ夕ソ時代文化と諸相》，第328頁。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鈔本49—IV—66，第85—87頁。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第94頁。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1月26日─1619年2月13日）9月19日，中日教區巡視員弗朗西斯科•維埃拉神父於日本致耶穌會總會長的信稱：范禮安神父看到日本基督教會獲得巨大發展，需要大批人手，而中國也對福音徐徐打開大門。為了培養人才，他擴大了澳門住院，稱為學院，在那里設置了學習神學、哲學以及倫理神學的課程，還增加了已在進行中的拉丁語課程，由教師和學生構成的機構幾乎可以成為大學。“幾乎可以成為大學”，言下之意，澳門聖保祿學院還不是一所大學，而是一所學院（Colégio）。1618年9月19日維埃拉神父的信，見高瀬泓一郎：《キリシ夕ソ時代の文化と諸相》，第357—358頁，轉自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新探》，第88頁。1994年戈麥斯•多斯•桑托斯：《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一文發表，他根據嘉爾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神父1645年給教宗英諾森十世（Inocêncio X）的《日本教省報告》稱，聖保祿學院具有大學職能，其中教授文法到神學的所有科學課程，並在適當的時候授予博士學位，因此他將聖保祿學院定性為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受其影響，海內外不少學者均將聖保祿學院定格為澳門的西方大學。“大學”與“學院（colégio）”是兩個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的現代教育學概念，根據戚印平研究的結果，可以清楚表明，澳門聖保祿學院是以各種語言學習為主要內容的人文課程，以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哲學課程和以基督信仰為最終目的的神學課程為其教學體的學院，與其他耶穌會學院，尤其是鄰近地區的其他學院並無二致。很顯然，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教育水準尚未達到大學的標準，與《耶穌會會憲》的學院規定完全相符（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新探》，第88頁）。金國平先生提出更進一步的看法稱：Colégio為耶穌會省下一跨區管理機構。教學部分主要為自己培養傳教士，不具為社會育人功能。因此，Colégio既不是學院，更不是大學，只是一教區會而已。當時耶穌會在中國即有杭州教區會（Colégio de Hanchou）、南京教區會（Colégio de Nanquim）和北京教區會（Colégio de Pequin），故Colégio de São Paulo即是聖保祿教區會，而不是聖保祿學院。